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亿小目标”到被永辉追债38亿连利息快付不起，王健林咋了？

王健林被永辉追债38亿：从“一亿小目标”到连利息都快付不起了

1993年，大连万达房地产总公司引入五家公司发起设立股份制公司，注册资本1.2亿元。其中有一个股东叫孙喜双，大连本地人，比王健林大一岁。孙喜双后来说过一句话——“我1993年就开始投资万达了，王健林是一个干实事的人，我投资万达就是投资王健林这个人。”

那时候没人能想到，三十一年后的2024年秋天，这段半辈子的兄弟情谊，会以一纸38亿的仲裁申请，被送上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庭。

也没有人能想到，那个2016年站在鸟巢舞台上，随口说出“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先挣它一个亿”的中国首富，会在十年之后，被一家超市追债追到要申请强制执行。

一、一桩烂账的来龙去脉

先说说这笔账是怎么形成的。

2023年12月，永辉超市把手里攥着的3.89亿股大连万达商管的股份，以45.3亿的总价，卖给了一家叫“大连御锦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这笔买卖分了八期付款，看起来给了对方足够的腾挪空间。

永辉当时为什么急着卖这笔股权？一个字，穷。这家曾经被腾讯和京东争着投资的超市巨头，从2021年开始就陷在连续亏损的泥潭里爬不出来。当时永辉的现金流绷得跟拉满的弓弦一样紧，手里这块万达商管的股份——放在行业下行的大环境里，早就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而是急于脱手的烫手山芋。

那大连御锦为什么买？这事儿就得拐个弯了。大连御锦这家公司，成立于2023年11月30日，几乎就是专门为这笔交易而生的。天眼查信息显示，它的唯一股东是北京一方明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而后者由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一方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孙喜双，大连御锦说白了就是孙喜双的马甲公司。

孙喜双在这个节点上接盘万达商管的股权，外界普遍解读为一个信号——他在替王健林稳住股权结构。当时万达商管正拼命冲刺港股上市，任何股权上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IPO进程。

更关键的是，王健林亲自下场为这笔交易做了连带担保。2024年7月，永辉超市与大连御锦、王健林、孙喜双、大连一方集团签订了补充协议，王健林、孙喜双及一方集团承诺为剩余的38.39亿元转让价款提供担保。

永辉那边也是精打细算。早在2018年，永辉为了拓展优质物业、搭上万达广场的东风加速门店扩张，曾以35.3亿元从大连一方集团手中买下了大连万达商管约3.9亿股股权。五年之后以45.3亿卖回去，账面看净赚了10亿元。第一期股权交易若顺利完成，永辉将增加税前利润2859万元，回收现金3亿元。

然而现实远比账面上的数字冷酷得多。

交易的第一期3亿元在2023年12月如期到账，看起来很顺利。问题是从第二期就开始冒烟了——2024年4月，应收的3.91亿只到了2.9亿，剩下1亿拖了大半个月才付清。紧接着第三期又出状况，2024年7月永辉公告称，应收的7.92亿只付了2亿，还有5.92亿没到账。

这时候永辉还沉得住气。考虑到孙喜双一方存在短期资金周转困难——企查查显示，2024年上半年一方集团新增多起股权出质信息，出质股权总额超4.65亿股，被执行总金额也飙到了4.63亿元——永辉在2024年7月调整了方案，把剩余款项分成了十期，延期到2026年3月31日结清，同时把王健林拉进来做了担保人。

然而真正的雷在2024年9月30日炸了。第四期3亿元的约定付款日到了，大连御锦一分钱没掏。

2024年10月，永辉超市正式向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把大连御锦、王健林、孙喜双及大连一方集团一起告上了仲裁庭。要求一次性支付全部剩余款项36.39亿元，外加违约金2.18亿元及相关费用，追究王健林等担保人的连带责任，涉案总额合计约38.59亿元。

历经一年半的审理，2026年4月13日，仲裁庭作出终局裁决，全面支持了永辉超市的诉求。大连御锦需要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36.39亿元、加速到期违约金约2.18亿元，以及律师费、财产保全费、仲裁费等，合计超过38.57亿元。王健林、孙喜双以及大连一方集团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裁决要求被申请人在二十日内履行完毕。

