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西‘歹土’竟成汉奸乐土，上海往事揭秘

我的童年和大部分少年时期是在"歹土"上度过的。

别说是现在的年轻人，即使眼下五十岁左右的上海人，对"歹土"这名称的含义知之者怕也甚少了，但在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时期，这名称在上海却是家喻户晓的。

90年代初，我写过一部十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歹土》，发表在阿章兄主编的《上海小说》上，后来又增加人物和情节，扩展为一部长篇，名《昨夜风雨》，1994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归入我的"海上旧梦小说系列"中出版。

半世纪之前在上海居住过的人，大概还会记得当时有一份《大美晚报》。每天黄昏时分，在市区的不少街巷里都能听到报童们拉着腔调的叫卖声："大美夜报，夜饭吃饱，看过夜报，早点困觉……"久而久之，这叫卖声变成了一首流行儿歌，无论在富人住宅区或是贫民窟中都广为流传。我相信现年六十以上的上海人中，大概有不少人和我一样都曾唱过这首儿歌的。

这《大美晚报》原是份英文报纸，英文名称是《 Shanghai Evening Post 》，报馆开设在法租界的爱多亚路天主堂街口上（今延安东路四川南路口）。发行人是美国侨民高尔德（ Gould )，英文版的读者主要是上海的外侨和"洋派"的中国知识阶层中人，以后又增办了中文版，取名《大美晚报》，读者便迅速增加，发行量最高时达到四万多份。

1938年上海沦陷之后，两个租界便成了"孤岛"。当时一些中国人办的报馆虽然都开设在租界里，但慑于日伪特务的恐吓和暴力，对那些较为敏感的新闻虽不至噤若寒蝉，但在报道和评述时所持的态度都较为谨慎。而那些挂着外国招牌的报纸，如《大美晚报》、《中美日报》、《字林西报》、《大陆报》等则倚仗着门前那面星条旗或米字旗的保护，在报道和评论上较少顾忌，能直言不讳，再加上向世界各地同行发布英文电讯，因此当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南部的某些暴行，正是那些"洋旗报"向全世界揭露的。其中干得最多的是《大美晚报》和《字林西报》（英文名《 North China Dairy News 》)。

"歹土"这说法便是在这段时间里由《大美晚报》率先提出的。从1939年初起，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和由他们豢养的汉奸特务势力便伸入了静安寺以西的沪西"越界筑路"地区，并且迅速扩展，不到半年时间，在这块方圆不足二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形形色色的毒窟窠、赌场、淫窟像阴湿沼地上的毒蕈那样遍处滋生，再加上随着汪伪特工机关"76号"的出现而带来的那些凶杀、抢劫、绑票、勒索事件，生生地把这片土地搞成了个魑魅的世界。

1939年8月，由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和在华占领军当局联合导演的汪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沪西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76号开锣上演。《大美晚报》便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这场沐猴而冠的丑剧痛加抨击，同时对汪伪势力在沪西"越界筑路"上所干的种种勾当进行了揭露。在一篇发给世界各国通讯社的长篇英文电讯中，他们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之后，对这片土地上的现状作了个结论性的看法" It is a bad land ."

" Bad land "译为"歹土"，从此便有了"沪西歹土"这名称，这名称也被写入了历史。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还不想过早地同英美翻脸，因此他们对那些"洋旗报"的揭露和抨击的报复还是较为克制的，只是寄些匿名信和手枪子弹到报馆去进行恫吓，后来见恫吓并未收效，便雇用暴徒到报馆门前去扔手榴弹和冲进去砸坏机器。可这样仍不见效，揭露和抨击仍在继续，这下他们真是"忍无可忍"，决定要下毒手了。

在"76号"的特务奉日本主子之命对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大开杀戒中，被杀害得最多的是《大美晚报》的编辑和管理人员。1939年8月30日，《大美晚报》副刊主笔朱惺公被"76号"特务枪杀在天妃宫桥（今河南路桥）前。

