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没亲哥，却有几个堂哥，父亲走那天，他们撑住了我的整个天

堂兄弟很亲吗

楔子

父亲是凌晨四点走的。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窗外的天黑得像泼了墨。我是被电话铃声惊醒的，母亲的声音在听筒里断断续续，像被风吹散的烟。我只听清了几个字——“小禾，你爸……不行了……”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县城赶回村的。那段平时要开四十分钟的路，那天晚上好像走了四百年。出租车在黑暗中飞驰，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像极了电影里那些关于告别的镜头。我攥着手机，手心全是汗，一遍一遍地打家里的电话，没有人接。打母亲的手机，也没有人接。

那种电话通了却没人接的声音，比任何声音都让人绝望。

到了村口，天还没亮。我下了车，几乎是跑着穿过那条走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巷子里的狗被我惊动了，此起彼伏地叫起来，叫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心里的那个念头越来越大，大到快要炸开——不会的，不会的，我爸还年轻，他才五十三岁。

可是当我推开家门的那个瞬间，我知道一切都完了。

堂屋的灯亮着，刺眼的白炽灯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惨白。父亲躺在那张他睡了大半辈子的木床上，脸上盖着一块白布。母亲跪在床边，声音已经哭哑了，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刮倒的庄稼，歪在地上，被张婶和赵姨架着。有人在烧纸钱，呛人的烟味弥漫在整个屋子里，熏得我睁不开眼。

我一步一步走到床边，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我伸手掀开那块白布，父亲的脸露了出来。他的表情很安详，眉头没有皱着，嘴角甚至还微微翘着，像在做一场好梦。我摸了摸他的脸，凉的，不是凉水那种凉，是没有了生命温度的那种凉。

从指尖一直凉到心里。

我跪下去，握住他渐渐僵硬的手。那双手我握了二十六年，粗糙、有力，牵着我在村里走过无数次的路。小时候放学，他总是站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等我，远远地看到我，就伸出手来，我跑过去把自己的小手塞进他的大手里，他的手很暖，能把整个冬天都焐热。后来我长大了，去县城上学、工作，每次回家他还是会伸出手来接我，只是那时候我的手已经跟他差不多大了，他握不太住了，但他还是握。

像握着一件随时会飞走的宝贝。

可那一刻，那双手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温度。不是一下子凉的，是一寸一寸的，从指尖到手背，从手心到手腕，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把什么东西从他的身体里抽走。我拼命地握着，想留住那最后一点温度，可是留不住。怎么也留不住。

身边的一切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有人在哭，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翻箱倒柜找东西。声音是闷的，光线是散的，人走来走去，影子一样晃来晃去。我什么都听不清，什么都看不清，唯一清晰的是手里的那双手，正在变凉，越来越凉。

母亲哭晕了过去。她心脏不好，受不住这种打击。张婶和赵姨把她扶到了隔壁屋，我听到她在那边一声一声地喊父亲的名字，声音从大哭变成抽泣，从抽泣变成呢喃，最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安静了，比哭更让人害怕。

整个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在问寿衣放在哪里，有人在问该通知哪些亲戚，有人在问棺材去哪里订，有人在问火化需要什么手续。每一个问题都像一块石头砸在我身上，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以前家里大事小事都是父亲拿主意，他是赵家的老二，话不多，但做事稳当。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爱找他帮忙，因为他心细、不糊弄。可他从来没教过我，如果他走了，我该怎么办。

也许他觉得，他还年轻，五十三岁，离“走”这件事还很远。也许他觉得，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时间慢慢教我。也许他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就像所有父亲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是铁打的，永远不会倒下，永远是女儿身后那堵推不倒的墙。

可是墙倒了。

没有任何征兆。

我跪在冰冷的床沿边，握着父亲凉下去的手，脑子里一片空白，连哭都哭不出声。眼泪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在眼眶里打转，可就是掉不下来。胸口闷得喘不过气，像有一只手掐住了我的喉咙。

就在这时候，院门被人推开了。

吱呀一声，很响。

第一章 天塌了

父亲走后的第一个小时，是我二十六年人生中最漫长的六十分钟。

我不记得是谁先打了电话，不记得是谁翻出了寿衣，不记得是谁在堂屋里点了第一柱香。我只记得自己跪在地上，膝盖硌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疼，但那种疼好像不属于我，是别人的膝盖在疼，别人的身体在疼，我只是一个旁观者，站在一边看着这一切发生。

有人在喊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小禾！小禾！你倒是说句话啊！”

是张婶。她蹲在我旁边，两只手捧着我的脸，把我的脸扳过来对着她。她的眼睛里全是焦急和心疼，眼角的皱纹因为用力而挤在一起。

“小禾，你哭出来，你别憋着，哭出来会好受些！”

我也想哭出来。我知道哭出来会好受些，可是眼泪就是出不来。它们堵在眼眶后面，像冬天的水管被冻住了，流不出一滴水。我的喉咙也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

张婶看着我，急得自己先哭了。

“这孩子，这孩子咋了？是不是吓着了？”

赵姨从隔壁屋跑过来，手里端着一碗红糖水，凑到我嘴边。“小禾，喝一口，暖暖身子。”

红糖水很烫，烫得我嘴唇发麻。我机械地张开嘴，喝了一口，甜丝丝的，带着姜的味道。这是母亲以前给我煮的红糖水的味道，每次来例假肚子疼，母亲都会煮这个给我喝。可现在这碗红糖水是赵姨煮的，因为母亲晕过去了，她没法给我煮了。

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我把碗推开，摇了摇头，又跪了下去。

屋里越来越乱。

有人从柜子里翻出了一套藏蓝色的衣服，问身边的人是不是寿衣。有人说是，有人说不像，有人说管它是不是先拿出来再说。有人翻箱倒柜找剪刀，说要剪白布做孝布。有人打电话问棺材铺的号码，打了三个都说打错了。有人站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不说话，也不进屋。

每个人都在忙，但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因为没有主事的人。

在农村，白事是需要一个主事的人的。这个人要懂规矩、有威望、能镇得住场面。他要知道什么时辰该做什么事，每件事该谁来干，需要什么东西，去哪里买，要花多少钱。这个人通常是家里的长子，或者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

可我家没有这样的人。

大伯身体不好，高血压、风湿，走路都费劲，根本张罗不了这么大的事。三叔五年前就走了，三婶一个女人家，很多场合不适合出面。母亲晕过去了，我又是闺女，在村里的规矩里，很多事不让闺女插手。

所以没有人主事。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但没有人知道这些事对不对、够不够、要不要换一种方式做。

那种混乱，比悲伤更让人无力。

就在这时候，院门被推开了。

吱呀一声。

我抬起头，看到一个人影从门口走进来。他走得很急，步子又大又快，身后还跟着一个人，两个人一前一后，像两阵风刮进了院子。

是大堂哥和二堂哥。

大堂哥叫赵建国，大伯家的老大，今年四十出头。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工装棉袄，棉袄上沾着黑色的油渍，袖口磨得起了毛边。他平时在镇上开修车铺，整天跟机油、扳手、千斤顶打交道，手上永远洗不干净，指缝里嵌着黑色的油泥。他个子不算高，一米七出头，但肩膀宽，胳膊粗，站在那里像一截树桩，敦实、稳当。

二堂哥叫赵建军，也是大伯家的，排行老二。他比大堂哥小三岁，今年三十七，在县城开出租车。他个子比大堂哥高一些，也瘦一些，皮肤晒得黝黑，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他平时话多，见谁都爱聊两句，可那天晚上他一句话都没说，脸色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

两个人前后脚进了院子，大堂哥在前，二堂哥在后。

大堂哥快步穿过院子，进了堂屋，在父亲的床前停下来。他看了父亲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你可能以为他只是随便扫了一下。但我注意到他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他没有哭。大堂哥是个不会哭的人，至少我从来没见他哭过。但那天晚上，他的眼眶红了。

