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差异与歧视之间……思考权力压迫

《差异的囚笼：权力如何塑造不平等》， 艾伦·G.约翰逊著，褚婧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丨后浪，2026年3月版，280页，66.00元

美国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艾伦·约翰逊（Allan G. Johnson）的《差异的囚笼：权力如何塑造不平等》（Privilege，Power，andDifference，Third Edition，2018；褚婧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6年2月）是一部深刻剖析被社会文化建构的差异性如何产生特权、如何成为制造不平等、压迫某些群体的权力机制的社会学著作，揭示了在这种特权、不平等和压迫的背后既有社会系统所起的主宰作用，同时也与全社会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有关的真相。作者在书中侧重于把来自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观察与理性思考结合的论述方式，甚至经常以类似对话的叙事方式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从头到尾分析了大量来自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和例子，说明从差异到特权、不平等和压迫现象是如何在人们身边、在每时每刻发生的。难怪在美国读者中，有不少人表示这是一部很适合与学生和普通民众共同阅读的著作。来自出版社的消息说：“书中以通俗易懂的对话风格写成，将理论与引人入胜的例子相结合，使读者能够看到特权的本质及其与特权的联系。这本极为成功的书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使用，无论是课堂内外，用以揭示权力与特权的问题。”（https://www.agjohnson.us/books/privilege/）能够产生这些影响，不仅是因为书中所讲都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而且作者本人一直积极参与各种反对性别歧视与暴力的运动，曾经在美国各地做了数百场关于性别和种族压迫的演讲，作者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实践赢得了许多读者的信赖。

该书原书名“Privilege，Power，andDifference”，直译是“特权、权力与差异”。现中译本改作“差异的囚笼：权力如何塑造不平等”。在全书的论述中，“特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全书正文第一句话就是：“围绕特权、权力和差异问题存在大量困境，即基于性别、种族、性取向、性别认同、残疾状况和社会阶级的困境……”（引言，第1页）“特权”是放在“权力”与“差异”之前的。“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分享一种关于特权和压迫的思维方式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同上，第2页）“特权”还是在“压迫”之前。再看“目录”，第二章标题是“特权、压迫与差异”，第四章是“让特权与压迫发生”。第七章“特权系统如何运作”，也都很明确凸显了“特权”这个核心概念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

书前的一篇推荐序题为“如何让特权清晰地被看见”（赵旭东撰），这是一个很好的导读视角。作者指出：“特权和权力一样，它们显然是无法被人们清晰看见的：面对有着华丽以及合理性外表的特权存在，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默许各种特权的发生或具体实施。而一旦特权这件事情能够被人们真实且清晰地看见，由此揭示出其各种外表伪装之下真实存在的形貌结构，那么，特权以及相应的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也就很自然地消失殆尽了。”（推荐序，ii）因此对我们来说，“一个难以推脱的任务就是如何才能让特权无限蔓延的脚步真正停下来，并使其一点一点地萎缩掉，最终，它就会因为持续面对着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可能性而变得无计可施。……这恰恰就是这样一本社会学著述全部启发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我们会因此而有所觉醒，从恒久的麻木中醒来，为社会的正义振臂高呼，而这就会是解决全部基于社会分化而出现的特权与权力问题的第一步。”（同上，viii）让特权清晰地被看见，呼吁人们从麻木中醒来，为社会的正义振臂高呼，迈出解决特权与压迫性权力问题的第一步，说得很对！这也是我关注和阅读这本书的关键视角。

在书后的“术语表”中，作者给“特权（privilege）”下的定义是：“一种无须争取的、专属于某一特定群体或社会类别的、在社会意义上由他人赋予的优势。”（209页）但是在另一种概念语境的日常用法中，“特权”通常指的是某些人和团体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地位等而拥有的、其他所有人无法拥有的特殊权力或特殊待遇；这种特殊权力和待遇既有来自权力系统内的成文规定，也有来自权力机制在运作中形成的不成文规定，这种特权在实际运作中依赖于一整套在内部考虑周详的组织结构、资源供给与人员安排。