1940年7月19日，《大美晚报》总主笔张似旭被"76号"特务枪杀在静安寺路起士林咖啡馆楼上。几天后，该报经理李骏英又被他们枪杀在四川路上。

1944年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日军进占公共租界，所有"洋旗报"被封，英美工作人员都被送进"敌侨集中营"，高尔德则受"特别处置"，作为"美国军事间谍"逮捕，关进提篮桥监狱。按照国际惯例，战争时期捉到敌国间谍是可以就地处决的，高尔德则在二战结束后能得到释放回国，真可算是命大了。

前面已经讲过，"歹土"的范围便是沪西"越界筑路"。

沪西"越界筑路"东起静安寺，西至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北边沿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延伸到曹家渡三官塘桥（今江苏路桥），南边则与法租界为邻，沿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向西伸延到凯旋路。这是块狭长地段，面积仅十多平方公里。

"越界筑路"本身便是殖民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从20世纪初开始，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便擅自非法越过原来的租界范围，强行筑造马路，待马路筑成之后，便自行在周围一带征收捐税，行使政权和警权，把那些"越界筑路"地区变成为"准租界"。

但这"准租界"和正式租界有所不同，马路两边新造起的弄堂和洋房都归租界巡捕房管辖，但马路边那些腹地的原来居民却仍旧归中国地方政府管辖。这样，在上海沦陷之后，这片土地上便形成了双重政权和双重警权，便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伪市政府、租界巡捕房、伪沪西警察署四者并存。于是在这片土地上，同时存在着以下这些武装力量：

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英国籍、印度籍和华籍巡捕；

英国皇家陆军和苏格兰长枪营；

公共租界万国商团的英国队、美国队和华人队；

汪伪政权沪西警察署的警察；

汪伪"和平军"驻军；

日本宪兵队沪西分队的日本宪兵；

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中的武装特务。

在一块面积不足二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竟然聚集着这么多五花八门的公开武装力量，这真可以说是世上罕见的。这些武装力量之间，日伪方面的力量占着绝对优势，租界当局虽在名义上掌握着"越界筑路"地区的行政权力，但他们自知凭着几名巡捕和几杆手枪要同拥有各种轻重武器的日军、伪军和汪伪特务对抗，只是以卵击石，因此只能事事处处明哲保身，仰承着日伪的鼻息苟延残喘。

这样，"沪西越界筑路"上的社会秩序便完全处于失控状态。除毒、赌、娼之外，凶杀、抢劫、绑票等罪案频频发生，事主或家属害怕报复，大都不敢向捕房报案，即使报了案，也决没有可能破案。这样，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安分市民便人人自危，一些家境富裕而又没有日伪或黑道背景的人家，更是胆战心惊﹣-真是名副其实的歹土。

然而，这片"歹土"，对当时上海的某一部分人来说，却是一片"王道乐土"。

1940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随即上海也成立起由陈公博任"市长"的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同时，大批"院长"、"部长"、"次长"、"厅长"、"局长"、"处长"、"主任"、"专员"等大中小"三点水"（汉奸，汉的偏旁为三点水）纷纷粉墨登场，一时间群魔乱舞，乌烟瘴气。

上海的两个租界虽已成了"孤岛"，但行政权和警权仍属于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一些地位较高的汉奸是不能在里面设立"官邸"和"公馆"的，于是便集中居住到沪西"越界筑路"上。

