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医生称加沙需20年走出创伤，战争伤害代际传递

在我第一次观看获奖影片《你的遗留》预告片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心跳也随之加快。这部近3分钟的视频重新撕开了数十年流离失所、无尽悲剧，以及巴勒斯坦人代代相传的集体创伤。

在这部影片中，巴勒斯坦裔美国导演谢琳·达比斯追踪了一个三代家庭的人生轨迹：从1948年毁灭性的“灾难日”，一直写到今天；以色列不断加强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并将加沙地带彻底夷平。

但强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这场持续性灾难，既不局限于电影叙事，也不能被简化为一种有明确时间边界的创伤。它甚至在挑战西方传统心理学框架，因为这些框架难以解释殖民暴力持续发生时，人们究竟如何承受痛苦。

穆罕默德·哈塔卜医生作为亲历者，沉痛地形容“灾难日”像是“地狱之门”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被打开。这是一场更大灾难的起点：生活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75万多名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流落到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或散居世界各地。

到1948年5月15日，500多个村庄被毁，巴勒斯坦人因此无家可归。此后，以色列一直拒绝承认他们的回归权。

哈塔卜1945年出生于贝尔谢巴，在“灾难日”期间流离失所到加沙地带。他回忆说：“我已经记不起‘灾难日’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了。除了失去安稳，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仿佛我的记忆，是从我们被赶出家门的那一天才开始流血的。”

他讲述说，自己3岁时，母亲惊慌失措地抱着他和兄弟逃命。“我们又害怕又口渴，在夜里一路走，直到抵达加沙马加齐难民营和布赖杰难民营之间的一片区域。”说到这里，他哭了出来。“我已经记不起‘灾难日’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了。”

哈塔卜经历了以色列接连不断的军事打击——“灾难日”、“挫败日”、1956年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008年至2023年间最近6场战争，以及当前仍在持续的种族灭绝。他说：“这一切都进一步加深了我一直痛苦背负着的那种创伤而不公的记忆。”

当我问他，作为一名医生、也是一位父亲，他是如何调整自己以求生存时，他回答说：“我没有做到。”在他看来，“灾难日”像一个幽灵，至今仍在定义他一家人的生活，是那个把原本完整的一切击碎的转折点。

他说：“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学生和同事听，也会在孩子们睡前讲给他们听，想借此鼓舞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回归权不会被放弃——无论早晚，它终将实现。”

他停顿了一下，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沉重神情：“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其实也在通过创伤，把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认同刻进他们心里。”“灾难日”撕开了一道永远无法真正愈合的伤口，而这道伤口并未消失，反而作为一种活生生的遗产，在代际之间不断传递。“灾难日”撕开了一道永远无法真正愈合的伤口，而这道伤口并未消失，反而作为一种活生生的遗产，在代际之间不断传递。

谈到许多巴勒斯坦人所说的2023年至2025年间“另一场灾难性的灾难日”时，哈塔卜说：“从这场种族灭绝开始的第一天起，我就感觉1948年‘灾难日’那些骇人的记忆再次上演了，只是这一次更加残酷、更加毁灭性，也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以色列针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已迫使200多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造成7.5万多人死亡，摧毁了80%以上的住宅建筑，并夺取了加沙53%以上的土地。哈塔卜对《真相》表示：“今天是我们‘灾难日’78周年，同时又叠加上了我们2023年至2025年的‘灾难日’。我今年81岁了，但深植于我们集体记忆中的那种屈辱、无助和无家可归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

对一名要求匿名的40岁记者来说，这种创伤塑造了他的生存状态，也塑造了他的职业。他的祖父母在“灾难日”期间被任意驱逐出阿尔马季达勒。

他说：“我最早是从祖父母那里知道‘灾难日’的。他们后来因为失去家园带来的巨大痛苦，很快就去世了。后来，我又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历史课上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再后来，我从事新闻工作，采访了许多‘灾难日’幸存者，对它的理解也越来越深。”

他说到这里，声音已经哽咽：“我每听到一个骇人的故事，都会痛哭失声。以色列把杀戮当作清洗巴勒斯坦原住民土地的武器——包括就地处决、虐待孕妇，以及系统性的施暴。”

这名记者继续说：“亲历‘灾难日’的那一代人，仍然在世的已经不多了；新一代人如今又在亲眼见证另一场极其严重的毁灭。夹在中间的，就是我们——背负着过去沉积已久的创伤，承受着当下持续不断的痛苦，也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亲历‘灾难日’的那一代人，仍然在世的已经不多了；新一代人如今又在亲眼见证另一场极其严重的毁灭。”

回忆2023年战争刚开始时的情景，他痛苦地说：“我报道了流离失所的场面， displaced people脸上的震惊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到处都在回响同一个问题：‘又一次灾难日？’”