换句话说，如果大连御锦拿不出这笔钱——而它看起来确实拿不出，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那么王健林就要自掏腰包，把38亿还上。

然而二十天过去了，永辉一分钱都没收到。2026年5月7日，永辉超市发布公告：裁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已届满，公司尚未收到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的款项，将申请强制执行并依法处置已保全的财产。

二、38亿背后，是一座债务冰山露出水面的尖角

如果你觉得38亿对王健林来说不过是毛毛雨，那你就太小看万达现在的窟窿了。这笔38亿的裁决，其实只是万达庞大债务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

根据公开财务数据，光是万达的核心主体——大连万达商管，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负债合计已高达2990.30亿元。到2024年9月末，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超过439亿元，而公司货币资金只有大约151亿元。

151亿现金对439亿短期债，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相当于你下个月要还4300块的账单，兜里翻遍了只有1500块，连最低还款额都凑不出来。

而且这还只是万达商管一个板块的表内负债。如果把地产、文旅、影视这些板块全算上，再加上各种表外融资和连带担保的隐性债务，整个万达体系的总负债规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以杭州拱墅万达广场曾经14.8亿元的报价来算，仅万达商管近3000亿的负债，就需要卖掉超过200座万达广场才能填上。

更触目惊心的是万达的融资成本。

以公司名义发行的美元债券，利率直接突破了12.5%。在2026年3月的资本市场上，中资地产美元债的平均票面利率不过4.93%——万达的借钱成本是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已经妥妥属于高利贷级别了。这意味着万达借100亿，每天一睁眼就要还340多万的利息。

为什么放着低息的钱不借，非要付这么高的利息？原因很简单，正常的融资渠道早就对万达关上了大门。银行不敢借，低息的钱拿不到，它只能靠高息发债来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结果墙墙都漏风，窟窿越补越大，陷入了根本解不开的死循环。

有人会问：王健林这几年不是在疯狂卖资产吗？回笼了那么多钱都去哪儿了？

确实，卖了很多。根据公开统计，2023年到2024年，万达陆续出售了超过30座万达广场。2025年初又有7座被转手，当年5月更是一次性把48座万达广场打包出售，覆盖39座城市，市场预估交易金额在300到500亿之间。加上之前卖掉的，自2023年以来，万达累计已经甩卖了超过80座万达广场。

除此之外，万达还出售了美国传奇影业的股权、英国豪华游艇制造商圣汐国际以约1.6亿英镑的价格转手，2025年4月又卖了酒店管理业务换了24.97亿元来偿还债券。王健林名下多家企业的股权也已经“八连冻”，累计约4.9亿元的股权被冻结。

但问题在于，每卖掉一座万达广场，就意味着砍掉了一棵能持续收租金、稳定下金蛋的摇钱树。这些位于核心城市的商业地产，每年为万达贡献着稳定的现金流。鹅越杀越少，未来能赚的钱就越来越少，现金流就越来越紧张。现金流越紧张，就只能靠更高的利息去借更多的钱。利息越滚越高，只能再卖掉更多的鹅。这个死循环就像一个不断收紧的绞索，把万达越勒越紧。

三、王健林的高光，与致命的三个坑

2012年到2017年，是王健林和万达最风光的六年。靠着商业地产带来的稳定现金流，王健林在全球开启了疯狂的“买买买”模式。

别人出国是买包买表买奢侈品。王健林出国是买院线买酒店买游艇。2013年以大约3.2亿英镑收购了英国圣汐国际92%的股份，2016年以35亿美元收购了好莱坞传奇影业，再加上在西班牙、澳大利亚、美国各地砸下的商业地产投资——短短几年间，万达在海外的投资总额就超过了2500亿元。

但这2500亿里，绝大部分不是万达自己的本金，而是靠银行贷款加杠杆梭哈的。

这种高杠杆的扩张玩法，在流动性宽松、钱不值钱的年代，确实能让财富指数级暴涨。2016年王健林以287亿美元的身家登顶中国首富，正是这个逻辑的巅峰印证。可一旦风向变了，监管收紧，高杠杆就会瞬间变成要人命的枷锁。

