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智商犯罪》：紫金陈说悲剧是有共性的，笑点却每个人不同

2020年，紫金陈的小说《低智商犯罪》出版，正主下场在豆瓣给自己的小说写了一篇不短的评论，彼时的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读者们对于新作的“毁誉参半”，《坏小孩》《长夜难明》珠玉在前不论，火热的影视改编让张升东、朱朝阳们一跃成为了迷雾剧场的翘楚，而紫金陈已经拥有了“中国东野圭吾”的标签。做赛博史官，最大的便利就是有据可查，如今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映，这部小说也迎来它的修订版本，与此同时刚刚过去的四月，紫金陈又拿出了新作《我不服》，我们不妨对照六年前紫金陈的回应，既可以直击小说创作者的主观创作视角，也可以体味一番影视改编的诸多限制，由这二者交融而成的是对于中国悬疑、推理小说及其影视化作品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向度，除去崇高之后，俗人的伟力能否填充公众对于正义的想象。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的开头，像极了交响乐中的定音鼓，张一昂的出场和老首长的翻车，共同塑造出了警察主人公戏谑的形象，被上司训诫也要谈谈普希金，回忆案件回忆也是“怀疑的怀疑”……这种警探形象在紫金陈的悬疑宇宙中算得上罕见。从播放至今的几集剧情来看，这甚至不能算是一部典型的“迷雾剧场”剧集，而更接近于《疯狂的石头》，是紫金陈自言的那种荒诞喜剧。在大多数情况下，影视镜头比小说要更具有侵略性，放之于悬疑、推理作品，那种惊悚、恐怖、扣人心弦的氛围，常常会让原著黯然失色，剧集党面对原著党的寻章摘句总会显得不屑一顾；然而《低智商犯罪》可能是另一种类型，导演将张一昂的来龙去脉做了适度修改，且将人物的“喜感”放在了案情的紧迫之前，这样大刀阔斧的调度使得观众可以以“笑”的表情切入三江口市的风波诡谲之中，但是也极大地削弱了这一类型作品的压迫感。诚然，苛责是比照于紫金陈之前的这些影视改编，但是原著中的大量细节丢失，就显得人物也变得狭小，无论是笨贼的谋划，还是张一昂的心理活动，甚至是女警李茜背景的修改，都让紫金陈原来的“小盘算”落了空。

由紫金陈小说改编的剧集：《无证之罪》同名剧集、《坏小孩》改编的《隐瞒的角落》、《长夜难明》改编的《沉默的真相》

小说《低智商犯罪》中的“低”，是非常精准的切口。一方面，这则故事里既没有《长夜难明》中的崇高，虽然犯罪的原点仍然指向不可名状的权力，但是正邪两方都不高级，频出的梗、笑点（现在看来有点尬）也是当时的时兴造物，一面顶着“文笔不好”的质疑，紫金陈还是愿意给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笑点，这种憨直的写法有可能真的是他的本意，在评论的回应里他这样写道：“想了下原因，因为悲剧是有共性的，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你我他听了都会觉得悲伤。喜剧中的笑点每个人不同，再好的喜剧片总有人觉得不搞笑，无法求得最大公约数。”作者当然有选择自己故事风格的自由，读者买不买账自然也有自己的道理。纵观紫金陈近些年的小说创作，他似乎是在有意识地规避《长夜难明》的那种崇高感，青年检察官江阳以身入局的故事，经过精良的改编，成功地击中了国人朴素的价值认同，我们更容易把公检法的影视形象和执拗的正义感、强烈的去私洁癖以及不问回报的决绝联系起来。富于个性，甚至桀骜的警探形象，亦是此类创作范畴中的亮点，比如《无证之罪》中秦昊扮演的严良。紫金陈小说对于“政治”显然有所偏爱，敏锐地洞察到普罗对于上层建筑的八卦心态，《长夜难明》用政治信仰对主人公团体赋能，激发读者对于司法公职人员的高度认同。在创作象限的另一端，是《低智商犯罪》的一种祛魅，即“撞大运”式的破案，看似完全没有水准、灵感的神探，插科打诨、照本宣科的地摊政治揣摩，比之于《长夜难明》简直是降维的重写，但是自成逻辑体系，它不崇高，但是日常得让人“习以为常”。

