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讲话十周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迈向何方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年来，中国经验越来越丰富，中国实践越来越复杂，但中国学术能否把这些经验转化为自己的概念、理论与学科结构，仍然是决定自主知识体系能否真正立起来的关键。研究中国，不等于能够阐释中国；阐释中国，也不等于能够命名中国。一个学术传统只有在概念层面形成自觉，才能在理论层面形成主体性，直至在知识体系层面形成稳定支撑。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并不缺现实素材，也不缺问题意识。但很多时候，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会不自觉地使用甚至依仗外来的概念、理论或框架；讨论的是中国经验，却难以把这些经验进一步提升为中国自己的理论表达。结果往往是，材料越来越多，分析越来越细，但概念的统摄力不强，理论的生长力不足，体系的自主性自然难以真正建立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标识性概念的实质，是深思中国学术能否从经验提供走向概念生产，从研究积累走向理论建构。

一、标识性概念决定阐释框架

概念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知识体系首先是概念体系。没有概念，经验只是堆积，材料只是排列，判断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概念不是研究结束后的附属品，也不是文章写完后贴上去的标签，而是界定对象、组织问题、提炼关系、形成阐释框架的基本工具。一个学术体系是否成熟，不只看它处理了多少材料，更看它能否提出若干具有统摄力的概念，借此把分散现象转化为可以持续讨论的理论对象。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研究很容易止步于描述经验或现象；没有具有辨识度的概念体系，自主知识体系也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因此，今天中国学术重视标识性概念，本质上是在追问：我们的学术主体性究竟体现在哪里？若长期依仗外来概念组织中国经验，研究对象即使在中国，理论重心也未必在中国。外来概念当然可以借鉴，但借鉴不等于替代，更不等于依附。问题在于，当既有概念不足以覆盖本土经验时，我们能不能从自己的历史、制度、生活与实践中提炼出更贴切的表达。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是不把别人的概念当作唯一入口，不让中国经验始终停留在被他人范畴命名的位置上。

从研究走向命名，说到底就是要求学术继续向前推进。研究解决的是看到了什么，命名解决的是如何理解。研究如果停留在材料层面，经验就很难上升为理论；命名如果不能建立自己的概念框架，知识体系就很难真正拥有主体性。强调标识性概念，正是要推动中国学术从对象意识走向范畴意识，从经验描述走向结构提炼，从研究中国走向用中国自己的概念阐释中国。

二、单个概念不够，还要形成概念群

一个有生命力的标识性概念，往往不会孤立存在，而会围绕核心经验不断分化、联结、扩展，形成彼此支撑的概念群。概念可以打开一个问题，概念群才能支撑一个体系。没有概念群，概念很容易停留在亮点层面，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提法，却难以沉淀为持续生长的理论资源。只有当若干相关概念形成内在关系，能够共同组织经验、彼此阐发、相互推进时，一个概念才真正有可能从语言表达进入理论建构。

这正是今天讨论标识性概念时尤其需要补足的层次。过去我们往往更重视提出若干有辨识度的新说法，却相对忽视这些说法之间是否形成了稳定联系，是否具备进一步展开的理论能力。一个真正成熟的概念，不只是能说出一个点，而是能够带动一组问题，牵出一套范畴，打开一个领域。也就是说，衡量一个标识性概念是否真正成立，更要看它能否衍生出与之相配套的概念群，能否在更大范围内组织理解、建构理论、支撑研究。

世界上真正有影响力的概念，往往都不是单兵突进，而是以概念群的方式群策群力。马克思的理论影响力源于他围绕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形成了一整套彼此支撑的概念结构，如商品、价值、剩余价值、资本、劳动异化、阶级、生产关系等。这些概念相互嵌合，共同构成了一种阐释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与历史运动的理论框架。再如日本美学的一些概念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传播和学术讨论中保持较高识别度，原因也在于此。无论是物哀、侘寂、幽玄，还是禅、间等，它们围绕日本思想、审美和感知方式形成了彼此勾连的意义网络。

概念群之所以重要，因为它能够把分散问题组织为问题域，把局部判断转化为阐释链，把经验材料提升为有内在结构的理论框架。今天中国学术要增强原创性和主体性，应围绕中国经验中的核心问题，逐步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相互支撑、能够不断生长的概念群。只有当概念之间形成稳定的结构关系，中国学术才可能从点状突破走向系统建构。

三、好概念都从文明经验和现实问题中长出来

真正有影响力的概念，无论是单个概念还是概念群，都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从文明经验和现实问题中长出来的。它们之所以能够被记住，是因为它们阐释了某种长期存在却难以被既有范畴充分囊括的经验结构。一个概念一旦成立，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观察方式被确立，一组原本分散的现象被重新组织。

国际学术史上，许多真正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概念都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把握。韦伯提出理想类型，是为了更有效地把握现代社会现象的结构特征；福柯提出规训，是为了说明现代权力如何深入日常生活；布迪厄提出惯习，是为了揭示社会结构如何沉积为行动方式……这些概念之所以能够进入全球学术讨论，是因为它们抓住了现实运行的关键机制。

中国学术中最有生命力的概念，同样来自对中国经验的深刻把握。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抓住了中国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组织方式；王国维提出“境界”，高度凝练了中国诗学和审美经验中的核心结构；赵汀阳提出“天下体系”，旨在为全球秩序提供和平合作的治理框架……这些都说明好概念不仅可以阐释本土经验，也可以从本土经验出发介入普遍问题，它受到关注，不只是因为重新激活了传统词汇，更因为它试图把天下、秩序、世界制度、关系理性等问题组织成具有当代讨论价值的概念结构。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当代中国实践本身也在持续生成新的概念资源。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非仅是政策提法，它试图概括中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科技创新、区域协同、数字转型等多重关系的新形态。政法这一范畴也是如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术语，也不是简单行政称谓，而是在中国政治法律实践中长期形成、不断沉淀的本土概念，所对应的是一种特定的组织逻辑、制度安排、治理方式和实践场域。这说明，真正有生命力的好概念，会进一步走向概念群，走向原创性理论，走向自主性学科。

说到底，从研究走向命名，是要求研究继续向理论深处推进。好的概念不是编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它长在文明经验内，长在现实问题里，长在制度实践和历史演变之中。只有从中国经验中长出来的概念，才能真正阐释中国；只有能够组织概念群的概念，才能真正生成理论；只有能够持续生长为原创性理论和自主性学科的概念，才称为标识性概念。

（作者为温州商学院商港文化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

原标题：《具有生命力的标识性概念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栏目主编：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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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徐婷婷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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