2017年，海外投资监管骤然收紧。银行集体抽贷，万达的资金链一夜之间亮起红灯。万达的债务危机，就是从这个节点埋下了第一颗真正的雷。

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2018年1月，腾讯控股作为主发起方，联合苏宁云商、融创和京东共同投资340亿元入股万达商管——当时的名字还叫万达商业。表面看这是一次高规格的战略投资，但实际上，几家公司和万达签下了一份对赌协议：万达商管必须在2023年10月31日之前完成上市，否则就要回购这些机构手里的股份，还要支付高额的利息。

融创一个企业就投了95亿元，持股比例3.91%。苏宁也投了95亿。2021年8月，珠海万达商管又和太盟投资、腾讯、郑裕彤家族等22家机构签了新一轮对赌协议，约定2023年底前完成港股上市，否则以8%的年内部收益率回购股权。

2023年3月，证监会在一份有关发债的问询函中透露了关键数据——“若不能于2023年底成功上市，发行人（万达商管）需向上市前投资者支付约300亿元股权回购款。”

为了这场上市赌局，王健林几乎是押上了万达的半条命。然而珠海万达商管四次交表、四次未能打开港股上市的大门。

2023年10月31日，对赌协议触发，380亿元的战投回购条款被激活，债务雪球直接从山腰滚到了山脚。永辉超市、苏宁易购、融创中国纷纷发起了追讨。据公开信息，苏宁易购仲裁索赔50.4亿元回购款，融创要求支付95亿元投资款。

万达的现金流根本不足以支付这些回购款。2023年三季度末，万达商管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只有127.8亿元，而且当时六个月以内的有息债务合计就有158.4亿元。还没算这笔对赌回购款呢，单是常规债务就已经兜不住了。

最后一个坑，就是孙喜双这件事。在过去几十年里，王健林和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有类似的互保安排。行情好的时候，这叫兄弟抱团、互相背书、资源互换，怎么听都是一桩美事。可一旦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大家都自身难保的时候，互保就变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雷。

四、两个“真朋友”的半辈子

翻回来看王健林和孙喜双的关系，确实不是一般的交情。

早在1993年万达刚搞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孙喜双就是发起股东之一。2002年万达启动私有化时，孙喜双又作为第一批投资者入局。彼时北京合兴投资——法人正是孙喜双——以6200万元拿下了万达30%的股份，成为仅次于王健林的第二大股东。

2004年王健林北上北京发展，投资了北京的万达广场，孙喜双不仅一起出资，更在2011年6月把大连一方集团总部从大连搬到了北京，办公室就选在了万达总部所在的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王健林的办公室也在这栋楼里。

2010年，孙喜双入股万达院线，持股4.2%，成为持股量仅次于王健林的自然人股东。

2009年，万达与大连一方共同投资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大连金石国际文化旅游区、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等文旅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后来长白山万达项目烂尾，股东们相继撤退，最后是孙喜双一个人接了盘，替王健林兜了底。2015年，王健林又两次投资处于亏损期的百年人寿，支持大股东孙喜双。两人就这样在生意场上互相兜底，走了三十年。

但在2023年胡润百富榜上，孙喜双家族的财富只剩下81亿元，排名751位，较上一年度下降了48位。到了2024年，一方集团已经焦头烂额，新增多起被执行和股权出质信息。他为王健林接盘万达商管股权的承诺，最终成了纸上富贵。

五、潮水的方向已经变了

2016年，王健林在万达年会上唱了一首《一无所有》，轰动全网。当时台下坐着的都是万达的高管和合作伙伴，没人觉得这首歌跟王健林有任何关系。一个身家287亿美元的首富唱“一无所有”，不过是一个幽默的反差。

但后来有人回看这段录像，觉得好像冥冥中有点预言的味道。

当然，王健林现在还远不到“一无所有”的地步。万达在全国各地还运营着几百座万达广场，这些广场每天还在产生着数以亿计的租金收入。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个靠着高杠杆疯狂扩张就能一夜暴富的地产黄金时代，已经结结实实地过去了。不管你曾经站得多高，都不代表你永远不会掉下来。

不管你是做企业还是搞理财，对市场保持一点敬畏，总不会错。

而当一家超市追着一个前首富要38亿的时候，你知道，时代是真的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