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放行党派划区，黑人议员席位不保，民主党威胁反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近日以意识形态明显分裂的6比3表决，推翻了路易斯安那州一个以黑人选民为多数的国会选区，认定其属于违宪的种族性选区划分操弄。此举迅速引发强烈愤怒。

批评者猛烈抨击法院，称其掏空了《投票权法》。这部联邦法律直到不久前仍得到两党广泛支持，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保障了美国南部黑人的政治代表权。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让人看到了吉姆·克劳时代剥夺黑人选民权利的阴影再度逼近。“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案”是否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目前仍有待观察。不过，一些南方州已经开始重新划定本州立法选区，目标是确保共和党继续掌控局面。

预计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将有数名黑人议员失去席位，而且他们全部是民主党人。民主党方面则威胁要以自己的重新划区方案进行反制。

由于法院在2019年的一项裁决，这类为了确保党派控制而刻意设计立法选区的党派性选区划分操弄，如今已无法依据联邦法律提出挑战。两党此前都充分利用了这一裁决。

不过，在“卡莱案”裁决之前，立法者若想通过划区实现党派控制，仍必须确保不会过度稀释少数族裔居民的投票权。此前已有多起诉讼正是基于这一点，对党派性选区划分操弄提出挑战。“卡莱案”之后，这道防线已经消失。事实上，为了避免引发与路易斯安那州所遭遇的同类诉讼，各州立法者如今必须完全不考虑选民的种族因素。

从现在起，操弄选区可以接受，但前提是它在表面上与种族无关。

但这并不意味着，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意见所设想的“种族盲”制图过程真的会出现。根据我们最近发表的研究，情况实际上很可能恰恰相反。

我们的研究发现，至少在美国南部，种族比党派认同更能可靠地预测一个人会如何投票。我们认为，这使种族因素对国会选区设计者而言，可能成为一种几乎难以抗拒的诱因。

我们两人都是政治学者，其中一人研究国会与全国选举，另一人研究宪法法与联邦最高法院。在南方各州，种族与政党高度重叠：绝大多数黑人选民支持民主党，大多数白人选民支持共和党。

我们的研究记录显示，在这一地区，制图者在进行党派性选区划分操弄时，实际上有动力把种族因素纳入考虑。

所谓党派性选区划分操弄，是指通过划定选区来让某一政党相较另一政党占据优势。在大多数州，划区责任掌握在州议会手中。因此，控制州议会的政党往往也就控制了选举结果，无论是在州层面还是国会层面都是如此。

党派性重新划区的目标，是尽可能提高该党候选人赢得选举的概率。我们的研究表明，重新划区时同时使用选民的种族和党派信息，比只看党派信息，更能确保党派优势。

我们之所以开展这项研究，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近期审理的另一宗种族性选区划分案件中，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提出过一个说法。那起案件是“亚历山大诉南卡罗来纳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案”。

阿利托在法院多数意见中主张，如果划区的目的是让某一政党受益，制图者只需要看选民的党派归属，种族因素与确保党派控制无关。

我们的发现呈现出一幅比阿利托以及后来的“卡莱案”裁决所预设的更复杂的图景。

在重新划区之前，一个投票区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得票占比，确实是预测未来选举结果的最强指标。但如果在操弄选区时只依赖这类党派数据，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的分析显示，在下一次选举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选民并不会按照党派数据所预测的方式投票。考虑到外界通常认为按党派操弄选区并不困难，这个比例已经相当可观。

第二，投票区的选举结果波动性之大，出人意料。我们的分析显示，重新划区前的党派倾向，其影响会随着选举周期、全国政治环境、政党联盟的渐进变化以及其他因素而改变。

一个在重新划区前最近一次选举中偏向共和党的投票区，到了总统支持率低迷的中期“浪潮年”，投票结果可能会非常不同。而今年11月即将到来的，恰恰就是这种类型的选举。

相比之下，分析显示，选民的种族比其党派身份更能可靠预测他们在下一次选举中的投票选择。因此，至少在南方各州，立法者在绘制党派性选区时，确实有基于数据的现实动机去使用种族数据。

不妨设想这样一种重新划区情境：由共和党主导的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希望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翻转该州唯一一个民主党国会席位。这个席位长期由知名非洲裔美国联邦众议员吉姆·克莱伯恩持有。

一种简单做法，是找出那些在2024年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选民，然后重新划定选区，把足够多这类选民纳入其中，以确保共和党控制该席位。

但这一方案却适得其反。不仅克莱伯恩保住了席位，邻近选区也选出了一名民主党人。问题出在哪里？

说到底，州议会没有意识到，过去的党派得票情况并不能完美预测未来的投票行为。

一个以黑人为主、且高度支持民主党的地区，会比一个以白人为主、同样高度支持民主党的地区，更稳定地把票投给民主党。两个在党派地图上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投票区，到了真正投票时，表现可能截然不同。

如果州议会忽视这一点，它所选择的通往党派优势的路径就并不可靠。

如果共和党立法者想把民主党官员赶下台，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原本会把他们选出来的少数族裔民主党选民，从该选区中划出去。

这并不是说，立法者就应该以这种方式使用种族因素。这种做法显然带有种族主义意味，也让人联想到吉姆·克劳时代的那类选举操弄。

不过，这种类比也并非完全贴切。我们所识别出的这种做法，针对黑人选民力量，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黑人，而是因为他们是高度稳定的民主党支持者。

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区别可能并没有实质差别。围绕选区操弄的更多诉讼几乎不可避免。

如果诉讼方能够证明，种族是重新划区中占主导地位、并实际推动划区的因素，或者能够证明制图者是出于种族原因，故意削弱黑人选民的力量，那么相关方仍然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投票权倡议者应当意识到，立法者可能会受到诱惑，让种族因素继续影响其党派性选区划分操弄。

也许，正如阿利托在“卡莱案”多数意见中所暗示的那样，少数族裔选民如今已经不再遭受恶意歧视。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负责确保美国民主中所有选民都能获得公平代表的人，真的会对种族视而不见。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有人强烈声称情况并非如此，种族因素仍然很可能继续深嵌于党派性选区划分操弄的现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