他叹了口气，又说：“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恐慌都还在持续。长期创伤一点点侵蚀着他们本就脆弱的生活；老年人的死亡率明显上升，许多年轻人则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

29岁的阿卜杜拉·阿布·沙姆拉是一名第三代难民，也是督导心理学家。他解释说，代际创伤既可能通过心理机制传递，也可能通过表观遗传方式传递，而环境因素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传递。

他说：“我是在沉默中继承这种创伤的。我看着父亲和祖父竭尽全力保护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减轻我们的痛苦，但他们眼里的恐惧始终在跳动。如今，同样的循环又一次重演了。”“我的孩子本应过上正常生活，不必听见无人机的嗡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直升机的轰响。也许他在认知上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会适应我无意中流露出的惊恐反应。”他还说，“我也许不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但他们能感受到我对他们的担心，也能感受到我那种压倒性的保护欲。”

阿布·沙姆拉告诉《真相》，他早在2019年就开始详细研究这一议题。“我采访了大约40到50名亲历‘灾难日’的人。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时，一种创伤性的记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是任何历史书都不曾带给我的冲击。”“这也引出了我一连串关键问题，而且都始于‘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切会降临到巴勒斯坦人头上？巴勒斯坦问题怎么会走到如此深渊？为什么世界始终沉默，任由这一切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发生？”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破碎地补充说：“每次见到那些老人，我都会被他们的一句话击中——在这个殖民世界里，巴勒斯坦人的灵魂没有重量。从那以后，每当我开始追问为什么加沙被独自遗弃，这句话就会在我脑海深处回响。”

阿布·沙姆拉在种族灭绝发生前主持的心理康复治疗，目标是帮助人们从“灾难日”及其后的多次打击中恢复，同时重新探索一种被阻断、被重塑的巴勒斯坦身份认同。

他说：“我参与过很多项目，目的是记录强加在我们祖辈身上的历史不公。除此之外，我们也试图了解，在‘灾难日’之前，音乐、农业和占领是如何塑造他们生活的。”

在这些治疗中，沉默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布·沙姆拉说：“我们的祖辈会突然停止讲述，进入一种一遍又一遍重新经历往事的状态。沉默之后，其实藏着全部的话语。等到一位老人从沉默中勉强稳住自己，再继续讲下去时，从心理学角度看，就像他把一把刀刺进自己胸口，然后还要继续说下去。”“失去、流离失所、悲痛和饥饿层层累积的创伤，让人根本无暇顾及更早的创伤。你甚至没有时间哀悼那些已经失去的亲人。”

在阿布·沙姆拉看来，加沙的种族灭绝已经深刻改写了巴勒斯坦人的创伤记忆。如今，这种记忆被压缩成对日常生存的挣扎——如何找到食物，如何照顾家人。

他说：“失去、流离失所、悲痛和饥饿层层累积的创伤，让人根本无暇顾及更早的创伤。你甚至没有时间哀悼那些已经失去的亲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概念，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它无法充分解释这样一类人群的处境：他们长期暴露在持续冲突和反复创伤之中，同时又缺乏真正安全的恢复空间。

作为回应，南非反种族隔离心理健康活动人士提出了一个新术语：“持续性创伤压力”。这一概念强调，创伤是一种持续发生的动态过程，而不是由过去某个静止的创伤储存库构成。

阿布·沙姆拉和他的同事支持“持续性创伤压力”这一概念。他表示，加沙人正生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复杂性创伤状态中，其特征就是一次次创伤事件不断累积。

他说：“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在经历这一切，即便停火之后也是如此。‘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框架并不适用于加沙。人们仍处在持续求生和持续受创的状态中。在我看来，加沙至少还需要20年，才可能开始进入某种‘创伤之后’的阶段。即便到了那个阶段，创伤仍会继续传递给下一代，甚至包括那些没有直接经历这场种族灭绝的人。”

对阿布·沙姆拉来说，这一切都打破了外界赋予巴勒斯坦人的那种神话式形象——仿佛他们是传奇，或是英雄。

他说：“创伤根深蒂固，但我们既没有时间完整地经历它，也没有机会真正从中走出来。所以，我们只能被迫表现出坚韧。”

他举例说：“如果你给自己一点恢复的机会，时间就会流逝，等你回过神来，你会发现自己在挨饿，无法回应孩子因为饥饿而发出的哭声。这就是每个加沙人的思维方式。世界正是这样把我们看成英雄。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不得不说，创伤已经成为巴勒斯坦身份认同和历史遗产的一部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是如此。”

在对“灾难日”的追忆中，哈塔卜说：“‘灾难日’始于1948年，此后从未停止，而现在，它正走向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