他转过身，看到了跪在地上的我。

“小禾，别跪着了，起来。”

他走过来，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托着我的胳膊肘，另一只手揽着我的腰，把我从地上提了起来。他的力气很大，大到我不敢反抗，也反抗不了。我的腿早就跪麻了，膝盖像两根没有知觉的木棍，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整个世界都在晃。他一把扶住我的肩膀，把我按在旁边的椅子上。

“坐着，别再跪了，膝盖还要不要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硬，像他手下拧螺丝的那种力度。不是凶，是不容商量。

我坐在椅子上，腿还在抖，膝盖上传来一阵阵钻心的疼。

大堂哥转身，开始环顾堂屋里的情况。他的眼睛扫过每一个角落，像一台精密的扫描仪，把所有的问题都收进眼里，然后在大脑里迅速排序。

“寿衣找到了没有？”他问。

有人说找到了，在柜子最底层，翻出来了。

“找谁看的？是男装吗？几件套？”

没人回答。

大堂哥皱了皱眉，走到柜子前，自己翻了一遍。他翻得很仔细，把柜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铺在床上，看了又看。最后他找到了一套藏蓝色的寿衣，四件套——里衣、棉衣、外衣、裤子，还有一顶帽子，一双鞋。

“就是这个。”他说，“这个是二叔早几年就备下的，我妈帮着选的。”

他蹲下来，把寿衣一件一件摊开，按穿的顺序摆好。里衣放最上面，然后棉衣，然后外衣，裤子放一边，鞋和帽子放另一边。每放一件，他都用手把褶皱抚平，像在完成一件很郑重的仪式。

然后他站起来，看了看二堂哥。

“建军，你去联系殡仪馆，问清楚要什么手续。身份证、死亡证明这些，一样不能少。火化时间问好了，定下来跟我说。”

二堂哥从兜里掏出手机，转身到院子里打电话去了。

大堂哥又看向身边的人。

“棺材订了没有？”

没人回答。

“没订是吧？明天一早我去镇上老赵家棺材铺，他那儿有现成的。二叔这个情况，成品就行，不用定做。松木的，料子要好，漆要黑底描金的。”

他一条一条地安排，声音不急不慢，像是在修车铺里给徒弟讲怎么换轮胎一样，条理清晰，不慌不忙。每说完一条，他停顿一下，确认没有人有疑问，再说下一条。

那个混乱的、无序的、让人窒息的家，在他开口说话的那一刻，突然有了方向。

好像一艘在暴风雨里失去航向的船，突然看到了灯塔的光。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大堂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心里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不是感激——感激是后来才有的。那种感觉是“有人来了，不用怕了”。

很多年后我才想明白，当一个人的天塌了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安慰，不是有人陪着他哭。他需要的，是有一个人走过来，把天撑起来。

大堂哥就是那个人。

第二章 兄弟

二堂哥打完电话，从院子里走回来。

“殡仪馆那边问清楚了，”他说，“需要身份证、户口本、死亡证明，还要村委会开个证明。火化时间要提前约，最快后天上午。”

大堂哥点了点头。“明天早上我去村委会开证明，你去找一趟村医，让他出个死亡证明。他昨天不是来看过了吗？病历什么的应该都有。”

“行。”

“还有，高爷那边你联系了没有？”

“打了，他说明天一早就过来。”

“好。”

大堂哥又想了想，觉得没什么漏掉的，才稍微放松了一点。他走到院子里，拿出手机，又打了几个电话。声音不大，我听不太清他说了什么，但从他说话的语气和停顿的长度，我能感觉到他是在跟不同的人说话——有的像长辈，说话客气，带着敬语；有的像平辈，随意一些；有的像办事的，简短直接。

打完电话，他走进来。

“我让老三和老四也过来。”

老三叫赵志军，是三叔家的大儿子。老四叫赵爱军，是三叔家的老二。三叔走得早，五年前肝癌没的。三婶一个人拉扯两个儿子，日子过得很紧，但两个堂哥都争气。志军在省城打工，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包工头，一年到头不回家。爱军在部队当兵，好几年的老兵了，上士军衔，常年在北方某个城市驻训。

大堂哥给志军哥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

“老三，二叔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志军哥的声音大了起来，大到隔着一米我都能听到。

“啥时候的事？”

“今天凌晨。”

“咋回事？咋这么突然？”

“心梗，来不及送医院。”

志军哥在电话那头骂了一句脏话，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穿衣服。

“我马上往回赶。”

“你从省城开车回来？天还没亮呢，路上注意安全。”

“我知道。老四通知了吗？”

“还没，我一会儿打。”

“我打吧，我跟他说。”

电话挂了。

大堂哥又拨了爱军哥的号码。响了很久才接，那头声音很吵，有哨子声、口号声、整齐的脚步声，像是在操场上。

“老四，二叔走了。”

爱军哥沉默了很久。

那种沉默不是话少的沉默，是心脏被狠狠撞了一下、还没缓过来那种沉默。

“我请假。”他说了三个字。

“能请下来吗？”

“能。”

“那你赶紧办手续，路上注意安全。”

“嗯。”

挂了电话，大堂哥把手机收起来，长出了一口气。那口气吐得很长，像搬了很久的重物终于放下来了。

从大伯家到我们家，骑摩托车要十五分钟。大堂哥和二堂哥从接到电话到赶过来，中间隔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几点接到消息的，但看他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从睡梦中被叫醒的，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就赶来了。

大堂哥的头发是乱的，有几撮翘在头顶上，像鸡冠子。他的工装棉袄扣子扣错了位，上面一颗塞进了下面的扣眼里，领口歪在一边。脚上的鞋是左右穿反的，左脚穿了一只右脚尺码的鞋，走起路来有点拐。

二堂哥比他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头发也没梳，脸上还有枕头的压痕，嘴角有牙膏沫没擦干净，估计是刷牙刷到一半听到消息就跑出来了。

他们都没顾上收拾自己。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堂哥的修车铺生意不好不坏，淡季的时候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但他关了铺子，连招呼都没跟熟客打一声就走了。二堂哥的出租车是租的，一天不跑就要交份子钱，但他也停了。

他们什么都没想，接了电话就来了。

因为他们是赵家的儿子，是父亲的侄子，是我的堂哥。

仅此而已。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院子里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然后是车门关闭的声音。

志军哥走了进来。

他从省城赶回来，开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车。省城到我们村，高速加国道，正常要两个小时四十分钟。他只用了不到两个半小时，不知道在高速上跑了多快。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冲锋衣，领口竖起来，脸上的表情很疲惫，但眼睛很亮。他一进门，先到父亲的床前看了一眼，然后走到我面前。

“小禾。”

“志军哥。”

他的嘴张了张，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他伸出手，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按了一下，那一下压得我肩膀都矮了几分。然后他转身走到院子里，从兜里掏出烟，点了一根，蹲在墙根下，一句话不说地抽。

志军哥比大堂哥小三岁，今年三十七。他在省城的建筑工地上干了十几年，从搬砖的小工干到带班的包工头，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他的手指粗短，骨节突出，指甲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灰泥。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脸上有风吹日晒留下的粗糙纹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好几岁。

他不太爱说话，尤其是在人多的时候。但他在工地上跟工人说话的时候，嗓门大得像打雷，隔着一栋楼都能听到。可是那天晚上，他的声音很小，小到像怕惊动什么。

“小禾，”他说，声音闷闷的，“你吃东西了没有？”

“没有。”

“不行，得吃点东西。你要是饿倒了，这个家就真没人了。”

他站起来，走进灶房，翻箱倒柜找了一圈，找到了一包挂面，几个鸡蛋。他不会做饭，但煮面还是会的。他烧了一锅水，把挂面放进去，煮到半生不熟就捞了出来，浇上酱油，搁了一个煎得有点糊的荷包蛋。

他把那碗面端到我面前。

“吃。”

