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本书里有精彩论述

编者按：2026年5月14日，中美两国元首共同确认，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 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值得两国学术界深度研究。事实上，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著）一书第二章（第64-67页、第88-90页）中有涉及到“战略稳定”以及其“大国竞争”的精彩论述，可作为理解这个中美新定位的补充内容。现将书中内容发布如下： （全文约4300字，预计阅读时间1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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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新战略机遇：迈向2035的中国与世界》一书第64-67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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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承认，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稳定期”（strategic stability)，相当于正式确认了中美进入“战略相持期”的新阶段。2025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实力相近”（Near-peer）一词形容中美两国地位。这些正是与笔者的演讲预判遥相呼应：大国崛起的道路，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冲刺，而是一场考验综合国力的马拉松。

2025年底，随着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韩国釜山会晤后，两国贸易战相对休战，体现出来了一种“寂静”状。但这种寂静，并非冲突的消弭，而是角力进入深水区、持久战的标志。它意味着，疾风暴雨式的贸易战、舆论战的“序章”已然翻过，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比拼内力、韧性、制度效能与战略耐心的“持久战”深化阶段。

2025年，正是这场马拉松进入最考验意志与智慧的中程相持时刻。相持期的本质，是力量对比的动态均衡与博弈维度的空前复杂化。这绝非简单的“休战”或“冻结”，而是竞争从显性的关税、技术“卡脖子”，向隐性的规则制定权、联盟凝聚力、产业链重构能力、未来技术标准主导权等全方位、深层次领域的系统性转移。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所谓“回归西半球”实质上是一种美国版的“韬光养晦”，绝非孤立主义式的退缩，而是一种极具现实主义的战略收缩与再聚焦：意在巩固北美基本盘，重整美洲后院，聚合资源于核心科技创新（如AI、量子计算、生物科技）与尖端制造业回流，同时通过“友岸外包”构建更具弹性和地缘政治色彩的供应链体系。这实质上是以退为进，试图在与中国长期周旋中，修复自身内力，巩固联盟体系，为下一阶段的竞争积蓄更持久、更精准的战略动能。

这一调整本身，既是对中国持续崛起这一客观事实的无奈承认，也是对持久战本质的清醒认知——它承认了短期内无法轻易压倒对方，从而转向了为一场“消耗战”做准备。而中国方面，对这一“相持期”的到来与深化，在战略思想界早有预见与理论储备。（早在2019年，拙著一书中专门的“持久战”论述。该书又是源于我2018年1月9日在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这是继1938年6月日本侵华战争最惨烈、中国几近亡国灭种时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之后，中国最高决策层时隔82年后重提“持久战”，折射了百年变局持续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持久战”不断深化的严肃事实。

持续保持战略定力与政策耐心，对中国来说变得尤其重要。中国当下应对美国的遏制进程，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追超”叙事，而是进入崛起国与守成国在长期竞争中所必然经历的摩擦、对峙与战略相持阶段。

中国并非在寻求短期内打破这种相持，而是致力于在相持中塑造于我有利的长期态势：通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欧亚大陆互联互通，以庞大且持续升级的内需市场巩固经济基本盘，以举国体制攻坚关键核心技术“篱笆墙”，同时在全球治理领域，从气候变化到人工智能治理，积极提供着眼于人类共同未来的“中国方案”，争取道义制高点和规则话语权。

归根结底，2025年大国崛起持久战的深化，标志着人类历史一个关键转折点的固化。它宣告了冷战后“历史终结”幻想的彻底破产，也超越了21世纪初关于“单极时刻”或“中美G2”的简单想象。这是一个比拼谁的内政更稳固、社会更团结、科技原创力更旺盛、战略耐心更持久的时代。

美国版“韬光养晦”与中国的“战略定力”，都是这场持久战各方在不同位置上的相似智慧。相持期并非终点，而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孵化器。最终，这场持久战的胜负手，或许不在于谁能在一城一池中取得战术完胜，而在于谁的国家治理模式更能凝聚民心、激发创造力，谁能提出的愿景更能契合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普遍渴望，谁能在自身发展与全球共同利益之间找到更具可持续性的平衡点。

