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法自毙,也作“作法自弊”,意思是自己制定的规矩法令,反而使自己受害;后泛指自作自受。成语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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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从而使得积贫积弱的秦国,逐渐强盛了起来。然而,商鞅制定的法令和变法的手段,却也导致他得罪了秦国各个阶层,这为他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其一,商鞅得罪了秦国特权阶级。商鞅变法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加强国君的绝对权威,这不免削弱了宗室、贵族、官吏的权力,他不仅规定贵族们要加入到农业生产当中,为国家缴纳赋税,还规定宗室中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家族名册,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其二,商鞅得罪了太子嬴驷。在商鞅推行变法之初,太子嬴驷便触犯了法令,虽然商鞅因为太子年幼且身份尊贵,没有对其施以刑罚,但作为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却遭受了黥刑(即在脸上刺字)。多年后,太子嬴驷的另一位老师公子虔,又因为触犯法令而遭受劓刑(即割掉鼻子),这导致公子虔此后闭门不出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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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商鞅引起了不少民怨。商鞅变法之初,很多百姓都说法令不便,后来变法成效显现,百姓们见到新法的确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处境,于是又有人称颂新法,商鞅却认为这些议论新法之人都是“乱化之民”,将他们全都迁到边疆。
为了严明法令,商鞅更是曾在渭水边高举屠刀,斩杀七百余人,以致“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为了发展农业,商鞅又规定凡是从事工商业或因懒惰而贫穷的,妻子都要被充为官奴;为了加强管理,商鞅又将十家编成一什,并推行连坐制,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以致大量百姓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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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要命的是,商鞅的权势声望严重影响到了国君的统治。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凭借着秦孝公的宠信,商鞅先是主政秦国十余年,到了秦孝公晚年病重之时,商鞅更是掌握了秦国军政大权,全面执掌秦国的军政大权,以致秦国形成了只知商君,而不知秦君的局面。
秦孝公在世时,凭借着他的宠信,商鞅的权势地位固然是坚若磐石,可一旦秦孝公去世,新君即位,由于以上种种,商鞅的下场可想而知。
意识到这一点的赵良,在拜访商鞅时曾劝说道,“您现在的处境就如同朝露随时会被晒干一样危险。若想保全性命以终老,不如将自己的封地献出来,到乡下当个自劳自食的百姓,再劝说秦君接纳有才能之人,奖励有功,推崇德行,这样或许还能保平安。”可惜商鞅并未听从他的劝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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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赵良拜访商鞅五个月后,即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即位。
嬴驷刚刚即位,公子虔等人立即发难,诬告商鞅谋反。虽然此时的嬴驷已经认识到了新法对秦国的重要性,但由于商鞅得罪了太多人,加之商鞅权势太大、声望太高,在群情汹涌的局面下,嬴驷为了确保局势稳定,还是下令抓捕商鞅。
商鞅闻讯连忙出逃,他一路向东逃至边关,试图通过此处逃往魏国,然而由于他抵达边关时天色已黑、关门已闭,饥饿疲劳的商鞅只好找了个客舍,想要先住一晚,等天亮之后再出关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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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商鞅身上并没有带凭证,不知道来者是商鞅的客舍主人,于是拒绝道,“按照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
无论商鞅好说歹说,客舍主人因为担心获罪,始终不敢放商鞅入内。见此情形,商鞅只好找了个僻静避风之地,准备勉强将就一晚,想到如今的处境,商鞅不禁叹道,“唉,我竟然被自己制定的法令逼到了这个程度!”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商鞅终于出了秦关。商鞅原本想要逃到魏国,然而由于此前商鞅率兵与魏国交战时,曾用计欺骗抓捕了魏军主将公子卬,进而大败魏军,并最终迫使魏国割让河西,对其恨之入骨的魏人,直接拒绝商鞅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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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又请求通过魏国逃亡他国,魏人却说,“商鞅是秦国的罪犯,秦国强盛而魏国弱小,秦国的罪犯逃到了魏国,魏国不把他送回秦国,是不行的。”
出逃不成,商鞅只好回到秦国,返回了自己的封地商邑,决定拼死一搏。为此,商鞅发动邑兵向北攻打郑县,秦君嬴驷闻讯立即调兵平叛,商鞅最终兵败身死。嬴驷又下令将商鞅五马分尸,并予以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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