面煮得太烂了，荷包蛋糊了，酱油放多了，咸得发苦。但我把那碗面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了。

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志军哥说的那句话——“你要是饿倒了，这个家就真没人了。”

我不能倒。

至少现在不能。

爱军哥是第二天中午到的。

他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从北方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城市一路往南，中途还转了一次车。他的军衔是上士，穿着军装回来的，橄榄绿的军大衣上还带着北方的寒气。他一进院子，就把背包放在地上，先到父亲的遗像前敬了一个军礼。

那个军礼很标准，抬手、停住、放下，一气呵成。做完之后，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掉泪。

他走到母亲面前，蹲下来，握着母亲的手。

“婶子，我回来了。”

母亲说不出话，只是哭。

“婶子，您别哭了，二叔不在了，您还有我们呢。”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很柔，跟他那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完全不搭。他的手很大，虎口有厚厚的茧，是握枪磨出来的，可是握着母亲的手的时候，那双手温柔得像在捧着一只蝴蝶。

爱军哥是四个堂哥里最小的，今年三十二岁。他十八岁当兵，在部队待了十四年，从一个毛头小子干到了上士。他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三叔走的时候他也没赶上，等他请了假赶回来，三叔已经入殓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这件事他一直没提过，但所有人都知道。

那天晚上守灵，他主动要求值夜。不是因为他最能熬夜，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欠的。

二叔走的时候，他要替三叔把这份情还上。

四个堂哥，到齐了。

大堂哥赵建国，稳重、细心、像一棵老树，根扎得深，风刮不倒。

二堂哥赵建军，活络、腿快、像个陀螺，转得停不下来。

三堂哥赵志军，沉默、可靠、像一块石头，不吭声，但扛得住。

四堂哥赵爱军，刚毅、内敛、像一杆枪，话少，但靠得住。

四个人，四根柱子。

从那天起，撑起了我头顶那片塌下来的天。

第三章 大老知

天亮之后，村里的“大老知”来了。

在农村，白事上最重要的角色不是和尚道士，不是风水先生，而是“大老知”。大老知不是官，没有编制，也不拿工资。他就是村里最懂白事规矩的那个人，谁家有人过世了，请他过来主持，他安排好一切，事主按规矩给他包个红包、拎两瓶酒、请顿饭，算是谢礼。

我们村的大老知叫高德明，今年七十四了。干了一辈子的大老知，方圆十里谁家办白事都请他。他记性好，规矩熟，嗓门大，镇得住场子。有他在，再乱的事也能理出头绪来。

高德明穿着一件灰布中山装，脚上一双黑布鞋，拄着一根竹杖，头发全白了，但精神矍铄，走路带风。他进了院子，没有急着进屋，先在院子里站定，把整个院子的格局看了一遍。堂屋的位置，院子的朝向，院门的方向，灶房的距离，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脑子里。

然后他走进堂屋，在父亲的遗像前站定，鞠了一个躬。

“德厚啊，”他说，声音不大，但屋子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你放心走吧，你闺女有我们看着呢，不能让她吃亏。”

他转过身，看着大堂哥。

“建国，你二叔的事，你主事？”

“嗯，高爷，麻烦您了。”

高德明点了点头，开始发号施令。

“灵棚搭在院子里，位置要正，不能偏。棚顶盖白布，四周挂挽联，挽联去镇上买，白事店有现成的。灵棚正中间摆遗像，前面是香案，香案上摆香炉、供品、纸钱。”

大堂哥在旁边一条一条地记，记在一个巴掌大的本子上，字写得不怎么好看，但一笔一划都认真。

“棺材定了没有？”

“定了，上午去镇上老赵家订的，松木的，黑底描金，明天送来。”

“行。老赵家的棺材不错，料子实在。多少钱？”

“两千八。”

“不贵，去年王家那个还要三千二呢。你二叔这个价，算实惠的。”

高德明又看向二堂哥。

“建军，你去统计一下亲戚的数量，各家各户都要通知到。远了发电话，近了亲自上门。别漏了，漏了要挑理的。”

二堂哥点头，从兜里掏出手机开始列名单。

“孝布准备了多少？”

大堂哥说：“买了五十条，够不够？”

“差不多，先备着，不够再补。男孝一条白布，女孝一条白布，披麻戴孝的另算。你们家亲戚多，五服以内的都要算上。对了，小禾的孝服准备好了没有？闺女要穿重孝，白衣白裤白鞋，头上扎白布条，不能马虎。”

高德明一条一条地安排，不急不慢。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每一条都说得明明白白。大堂哥在旁边听着，不时插嘴问一两句，高德明就停下来解释给他听。两个人一问一答，像老师给学生上课。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原来丧事是有规矩的，不是乱来的。什么时辰该做什么事，每件事该谁来干，需要什么东西，去哪里买，要花多少钱，都有章可循。高德明肚子里装着一本白事的百科全书，他翻到哪一页，大家就照着做。

以前父亲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总觉得丧事是别人的事，跟我们家没关系。父亲还年轻，离那一天还远着呢。可这一天真的来了，我才知道，有些事不是你不去想，它就不来的。

高德明安排完灵棚、棺材、孝布这些，又问了一个问题。

“你二叔生前爱吃啥？”

大堂哥看向我。

我说：“我爸爱吃桃酥，还有花生米。”

高德明点了点头：“供品里放桃酥和花生米，再放点水果，苹果香蕉都行。对了，他爱不爱喝酒？”

“爱喝，但不常喝，血压高，不敢让他喝。”

“那就放一瓶白酒，不喝也摆着，是个心意。”

他想了想，又补充了几句：“香炉里的香不能断，断了不吉利。纸钱要一天三烧，早中晚各一次，烧的时候要喊‘德厚收钱’，让他知道这是烧给他的。供品每天换一次，换下来的不能扔，要给小禾吃，闺女吃了是福气。”

一条一条，清清楚楚。

我听着听着，眼泪又涌了上来。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感动。感动于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用这样郑重的方式，对待一个普通人的离开。

父亲不是什么大人物，他没当过官，没做过生意，没有房子车子存款，就是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庄稼人。可他走的时候，有人为他搭灵棚，有人为他写挽联，有人为他烧纸钱，有人记着他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

他这辈子，值了。

高德明安排好所有的事情，走到我面前。

“你就是德厚家闺女？”

“嗯。”

“你叫什么？”

“赵小禾。”

“小禾，你爸是个好人。在村里这么多年，没跟人红过脸。谁家有事他搭把手，从不计较。那年王家的房子塌了，大冬天的，你爸第一个跳进水里捞东西，上来的时候嘴唇都冻紫了。这样的人，老天爷不该收这么早。”

老爷子说着说着，眼眶也红了。

“但你记住，你爸虽然走了，但你不是一个人。村里这么多人，你大伯、你三婶、你几个堂哥，都是你的靠山。别怕，天塌不下来。”

我点了点头，说不出话。

高德明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对了，明天出殡的时候，小禾要跪在大门口磕头。磕三个，头要触地，不能糊弄。她要是不知道规矩，建国你带着她，你跪她就跪，你磕她就磕，你起来她就起来。”

大堂哥说：“知道了，高爷。”

“还有，出殡的路从村口走，不走回头路。棺材抬出去之后，小禾不能回头看，回头不吉利。”

“记住了。”

高德明想了想，觉得没什么漏掉的了，这才拄着竹杖走了。

他走得很慢，竹杖一下一下地点在地上，发出笃笃的声音。那个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早晨里，听得格外清楚。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佝偻的老人很高大。

不是因为他有多高，是因为他撑起了多少事。

第四章 磕头

出殡那天，天还没亮就开始了。

高德明四点钟就到了。他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天色，掐了掐手指头，嘴里念叨了几句什么，然后扯开嗓子喊了一声。

“时辰到了，准备起灵！”

那声喊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浑厚、有力，穿透了清晨的薄雾，穿透了院子里每个人的耳朵，也穿透了我心里那层捂了很久的壳。

