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抗英斗争研究七十年

三元里抗英是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三元里民众抗击英国侵略者的重大事件，是鸦片战争时期民众反抗侵略者的典范，一直被后人所称颂，被认为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开端，在鸦片战争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间，中国史学界对它展开了不断深入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是研究鸦片战争史和晚清史的学者所绕不开的课题，取得了显著成果。

一、三元里抗英斗争资料整理

鉴于三元里抗英斗争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科学界首先进行了有关此事件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1953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成立，旋即成立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组，“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广泛搜集包括清代官书著述、人物事略传记、社学、社会流传诗歌、外人记载、调查访问实录等有关史料。”直到1956年，该馆根据所搜集的资料内部编印了《广东人民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在此基础上，该馆在1959年正式编辑对外公开出版发行《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全书共22万余字，6个部分，而最重要的有三个部分，即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社学及平英团抗英斗争史料，以及手工业者参加抗英斗争史料。应当指出，本书所收入的清方档案和私家著述，除有一部分与《鸦片战争》重见外，其余都是难觅的未刊资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书在当时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后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将一部分资料移至《中国近代史资料》，197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修订本。

20世纪50年代初，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史学会主编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为该丛刊之一，1954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书中有大量关于三元里斗争的一手资料，包括《夷氛闻纪》《筹办夷务始末》《英军在华作战记》等。此套书在当时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学者们研究这一事件的主要依据，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此书搜集的资料大多是以中方资料为主，关于英国方面所记述的材料则很少，这难免给三元里斗争的研究带来缺憾。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有关鸦片战争史资料的大量出版，有关三元里斗争的资料收集也不断丰富。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为进一步拓展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在1983年编译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一书，该书总共选译了58篇资料，都来自传教士在澳门创办的《中国丛报》。此书翻译的主要是报刊材料，而对于英国方面档案资料的翻译则没有。

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胡滨先生译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本书包括英国蓝皮书有关鸦片战争资料和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关鸦片战争资料两部分，基本反映了鸦片战争全过程，对英国制订侵华的经过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全书大约80万字，其中也涉及到三元里人民抗英方面的有关资料。这些有关英国方面资料的出版，对当时中国史学界研究三元里抗英斗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198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其所藏的有关鸦片战争的清政府档案资料出版，名为《鸦片战争档案史料》，200多万字。这套丛书不仅促进了鸦片战争史的研究，而且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深化作用。步入新世纪以后，由于研究时段的逐渐下移，包括鸦片战争在内的晚清史研究逐渐淡出了史学研究者们的视野，因此相关的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也逐渐减少。

△ 三元古庙, 该庙建于清初, 原是一座道教神庙。鸦片战争时期, 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在古庙前誓师抗英, 现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馆址。

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

随着上述资料的先后整理与出版，从20世纪50年代起，不少学者对三元里抗英斗争这一事件开始进行研究。最早对此一事件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他在1956年出版的《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一书中，详细叙述了这次斗争的前因后果，着重介绍了三元里人民如何准备战斗、战斗的经过以及三元里战斗对后来广东人民反侵略反投降斗争的影响。但是此书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史料搜集的局限，许多事实在今天看来并不完全真实。

这一时期学界关于三元里斗争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上，包括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者是谁、三元里抗英斗争是群众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领导、社学在其中有没有发挥作用等问题。在50年代，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组织人力搜集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史料时，组织人员亲自到三元里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到一些当地民众所回忆的口述资料。依据这些资料，他们认为农民韦绍光是此次抗英事件的领导人，参加斗争的主体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部分爱国士绅也发动社学参加了斗争。这一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学界一直占据着主流。如陈锡祺教授的《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一书中就指出，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由农民韦绍光等发动起来的，而且是经过宣传鼓动有一定组织形式的人民反侵略武装。他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中，同样强调了人民群众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李龙潜等人则在1955年发文指出:“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正是广东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的自发斗争。”刘焜炀在给《广东三元里抗英斗争》一书的书评中也指出:“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工农劳动人民与地方士绅的一种自发的联合行动，说哪一个阶级领导了这次斗争，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何若鈞在1962年的文章中认为，社学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并没有起过组织和领导的作用，但他承认士绅的地位及社学的固有影响在动员群众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不同的声音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三元里抗英事件的意义也进行了阐述，但大多在强调人民群众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意抬高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陈锡祺教授指出，三元里抗英斗争“是广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长期积愤的爆发，是拯救祖国解广州之围的斗争”。它的胜利“完全证明中国人民有力量击败任何敢于来犯的侵略者。”赵矢元在1962年的文章中也指出，“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的武装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第一声，它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前导，它激励了人们在近百年民族危难时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意志和胜利的信心。”

总之，这一时期关于三元里斗争的研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阶级性比较明显，突出强调人民群众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中的作用。这一时期研究还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研究内容、主题比较单一，并且紧随政治形势的发展，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

