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1937年9月24日黄昏，第2师师长郑洞国看着身边只剩下不到三千名衣衫褴褛的残兵，心中颇为沮丧。
这场仅仅持续了十天的涿州保定战役，是平津沦陷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平原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它不仅见证了中国士兵用血肉之躯抵抗钢铁洪流的悲壮，也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积重难返的诸多弊病。
大兵压境
1937年9月1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下达总攻命令，集中第6、第14、第20三个师团共约十万兵力，分三路向固安、马头镇、涿州一线发起进攻。
此时担任平汉线北段总指挥的是二级上将刘峙，这位曾经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的"常胜将军"，此时早已不复当年之勇。
刘峙把指挥部设在远离前线一百多公里的保定，每天只靠电报了解前线情况，从未亲临阵地视察。
与刘峙的畏缩不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这位西北军出身的悍将，以善打硬仗恶仗闻名全军。
此时孙连仲率领的一万多名官兵在马头镇一线构筑工事，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连续打退日军七次冲锋。
但是由于刘峙这边迟迟不派援军，孙连仲的部队伤亡过半，弹尽粮绝，不得不被迫后撤。
城头铁鼓声犹震
9月15日，固安失守，日军随即集中主力猛攻涿州。
防守涿州的是东北军第53军，军长万福麟是东北军老派将领。他性格优柔寡断，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既没有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也没有主动出击的勇气，只是被动地等待上级命令。
东北军的士兵大多来自东北三省，对日军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在涿州城下拼死抵抗，用步枪和手榴弹对付日军的坦克和大炮，很多士兵抱着炸药包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
但是由于装备悬殊，加上指挥混乱，东北军的伤亡越来越大。
9月18日，万福麟不顾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再三劝阻，擅自率领主力放弃涿州向南进行撤退。
万福麟走后，涿州城随即失陷，日军打开了通往保定的北大门。
日军占领涿州之后在 9月19日一天之内接连攻陷易县和徐水，兵锋直指保定。
此时刘峙早已惊慌失措，他不顾蒋介石死守保定的命令，带着指挥部和自己的嫡系部队连夜逃往石家庄，把保定的防务完全丢给了郑洞国的第2师和裴昌会的第47师。
然而这两个师加起来只有一万八千多人，而进攻保定的日军有三个师团近八万人，兵力对比超过四比一。
在当时正常情况下，国民党部队压根日军一样数量的情况下，基本是打不赢的，更不用说这种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了。
对于郑洞国和裴昌会来说，他们劣势很大，但是这二人只能迅速制定防御计划，把主力部署在保定城外围的各个要点，准备与日军血战到底。
9月22日，满城失陷，日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完成了对保定城的包围。日军首先出动上百架飞机对保定城进行了地毯式轰炸，然后用数百门大炮猛烈轰击城墙。
不到两个小时，保定城的城墙就被炸开了十几个缺口。日军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缺口发起了集团冲锋。
中国士兵冒着枪林弹雨，用血肉之躯堵住缺口，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郑洞国和裴昌会亲自到最危险的地段指挥战斗，他们把自己的警卫连都派上了前线。但是由于日军兵力占绝对优势，火力强大，中国军队的外围阵地相继失守。
9月24日凌晨，日军突入保定城内，守军腹背受敌，陷入绝境。
郑洞国和裴昌会在组织了最后一次反击后，不得不下令剩余部队突围。
让人心酸的是，很多重伤员不愿意拖累部队，他们选择在城内与日军同归于尽。
何所败也
涿州保定战役的失败，固然有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因素，但是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诸多致命错误才是根本原因。
首先要点出来的问题就是指挥系统彻底失灵，总指挥刘峙畏敌如虎，临阵脱逃，导致各部队失去统一指挥，各自为战，甚至出现了友军之间互相开火的乌龙事件。
其次是派系矛盾根深蒂固，中央军和地方军之间互相猜忌，见死不救。
刘峙宁愿保存自己的嫡系部队，也不愿意增援孙连仲和万福麟。
除此之外，在这次大作战中国民党部队的兵力部署严重失误，国民党军队把全部兵力都放在了平汉线正面，没有布置任何侧翼防御，让日军轻易实现了迂回包抄。
战略战术一塌糊涂，雪上加霜的是这部分国民党部队的后勤保障一塌糊涂，很多士兵连续三天没有吃到一顿饱饭，弹药也严重不足。
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先天不足，在后续过程中又不断刷新下限，一步步陷入被动，眼看着华北的日军就要跟北上的日军汇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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