愚园路是当时沪西"越界筑路"上的一条主要马路，东起静安寺，西迄兆丰公园（中山公园），全长约三里，大部分为住宅区，也是当时那些大奸巨猾的集中居住地区。

我家当时在愚园路中段的668弄（今镇宁路）里，整条弄堂里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其中便有四家是"三点水"："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长"梅思平、"上海商会会长"张培生、"上海特别市财政局长"杨某和"江苏省直接税局长"丘某。梅思平是汪精卫的亲信，汪伪中央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属于"天"字号的汉奸。另外那三个也都是汉奸中的一、二流人物。除此以外，还有两家是黑道中的头面人物，虽然没有在伪政权中担任职务，但同日本人和汉奸的关系很密切。某次，我家北邻那个姓沈的赌场老板家里请客，来客乘坐的汽车停满了大半条弄堂，弄堂里站满了各种带枪的人﹣﹣来客的保镖和卫士。最后来的是一批日本客人，由两部日本宪兵驾驶的带斗三轮摩托车开道，后面跟着一部满载日本宪兵的敞篷军用汽车，最后才从一部土黄色军用轿车中下来了个身材矮胖的日本军官，由迎出来的主人和其他"贵宾"簇拥着走进门去。后来，我家的男仆从沈家的保镖那里得知，来的那个日本军官是个少将，至于姓甚名谁则没有问清楚。

当时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派来中国给汪伪政权当"最高顾问"的影佐祯昭也只是名少将，而在"上海特别市政府"里当"太上皇"的上海宪兵司令的军衔只是大佐。由此亦可见那位沈老板的交游之一斑了。

668弄中固然住着像梅思平那样的巨奸，但在斜对面那条749弄中更住着两个使当时上海人谈虎色变的人物，那便是李士群和吴四宝。

愚园路749弄原是条建于30年代初期的新式里弄，其中几排房屋略带些西班牙格局，居住的大都是中产阶级人士和英美侨民，旁边有一大片空地，上面有条小浜流过。从1939年底起，当时任汪伪"特工总部警卫大队长"的吴四宝便强占了那片空地，填平河浜，在上面大兴土木，造起了两座相连的大屋，一座自己居住，另一座则孝敬给顶头上司"特工总部"的主任李士群。从此，这条原来挺静谧安宁的弄堂中便群魔乱舞，不仅汉奸们乘坐的汽车和三轮摩托车日夜出入，弄堂口还总有四五名特务，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在那里轮班站岗，那些特务都穿着灰布或藏青哔叽中山装，把二十响快慢机用皮带吊在颈里，嘴角叼着烟卷，在弄堂口游来荡去，弄内居民若是有亲故上门探访，往往会被拦住盘查，甚至抄身之后方会放行。这样便使弄堂内不少居民成了"断六亲"，亲友们也不愿登门。

当时，我在中西女中第一附小念书，每日上学和放学回家都要经过749弄前面，经常能看到"特工总部"的汽车拉响着警笛疾驰而出，这些轿车都是黑色的，两边踏板都各站着个保镖，手中快慢机的枪口对着路边的行人，仿佛准备随时开枪射击。

1942年，吴四宝被他的日本主子毒毙后，财产也被没收，他的那座大宅就此空关起来。一年多后，李士群也被日本主子毒毙，他的那座大宅也同样空置。抗战胜利后，那两座毗连的大屋作了"逆产"被国民党政府没收。解放后，被接管改为医疗诊所，眼下是长宁区同仁医院门诊部，但建筑格局仍旧保持半世纪前的原样，几乎未有改变。

"歹土"东隅

668弄和749弄虽在愚园路上有"汉奸弄堂"的恶名，但若与同一条路上的1036弄相比起来，则又是如小巫之见大巫了。

1036弄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以西约莫两百米处，是一条宽阔而弯曲的弄堂，里面共有八幢式样和面积各不相同的花园洋房。临街的第一幢是19世纪西班牙城堡式建筑，巍峨雄伟，装饰豪华。这是抗战前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的王伯群为了取悦他的新婚妻子、原上海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而建造的，耗资巨万，历时两载方才建成。据说王伯群因为营建这座豪华府第而受到监察院的弹劾，因此罢官去职。但在这座新居中居住还不满两年，抗战爆发，他就携眷撤往内地，这座住宅就被日伪当局"没收"，作为汪精卫在上海的"行辕"，对外则简称为"汪邸"。同一弄堂中另外七幢房屋也都被日伪当局"征用"，全部分配给汉奸中的顶级人物做公馆。住在这条弄堂里的有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外交部长"褚民谊，汪精卫的内侄、"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立法院副院长"缪斌，"和平军总司令陆军上将"任援道，周佛海的妻弟、"中央信托局长"杨惺华等。因此，当时的愚园路1036弄真可算是个"顶级汉奸窝"。