如果从这两种不同的概念语境来说，约翰逊在书中论述的“特权”现象恐怕我们更多是会用“歧视”这个概念来描述和分析，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身份歧视、残疾歧视等等。而从这种语境中的日常生活景观来说，歧视现象与特权现象并不能等同；从描述与分析这些现象的概念使用来看，“歧视”与“特权”也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作者面对的读者语境是美国读者、尤其是学生，把歧视与特权联系起来的作用是从根本上思考和正视每个人都有责任这个重要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把“特权”概念贯穿于对所有歧视、压迫、不平等现象的分析之中，这是很有阐释力量和启发性的论述体系，也是这本社会学著作具有更高站位和更敏锐的思想性的重要基点。而对于处于另外一种阅读语境的读者来说，约翰逊把特权与歧视、压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论述体系则有可能让他们想到不能对发生在正常生活语境中的特权现象熟视无睹，因为某些人拥有的特权就是对所有其他人的歧视与压迫。可以说，这是两种大不相同的阅读与思考语境，是“特权”与“歧视”这两个概念系谱中不同方向的呈现。但是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严重贬损和剥夺，因此这本著作的核心议题和论述视角具有不受阅读语境局限的比较与启发性意义。

作者一开始就说倾向于讨论自己最为熟悉的内容，因此在本书中几乎只关注性别、种族、社会阶级、残疾状况以及性取向问题（第3页）。同时也指出，在本书重点探讨的各种特权形式中，阶级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上层阶级的白人特权可能表现为雇用有色人种女性做家政（例如女佣和保姆），或者投资那些使用有色人种廉价劳动力的行业以获利；工人阶级的白人特权可能表现为在技术行当和其他高级蓝领职业的招聘和晋升中享受优待、能够加入工会或获得按揭和贷款、不太容易遭到警察滥用武力等等。同样地，种族对有色人种的影响也因社会阶级差异而不同。例如，有财富或权力的黑人能够免遭许多公开和极端的种族歧视，黑人精英家庭的孩子在常春藤大学可能只会经历不易察觉的微歧视（第5页）。因此，特权不仅指可以享受其他人不能享受的待遇，而且更是指不必有其他人常有的那些遭受歧视的担忧。在另一种阅读语境之中，约翰逊所讲的那种自然而然免除担忧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存在着一种在个人安排之上、但是又精准对应某些人身份认同的制度安排，使特权不仅表现在可以干什么，同时也表现在免除要干什么的担忧，尤其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中。

在第二章“特权、压迫与差异”中，关于“什么是特权”，作者有一种解读：“当一种无须争取的权利仅限于某些特定群体时，它就变成一种‘无须争取的优势’（unearned advantage），成为一种特权。”（38页）无需争取而能自然享有，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那么这就是一种特权。应该说，这一解读是“特权”概念中的重要方面。作者以生活中很细微的例子来阐释这个问题。例如当有人夸奖你的演讲时，你可能意识不到，倘若你是有色人种，人们就会变得更为苛刻和吝于赞美。类似的经验是，某人在台上或饭局上说了一句其实并不很好笑的话，但是下面的人会笑作一团。人们通常会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向权势者献媚，但是在作者的分析概念中，同时也表明了一种权势者的特权。又例如说到“关注”，地位高的人总是容易获得关注，但不需要同样关注地位低的人，偶尔投去的关注又会受到热烈的赞颂。总之，在被夸奖和被关注等等现象中，都有可能存在一种特权。而享受这些特权的人往往在坦然接受的同时也坦然忽视，作者认为“这种对特权的坦然忽视，本身就构成特权的一个方面，即所谓“不注意的奢侈”（哲学中称为‘认知特权’）”（35页）。对于那些明显属于特权的安排、行为而能够坦然接受、坦然忽视，这的确就是特权享受者的标配心理。作者进一步指出，既然有身处特权之中的人而不自知，就必然有人身处特权之外而对此没有感觉。（42页）所谓没有感觉，无非是因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中，观察的视角和想象力都极度受限。但是，没有感觉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实际上的压迫。就如“压迫：特权的背面”这个小标题下面所表述的，“当一个社会类别享受到特权，就有一个或多个其他社会类别相对地受到压迫。……正如特权往往会打开机会之门一样，压迫往往会把门关上。”（50页）现实生活经验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许多人的命运因这种压迫而被改写，虽然连他们自己也往往并不知道。