八个壮汉从堂屋里把棺材抬了出来。棺材是松木的，上了黑漆，描着金边的莲花和仙鹤，在灯光下泛着幽幽的光。棺材很沉，八个壮汉每人扛一个角，肩膀顶在棺木下沿，齐声喊了一声“起”，棺材就稳稳当当地被抬了起来，放在院子中间的木杠上。

大堂哥跪在棺材前面，手里端着一个香盆，低着头，一动不动。

二堂哥跪在大堂哥旁边，端着父亲的遗像。照片是父亲六十岁生日那天拍的，那天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得很开，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那是他近几年笑得最开心的一张照片。

志军哥和爱军哥跪在后面，腰板挺得笔直。

其他亲戚按照辈分和亲疏，一排一排地跪在院子里，从堂屋门口一直排到大门口。

最后是我。

高德明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嘱咐了几句。

“小禾，你是闺女，规矩多。待会儿棺材抬出大门，你跪在大门口磕三个头，头要触地，不能快，也不能慢。然后站起来，跟在他们后面走，走到村口，再磕三个。到了墓地，棺材下葬的时候，再磕三个。”

“九个？”我问。

“九个。三三见九，九九归一。”

我不懂什么叫“九九归一”，但我记住了要磕九个头。

高德明又看了一眼我的腿。

“你膝盖有伤是不是？”

“没有，就是前两天跪久了，磨破了皮。”

他皱了皱眉，从兜里掏出一块棉布，蹲下来，绑在我的膝盖上。

“垫着，好受点。”

我想说不用，但看他那认真的样子，没说出口。

高德明站起来，走到棺材旁边，又检查了一遍。棺材盖钉死了，抬棺的杠子绑牢了，抬棺的壮汉各就各位了。他环顾了一圈，确认所有环节都到位了，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喊出了那声在所有农村白事上都会听到的话。

“起灵——！”

八个壮汉齐声应了一声“嘿”，棺材被抬了起来，晃晃悠悠地出了堂屋的门，穿过院子，朝大门口移动。

院子里响起了一片哭声。母亲的，三婶的，张婶的，赵姨的，还有那些我不太认识的亲戚的。哭声此起彼伏，像是一首没有人指挥的大合唱，调子不一样，歌词不一样，但唱的都是同一件事——舍不得。

我跪在大门口。

院门是用两根木棍临时搭起来的，上面挂着一块白布，被晨风吹得猎猎作响。门框的两边贴着白纸写的挽联，上联“驾鹤西游”，下联“入土为安”，中间是横幅“德厚千古”。

棺材从院子里抬出来了。

八个壮汉扛着棺材从我的头顶经过，棺材底离我的头顶不到一尺。我能闻到松木的味道，新鲜的、刚上过漆的那种松木味，还带着一丝凉意，像是从林子里吹过来的风。

那是父亲最后的味道。

我低下头，额头触地。

咚。

第一声，额头磕在地上，冰凉的水泥地面硌得生疼。

咚。

第二声，我想起父亲第一次教我骑自行车，他在后面扶着车座，跑了整整一个下午，满头大汗，说“小禾别怕，爸在后面呢”。

咚。

第三声，我想起那次我在学校被人欺负了，哭着回家。父亲没说什么，第二天早上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去了学校，找到那个同学的家长，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欺负过我。

三个头磕完了。

棺材被抬出了大门，八个壮汉换了个姿势，把杠子扛在肩上，开始往村外走。

我跟在后面。

从家门口到村口，大约三百米。这三百米，我要走一路，磕一路。

膝盖上的棉布在第三个头磕下去的时候就掉了。我没有停下来捡，因为高德明说，磕头的路上不能停，停了就不吉利了。

膝盖直接硌在土路上。路是土路，但上面铺了一层碎石子，硌得生疼。第一个磕下去，膝盖上磨破的伤口被石子扎进去，疼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第二个磕下去，裤子上渗出了血迹。第三个磕下去，膝盖已经麻木了，不疼了，或者说，疼到了感觉不到疼的地步。

大堂哥走在最前面，但他一直回头看。每次我跪下磕头的时候，他就停下来，端着香盆站在原地等我。等我站起来，他才继续往前走。

他不催我，不嫌我慢，也不说“不用磕了”。

他知道，这是我能为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他不想让我留下遗憾。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的膝盖已经血肉模糊了。裤子上破了一个洞，血和泥混在一起，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完那三百米的，只记得每走一步，腿都在抖，膝盖像两根快要断掉的木棍，随时都可能折了。

村口的大槐树下，我又磕了三个头。

这次不一样了。地下不是碎石子，是硬邦邦的水泥路面。农村新修了水泥路，一直修到村口。水泥路面比土路硬多了，磕下去的时候，骨头都在震。

志军哥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块棉布，蹲下来，要给我垫在膝盖下面。

“垫着，好受点。”

我把他的手推开了。

“不用，我能行。”

志军哥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他站起来，把棉布塞进了自己的兜里，转身跟上了队伍。

他不是不心疼我，是他知道，这个时候我说“我能行”，就是真的能行。

赵家的闺女，不娇气。

村口到墓地，还有一里多路。

这一里多路，是土路，两边的庄稼都收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田野很开阔，天很高很远，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层薄薄的晨雾。早起的鸟儿在电线杆上叽叽喳喳地叫，像是在议论这一大早的队伍。

棺材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磕。

每磕一个头，膝盖就疼一次。疼到后来，已经不觉得疼了，只感觉到膝盖在一下一下地碰地面，像有人在远处敲鼓，声音闷闷的，隔着一层什么。

我心里一直在默念。

爸，您慢点走。

爸，您别怕，前面不黑。

爸，您等着，等闺女也到了那一天，咱们还能见面的。

这些话，我在心里说了一路。

到了墓地，棺材被放在墓穴旁边。墓穴是前一天挖好的，一米多宽，两米多长，很深，底下的土是湿的，泛着暗红色的光。新鲜的泥土堆在旁边，散发着潮湿的土腥味。

高德明站在墓穴边，念了一段我听不太懂的词。

“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生者寄也，死者归也。德厚啊，今日送你上路，望你一路走好，早登极乐，脱离苦海，往生净土。”

念完之后，他一挥手。

“下葬！”

八个壮汉用粗麻绳把棺材吊起来，慢慢放进墓穴。绳子绷得紧紧的，发出吱吱的声响。棺材悬在半空中，晃了晃，然后被一点一点放下去。

棺材落地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

咚。

像什么东西，终于落定了。

大堂哥第一个跪下去，端着香盆，磕了三个头。

二堂哥磕了三个头。

志军哥磕了三个头。

爱军哥磕了三个头。

其他亲戚陆续跪下去磕头。

最后一个是我。

我在墓穴旁边跪下，膝盖下面是新鲜的、松软的泥土，比水泥地和碎石子路软多了，跪上去像跪在一团棉花上。

我朝父亲的棺材磕了三个头。

第一个头，谢谢您把我养大。

第二个头，对不起，我没能多陪陪您。

第三个头，爸，您走好，我会照顾好妈的。

头磕完了，高德明喊“填土”。

一把铁锹插进旁边的土堆里，铲起一锹黄土，扬进墓穴。

泥土落在棺材上，声音很闷，扑的一声，像有人在敲门。

第二锹，第三锹，第四锹。

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泥点溅起来，落在我脸上，凉凉的，混着眼泪一起流下来。

大堂哥走过来，拉起我的胳膊。

“小禾，走吧。”

“哥，我再站一会儿。”

他没走，站在我旁边，陪着我。

风从庄稼地里吹过来，带着秋天特有的干燥气息。远处有人在烧纸钱，青烟袅袅地升上去，在灰蒙蒙的天空里散成一片，像一朵薄薄的云。

墓穴很快被填平了，堆起一个新鲜的土堆。有人把花圈插在土堆上，纸做的花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像在说话。