汪精卫在南京当"国民政府代主席"，当然常住在那里，但有时也会来上海"视察"。逢到这样的日子，便是童稚无知的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他在上海期间，愚园路西段从忆定盘路到兆丰公园便会封锁起来，只准封锁区内的居民凭证出入。我念书的那所公园便会封锁起来，只准封锁区内的居民凭证出入。我念书的那所小学在封锁范围之内，自然就得停课放假，于是我便得以畅快玩耍。

当时我那间卧室的阳台正对着马路，所以曾经好几回掩在那里观看到过汪精卫经过时的情景。

在汪精卫的车队经过之前约莫半小时，军警先要净街，把路上行人驱赶进近处的弄堂，勒令他全都背向马路站着，不准回头看，所有居民家中面对马路的窗门也都被责令关闭，不准开启，阳台或晒台上也不准站人。"净街"之后，又开来一大队日本兵，手持刺刀的步枪，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排列开，监视着那些军警不准回头。这时，车辆匿形，行人绝迹，在一片死寂中，一长串车队疾驶而过，其中有轿车，有用敞篷汽车，也有满载着日军和伪军的无篷卡车，还有车头处架着机枪的装甲汽车，足有六七十辆，外人根本无从知道汪精卫究竟躲在哪辆车里。

不仅汪精卫在上海"视察"时，愚园路西段部分要戒严封锁，就连他不在上海的时候，这一带也同样警卫森严。我每回到兆丰公园去，经过1036弄时，总能看到四名持着上刺刀步枪的"和平军"面对面直挺挺地站在弄堂口，另外还有一名挎驳壳枪、佩军刀的军官在带岗，弄口两边还放着铁丝拒马架，不让行人走近。

抗战胜利后，除了汪精卫已在一年多前病死以外，愚园路1036弄那些洋房中如昙花一现般的"主人"全都被押上了审判台，其结局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1036弄中那八幢花园洋房也就物归原主。不知是何原因，从内地回来的王伯群和妻子并未再住回那座城堡式豪宅中去，而是把它租给了英国新闻处作办公场所和宿舍之用，直到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这座大屋由政府接管，当时还有种值得称道的风气，便是很重视对少年儿童道德文化和知识技能的培养训练。从市政府到各区区政府，都把辖区中接管来最好的房子用作少年儿童的活动场所，因此这座过去的"王公馆"和"汪邸"便成了长宁区少年宫，一直保留至今。

我念书的那所中西女中第一附小（原址为今江苏路第五小学）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教会小学，由于学费高昂，学生们的家境都较富裕，当时的同学中也有不少是大汉奸的子女，如缪斌、杨惺华、潘达（汪伪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钱大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等的子女。同学们出于对汉奸的憎恶，在校园中相遇时，常会往地上啐着唾沫骂他们"汉奸坯子"或"小汉奸"。遇到这类情形，有的男生会冲过打上一架，有的女生会对骂或叫保镖、汽车快进来助威，但也有一些生性柔弱的女生，在辱骂声中只会掩面哭泣着疾步逃开，放了学便躲在教室里不敢出来，要在教师陪同下才敢穿过操场出校门，躲进自家来接的小汽车。

我当时也是参与骂人的学生之一，并且从未感到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对之处，只是认为这些同学的家长既是做了汉奸，那他们也就活该挨骂。直到二十多年后，一群本应由我负教育之责的少年围着我狂喊乱叫地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鬼见愁》那首歌时，我忽地觉得自己应该为二十多年前的行为感到羞愧。

孙树棻，1933年1月10日生于上海，笔名树棻。祖籍浙江绍兴，出身银行世家，后来家道中落。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法系。历任教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第五届理事。1993年移居香港，成为香港自由写作人与报刊专栏作者。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姑苏春》、《伴飞》、《毒枭》等，中篇小说《夜深沉》获上海市首届文学作品奖。晚年专述海上旧事，著有《上海往事：最后的玛祖卡》、《豪门旧梦》等。2005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