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儿子练成男人？美国这套军事化教育，先把人逼到崩溃

2023年1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我去他家拜访。距离杰西第一次穿上费城北部福吉谷军事学院的礼服蓝军装，成为一名一年级学员，也就是“新生”，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他向我展示了自己14岁时领到的那套制服，叠得整整齐齐，至今还挂在衣柜里。

杰西当年在“福吉”的旧课本和学业档案也都被收着，学校发给他的毛巾和洗衣篮也还在。还有一枚黄铜徽章，上面刻着乔治·华盛顿将军在宾夕法尼亚独立战争战场上祈祷的形象，“福吉”这个名字正是由那片战场而来。

按他自己近乎苛刻的说法，杰西生来就是个懦夫。“听说我还是婴儿时，只要一放下就哭。”他说这话时带着些羞愧，“炉子可怕，树也可怕。”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新生儿常见的反应，但我也明白杰西为什么不这么看。他的父亲克里斯蒂安很有大男子气，也很刻薄。

和一群酒友在一起时，他尤其会表现得格外硬汉，那些人里很多都是越战老兵。如今，杰西认为，父亲这种过度强调男子气概的姿态，是在掩饰自己从未服过兵役的羞耻感。而这种羞耻，似乎也驱使他想把儿子培养成那个自己没能成为的人。

杰西拼命想达到父亲对男子气概的高标准。有一次，他在初中赢了一场掰手腕比赛，兴冲冲跑回家报喜。克里斯蒂安不肯在男子气概上输给儿子，当场把100美元拍在桌上，说只要杰西再赢他一次，这钱就是他的。随后，他还把杰西的母亲叫进房间作证。“他不只是要赢，他得把我彻底碾碎。

”杰西回忆说，“我那条胳膊差不多一个星期都动不了。”后来一次猎雉时，杰西的父亲命令他掐死一只被他用鹿弹误伤的鸟。“那只鸟没死，只是飞不起来了。”杰西说，“我掐着它的脖子，它一边踢我一边发出声音，我拼命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少数几次父亲动手打他时，杰西最深的感受不是疼，而是羞耻——羞于自己没有还手。也正是在这些时刻，他会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像虚构的军事英雄“特种部队”那样“昂首挺胸，感到骄傲”。杰西几乎每年万圣节都会扮成这个角色。在他看来，“特种部队”拥有力量，但和父亲不同，他会“负责任地”使用这种力量。

1988年夏天，杰西第一次被送到“福吉”时，心里是兴奋的：在他眼里，这座校园像一座打磨成熟男性的训练场，也许终于能把他变成父亲一直想要的那种男人。

几周后，他在给父母的信里写道，校园环境原来全是幻象。“你们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拿出了鞭子和锁链。”他把自己的经历形容为“一场地狱派对”，最后写道：“太难熬了！太难熬了！太难熬了！”

作为一年级学员，杰西经常遭到高年级学生成群结队地呵斥和羞辱，其中有些人刚开始疯狂健身，据杰西说还在使用类固醇。“他们的行为很过分。”他回忆道。成年人监管十分稀少，于是形成了一套由学员主导的等级体系，杰西把它比作《蝇王》。

起初，杰西还试图在糟糕处境中往好处想。他在家书里说自己“瘦了很多”，也“强壮了很多”。他的学业表现也不错。老师认可他的聪明，给了他一枚红星徽章，上面写着“优等学生”。至少有一次，他在写给家里的信末署名，用上了自己新获得的身份：“杰西·霍兰德，这名士兵。”

秋假回到新泽西时，杰西俨然像个凯旋的战斗英雄，父亲高兴极了，反复让他穿着整套军装去附近一家名叫“自由”的意大利餐馆，把他展示给朋友们看。吃着意大利面时，杰西心里想：“我原来默默无闻，现在我成了个人物。我是金童。”“那不是真的。”很多年后，杰西在与我交谈时这样澄清，“但那种感觉太好了。”

可回到“福吉”后，杰西依然是被针对的对象。他继续被辱骂，房间再次被砸，还被人吐口水。之所以一直忍着，是因为他把伤痕当成力量的证明。

有一次，他写了一封信给父亲，恳求把自己接回家，但最后又把信揉成一团扔掉了。“我没法面对自己脆弱、软弱，还要再被父亲拒绝一次。”杰西对我说。没过多久，他拿出父亲送给他的那把小折刀，在宿舍里粗暴地割自己的手腕。后来他被送进医院，在住院精神科项目里待了六周。

出院后，杰西回到当地公立高中。那里的学生发现，他依旧沉默寡言，只是这种沉默多了愤怒、冷硬和怨气。同学们对他的履历印象深刻。杰西也慢慢意识到，自己可以把那段军校经历当成某种“神秘光环”来使用。

为了维持这种地位，他付出了极大努力。高中毕业后，他试图加入陆军，但因为有过自杀未遂经历而被取消资格。之后他上了社区学院，又想加入海军陆战队，但对方当年的名额已经满了，拒绝给他入伍豁免。再后来，他通过天普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团项目再次报名陆军。

从那以后，杰西变成了一个空心的“士兵替身”，只要“有徽章可戴”的工作他都去做。起初他想当警察，后来去做保镖，在那段时间里他把身体练得很壮，也经常卷入打斗，事后却又觉得自己面目可憎。他还在安保行业干了很多年，其中包括在唐纳德·特朗普位于曼哈顿的几处物业工作。

但这些工作都没能给他想要的满足感。“我一直在追逐一个并不是真正的我的东西。”他对我说。不过，当我问他，如果今天军队愿意接收他，他还会不会入伍时，杰西毫不犹豫地回答：“会。”也就是说，也许那团火并没有熄灭。换句话说，杰西也许至今仍被夹在两种身份之间。