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国内学术研究不断拓宽视野，逐渐多元化。在此背景下，有关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而此前的一些研究结论也逐渐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与修正。

首先学者们仍然围绕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逐渐展开。1979年卞哲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一文，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史学界存在伪造历史的现象，对践踏实事求是学风的做法进行批判。此文指出，三元里抗英虽然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个英勇战斗，但“三元里抗英毕竟是人民自发的局部地区的斗争，对整个战争的结局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以农民群众为主要力量，但是不能否认地主阶级在当时起了组织领导作用。”随后，陆力在《读书》杂志第8期发表文章，对此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地主阶级在三元里抗英斗争并没有起到组织领导作用，说卞哲是“揭橥反对‘唯成分论’，但反到隔壁去了，变成另一种‘唯成分论’。”田用针对陆力的观点，在1980年又撰文参与此次争论中。他直接指出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人是举人何玉成。之后卞哲又发文来反驳陆力的观点，指出三元里抗英斗争领导者多是地主阶级的爱国士绅。

这些争论无疑进一步深化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研究。卞哲的观点打破原有的“禁区”，得到了当时学界的认同。后来林增平教授在1980年的文章中也指出，长期以来“一些著作、教材，隐讳真实的史料，牵强附会地引用不完全可靠的传闻和访问记录，把三元里抗英写成了由农民领导、农民组成的一支有组织的武装。”他认为“三元里抗英的主力确实是农民，也无疑应高度评价，但首倡的确为爱国的地主士绅，则是事实。”吴杰在1983年也指出，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自发兴起的，“在斗争的过程中，举人何玉成联络各乡，领导和组织乡民共同抗英，对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广州史学界在1991年举行了纪念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就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性质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各阶层爱国群众的联合斗争，是反侵略的联合阵线。”“在三元里抗英斗争前，已经有人在策划组织人民的反抗斗争，三元里人民遭到骚掠，实为一个导火线。爱国士绅何玉成等人的领导组织作用不可否认。韦绍光作为一个青年农民不可能成为这场大规模斗争的领导者是显而易见的，但韦绍光作为发难者，其功亦不可没。”“从本质上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一场各阶层爱国群众的自发斗争。”1994年，姚敬恒在文章中也指出，“三元里抗英是广州北郊农民反抗英军侵略暴行的武装自卫斗争”，与社学无关，更不是由社学组织领导。刘宝军在2004年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其主要观点与以上学者的观点相似，不再赘述。李穗梅则认为，社学在此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正是社学的发动与组织，三元里的地理与人和的优势才在这场战役中发挥出来。”美国学者魏斐德在1988年出版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中文版一书中也指出，三元里抗英斗争“既非纯粹自发，也非农民领导，它是团练组织中的一类，依赖于士绅们谨慎而得到官府准许的领导。”

这一时期关于三元里斗争研究的最前沿的成果当属茅海建教授在199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三元里抗英史实辨证》一文。该文利用中西方档案，从考证的角度入手，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起因、过程、结果进行了研究，纠正和补充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结论。如就前文提到的所讨论的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作者认为此一问题在今天看来已经失去了意义，重要的在于“通过领导人的辨认，弄清参加这一事件的主体。”参加抗英的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乡绅、官府和普通民众都参与其中，这三类组织界限很难明确划分。作者还对中文文献内一些基本事实进行考证，中文文献记载此次战斗斩获了英军军官伯麦和霞毕，作者通过对中英文献的考证指出并没有此事。作者还就中英文献所记载的歼敌人数进行考证。他从军事学的角度认为三元里抗英斗争虽然有意义，“但其作用有限，其战果大小的分歧对评价此次事件并无决定性价值。”关于三元里之役英军死亡多少及其中文文献中所记载的被击毙的英军军官霞毕是谁等问题，赵立人教授也在1993年进行了考证，所得结论与茅文大致相似，但此文要比茅文更早，特此说明。

这一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逐渐减弱，因此，学者们从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评价也更为客观。长期以来，三元里抗英斗争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次群众爱国行动，此说受到学者们的质疑。茅海建认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虽然值得称颂，“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美国学者魏斐德也指出，在三元里这样的农村“很难发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广东省，他们有着“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李磊同样也认为，“对三元里人民抗英用‘爱国精神’评价，可以理解，然而不合乎历史实‘情’，违背了历史真实性的原则。突出历史教育功效的同时还应尊重历史本来的面貌。”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李锦全就茅海建上述提出的看法进行反驳，他认为“三元里群众反击英国侵略者是一场即是保家又是卫国的斗争是不容分割的。”充分体现了岭南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王明前则认为三元里抗英斗争在以保卫家乡为行动主旨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承担起反侵略的历史责任，并不必苛求是否具有近代民族意识。