对于这场持久战的未来想象，中美著名学者比网络上的许多喊打喊杀要乐观得多。哈佛大学资深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代表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的结论是，虽然崛起国与守成国结构性矛盾易引发冲突，历史上16例中12例开战， “修昔底德陷阱”存在数千年，但中美可通过战略克制与机制创新避免灾难。

在其生前最后几部代表作《论中国》《世界秩序》中都主张“共同进化”，反对新冷战定性，强调管控分歧、在气候等全球议题合作，冲突非命中注定。

“软实力”提出者、同样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生前最后几篇长文中曾专门经常探讨中美未来的走势。他用“合作性竞争”或“竞争性共存”来定性未来的中美关系。他建议需要应美国重视内政管理与自身科技创新，需要充分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保持对外开放、强化联盟关系和国际机构，捍卫一个基于规则的有利体系。美国握有一手好牌，但打不好也会输掉。

以下为《新战略机遇：迈向2035的中国与世界》一书第88-90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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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1月25日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就强调，“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如果追溯，早在2004年5月1日，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就曾自信写道：“机遇总是垂青勇于竞争的人”。此后还反复讲过“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习近平的这些讲述或许可以引伸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竞争观”。

在英语语境中，“竞争”不是什么坏事。衡量两国的关系至少可分为5个“C”，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ation）、冲突（Conflict）。“竞争”居中，显“中性”。

新时代的中国人理应更有底气，不必谈“对美竞争”而色变，更不必一谈到“竞争”，就往战略对抗、冲突的方向去推论、去联想。要知道，同学、同事、兄弟姐妹之间都可能有竞争，奥林匹克精神内核之一也是“竞争”。

竞争有激烈的力争上游，竞争也不排斥相互敬重，竞争更不排除合作共生。竞争是人间常态，关键在于，怎么样的竞争？这才是未来中国对美外交以及全球布局需要重点思考与全面践行的工作。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40多年，尤其是2001年入世后的20多年，中国经济、贸易、金融、产业、文化能在全球层面呈现崛起之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正视国际竞争，拥抱国际竞争，在竞争中重新认识世界，向对手学习，并在一些领域实现赶超，在另一些领域共同提升。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的残酷，并不在于竞争的存在，而在于当霸权国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竞争规则，并成为世界的通行标准时，小国不得不被迫服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寻求颠覆他国政权，没有出兵干预或胁迫他国内政，没有带给世界战争、冲突、难民或任何大规模的人为灾难。相反，靠着勤劳、智慧，为世界输送物美价廉的商品与服务，建设实用可靠的路桥塔港，致力于解决贫困、文盲等人类痼疾。中国走的恰恰是不一样的国际竞争道路。由此看，即使未来中国真正采用所谓“对美竞争”的战略定位，也不会排斥“与美合作”。中国走的不是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是欺压他国的邪路，而是寻求新的大国良性竞争之路。

笔者看来，所谓“新大国竞争”，至少包含四类：一是楷模之争：比哪个国家在国内治国理政上更有效，哪个国家更能解决国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哪个国家更能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甚至可复制的经验。

二是合作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更有组织号召力，提出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道义感召，推动双边、多边的国际合作，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疫苗普及、复苏经济、科技创新、削除贫困、维护治安、帮扶弱者等等。

三是红利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推动力，为全球贸易投资提供更多的增量，为全球和平稳定提供更多贡献。

四是视野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能为人类面临贫富与区域分化、智能科技的伦理挑战、生态恶化的生存威胁，勾勒出更高明的战略远见，带领人类走进下一个文明时代。而这些“新大国竞争”的核心都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是良性竞争、公平竞争，中国没有理由去拒绝、逃避或害怕。70多年前，以五个常任理事国为大国协调核心的联合国宪章设立，本身就是力求创造比19世纪、20世纪初更先进的大国竞争文明。

中美竞争，理应比过去任何一组大国竞争更文明、更体现人类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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