过去四年里，我一直在写一本关于军事男性气质的书。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像杰西这样的人：大多是男性，他们原本自然生长的身份认同，被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扭曲了，或者被压制得发育不全。皮特·赫格塞思是这样，唐纳德·特朗普也是这样。他们都出自美国庞大的军事教育网络。

这个网络包括“福吉”和纽约军事学院这样的私立军校，也包括西点军校这样的军官学校，还包括后备军官训练团项目。后者在美国5200所高中和大学开设军事课程，其中就包括普林斯顿大学，赫格塞思曾是那所学校著名“老虎营”项目的成员。

我甚至愿意猜测，几乎所有美国男性，哪怕只是短暂地，都曾感受过某种潜在冲动：想成为一名士兵，或者至少表现得像一名士兵。

为了强化这一信息，每年都要投入数十亿美元。传递这一信息的人，包括征兵人员、父亲、兄弟、演员、网络红人、童子军领队和自助导师。

这同样是一种跨党派的信息。它在右翼那里喊得最响，但自由派也热情接纳。沃克斯旗下以“阿尔法男”风格著称的播客主持人斯科特·加洛韦，在他2025年的《做男人笔记》一书中就写道，恰当的男性气质意味着“像自己穿着军用迷彩服那样行事，明白你来到这里的核心原因之一，是保护你自己、你的伴侣、你的家庭和你的国家”。

在这些由来已久的信息推动下，近年又冒出一批军事风格的“阿尔法男性”训练营。男性在那里被投入各种“狠活”中，从高强度体能操练，到带有宿命意味的“给自己挖坟”训练。

这一切制造出一个危险悖论：美国社会把军队当作治疗男性诸多问题的药方，可事实上，它本身恰恰是许多男性功能失调的推动力量。那些迷失、需要引导和榜样的男孩，最终投入的却是一个充满虐待、酗酒率和离婚率居高不下、并伴随其他危险条件的制度。

如今，服兵役被描述为暴力极端主义最强的预测指标。五角大楼也正经历一场严重的自杀危机。

196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约翰·惠勒，对这种心态有过清楚表述。他说，自己之所以忠于陆军，核心在于相信“有些东西值得为之而死”。在他看来，这种鲜明的男性视角，恰好倒转了另一种更乐观、也更常被编码为女性化的信念——“有些东西值得为之而活”。

目前并不清楚有多少年轻军校学员会自杀，或者像杰西那样尝试自杀。五角大楼在年度自杀报告中并不会单独列出这类数据。

但在为写书做研究时，我发现，自1900年以来，已有数十起相关案例：年轻学员因急性心理健康问题住院，有人在高强度霸凌后死亡，也有人自杀。很多时候，原因都与身份认同被折磨有关，或者是在发现军事理想的空洞之后，整个人彻底断裂。

我采访过的一名学员母亲，眼看着儿子从一个温暖、理想主义的学生，变成一个沉默寡言、酗酒过度、睡觉时还把猎刀放在枕头下面的成年人。还有一些学员告诉我，他们睡觉时会把武器放在手边；也有人在毕业几十年后，依然被军校时期留下的噩梦和焦虑折磨。

2017年，杰西曾回到“福吉”。他当时误以为，这样的重返会有治疗效果。结果恰恰相反：当他站在自己旧宿舍窗外向里看时，想到自己曾经遭遇的一切，也想到那些住过这间房的其他年轻人，忍不住放声痛哭。

杰西并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一名18岁的“福吉”学员凯里·勒坎普，已在离他旧宿舍几间之外的地方自杀身亡。

如果说杰西在初中时迷恋的是“特种部队”，那么凯里迷上的则是《奥德赛》。在私人日记里，他满怀敬意地写到奥德修斯：这个人在特洛伊战争残酷战斗中“被摧毁，又重生为一个智慧而坚韧的人”。

和杰西一样，凯里也觉得自己身上并不具备这些品质。他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一处布置考究的海滨住宅中长大。那里是纽约市郊一片富裕地区，位于所谓“黄金海岸”地带。面对这种近乎完美的成长背景，凯里在日记里悄悄发泄，担心这会让自己变得软弱。

“风平浪静的海面，造就不出老练的水手。”他写道。凯里渴望的恰恰是逆境，是那种艰苦粗砺的环境，因为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逼出属于自己的英雄之旅，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男人。

他对《奥德赛》的浪漫化阅读，忽略了这部史诗对战争现实的直白呈现。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多疑、厌世，甚至可能正承受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穿越真实与想象交织的险恶海域，回到一个自己已不再认得的家。凯里略过了这些潜台词。和许多美国男孩一样，他想成为英雄，并相信成为英雄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战斗。

“我生命里缺了某种更重要的东西，而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必须彻底改变一切，重新开始，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目标。”他写道，“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得把自己磨到什么程度，得承受多少痛苦，才能找到自己的极限。这就是我的奥德赛。”

每次看到军品商店，凯里都会求母亲特里带他进去。他童年最珍爱的物件，是一套迷彩吉利服，就是从这种店里买来的。凯里对二战角色扮演投入极深，有时甚至会把一张便利贴卷成“幸运打击”香烟的样子，点燃它，再听上世纪40年代的音乐。

在一句近乎悲剧预言的话里，他还警告说，在某些条件下，“缺乏监管的行为会把学生推向崩溃边缘”。但凯里最后仍给出了一个带着希望的结论：只要惩罚只是被当作改进的工具，作为通向正当目标的手段，军校就能“让学员走在一条好的道路上”。“我们不祈求轻松的人生，”他写道，“我们祈求自己成为更强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