高德明在土堆前面点了三炷香，插好，又烧了一摞纸钱。

“德厚，安息吧。”

安息吧，爸。

我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回村子。

膝盖上的伤口还在渗血，裤子上有斑斑点点的血迹，脸上有泪痕，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鞋子上面全是泥巴。

但天还亮着。

路还在脚下。

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

第五章 那本账

丧事办完的第三天，客人们都走了，院子恢复了往日的冷清。

母亲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我让她躺着别动，自己收拾那些残局。院子里的桌椅板凳要还回去，剩下的饭菜要处理干净，借邻居的东西要挨家挨户还。大堂哥帮着我一起收拾，二堂哥跑了两趟县城，把该办的手续都办了。

母亲把那本账本拿了出来。

账本是一个普通的软皮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礼账”两个字，是二堂哥的字，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划认真。里面密密麻麻记着这些天来吊唁的人的名单和礼金，某某某，多少钱，某某某，多少钱，按顺序排列，姓名、金额、日期，一项不落。

母亲翻着那本账，手指点着每一个名字，一个一个地念给我听。

“你大伯，两万。”

大伯身体不好，退休金也不高，这两万里有一大半是大堂哥和二堂哥凑的。

“你三婶，一万。”

三婶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家里日子紧巴巴的，这一万里不知道有多少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高德明，一千。”

大老知上了礼，这是规矩，但一千块在村里算重的了。母亲说高爷平时跟父亲没什么深交，但这回是实打实地给了重礼。

母亲一页一页地翻，一个一个地念。有些名字我认识，有些不太熟，有些甚至没听说过。但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数字，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份心意。

母亲翻到最后一页，手指停了下来。

那页上写着一个人名，后面跟着一个金额。

“赵建国，一万。”

大堂哥的。

母亲的手指在那个数字上点了点，抬起头看着我。

“建国随了一万。”

我心里一紧。

大堂哥在镇上开修车铺，一年到头能挣多少钱？刨去房租、工具、材料的成本，再除去一家四口的吃穿用度，能剩多少？我大概能猜到。他一个月干到头，能落在手里的，撑死了四五千。这一万块，是他两个多月的收入。

他二话没说，就上了账。

母亲又往下指。

“赵建军，八千。”

二堂哥开出租车，一个月跑死跑活，挣六七千，交完份子钱、油钱、修车保养，到手也就三四千。八千块，是他两个多月的工资。

他还有一个儿子要养，壮壮明年上小学，各种开销少不了。

“赵志军，一万。”

志军哥在省城当小包工头，听着好听，实际上挣的都是辛苦钱。工地上风吹日晒，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霜。他手底下几十号工人，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他都愁白了头。这一万块，不知道要他在工地上跑多少趟、熬多少夜才能挣回来。

“赵爱军，一万。”

爱军哥在部队当兵，工资不高，津贴加上各种补贴，一个月也就七八千。他在部队待了十四年，攒下的钱大部分都寄回了家，给三婶看病、给三叔办丧事、帮衬家里各种开销。这一万块，可能是他攒了好几个月的积蓄。

四个堂哥，加起来将近四万块。

四万块。

母亲把账本合上，放在桌子上，沉默了很久。

“小禾，”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你这些哥，你以后要记得。”

“我知道。”

“不是记在账上，是记在心里。账本上的钱能还，心里的情还不完。”

我点了点头。

我明白母亲的意思。钱可以还，一万、八千、三万八，凑一凑总能还上。可他们做的那一切，不是钱能衡量的。

他们在天没亮的时候赶到。他们在没有人主事的时候挑起了大梁。他们在大伯身体不好的时候顶了上去。他们在母亲晕过去的时候帮着张罗。他们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替我做了一切决定。

他们做了那些本该由父亲来做的事。

这些，不是钱能还的。

那天晚上，我给大堂哥打了个电话。

“哥，礼账我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嗯。”

“你随了一万，二堂哥八千，志军哥一万，爱军哥一万。哥，你们太多了，这钱我不能收。”

大堂哥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得很短，像咳嗽了一声。

“小禾，你说啥傻话。那是礼账，上了就是上了，哪有退回来的道理？”

“可是——”

“没有可是。你爸不在了，你这个家不富裕，办丧事要花钱，你妈看病要花钱，你一个人在县城也要花钱。我们几个当哥的，能帮一点是一点。你别多想，好好过日子就行。”

他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我听着听着，眼眶就红了。

“哥，那我还你。”

“你还我就生气。”

“那我以后慢慢还。”

“以后再说以后的事。你现在先把家里安顿好，把你妈照顾好，把你自己照顾好。你好了，我们就放心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哭了一场。

不是号啕大哭，就是眼泪一直流，止不住，像拧开的水龙头。我蹲在枣树下面，把脸埋在膝盖里，哭得肩膀一抖一抖的。

父亲说过，赵家的人不欠别人的。人家的好，要记着，有机会一定要还。

可这些堂哥的好，我不知道该怎么还。

他们把他们的钱放进我的口袋，把他们的时间花在我家的丧事上，把他们的力气用在我撑不住的时候。

他们什么都没要。

一句“应该的”，就把所有的事都抹平了。

可我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应该的”。

第六章 守灵

父亲下葬后的第三天晚上，按照村里的规矩，要去坟上烧“圆坟纸”。

圆坟是白事里最后一个重要的仪式。人下葬之后，坟是新堆起来的土，三天内不能动。三天之后，家人去坟上烧纸、添土、祭拜，算是给新坟“圆”一下，让死者知道安身之处已经安置好了。

爱军哥还没走，他的假期还有两天。志军哥已经回了省城，工地上催得紧，走不开。大堂哥和二堂哥也各忙各的事去了，但圆坟这天，四个人都赶回来了。

圆坟的仪式很简单。在天黑之前，去坟上烧纸、点香、摆供品，然后把新坟上的土拍实、修圆。高德明说，圆坟的时候人不能多，至亲去几个就行，人多了反而不好。

最后去的是我、母亲、大伯，还有四个堂哥。

母亲身体不好，走不到坟地那么远。大堂哥开着三轮车把她拉过去的，母亲坐在车斗里的椅子上，裹着厚厚的棉袄，一路上没说话。

到了坟地，太阳已经偏西了。秋天的太阳落得早，四五点钟就开始往下沉，橘红色的光从西边照过来，把整个坟地染成了一片暖色。

父亲的坟在村东的坡地上，旁边是爷爷、奶奶、三叔的坟。一座挨着一座，像是他们生前串门一样，挨得紧紧的。

大堂哥蹲下来，把带来的供品摆在坟前。桃酥、花生米、苹果、香蕉，还有一小瓶白酒，拧开盖子，放在一边。

二堂哥点了一炷香，插在坟前的土里。

志军哥烧纸钱，一张一张地往火里添。纸钱在火里卷曲、变黑、化成灰，青烟升起来，被风吹散。

爱军哥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母亲站在坟前，没跪。她身体跪不下去，就站着，对着那座新坟说了一会儿话。

“德厚啊，你走了三天了。你在那边咋样？冷不冷？吃得惯不惯？你要是在那边见到老三了，帮我给他带个好。”

“闺女挺好的，你别惦记。几个侄子也好，都来给你圆坟了。你活着的时候总说侄子们出息，现在你看到了吧？他们是真的出息。”

“你在那边好好的，别操心家里的事。家里有我呢。”

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跟一个出远门的人打电话。

可我知道，这个电话永远打不通了。

纸烧完了，香燃尽了，供品摆好了。大堂哥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看了看天色。

“天快黑了，走吧。”

大家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那座新坟静静地坐在坡地上，夕阳的余晖照着它，把新土照得发亮。坟前的纸灰被风吹起来，在空中打了几个旋，然后慢慢地落下去，落在了旁边的枯草上。

我突然想起高德明说的那句话——“出殡之后不能回头看，回头不吉利。”

