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时的君臣

说完了兵力，再来看看另外两个重要当事人，御驾亲征的明英宗，以及传统历史叙述中怂恿他的奸臣，太监王振。如果用传统历史道德观评价明英宗，第一个标签肯定就是昏君，轻信身边宦官的谗言，冒进出征，不仅断送了几十万明军精锐，还让自己当了俘虏，直接让明王朝陷入了危机。

但是，从另一面看，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只有22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雄心勃勃，一心想要大展拳脚的少年天子。

明英宗自从继位以来，对明朝北方边防的局势就非常关心，持续通过诏书不断表达自己的决定和考虑，包括指示将领加强战备与巡逻，进行反击，对瓦剌和其他蒙古部落发出频繁的安抚，警告和训斥。当然，这些旨意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皇帝身边朝廷大臣的建议。综合来看，这些意见也并非全是昏聩错误，而是贯彻了自明成祖以来的方针，恩威并用，分而治之。另外，根据史料记载，朱祁镇从小因为耳濡目染了明成祖朱棣和父亲朱瞻基的战功，就表现出了在边防问题上的勇气和果决。有一次父亲问他，如果有敌寇来访，你敢不敢率领军队，前往迎战讨罪，小朱祁镇毫不犹豫，就回答了一个“敢”字。其次，明英宗和其他历代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样，得到的信息都是官僚精心筛选，甚至假造的正面信息，掉入了“信息茧房”而浑然不自知。在他的认知里，京营官兵的战斗力，依旧保持着明朝初年的水平，可以与入侵的蒙古铁骑平分秋色；同时，以儒家士大夫为主的朝廷官员，看似也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他们只会从道德角度，强调用兵的慎重，同时激烈批评皇帝的好大喜功和冒险精神。对于一个20出头，还在青春叛逆期的青年，这种劝诫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奏劝诫的大臣里，也包括后来临时奉命，肩负保卫北京重任的于谦。

所以，明英宗得知瓦剌入侵，明军在大同惨败后的当天，就决定，率领文武百官，御驾亲征。和也先的出兵一样，朱祁镇的迎战，也是想用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树立自己的权威。从专业军事学标准来看，御驾亲征的准备工作非常仓促，近乎儿戏。知兵善战的明成祖朱棣每次出征，准备工作长达5到9个月，而明英宗的这次出征，筹备工作只花了五天。7月16日，大军就宣布开拔出师，根据皇帝的旨意，每个士兵发一两白银，携带一个月的军粮，然后再给每三名士兵配备一头驴驮辎重给养。同时，由于明军承平日久，装备都不全，所以明英宗紧急下令，从武器库里临时取出八十万件武器发给部队。很难想象，以明王朝落后的行政管理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把这些纸面上的物资落实配发齐全，只能说这次轻率出征，是一次军事冒险儿戏。

根据史料记载，大军开拔离开北京不久，就因为纪律涣散，指挥不利，出现了夜惊现象，风声鹤唳。更糟糕的是，大军发现自己后勤供应困难，沿途没有补给站仓库，士兵们被迫每顿饭咀嚼生米充饥，渴了只能抢喝沿途河流池塘中的泥水，狼狈不堪。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宦官王振。在明代历史典籍中，王振因为一向专横弄权，为一己之私，怂恿甚至胁迫皇帝出征，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复盘，却发现，从某种程度上，王振承担了比自己实际作为更严重的骂名，是个替罪羊。

首先，从权力结构来看，宦官集团的权力，本质是皇帝自身权力与意志的延伸；严格来说，前者是后者的工具人。在明代，无论是刘谨还是魏忠贤这样的权宦，一旦作为权力唯一中枢的皇帝撤回信任和委托，他们就瞬间塌台，冰消瓦解。所以说，王振的罪行，最多只是巧取上意，同时在贯彻君主意愿的执行中，夹带有限的私货。况且，如果王振真的是挟持了皇帝，后面明英宗复位之后，应该对已经死亡的王振和党羽集团进行清算，而明英宗的举动却是为他重新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和祭典，念念不舍，这也让“挟持”一说不成立。王振是怎么得宠的？按照朱元璋一手制定的大明祖制，宦官是禁止识字读书的，怕他们凭借这一点干预政事；而到了宣德年间，皇帝朱瞻基直接设立了让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并让大学士当老师。理由很简单，权力的高度集中，让皇帝不堪重负，繁重的政务处理必须要增添一些秘书，执行的职能人员来进行，而宦官由于亲近皇帝且地位低下，是最好的人选。王振，本来是个落地秀才，因生计无着，被迫当了宦官。由于通文墨，他在英宗童年时代便随侍左右读书，与朱祁镇亦师亦友亦奴，在亲情缺失的大明宫廷中，没有人比王振陪伴朱祁镇的时间更长。由于王振不仅有文化，而且情商高，善于揣摩主子的意图，两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朱祁镇即位后，尊称王振为“先生”，几个月后，就将王振提拔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司礼监太监拥有替皇帝用朱砂笔，在奏章上抄写皇帝处理意见的职责，可以说距离权力中心又近了一步。

亲情与依恋只是一方面。朱祁镇亲政后，王振及宦官集团又成为了朱祁镇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盟友，亦步亦趋的服务于皇帝的个人政治利益，帮助英宗抵御及化解来自士大夫文官集团的政治压力。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坐实王振的替罪羊身份，明代历史上针对他，系统构建了一个专横跋扈，好大喜功的形象。比如正统三年，明王朝决定对滇西大举用兵，史书上就说，王振就是鼓吹开战的第一助推者；但史书故意隐去的是，开战几乎是朝廷百官的共识，甚至和王振不对付，顶着名将和开国元勋之后光环的英国公张辅，也积极主张动武；而百官之所以如此积极，也是感受到了年轻的明英宗，有好战尚武的秉性。王振，不过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站在英宗的角度，王振无疑更忠心。士大夫的“忠君”是道统意义上的，服务对象是王朝和体制，有时并非皇帝本人；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许多士大夫的选择是“社稷为重，君为轻”；而如王振这样的宦官，与皇帝的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他的忠君更为绝对和私人化。反过来，王振就是明英宗制衡，对付文官集团的一把刀，既听话高效，事后还可以对他进行切割，舍弃他如同舍弃工具。从这个角度而言，英宗自少年始亲近王振、重用王振，非但不是所谓的“昏聩”，反倒是个人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1449年7月16日，这样一对相互依存，利用的主仆，就跟随浩浩荡荡的大军，走上了征途，对于前面等待他们的结局，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