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大明二年(458年)八月,王导玄孙王僧达被赐死。
这个一辈子自矜门第华盛的世家贵公子,终究为他的恃才傲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少年早慧
王僧达的起点,是无数人终其一生无法企及的终点。
王僧达的父亲乃宋太保王弘,琅琊王氏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资本。
王僧达六岁时,就能在父亲王弘处理讼案时暗中记下诉状,事后为当事人申辩,竟能“暗诵不失一句”。
王僧达的早慧惊动了宋文帝,文帝特地在德阳殿召见这个孩子,询问他治学读书以及家族家事。
面对天子的垂询,年幼的王僧达“应对闲敏”,从容不迫,令文帝大为欣赏,当即决定将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儿许配给他。
少年时代的王僧达,诠释了“天才”与“贵族”的完美融合。
他“少好学,善属文”,年纪不到二十岁,就被任命为始兴王刘濬的后军参军,不久升任太子舍人。史载“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
有一次,王僧达为了观看斗鸭取乐,借口说生病了,没上班。被有司发现,上表弹劾纠查,文帝予以宽恕,未予治罪。
王僧达“性好鹰犬,与闾里少年相驰逐”,甚至“躬自屠牛”,亲自宰杀耕牛。
世家子弟亲操庖丁,传到了岳父刘义庆耳中,泰山大人表示很操心,让相熟的高僧慧观前去探访考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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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僧达陈书满席,和慧观探讨文章义理,慧观酬答不暇,深相称美。
如果要给王僧达画个像的话,就是雅与俗共赏,文与野交织,构成了他恃才傲物、放浪形骸的人生底色。
二、一年五迁
王僧达的兄长王锡,为人质朴木讷,缺少风度神采,和王僧达的年少聪慧相比,是截然相反两个类型。
恃才傲物的王僧达大抵是十分看不上乃兄的木讷,二人关系不和。
王僧达家中清贫,请求出任地方郡守,想要改善经济状况。
宋文帝打算任命王僧达为秦郡太守,吏部郎庾炳之认为王僧达没有治理百姓的才干,文帝随即任王僧达为太子洗马。
王僧达是个倒霉蛋,升官没几天,母亲去世,辞官守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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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兄长王锡也卸任临海郡太守归来。王锡宦囊丰厚,带回来的财物与俸禄合计百万以上,王僧达趁哥哥不备,一夜之间就让家奴全部搬个干干净净,一点都没给哥哥留。
王僧达向来飞扬跋扈,其时简在帝心,面对弟弟明目张胆的欺压,哥哥唯有仰天长叹,家门不幸。
王僧达守孝期满后,出任宣城太守。
他生性喜爱游猎,宣城是山地郡,政务清闲,王僧达便纵情骑马打猎,动不动玩的兴起,三五天不回府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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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僧达生性佻达,对于诉讼案件,便在打猎的地方顺手办理。有一次外出,路遇百姓,百姓不认识他,询问太守在哪里,王僧达就说,就在我身后附近。
戏谑、轻慢,荒废政务、不拘礼法,暴露无遗,王僧达的太守当的很随意,这和当时世家子弟好清谈浮华,不喜实务有关,也正好应了吏部郎庾炳之对他不适合担任牧民官的评价。
元嘉二十八年(451)春季,北魏入侵,逼近京城,都城人心惶恐,王僧达主动请求入京护卫京师,北魏兵退后,调任义兴太守。
王僧达这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莫过于投奔孝武帝刘骏。
元嘉三十年(453),太子刘劭(元凶)弑父篡位,刘骏起兵讨伐,并传檄州郡,各郡出兵响应者有之,支持刘劭者有之,坐山观虎斗者有之。
王僧达举棋不定,有门客建议王僧达应檄发兵,王僧达从小路向南奔逃,在鹊头遇上刘骏,加入讨伐的军队。
王僧达积极响应,刘骏十分器重,任命他为长史,加征虏将军,凡是谋议决策,都让他参与。
这是把王僧达当做宰辅班底来培养,可惜后来王僧达的表现令孝武帝日益失望。
孝武帝刘骏即位后,王僧达由于从龙之功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不久外放为使持节,加授征虏将军,随后又加授护军将军。
“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便望宰相。”--王僧达依仗自身才华与门阀家世,认为自身才华横溢,当世无人能出其右,希望一两年内就能官至宰相。
也不怪王僧达得陇望蜀,希望火箭速度光耀门庭。魏晋以来的门阀统治下,官场生态呈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气象。能不能当官全靠出身,名门世家高官显宦层出不穷,五姓七望顶级门阀圈里,琅琊王家首屈一指,“王与马,共天下”的余晖未尽,王僧达确实有位极人臣的骄傲资本。
王僧达心里惦记着宰相之位,多次上书奏事,希望更上一层楼。
孝武帝性情严苛,王僧达的奏疏议论大多不合皇帝心意,由此渐渐失去皇帝信任。
孝武帝对王僧达渐行渐远,王僧达却是毫无避忌,有一次回答诏书说:“亡父亡祖,司徒司空。”
“我去世的祖父、父亲,都官至司徒、司空(三公高位)”。
王僧达这是赤裸裸的求官,还有溢于言表的自矜门第贵重,认为以自己琅琊王家的门第,以自己的功勋才华,继承父祖之位、位居三公,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
王僧达的双眼只看见乃父乃祖的荣华,看不见自身才干的短板。
孝武帝未如他当宰相的愿望,王僧达觉得怀才不遇,三次上书请求外放徐州刺史。
王僧达不知进退,孝武帝大为不悦,最终将他打发到吴郡做太守,希望磨一磨他的性子。
自此,王僧达一年之内五次迁官,却越发不满意。迁来迁去,没有迁到他想要的位置,还被赶出中枢。
吴郡城西的西台寺,富裕的僧人数量众多,王僧达红眼病又犯了,公然向他们索取财物,没有达到心理预期,竟然派遣主簿顾旷率领自家私兵,劫持了寺中僧人竺法瑶。
竺法瑶是南朝刘宋时期著名的佛教高僧、“渐悟”说的代表人物,身家丰厚,王僧达一通敲诈勒索,得到钱财数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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