我转过头，没有再看。

但我在心里想，爸，我回头了。我不怕不吉利。我只是想再看你一眼，哪怕只是一座坟，哪怕只是一堆土。

回到家里，大堂哥说既然人齐了，就在老院子里吃顿饭再走。

二堂哥去镇上买了几个菜，志军哥在灶房里热了热，爱军哥把桌子支在院子里，大家围坐在一起。

月亮爬上来了，又大又圆，挂在枣树上头。

大堂哥倒了一杯酒，站起来。

“今天圆坟，二叔的事算是办完了。这些天大家都辛苦了，尤其小禾，磕了一路头，膝盖都磕破了。”

他看了我一眼。

“小禾，哥敬你一杯。”

“哥，我不喝酒。”

“那就以茶代酒。这一杯，哥替你爸喝的。”

他把那杯酒干了，然后坐下来。

志军哥也倒了一杯，端着走到我面前。

“小禾，哥也敬你一杯。不是替谁喝的，是哥自己敬你的。”

“志军哥——”

“你听哥说。哥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以前总觉得，家就在那儿，跑不了。可我爸走了之后，我才知道，家是会跑的。”

他的声音有点抖。

“小禾，你一个人在县城，要好好的。别让我们担心。”

他把酒干了，转身回到座位上，拿起烟，点了一根，低着头抽。

二堂哥没敬酒，但他说了一句话。

“小禾，以后有啥事，别一个人扛。你扛不住的。给我们打电话，不管多远，我们都来。”

爱军哥也没敬酒，但他坐在我旁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很轻的话。

“小禾，对不起，我没能赶上三叔走。这次二叔走了，我赶上了。我心里好受一点了。”

我握住他的手。

“哥，都过去了。”

“嗯。”

他在我的手上拍了拍，很轻，像怕拍疼了我。

那顿晚饭吃了很久。大家都没有喝多，但话比平时多了很多。大堂哥说了很多父亲年轻时的事，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

他说父亲年轻时力气大，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别人扛两袋麦子，他扛三袋，还能走得比别人快。

他说父亲心善，那年村里发大水，谁家的房子塌了，父亲第一个跳进水里去救人，上来的时候嘴唇冻紫了，浑身发抖，但还是笑着说“没事没事”。

他说父亲手艺好，木工、瓦工、电工都会一点，村里谁家东西坏了找他修，他从不收钱，最多让人递根烟。

“二叔是个好人，”大堂哥最后总结道，“好人不长命，老天爷不长眼。”

大家都沉默了。

月亮升到了头顶，院子里的光线从橘黄变成了银白。枣树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张没有规则的剪纸。

爱军哥站起来。

“小禾，我明天一早的火车，先走了。”

“哥，你路上注意安全。”

“嗯。”

他走到院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小禾。”

“嗯？”

“你记着，不管在哪，有事给我打电话。我可能赶不回来，但我能想办法。”

“我知道了。”

他走了。

月光下，他的背影笔直得像一棵树，在巷子里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拐角处。

志军哥也站起来。

“我也走了，明天工地还有事。”

“志军哥，你喝了酒，别开车了。”

“没事，我就喝了一杯，早散了。”

他走到门口，转过身，冲我笑了笑。

“小禾，微信别不回。哥天天给你发消息，你不回，哥心里不踏实。”

“我回了，每次都说‘挺好的’。”

“那就行。说‘挺好的’就行。”

他走了，脚步有点晃，不知道是喝了酒的缘故，还是别的什么。

二堂哥没走，他今晚住在村里，明天一早再回县城。

大堂哥也没走，他的修车铺关了这么多天，明天要回去开门了，但今晚他想再待一会儿。

送走了志军哥和爱军哥，院子里一下子空了。我和大堂哥、二堂哥坐在枣树下，谁也没说话。

月光很好，风很轻，远处有狗叫，一声两声的，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哥，”我开口了。

“嗯？”

“我爸走的那天，你们几点接到电话的？”

大堂哥想了想。

“大概四点半吧。你大伯打的电话。”

“你们马上就来了？”

“嗯。”

“衣服都没穿好？”

大堂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笑了笑。

“我穿错鞋了，左右不分。”

“我也没洗脸。”二堂哥在旁边补了一句。

“我牙膏沫还在嘴角呢，小禾你看到没有？”志军哥如果还在，大概也会这么说。

我想笑，但没笑出来。

“哥，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大堂哥看了我一眼。

“小禾，你问这个问题，就是不把哥当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他打断了我，“你不用问为什么。你记住就行了。记住了，就行。”

那晚大堂哥和二堂哥在枣树下坐到很晚。

说了很多话，也沉默了很多次。

后来他们走了，院子又安静了。

我一个人坐在枣树下，月光照着我，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

“小禾，赵家的人，走到哪儿都是赵家的人。别忘了根。”

我没忘。

根在土里埋着，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在。

风来了，树不会倒，因为根在。

第七章 老房子

父亲走了之后，老房子就空了。

母亲跟我住，不常回去。大伯偶尔去看看，把院子里的草拔一拔，把门锁检查一下，但毕竟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去一次也不容易。

大堂哥隔三差五就过去转一圈。有时候是顺路，有时候是特意去的。他跟我说，老房子的屋顶有几处漏了，墙皮脱落了一大片，院子里的草又长起来了，枣树的枝子太长，挡住了邻居家的阳光。

“得修修了，”他说，“不修撑不了几年。”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老房子是爷爷那一辈盖的，土坯墙、木梁、青瓦，三四十年了。村里很多这样的老房子都塌了，不是墙倒了就是屋顶塌了，满院子荒草，看着心酸。

可修房子要钱，我不多。

大堂哥看出了我的犹豫。

“你别管了，我找人修。”

“哥，多少钱——”

“你别问钱的事。你二叔在世的时候，我没替他做过什么。他走了，我想替他把这个房子保住。”

他找了一个施工队，是镇上专门做旧房翻新的，活儿干得不错。换了屋顶的瓦，加固了后墙，重新铺了院子的地，还把枣树修剪了一番。原来院子里那棵小榆树长得太高了，根都拱到了墙根底下，再不砍墙就要裂了，大堂哥让人把它连根刨了。

工程干了一个多星期，大堂哥每天都去盯着，从早到晚，比人家施工队来得还早。他懂建筑，年轻时在工地上干过，什么活都难不倒他。工人哪里干得不仔细，他当场指出来让人家返工。工人说他“比包工头还包工头”，他也不恼，嘿嘿一笑，递根烟过去。

修好之后，我去看了一趟。

老房子变了样。墙面重新粉刷了，白得晃眼。地面浇了水泥，平平整整，再也没有以前那些坑坑洼洼。院子里的枣树被修剪得利利索索，枝丫规规矩矩地伸向四面八方，像一个刚理了发的小伙子，精神得很。

灶房也收拾了，灶台重新砌了，灶王爷的年画换了一张新的，花花绿绿地贴在墙上。灶台边的墙上钉了几个木架子，可以放油盐酱醋。母亲看着这些，眼眶红了。

“你爸要是在，肯定高兴。”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这间父亲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心里酸酸的。

房子修好了，可住房子的人不在了。

大堂哥站在我旁边，双手插兜，看着那棵枣树。

“这棵枣树是你爷爷种的，你爸小时候就在这儿。每年秋天打枣，你爸是最能爬树的那个。有一年他爬到最顶上，树枝断了，他从上面摔下来，把胳膊摔骨折了。你爷爷气得要砍树，你奶奶不让，说‘树又没惹你，你砍它干啥’。”

这些事父亲从来没跟我说过。

“后来呢？”

“后来你爸胳膊好了，又爬上去了。这次小心了，没摔。”

大堂哥笑了笑。

“你爸这个人，犟。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看了看那棵枣树，又看了看大堂哥。

“哥，咱们赵家的人，是不是都这么犟？”