步入21世纪以后，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内容更为多元。曾维用社会学的方法分别从三元里与清政府、三元里与英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三元里斗争发生的原因，进一步丰富了前人的研究结论。他在2010年所写的硕士论文《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新探》可以说是新世纪以后对此次事件本身最为系统的研究。此文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结合文献考证对此次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影响以及评价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还有一些学者研究武术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赵亮从教学的角度探讨这一事件，他指出“由于一些具体学术争议在网络背景下的泛社会化而对教学工作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三元里抗英’教学应在顺向追踪与逆向观照的双重维度展开。有关此事件的教学技术探讨，提示在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应注重对近代国难频仍的背景下，民众生存生活状态和行为选择的考察，确保相关史料利用的确度、信度与导向，从而诱发学生积极思考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关于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研究，从研究主题上看更为多样，学者们不仅对三元里本身事件进行研究，而且对其相关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逐渐淡化对此事件政治性质的判断，突破原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运用多种方法，特别是微观的考证与实证的研究，对此次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进行细致的还原，尤其是茅海建教授的研究。当然，由于此次事件的重要性，相关研究众多，笔者难免会挂一漏万。但是以上的研究成果足以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关于三元里抗英斗争研究大体趋势与问题。

△ 三元里抗英纪念碑

四、不足与展望

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关于此次事件的研究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在80年代以前，着重于肯定民众反侵略斗争的意义，歌颂民众不畏强暴英勇反抗的精神，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很多的研究结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80年代之后，随着研究角度的不断更新、视野的不断拓展，对之前的研究结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同时，还开拓出不少新的内容，提出了众多的新观点。作为一次地方性的事件，能有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足见此次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但步入21世纪以后，关于此一事件的研究逐渐淡出学者们的视野，在中国知网中输入“三元里抗英斗争”主题词，所出来的文章最晚的一篇是在2015年，而且这一年只有这一篇，还不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研究，只是与此相关的。这虽然不能说明学者们近年在这一问题研究上停滞，但至少可以说明这一事件的研究热度在逐渐下降。

今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强调“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责任感使命感，研究好中国历史、广东历史。例如如何深化三元里抗英斗争事件的研究，成为学术界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首先，从资料的使用上，三元里抗英斗争涉及到中英双方，在当时双方都记述下了这一事件，因此在资料的使用上必须运用双方资料互相印证才能梳理出此次事件的本来面貌。但是从以上介绍的文章中看出，几乎所有的文章在资料使用上都是用中文资料，只有茅海建教授的《三元里抗英史实辨证》一文运用有少量英文档案。即便是中文材料，大多都是使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和《鸦片战争》两类书。要想进一步深化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研究，必须在资料方面有所突破。前文可以看出，就英文档案的资料翻译出版工作仍然非常滞后。针对以上缺陷，在科技不断进步、全球交流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必须深挖有关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外文资料。面对晚清史研究的下行趋势，朱浒教授在2017年《史学月刊》所组织的笔谈文章中强调晚清史研究的“深翻”。所谓“深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需要深入勘查以往研究赖以立论的资料基础，找出其资料上的局限与运用上的缺陷，继而再重审旧资料、挖掘相关新资料，通过对新旧资料的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对相关史事的准确解读。”这对进一步深化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其次，在研究的主题、方法、视角上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化的地方。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有关这一事件的研究在研究方法、视角上逐渐多元化，但是从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真正有影响、突破性的著作并没有。这提醒学术界要想进一步在这一事件的研究上取得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必须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如三元里抗英斗争作为一个地方性事件，如何一步步被国家塑造成今天大家都熟知的历史事件，它是如何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是如何互动。对这些问题可以运用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法对这一事件展开研究。罗志田在研究“五四”时的历史记忆问题时，指出“虽然，‘五四精神’不断被提及，我们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断裂意味，这一运动与后之历史发展的关联，除了一些经特别选择而得到反复强调的面相，仍然模糊。”事实上，三元里抗英斗争存在同样问题。在今天，“三元里精神”不时被提及，在不断强调这种精神的同时，往往忽略众多的其他事实。因此，人们也可以从当下兴起的记忆史学的角度来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再如，可以转换研究视角来对这一事件进行研究，三元里抗英涉及到中英双方，可以把它放置到中英关系史中来考察，同时也可以运用全球史的观点来研究。总之，在史学方法、视角不断推陈出新的今天，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即是深化这一事件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时代的要求，这样才能看到关于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不同面相。

第三，要进一步深化这一事件的研究，必须摆脱固定的思维模式。三元里抗英斗争是一次政治性质的事件，一直被国家当作民众爱国主义的典范被写进教材，这种做法从宣传角度说是正确的。但是，在学术研究时必须从事实出发考察这一事件。其次，三元里抗英斗争作为一次反对英国侵略者的地方性事件，在笔者看来，现在并不一定需要争论三元里斗争的本身，虽然求真是史学工作者的终极目标，从另一方面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切合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所以，更应该探讨的是为什么三元里抗英斗争，能被如此重视，如何将它的问题意识切合现实的需要。（节选自《岭南文史》，2019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