第二章有一节专门谈“日常生活中的特权是什么样的”，作者说“正如佩姬·麦金托什在分析‘隐形的白人特权背包’时所展示的，特权出现在几乎所有社会情境的日常细节当中”（42页）。隐形的特权背包这个说法很形象，去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同时也很有深意。但是作者没有谈到的是，有些特权无需背在身上，而是在许多地方默默地等待着有特权的人去享受。或许可以想象一下，假如约翰逊来到迈阿密海滩，看到最美的海边沙滩被围起来，闲人不得进入；而当地人早已熟视无睹，估计作者会在“隐形的特权背包”后面再加上“公然的特权天地”这一小节。作者进一步从“可能性”的角度阐释这个背包的用处：“无论哪种形式的特权都会增加人们在以下方面的可能性：被接受，被包容，被尊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能够在社会情境中设置议题，确定规则、标准以及如何应用它们。特权赋予人们文化权威，使他们能够评判他人，并使这些评判被接受。它使人们能够定义现实，让主流观点符合自己的经验。特权能够决定谁得到认真对待，谁得到关注，谁对谁负责以及对什么负责。”（49页）这些可能性远远超出了因拥有特权而获得的优于常人的待遇，而更多指向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和决策力。由此而想到，真正的、能量巨大的特权拥有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表面低调的，甚至可能是谦恭的，外表上绝对不显山露水，更不会下车就对管理人员高叫“我爸是……”——那些这样喊的人其实只是特权阶级中的癞子。

另外，还可以补充一个作者没有谈到的问题，就是无权无势的底层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拥有他们的特权——可能是唯一的特权，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那种法不责众现象。这种“特权”能够存在大概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这种“违法”现象并没有触动有权势者的任何利益，而只是一种多层互害的表现；二是实在无从下手，真的动手会担心犯了众怒，不必为了解决底层互害的问题而冒风险。

前面说过，约翰逊阐释的“特权”概念谱系中具有多重的维度，可以在不同的阅读语境中产生反响。在经济学界从九十年代开始就讨论的“权贵资本主义”议题中，权贵身份的重要标志就是特权。实际上这与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92）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Asian Drama：An l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1968）中提出的“软政权”（Soft States）概念大有联系。缪尔达尔说的所谓“软政权”，实质上是一个由少数人设计的用以最大化政治控制和寻租活动的政体，其突出特点是行政的随意性控制，以及在特权庇护下的寻租和腐败盛行不衰，在许多方面与当年纳粹德国的政治权贵的权力模式一脉相承，直到二十一世纪仍然盛行于许多国家的政商体制之中。

可以在约翰逊和缪尔达尔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把“特权”与“软政权”及现代政治文明的问题联系起来。许多学者都曾经指出，对政治文明危害极大的一种势力就是来自家族政治的特权。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专门阐述过这个议题，他指出：“一小群贵族家庭掌控日益集中的财富。他们逐步剥夺政府的税收，……他们利用政治关系攫取国家权力，再使用国家权力使自己富上加富。”（《政治秩序的起源》，137页）“这一切证明，真正的权力不在国家手中，而在贵族家庭手中。”（141页）从对家族政治的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中，指出了两种政治衰败的局面——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经常同时发生。而“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家族化官僚，会极力阻止改革。如制度彻底崩溃，往往又是他们，凭借其荫庇关系网络，出来收拾残局”（444-445页）。在福山的研究中，还引入了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关于从“流寇”到“坐寇”的解释模式，这一理论的实质也是对家族政治特权的形成的一种历史阐释和现实批判。福山在“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政治发展的涵义就是脱离家族关系和人格政治，那我们必须解释，为何这些行为仍在多处幸存，为何看似现代的制度往往要走回头路。”也就是说，家族政治特权的延续使现代政治走向历史的倒退。2012年底来自菲律宾的政治观察提供了很好的现实例证。“在菲律宾，政客们纷纷宣布参加明年的大选，其中有不少的名字人们是如此的熟悉，甚至可以认为在这个国家政治就是一种家族生意。”（Kate McGeown，见《南方都市报》2012，11，1）平民出身的菲律宾参议员曼尼·维拉说，“你可以在政治上走很远，但如果不是出身于政治世家，永远别想当总统。”但是有人会问：如果治理得当，国家政治掌控在少数几个家族手中又有什么危害呢？政治分析家马里特斯·维塔格回应说危害非常大，这不仅使穷人的发展严重受阻，“这还会令政治窒息。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拼命地保持现状”。这篇专题报道的作者也认为，家族垄断国家和地方权力，“这和代代相传的封建独裁又有什么区别？”（同上）约翰逊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家族政治特权问题，但是他关于所有的特权与压迫都有共同根源、历史问题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社会政治等论述中，实际上也是指向了家族特权政治的危害性问题。