大堂哥想了想。

“大概吧。你爸犟，你大伯也犟，我爹也犟。我从小被他们打到大，也没改过来。”

我笑了。

大堂哥也笑了。

笑完之后，他又沉默了一会儿。

“小禾，你一个人在县城，有什么事别硬撑。这个家虽然你爸不在了，但你不是没人。我在镇上，建军在县城，志军在省城，爱军在部队，咱们四个，东南西北都有。你有事，谁离得近谁就过去。”

“好。”

“别光说好，要记住。”

“记住了。”

大堂哥点了点头，转身出了院门。

他的车停在巷口，是一辆半旧的皮卡，车斗里放着修车的工具，扳手、千斤顶、机油桶，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了车子。

“哥，”我追上去。

“嗯？”

“修房子花了多少钱？”

“没多少。”

“到底多少？”

“两万八。”

“我给你。”

“你哪来的钱？”

“我有工资。”

“你那点工资，够你自己花的就不错了。别给了，当我给二叔尽孝了。”

“哥——”

“你再跟我提钱，我就生气了。”

我看着他的脸，那上面有油污，有灰尘，有岁月刻下的沟壑。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里面有一种不容拒绝的坚定。

我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但我在心里记下了。

两万八。

我记着。

以后我有能力了，一定要还。

不是因为见外，是因为我知道大堂哥也不容易。

修车铺的生意时好时坏。镇上又开了两家修车铺，一家比一家便宜，抢走了不少生意。大堂哥的铺子在巷子最里头，位置不好，全靠老客户撑着。嫂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正是花钱的时候。

他拿出这两万八，不知道是从哪儿挤出来的。

也许是从孩子的学费里挤的，也许是从嫂子的药费里挤的，也许是他自己几个月没舍得买一件新衣服攒下来的。

可他说“应该的”。

第八章 志军哥的微信

父亲走后的第二十天，我接到志军哥的电话。

不是微信，是电话。

志军哥平时很少打电话，他跟人联系主要靠微信，而且发的都是语音。他的语音一般不超过十秒钟，内容大致分为三类：“在吗”“吃了吗”“睡了吗”。简洁高效，像一个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流程。

但那天他打了电话。

“小禾，我这边有点事，跟你说一声。”

他的声音不太对，比平时沉，像是有什么事压在嗓子眼里。

“什么事？”

“我在工地摔了一下，不严重，就是腿有点伤。这几天可能给你发不了微信了，你别担心。”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摔哪了？去医院了没有？严不严重？”

“说了不严重，就是皮外伤。你别大惊小怪的。”

“志军哥，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去看你。”

“你来干啥？你在县城上班，跑几百公里来看我？我又不是快死了。”

话一出口，他大概觉得说得太重了，停顿了一下。

“小禾，哥没事，真的。就是腿不太方便，不能老看手机。你好好上班，别惦记。”

“那你还收不到我回的微信呢？”

“收不到就收不到，你少回一天我又不会少块肉。”

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但我听得出来，那笑声里藏着东西。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心神不宁。

志军哥这个人，从来不说自己有事。他报喜不报忧，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三叔走的时候，他是哭着给我爸打的电话，但挂了电话之后，他擦干眼泪，把丧事安排得妥妥当当，没让任何人看到他哭的样子。

他说“不严重”，那就是严重。

他说“皮外伤”，那就是伤得不轻。

我给他发了条微信。

“志军哥，你好好养伤，别操心家里的事。我妈我照顾着呢，老房子大堂哥修好了，一切都好。你养好了早点回来。”

过了很久，他才回了一条语音。

“嗯。”

一个字。

但我听了很多遍。

不是因为他说的内容，是因为他的声音。

疲惫的、沙哑的、强撑着的声音。

像一根快要断掉的弦，还在尽力发出声音。

又过了几天，二堂哥告诉我，志军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小腿骨折，打了钢板，要休养好几个月。

“他说不严重。”我说。

二堂哥苦笑了一下。“他不说严重，你又不是不知道他。”

“我要去看他。”

“你别去了。你去了他看到你，心里更不好受。”

“可是我——”

“小禾，志军这个人，你要真为他好，就别去看他。你好好在县城上班，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好好上班就是对志军哥最大的安慰？

二堂哥解释给我听。

“志军为啥在外头拼命？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赵家的儿子，得撑起这个家。他爸走得早，家里没个顶梁柱，他就把自己当成那个柱子。你在县城好好上班，日子过得好了，他觉得自己没白拼。你要是在县城过得不好，他会觉得是自己的错。”

“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肩膀上，从来不觉得别人的事跟他没关系。”

我挂了二堂哥的电话，给志军哥发了一条微信。

“哥，我听二堂哥说了。你好好养伤，不用操心家里。我在县城挺好的，我妈身体也好多了，老房子也修好了。等你好了，回来我请你吃饭。”

这次他没有回“嗯”。

他发了一段语音，四十多秒。这是他发过的最长的语音。

“小禾，哥没事，你别听建军瞎说。就是腿上打了块钢板，走路有点拐，过几个月就好了。工地上干活的，哪个没摔过？家常便饭。你要是想吃哥做的饭，等哥好了，回来给你做。哥的手艺虽然不咋地，但比你自己凑合着吃强。”

我听了这段语音，听了三遍。

第一遍，眼泪掉了下来。

第二遍，擦了眼泪继续听。

第三遍，听完了，笑了。

志军哥就是这种人。他自己受了伤，还在安慰我。他自己躺病床上，还想着给我做饭。

第九章 一起撑

父亲走后的第一个春节，大伯说，今年都回老房子过年。

老房子修好了，院子收拾干净了，灶房也能用了。大伯说，二叔走了，但二叔的房子还在，赵家的根还在。过年嘛，要的就是一个团圆。

大堂哥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了。他把老房子里里外外又打扫了一遍，窗户擦得锃亮，门上的福字贴得端端正正，院子里还挂了两个红灯笼，是老式的纸灯笼，风一吹摇摇晃晃的，像两个红脸蛋的胖娃娃。

二堂哥负责采购，从县城拉回来一车年货。鸡鸭鱼肉、瓜果蔬菜、糖果瓜子、鞭炮春联，应有尽有。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连副驾驶上都堆着东西。

志军哥提前从省城回来了，腿上的钢板还没取，走路还有点拐，但他一回来就开始干活。杀鸡、剖鱼、剁馅，什么活都抢着干，谁拦他跟谁急。

爱军哥没回来，部队不放假。但他提前打了电话，跟每个人都说了一会儿。跟大伯说“您身体保重”，跟大堂哥说“辛苦大哥了”，跟二堂哥说“建军哥你开车慢点”，跟志军哥说“三哥你腿好了没有”，跟我说“小禾你好好的”，跟母亲说“婶子过年好”。

他说了很多，不像平时那么惜字如金。

也许是因为他太想回来了，但回不来。

年夜饭是在老房子的堂屋里吃的。

堂屋原来不大，但收拾出来之后倒显得敞亮了。八仙桌摆在正中间，上面铺了一块红桌布，桌布上摆满了菜。鸡鸭鱼肉样样齐全，还有饺子，是母亲、大堂嫂、二堂嫂一起包的，白菜猪肉馅的，父亲生前最爱吃的那种。

菜上齐了，大堂哥端起酒杯。

“来，第一杯酒，敬二叔。”

大家一起举杯。

“二叔，过年了。咱们赵家的人都在，你放心吧。”

酒洒在地上，一杯敬给那边的人。

大堂哥又倒了一杯。

“第二杯，敬咱们自己。咱们赵家的人，不散的。”

大家碰了杯，喝了。

“第三杯，敬小禾。小禾是咱们赵家的闺女，以后谁欺负她，咱们四个不是吃素的。”

大家又碰了杯，喝了。

三杯酒下肚，气氛热了起来。

大伯喝了一杯酒，脸就红了。他端着酒杯，看着满桌的人，眼眶里泛着水光。

“你二叔要是在，就好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爸，大过年的，别说这个。”大堂哥说。

