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自主知识传播平台成为紧迫的时代命题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5·17”重要讲话十周年。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广泛共识与显著成就。学科体系日益完善，学术创新活力迸发，一批立足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不断涌现。在回顾成就、展望未来的关键节点，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知识体系的构建绝非仅仅止于生产环节。一个完整、强大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体系，必须包含与之相匹配、自主可控的知识传播平台。当前，国际知识传播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平台的战略功能日益凸显。将构建自主、开放、国际化的知识传播平台提升至与知识生产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已成为一项紧迫的时代命题。

知识传播平台是一种权力

今年3月，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术会议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在其征稿指南中，新增所谓受制裁机构条款，直接链接美国财政部制裁名单，试图禁止包括华为、中芯国际、商汤科技在内的873家中国实体投稿。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计算机学会等机构相继发表严正声明，坚决反对将学术交流政治化，并采取了停止受理参会资助申请、不认可相关会议论文作为项目代表作等反制措施。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中国学术界的坚决抵制下，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最终公开致歉并修改了相关条款。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类似现象更为隐蔽而普遍。许多国际英文期刊常在不自觉的学术习惯中，将丰富的中国经验与案例简单裁剪为验证西方既有理论的注脚，或在西方预设的理论框架与价值标尺下审视中国的独特实践，导致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与原创性在传播环节被无形消解。

这些现象折射出一个基本事实，即知识传播平台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一是它具有设置研究与话语议程的权力。哪些问题是“前沿”，哪些议题值得全球学者投入智力资源，往往由少数顶级期刊和会议的定义所引导。二是它具有设定知识生产规则的权力。这包括隐性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偏好，以及以“国际规范”为名植入的各类政治与法律合规标准。三是它具有构建与筛选学术共同体的权力。它决定了谁有资格参与对话，谁的声音能被听见，从而实质性地塑造全球学术版图。

知识生产与传播平台同步演进

回顾学术发展史，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崛起，从来都是知识创新与平台建制同步演进的过程。以美国社会科学的制度化为例，其崛起并非先有成熟理论再寻求发表渠道。恰恰相反，学科的制度化与话语权的确立，与专业期刊的创立、学会组织的建立这一过程密不可分。1895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阿尔比恩·斯莫尔创办了《美国社会学杂志》。该刊物的创立，为当时正在形成的芝加哥学派提供了核心的思想交流与成果发布阵地，长期主导了美国社会学界的讨论议程，并借助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发行网络，将其影响力辐射至全美乃至世界。紧随其后，1905年，以斯莫尔为主导的美国社会学学会（今美国社会学协会前身）成立，进一步从组织上巩固了该学科的专业地位与共同体边界。

经济学领域的历程同样如此。美国经济学会虽于1923年正式成立，但其旗舰期刊《美国经济评论》早在1911年便已创刊。这份期刊迅速成为定义经济学研究范式、筛选学术成果、凝聚学者共同体的核心机制，其影响因子长期位居全球经济学期刊前列，至今仍是经济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高标准之一。政治学的发展路径也高度相似。美国政治学会成立于1903年，仅仅3年后，其官方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便于1906年创刊。该刊物的诞生，标志着美国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成熟，并通过设定论文标准、主导议题讨论，深刻塑造了全球政治学的研究版图。

这些历史深刻揭示，传播平台建设本身就是学科制度化、知识体系自主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争夺学术定义权、标准制定权和共同体凝聚力的关键政治过程。

中国的突破与短板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学术界在建设自主知识传播平台的征程上已经迈出了坚实步伐，并取得了若干标志性成就。例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国际政治季刊》（CJIP）、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CISR）、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合办的《亚洲政治经济评论》（ARPE）以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中国政治学评论》（CPSR）等都在各自领域获得了国际认可，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已跻身全球前2%，实现了从“跟跑”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这些期刊不仅吸引了全球顶尖学者的投稿，其读者群体中来自美国的访问量甚至超过国内，证明了中国自主平台已具备实质性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

然而，成绩背后，挑战依然严峻。首先，平台形态过于单一。当前的成功案例主要集中在学术期刊领域，而在具有全球号召力的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学术出版社、预印本平台、数据共享平台等其他关键形态上，中国的声音依然有待提升。其次，评价激励体系滞后。尽管中国自主期刊质量快速提升，但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资源分配体系，仍严重依赖国外核心期刊索引体系。当前，SSCI、ESCI等数据库的收录规则和评价标准正在发生变化，国内新办英文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学者向自主平台投稿的积极性也受此制约。最后，国际学术规则制定权不足。中国学者在国际重要学术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在国际重大学术奖项中的获奖情况、参与乃至主导国际学术评价标准制定的程度，仍有提升空间。这些问题导致我们在国际学术议程设置和规则博弈中常常处于被动应对而非主动塑造的地位。

以开源思维推动知识出海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从侧重知识生产的单轮驱动，转向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平台建设二者并重的新范式。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自主知识传播平台是运筹国际文化空间、竞争国际话语权、捍卫国家学术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种战略性基础设施。为此，我们或可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加快布局多元化、高能级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在巩固和提升现有英文期刊建设水平的同时，应大力支持创办和培育由中国主导、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联盟和数字化学术社区。鼓励高校和学会组织，围绕中国具有优势或特色的研究领域，发起设立常设性国际论坛，主动设置全球性议题。

第二，深化改革科研评价与激励体系。应尽快建立更加科学、多元、包容的学术评价体系，大幅提升中国自主创办的高水平学术期刊和会议在职称评定、项目评审、成果认定中的权重。设立专项基金，奖励海内外学者在中国自主平台上发表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引导优秀学术资源向国内平台汇聚。

第三，大力支持中国学者深度参与全球学术治理。制定系统性规划，鼓励和支持更多中国学者竞选并担任国际重要学术组织的重要职务，推荐中国专家参与国际学术奖项评审，积极发起和牵头国际大型学术研究计划与标准制定工作，逐步提升中国在国际学术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第四，秉持开源思维，推动开放式知识构建与国际传播。自主不等于封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传播，应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我们的平台应对全球优秀学者开放，欢迎基于平等尊重的学术对话与批评；我们的知识成果应积极利用多种渠道和形式“出海”，善于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讲述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知识的生产决定了思想的深度，而知识的传播则决定了思想的广度与影响力。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站在从高原迈向高峰的历史关口。唯有将知识传播平台建设置于国家文化战略的全局中通盘考量，以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举措补齐短板，我们才能扭转在国际学术话语格局中的被动局面，真正实现从“学术跟跑”到“学术并跑”乃至“学术领跑”的转变，为人类知识宝库贡献更多源自中国的、原创性的思想体系。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时代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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