第七章“特权系统如何运作”强调了特权系统得以运作的三个特点：“围绕特权组织起来的系统具有三个关键特点：它们由特权群体支配，认同特权群体，以特权群体为中心。三个特点都支持一种观点，即特权群体的成员比低于他们的人更优越，因此理应得到随之而来的优势。”（109页）但是，仅仅是这个特权群体系统内部的认同和支持，还是无法真正运作起来的。如果说约翰逊这本著作的读者有可能会感到不安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因为作者对每个人所负有的使特权系统得以运作的责任的揭示和分析。作者在全书开头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问题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存在各种差异，但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参与了一个并非由我们创造的社会。我们也可以让自己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前提是我们知道怎么做。”（引言，第1页）这并不是一种类似国民性、国民责任那样的泛泛而论，而是来自生活的真实观察与体验。作者在这个论题上，真的是很有耐心地向普通读者作出尽量通俗易懂的阐释。在他看来，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只要有部分人群即便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也会担心由于自己的性别、种族、身体状况等自然事实而受到歧视和压迫，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白人、男性、异性恋和身体正常的“我”，从来无需担心由于自己的性别、种族、身体状况等自然事实而受到歧视和压迫，那么他们的不幸就与“我”有关，即便“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歧视与压迫的观念与行为。对于“我”来说，自然而然地免于被歧视的担心与恐惧，这就是一种事实上的特权。但是对于这种事实和实质上的特权现象，被歧视、被压迫的人群虽然怀有不满、愤怒的心情，但是往往不知道症结何在、如何解脱；而对于免于担心与恐惧的另外那部分人来说，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与自己有关。作者说，“所有这些就像坐在桌子中间的大象，每个人都假装没有看到”（17页）。如果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那也很难说是假装没有看到，但是事实上恐怕很少人会真的不知道存在哪些歧视现象，只不过都不认为与自己有关系。

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把所有人都陷进去的困境：“我们所处的困境，是给予某些群体特权，同时牺牲另一些群体的利益。它造成不同群体之间收入、财富、尊严、安全、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巨大鸿沟。它助长了恐惧、猜疑、歧视、愤怒、骚扰和暴力。它使人们相互对抗。它让压迫融入并逐渐侵蚀数千万女人、男人和儿童的日常生活。它有可能毁掉整整几代人，长此以往，几乎所有人都会被它拖下水。”“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困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无论人们多么强烈地否认，都无可逃避。它存在于家庭和社区中、学校和教堂中、政府和法院中、大学和工作场所中；也就是说，它存在于不同的人相互接触的一切地方，也存在于社会对这些差异的看法中。”（18页）在第六章“它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中，“我们”这个问题阐释得更为简明清晰：“因为压迫与特权的模式所植根的，是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参与其中、使其发生的系统，不管有意还是无意”（104页）。因此，“我们不必有意识地支持特权与压迫，就能使它长久维持。即使只是沉默，我们也为它的延续提供了一些必要条件。因为如果没有大多数人的同意，任何特权系统都无法继续存在”（107页）。最后这句话说得很对，既是常识，也是很多学者、思想家都论述过的问题。