“说，为啥不能说？我想你二叔了，我不能说吗？”

大伯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然后他又突然安静了。

“吃菜吃菜，菜凉了不好吃了。”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闷头喝了下去，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年夜饭吃了很久。

大家聊了很多，聊小时候的事，聊各自的工作，聊村里村外的新闻。笑声一阵一阵的，从堂屋里传出去，飘到院子里，飘到巷子里，飘到村子的上空。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二堂哥出去放鞭炮。

噼里啪啦的声音在村子上空炸开，震得窗户玻璃嗡嗡响。村里其他人家也陆续开始放了，鞭炮声此起彼伏，像一场没有指挥的交响乐。

硝烟的味道从门外飘进来，呛人，但好闻。那是过年的味道，是热闹的味道，是人间的味道。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满地的红纸屑，看着灯笼在风中摇晃，看着堂屋里的灯光把每个人的影子投在窗户上。

母亲坐在桌子旁边，端着茶杯，跟三婶说着话。

大堂哥在跟大伯碰杯。

二堂哥在逗壮壮玩。

志军哥在给大家倒酒。

爱军哥不在，但他的声音还在电话里。

每个人都好好的。

日子还在继续。

过完年，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母亲在老房子住了几天，就跟我回了县城。大堂哥回了修车铺，二堂哥又开始跑出租，志军哥回了省城的工地，爱军哥在部队继续他的军旅生涯。

我们各归其位，各忙各的。

但我知道，我们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比以前粗了，紧了，结实了。

志军哥还是会每天给我发微信。

“小禾，今天咋样？”

我回：“挺好的。”

“那就行，早点睡。”

雷打不动，一天不落。

爱军哥每个周六晚上打电话。

“小禾，家里咋样？”

“挺好的。”

“妈身体咋样？”

“挺好的。”

“你呢？”

“也挺好的。”

“那就好。”

挂了电话，我会在窗边站一会儿。

爱军哥不太会聊天，但他的每一个“挺好的”，都像是从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送过来的暖意。

隔着几百公里，穿过山川河流，穿过城市村庄，落在我的耳朵里，落在我的心里。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没有这四个堂哥，父亲走后的那些日子，我该怎么办？

一个人跪在灵棚里，不知道该跟谁商量。

一个人守着棺材，不知道该找谁帮忙。

一个人去村委会办手续，不知道该问哪个窗口。

一个人面对那些复杂的、繁琐的、让人心力交瘁的事情，不知道从何下手。

也许我也能撑过去。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到了那个份上，不会也得会。

但那样的我，会是另一个样子。

会更累，更苦，更孤独，更无助，更早地被生活磨掉棱角和光亮。

是四个堂哥，把我从那个深渊里拉了出来。

不是替我把所有的苦都吃了，而是陪着我，一起吃苦。

有些路，一个人走太长了。有人陪着走，路就短了。

第十章 时光里的印记

父亲走后的第二年春天，我回了一趟老房子。

那天是清明，要去给父亲上坟。

大堂哥提前打了电话，说他先去坟地看看，把杂草拔一拔，把坟前的土拍实。二堂哥说他会从县城带纸钱和供品，不用我操心。志军哥从省城赶回来了，爱军哥没回来，但说会在部队那边给父亲烧纸。

我到家的时候，大堂哥已经把坟地收拾好了。

父亲的坟上添了新土，比去年看着圆润了不少。坟前的石碑擦了又擦，字迹清晰可见。石碑是父亲下葬后没几天立的，黑色的大理石，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生卒年月，还有我们这些子孙的名字。

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后面是“婿陈宇”——去年我结婚了，大堂哥特意去石碑店让师傅加上了陈宇的名字。

大堂哥说，你嫁人了，你爸得知道。

石碑前摆着供品。桃酥、花生米、苹果、香蕉，还有一小瓶白酒，拧开了盖子放在那里。

大堂哥蹲下来，点了三炷香，插在坟前的香炉里。

青烟袅袅地升起来，在春天的微风里散开了。

二堂哥烧纸钱，一张一张地往火里添。纸钱在火里卷曲、发黑、化成灰，热气扑在脸上，暖暖的，像父亲那双手的温度。

志军哥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我也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磕完头，大家站在坟前，谁也没说话。

春天的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远处的田里，麦苗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大堂哥，我爸以前是不是最爱种地？”

大堂哥点了点头。

“你爸说过，地是人的根。人不种地，根就断了。”

“可是他现在种不了地了。”

“他能种。”大堂哥看着那座坟，“他现在种的是我们。”

我没听明白。

大堂哥解释说：“他把我们这些人种下去了，生根了，发芽了。他走了，我们不还在吗？他种的根，还在土里长着呢。”

我站在父亲的坟前，看着这座他最后的“家”。

墓不大，坟不高，碑不豪华。

但它像一枚印章，盖在这片土地上。

证明有个叫赵德厚的人，在这里活过，在这里爱过，在这里被爱过。

回村的路上，我走在最后面。

大堂哥走在前头，步子稳稳当当的。二堂哥在打电话，跟壮壮说“爸爸马上就回去”。志军哥在抽烟，烟雾从嘴角散出来，被风吹到身后。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不是感激。

感激太轻了。

是那种“有人在”的感觉。

不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是哭是笑是好是坏，你知道有几个人在那里。

你说不说话他们都在，你回不回去他们都在。

他们不要你的感谢，不要你的回报，不图你的任何东西。

他们在那里，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尾声

堂兄弟很亲吗？

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答案。

在我二十六年的人生里，“堂兄弟”三个字，就是一个称呼。过年过节见一面，叫一声“哥”，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没有亲哥，也不觉得需要亲哥。一个人长大，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生活，挺好的。

可是父亲走的那天，我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握着父亲渐渐凉下去的手，脑子里一片空白，连哭都哭不出声的时候，四个堂哥从不同的方向赶来了。

大堂哥推门进来的那个瞬间，我看到了一束光。

不是煽情，是真的光。

在那个漆黑的、寒冷刺骨的凌晨，在那个天塌地陷、不知所措的瞬间，那个穿着工装棉袄、头发乱得像鸡窝、鞋穿反了的男人走了进来，用他的肩膀、他的声音、他所有的力气，把我头顶塌下来的天，重新撑了起来。

从那一天起，我知道了。

堂兄弟，是你在葬礼上不知道该哭还是该跪的时候，替你拿主意的人。

是你跪到膝盖流血、快撑不住的时候，蹲下来帮你垫棉布、站在旁边等你的人。

是你妈晕过去、你家乱成一锅粥、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撸起袖子开始一样一样安排的人。

是你软弱、你无助、你觉得这个世界不会再好了的时候，走过来对你说“别怕，有哥在”的人。

大堂哥说“应该的”。

二堂哥说“我顺路”。

志军哥说“哥没事”。

爱军哥说“你好好的”。

他们从来不说“我爱你”。

从来不说“我想你”。

从来不在朋友圈发长篇大论来证明我们有多亲。

他们只用最笨的方式——把一万块钱塞进礼账本里，把老房子修好一分钱不要，每天发一条微信问你“今天咋样”，在每个周六的晚上打电话说“挺好的”。

他们说“应该的”。

可我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应该的”。

他们做了，不是因为应该。

是因为他们在乎。

现在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

陈宇对我很好，婆婆对我也客气，日子过得平淡但安稳。

但每次回村，我还是会先去老房子看看。推开门，走进院子，站在枣树下，抬头看那些枝丫在风中轻轻摇晃。

好像父亲还在。

好像他坐在枣树下剥花生，抬头看到我，笑了。

“小禾回来啦？”

回来了，爸。

我一直都在。

大堂哥说，人走了，根还在。

那些根在土里埋着，看不见，摸不着。

但它在那里。

风来了，树不会倒。

因为它扎得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