吴 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王一涛、刘绪著《全球私立基础教育比较研究》书评

2018年，我国民办教育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对民办学校在校生规模实施了以“比例管制”为标志的“引导规范”政策，民办学校在校生规模出现急速减少，引起社会各界对民办教育发展前景的广泛关注和困扰。

2024年，我国学前教育阶段民办园在园儿童1508万人，较之“比例管制”政策实施前的2019年的在园儿童2649.44万人，减少1141万人，减幅达43.1%；2024年，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1105.95万人(含政府购买学位514.86万人)，较之“比例管制”政策实施前的2020年的在校生规模1684.99万人，减少579.04万人(含政府购买学位514.86万人)，减幅达34.36%，如果不计及政府购买学位的514.86万人，则减少1093.9万人，减幅达64.92%「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面对如此剧烈和扑朔迷离的政策变化与政策实践，也许从全球视野来考察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实践，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王一涛和刘绪的新书《全球私立基础教育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11月第1版）就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全书七章，52.4万字，其中第二章“中国的民办基础教育”（含香港、澳门、台湾）、第三章“发达国家的私立基础教育”（美、日、英、加、澳、新）、第四章“发展中国家的私立基础教育”（印度、俄罗斯、南非、坦桑尼亚）以及第六章“全球私立基础教育的国家扶持与监管”中的德国部分，较全面地描述和系统分析了全球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私立（民办）教育的发展沿革，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全球视野中私立（民办）教育的生动画卷。第五章“全球私立基础教育占比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提供了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到2020年五年间的私立小学在校生占比数据（少数国家和地区有若干年份数据缺失），并按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和私立小学占比水平（2018,2019两年数据）两个维度进行了数据分类，为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来源可靠，数据最新、最齐全的统计数据。第七章“全球视野下中国民办基础教育发展走向”，阐述了作者对中国民办基础教育的理解和公共政策建议。总体而言，这是一部视野开阔，数据可靠，内容丰富，研究系统、深入，有重要政策价值的学术专著。

从王一涛和刘绪《全球私立基础教育比较研究》一书中可以发现以下一些重要信息：

第一，在全球范围内，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组，私立小学在校生占比均超过10%（P422，图5-1，2020年统计数据）。其中占比最低的为“中高收入国家”（中国大陆所在分组）10.6%，其次为低收入国家11.5%、高收入国家13.7%和中等收入国家21%，占比最高的为中低收入国家26.9%。就此而言，在国际比较的意义上，我们的“比例管控”政策将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比例设定在5%以内的规定，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二，在单个国家和地区中，占比最高的是中国澳门97.44%（P413,表5-5），最低的是白俄罗斯0.16%（P410，表5-4）。但是，无论在哪个分组中，私立小学在校生占比差异都极大，其中低收入组占比极距25.19倍（1.97%，49.63%），中低收入组占比极距14.89倍（3.03%，45.12%），中等收入组占比极距163.58倍（0.50%，81.79%），中高收入组占比极距394倍（0.16%，63.04%），高收入组占比极距278.4倍（0.35%，97.44%），上述事实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私立小学在校生占比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和稳定的联系。

第三，基于数据完整性与可比性的要求，在作者筛选的150个国家和地区中，私立小学在校生占比低于5%的国家和地区46个，占国家和地区总数的30.67%，其余高于5%的国家和地区104个，占国家和地区总数的69.33%。在占比高于5%的10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9个国家和地区占比超过10%，有62个国家和地区占比超过15%，有42个国家和地区占比超过20%，有26个国家和地区占比超过30%，有15个国家和地区占比超过40%，有7个国家和地区占比超过50%。

作者在第六章“全球私立基础教育的国家扶持与监管”中，以德国为例详细讨论了政府扶持私立基础教育的法理依据、立法实践，并提供了2016年德国联邦各州对公立和私立学校在校生的平均资助额（P437，表6-2），中国读者阅读至此一定会感到十分羡慕和困扰，因为各州对私立学校在校生的平均资助额绝大部分都达到公立学校在校生平均资助额的80%以上，只有一个州低于60%（下萨克森州，59.49%），而萨克森州则达到了惊人的99.56%。除了德国的案例以外，作者还在“防范私立教育对教育公平的影响”的主题下讨论了曾经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教育的拉丁美洲化”议题，其中对智利私立基础教育发展演变的深入分析与讨论，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新的视角。

该书不但内容十分丰富，相关章节也写的精彩纷呈。第三章第五节“澳大利亚的私立基础教育”、第四章第一节“印度的私立基础教育”不但是该书得亮点之一，就是在相关同类研究中也是难得一见的佳作。

纵观全书，现在我们可以尝试回答本文开头的问题。

扶持与监管是世界各国私立教育政策实践中必然面临的两大政策主题。2018年以前，民办教育政策的基调是鼓励支持，2018年以后变成了引导规范。政策调整本来很正常，但需要事出有因，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特别在法治国家，政策调整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有违法行政之嫌。质之本文开头提及的“比例管制”政策，在合法性方面就找不到任何依据，应该尽快予以纠正。放眼全球的私立教育，没有一个国家出台过“比例管制”政策，为什么？这种政策选择的逻辑并不复杂，因为“比例管制”意味着政府可以在权利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任意剥夺一部分人的合法权利，这是完全不符合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的。这也是《全球私立基础教育比较研究》给读者传递的重要信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比例管制”政策的错误，并不在于具体比例选择的合理性，我们绝不能因为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私立学校在校生占比超过10%就得出10%比5%更合理的判断，我必须重申的是，任何人为预设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占比的规定，都不具有合法性，都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和对现代法治精神的严重挑衅。

本书当然也不是完美无缺。比如在论及世界各国的私立基础教育时，所用统计数据都只涉及小学，中学数据基本缺失，虽然不会因此影响相关结论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但在逻辑上仍然是一个不小的遗憾。除此以外，作者在第七章第二节“保持政策相对稳定，合理确立民办义务教育的比例”一节中对“比例管制”的讨论也给人十分违和的感觉。一方面，作者断言“在一定的教育发展阶段，降低民办教育比例具有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P477），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既然部分地区民办义务教育的比例较高是由公办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学位不足所导致的，那么，降低民办教育比例的唯一方式就应该通过加大公办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补充公办义务教育学位的方式来进行”(P477)。且不说这两段话之间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按照比较研究的通行惯例，作者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置世界各国没有“比例管制”政策这个普遍事实于不顾，而武断地得出“在一定的教育发展阶段，降低民办教育比例具有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的结论。当然，这也是国内学术界为了“政治正确”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改革开放”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华丽转身，在这个历史转折中，有两件事情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件是一大批领导干部出国开阔了眼界，知道了国家还可以有别的运行方式；另一件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放弃了“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回顾历史，我愈发感到王一涛和刘绪的新书在开阔视野和解放思想这两个方面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民办教育界的研究人员、民办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员认真阅读。

作者 | 吴华，浙江大学退休教师，中国民办教育西湖论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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