必须看到的是，“每一天，特权与压迫都对数以千万计的人造成伤害。这些历史上的模式一直延续到当下，并且有种种迹象表明还将延续到未来，除非人们采取措施来做出改变。而做出改变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变这些模式，使特权从根本上不可能发生。”（85页）因此，在第九章“我们能做什么”中，作者讨论了一个关键问题：“承认特权与压迫的存在”，指出“每一种特权系统得以持续存在的关键在于，大多数人都会装作它不存在……”（162页）其实，前面已经分析过在特权系统之外的人往往对特权的存在没有感觉的问题，因此也很难说都是假装它不存在。问题是每个人在生活中对特权的存在的感受往往都是很个体的、碎片化的，整体性的存在感的确难以产生。另外，正如作者所讲的，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已深受所处的文化的影响，“这一文化将特权与压迫正常化，并承认它是自然的、正确的”（164页）。

谈了这么多，最后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这个被特权与压迫支配的世界，于是就归结为必须采取行动。作者提醒读者，不要说不知道要采取什么行动，“你对特权与压迫关注得越多，就越会发现更多对此采取行动的机会。你不必千辛万苦地寻找机会。它们无处不在．就在我们身边”（170页）。作者很快就列出一份行动清单：“敢于发挥影响：发声，被看见。站起来，自告奋勇，说出来，参与进去，示威，抗议，写信，签署请愿书，游行，露面。如果有集会、社区论坛、示威、公开作证、座谈会——去参加吧，去添砖加瓦。每个压迫性系统都依赖于人们的沉默和待在家里，把这当成一种同意，而正如奥德丽·洛德所提醒的，我们的沉默不会保护我们。”（171-172页）要“敢于使人感到不安，从自身做起。……但请记住，那些挑战现状的简单行为蕴含着力量，而你使他人感到不安的潜力也是衡量这种力量的一个标准”（173页）。然后，从最简单的行动出发，作者进一步列举了各种行动的可能性——“因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特权无处不在。”因此，“你可以与其他人一起去……”关于你可以与其他人一起去干的事情，写满了三页纸，包括但不限于：呼吁同工同酬、公平招聘、从医疗保健到警察执法的公平程序、反对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及残障歧视、反对有不当劳动行为的企业、调查社会的阶级分层真相、反对全球范围的财富与权力集中、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方法同时思考它的替代方案、阻止人类对地球上非人类物种的侵犯、反对取消福利计划、反对暴力与色情骚扰、公开支持哪些反对特权的人和事……（176-179页）这当然已经不是一份面向个人的行动清单，而是一份总体性、全面性的行动呼吁纲领，涵括了从思想到行动的多种视角。作者特别提醒读者要注意交叉性的问题——“不同形式的特权如何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因此必须认识到“所有形式的压迫都从共同的根源获得支持，呼吁人们关注这些根源就能破坏所有的特权形式”（180页）。另外还要记住的是，要和其他人一起行动，不要只是在私底下行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相信微小的行动也有可能产生大的影响。“如果——正如埃德蒙·伯克所写——邪恶长久维持的主要条件就是好人无所作为，那么我们不是在做到一切和毫无作为之间做选择，而是在毫无作为和有所作为之间做选择。”（184页）话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作者也同样清楚地知道，当人们谈到行动的时候往往首先会产生恐惧。他说：“生活在特权系统中教会我们惧怕彼此。压迫依赖于恐惧……这种恐惧经常被掩饰得根本不像是恐惧。为自己的不现身找的种种借口——太忙、没有足够的预算、人手太少，或所有其他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和组织优先事项（‘现在不是合适的时候’)——让对正义的追求遥不可及。”（185页）必须承认恐惧总会存在，承认每一个行动都需要勇气。至于如何才能克服恐惧，作者说“为此，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奥德丽·洛德写道：‘当我敢于变得强大，运用我的力量为我的愿景服务时，我是否害怕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同上）其实，克服恐惧的心理能力和行动的勇气存在于各人不同的人生经历、生活语境之中，没有谁能够提供灵丹妙药。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