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究揭示欧洲历史地貌 超2000万年以草地与开放林地为主

一项由奥胡斯大学主导的综合研究显示，在过去逾2000万年的时间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自然景观以草地和开放林地为主，而非人们长期想象的那种树冠封闭、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这一结论对当前欧洲大规模植树造林与自然保育策略提出了严峻质疑。

研究团队以“如果回到10万年前甚至百万年前的中欧，你会看到什么”为发问，指出许多人脑海中的画面更接近当代的人造生产林，而不是欧洲真正的古代生态景观。根据他们的重建，更贴近现实的画面是一种半开放的镶嵌景观：稀疏分布的树木与色彩斑斓、野花繁盛的草地交织其间，鸟类、蝴蝶和大型食草哺乳动物活动频繁，阳光充足而明亮。从生态学视角看，那种树冠紧闭的暗密森林其实是地质历史上相对“年轻”的景观形态。

论文发表在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由奥胡斯大学生物系及“新生物圈生态动力学中心”（ECONOVO）牵头完成，系统整合了自中新世（约2300万年前）以来直至前工业时代的全部可用古生态证据。研究发现，在这段长达2300万年的时间中，欧洲典型景观多为由草地、灌丛及不同树被度林地构成的马赛克式格局，其共同特征是“明亮、物种丰富的开放林地”，并由丰富的大型食草动物长期塑形，而非被封闭树冠遮蔽的连续森林。

论文通讯作者、奥胡斯大学教授延斯-克里斯蒂安·斯文宁指出，这项研究表明，当下欧洲乃至丹麦的许多造林与自然管理政策“方向是错误的”。他以丹麦为例指出，目前政府补贴只支持营造高密度森林，这不仅不利于生物多样性，还与欧洲物种在数百万年中所适应的生态环境相矛盾。他批评说，主导几十年来自然管理思路的所谓“闭合森林范式”——即认为欧洲在重大人类活动之前的基线状态是一片连续的封闭森林——与累积的古生态证据并不相符。

为挑战这一范式，研究团队综合分析了多类相互独立的“代理指标”，包括花粉记录、植物大化石、古火灾产生的炭屑、大型食草动物牙齿与骨骼的稳定同位素组成、昆虫与哺乳动物化石群落，以及保存在沉积物中的古环境DNA等。论文第一作者、ECONOVO博士生什蒙·奇热夫斯基表示，每一种代理都提供了过去植被结构与生态过程的不同切面，但将它们在时间轴上串联到一起，就能更有把握地判断某一时期的景观到底是密林、草原，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马赛克。

通过跨中新世、更新世直至前工业时代的系统比较，团队得出的结论是：在温带气候乃至偏冷、偏暖时期，欧洲的典型景观多为树木与草本共存的动态马赛克，大型野生食草动物如古象、犀牛、原牛与野牛等是维持这种开放多样结构的关键力量。它们通过啃食、践踏与行为扰动，打断了森林封闭趋势，保持了多种微栖息地的并存，使大量依赖光照的植物和开阔栖息地动物得以延续。

研究同时强调，从生态学角度看，当代欧洲是极为“异常”的一个阶段。在过去的百万年尺度上，大型食草动物长期参与景观建构，而如今的欧洲却几乎完全丧失了这一功能群。奇热夫斯基指出，最大的转折多发生在近百年内：传统的粗放放牧在大片区域消失，家畜和野生食草动物数量骤减，许多地区的森林因此迅速变得更为稠密、阴暗。

有趣的是，一些如今被视为“文化景观典型物种”的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可能正是源自古代开放林地系统。研究列举了云雀、寒鸦以及欧洲仓鼠等例子，认为它们的祖先很可能生活在长期由大型食草动物扰动的开阔林地马赛克中，而非现代农业景观才出现的“新人”。同样，常被视为农田象征的野罂粟，早在古代森林中就已存在，只是多出现在被动物翻动、扰动的空地与林缘。

这项研究也对当前的自然保护分类框架提出批评。作者认为，将“森林”与“开放栖息地”截然对立、分别管理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人类的行政与观念产物，而非欧洲长期生态历史的真实写照。在过去几百万年里，更常见的情形是两者交织的连续谱系，各类物种正是适应了这种既有树木又有高光照、结构多样的环境。

在全球正呼吁通过种树缓解气候变化、提升生物多样性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对“多种树、种密林”的简单口号提出了警示。作者指出，如果目标是恢复接近物种演化背景的生态系统，让它们重新适应熟悉的环境，那么大量营造均匀而致密的森林并不是理想方案。相反，未来的恢复工作应将重心放在营造和维持林地与开阔栖息地的细密马赛克结构，并通过重新引入或恢复“野生化”的大型食草动物群落，让这些自然工程师重新发挥作用。

斯文宁表示，这项研究补充了该团队此前多项工作形成的整体图景：欧洲的过去远比人们长期设想的“幽暗森林”更为明亮、多样，也更深刻地被大型动物塑造。他形象地说，那幅笼罩在阴暗树冠之下的“原始森林”经典图像，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但随着古生态证据的不断累积，它赖以支撑的“树干”正在一根根被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