文本可以给“失去”张一昂更多的细节和维度，让他的走运变得合理，合乎警察的工作伦理、公众想象。然而影视剧为了夸张张一昂的滑稽、喜剧，让警探的形象变得诙谐的同时，失去了崇高的价值绑定，在荧幕上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实际上没啥能力，屡建奇功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次次巧合（或者说刑警的直觉），另一方面你会真心发问，他“被迫”前往三江口执行任务，有多大的能动性去解决上司的隐患，即小说直写的权力斗争。这当然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这份迟到两年的电视剧的答卷是令人惋惜的。

小说《我不服》其实是《长夜难明：双星》的精神续作，紫金陈的老读者们也会发现不少《低智商犯罪》的影子。38岁的外卖骑手胡刚一边送外卖，一边做直播，栉风沐雨，勤劳创业，想方设法在杭市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他以为他获得自己的小确幸，却没想到一连串的人生打击正在向他袭来……

六年前，紫金陈写道，他一直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坏小孩》而不是公众更喜欢的《长夜难明》。事实上从《低智商犯罪》《长夜难明：双星》到最新的《我不服》，他更爱那种低维度的视角，哪怕被人指摘依靠想象写作自己并不熟悉的群体，他也要将视角下沉到外卖员、打工妹甚至是社会边缘的零余者身上，似乎从无数无名者身上他的写作可以汲取更大的力量与合法性。

“这个城市就是这样，距此几十公里外的杭市西面住着一位千亿富豪，富豪随手打开自家APP发现推荐页面的商品毫无购买欲，他打电话给负责APP的老总说算法不智能，老总把算法部门的老大骂了一顿，算法部门的老大连夜召集技术部门领导们开会，领导们开完会叫来手下的程序员马上出方案，一个底层程序员干活到半夜回家点了份外卖，送餐小哥接了这份外卖赚到四块钱，小哥把赚到的钱刷给了手机直播间里心仪的女主播，女主播又在APP上下单了一件女装，商家发完货后向工厂补库存，工厂接到订单让小工干活，小工干完活回家发现昨晚的饭菜已馊，便将馊臭的食物随手倒在了河边……”

我相信上述选摘可以看作是《我不服》的一种灵感框架，社会派推理小说，居于叙事中心的要点究竟是社会还是推理，在《我不服》这里可能还是前者。虽然直男的毛病还是存在，但是紫金陈善于抓住社会的表征，并且将其凝练地概括成一种循环往复的轮回生态。类型小说也有其相对于纯文学的优越性，在类型的疆界里现实得模糊化，讽刺可以变得调笑。《长夜难明》是那种严肃的悲剧，《低情商犯罪》是紫金陈说的荒诞派喜剧，那《我不服》就是二者之间的悲喜剧，其实往中间调一调、靠一靠也未必不是良策，尽管目前评分惨淡但是后续或许能依靠影视改编翻身也未可知。

“作者满足所有读者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看推理喜欢看烧脑的逻辑，有些人喜欢情节的反转，不喜欢直接的推理。一开始写作我也是尽量迎合读者的，现在越来越自我了，想写什么写什么，主要原因是这几年骗了一些的稿费和版权费，所以腰杆直了，哪天不高兴就可以退役。”如同紫金陈早已不更新的豆瓣简介“俗人，非文青”一般，他的作品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已经是在谈论中国类型文学、推理文学绕不过去的作品，优缺点十分明显，但他始终是一个“有骨头”的作者，想象有时虽然是颅内的一晌贪欢，但是视角的下沉和复仇、寻真的主题结合，他确实是在有意识地探索悬疑、推理作品的价值边界的。常言私者一时，公者千古，但倘若文学完全去私（个人审美），只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重复不喜欢的“自己”，那势必也会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