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和女售票员相亲被拒，多年后再见到她，我唏嘘不已

楔子

很多年以前，我读过一首诗，里边有两句话记得特别清楚：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那时候年轻，不懂得这两句话的分量，只当是文人墨客的无病呻吟。直到后来，我活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才渐渐明白，这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而那些我们以为早就忘了的人、早就过去了的事，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让你措手不及。

我想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十二年前。那时候，我还叫王建国，二十五岁，血气方刚，在县城东关的街边上摆摊修自行车，顺便修修收音机、电视机之类的电器。那时候的县城，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街面上铺的是青石板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泞得不行。沿街的店铺稀稀拉拉的，卖杂货的、卖布料的、卖酱油醋的，一天到晚也见不着几个顾客。只有我修车摊对面那家国营理发店，生意还算不错，每天都有大姑娘小媳妇进进出出，烫着时兴的卷发。

那一年，是一九八八年的秋天。

一九八八年是个什么年头呢？说起来，那可真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十年了，世道正在悄悄地变化。街头巷尾开始出现了一些个体户，卖衣服的、开饭馆的、跑运输的，虽说被人看不起，可人家的腰包确实一天比一天鼓。国家的政策时紧时松，物价像是坐了过山车，一会儿涨得让人心慌，一会儿又稳下来。老百姓的日子呢，说好吧，比起前些年确实强了不少；说不好吧，家家户户还是紧巴巴的，买斤猪肉都得掂量掂量。

不过，这些大事儿跟我一个修车的没多大关系。我那时候最发愁的，是自己的终身大事。在父母眼里，二十五岁还没娶媳妇，那就是天大的事。用我爹的话说，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都能打酱油了。可我呢，连对象的影子都没见着。我爹急了，逢人就托人给我介绍对象。

事情的起因，就出在我爹的着急上。

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四，第二天就是中秋节。我收了摊子回家，一进门就看见我娘在灶房里忙活，锅里的红烧肉炖得咕嘟咕嘟响，香味飘了一院子。我爹坐在堂屋的条凳上，手里夹着一根烟，旁边坐着隔壁的张婶。一见这阵势，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张婶是我们那条街上出了名的媒人，她往谁家一坐，谁家的闺女小子就该紧张了。

“建国回来了，快过来坐。”张婶一见我，眼睛就笑成了一条缝。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那眼神就像是在估价一件商品。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却又不好说什么，只得硬着头皮走过去，喊了一声张婶好。

我爹掐灭了烟头，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建国，张婶今天是来给你说媒的。姑娘是县汽车客运站的售票员，姓周，叫周晓芳，今年二十二。听说人长得挺俊，工作也好。张婶好不容易才说通了人家，答应见一面，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

我一听是售票员，心里顿时打起了鼓。售票员在那个时候什么地位？是“八大员”之一，跟驾驶员、邮递员、售货员一道，那是响当当的好工作，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进不去。我虽然也被人叫做个体户，听着挺体面，可实际上呢，说白了就是个摆地摊的。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赤裸裸的阶层差距。我配得上人家吗？

张婶像是看出了我的犹豫，拍拍我的肩膀说：“建国，你别妄自菲薄。姑娘家里条件也一般，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下面还有个弟弟在读书。人家就是想找个踏实肯干的，不图大富大贵，就图日子过得安稳。你虽然是个体户，可咱县上谁不知道你手艺好、人老实？这也是优势，明白不？”

我娘从灶房里探出头来，端了一盘炒花生放在桌上，对着张婶赔笑说：“他婶子，您多费心了。建国这孩子，就是嘴笨，不会说话，见了姑娘肯定要脸红。您可得帮着多说说好话。”

张婶摆摆手，一脸笃定：“嫂子您放心，包在我身上。后天，后天下午两点，就在车站旁边那个人民公园门口见面。建国你把自己收拾利索点，别穿着这身油渍麻花的衣裳去，好歹换件干净的。”

“对了，人家姑娘还有个哥哥在县委当科员，到时候可能也会来看看。你知道的，当哥的总怕妹妹吃亏。不过你也别紧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张婶临走时又补了一句。

那姑娘还有个当干部的哥哥，我顿时觉得压力更大了。

那一晚，我失眠了。

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我一会儿想姑娘到底长什么样子，一会儿又想见了面该说些什么，一会儿又想万一人家看不上我怎么办。越想越清醒，越清醒越想，折腾到三更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第二天是中秋节，我破天荒地没有出摊。一大早起来，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找衣服。我的衣裳本来就不多，翻来翻去就那么几件。那件的确良白衬衫是去年过年时做的，穿是穿过几回，但还算新。裤子有两条，一条是藏蓝色的的确良裤子，一条是灰色的卡其裤。我比划了半天，最后还是选了那条藏蓝色的，配白衬衫，看起来还像个样子。

头发也该理了。我拿剪刀对着镜子比划了两下，差点把鬓角剪出一个豁口，只得作罢。想了想，我揣上一块钱，蹬着自行车去了街口的理发店。理发的老张头一边给我推头一边问：“建国，今天怎么舍得来理发了？平时不是自己在家对付的吗？”

“明天去相对象。”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得自己都快听不见了。

老张头手上的推子停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哟，这可是大喜事！姑娘是干啥的？”

“车站的售票员。”

“售票员好啊，那工作多体面，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建国，你这可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老张头嘴上没个把门的，一边推一边打趣。

我讪讪地笑了笑，没接话。心里却在嘀咕，癞蛤蟆就癞蛤蟆吧，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万一真让我吃上了呢？

理完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稍微有了点底气。我虽然不算多帅，但个头一米七八，浓眉大眼，高高瘦瘦的，也算五官端正。要是再把背挺直一点，再加上那点不卑不亢的劲儿，怎么说也拿得出手。

回到家，我娘已经把饭做好了，照例是一桌比平时丰盛的菜。我爹坐在桌边，难得地没有唠叨，只是闷头喝酒。我娘不断地往我碗里夹菜，嘴里念念有词：“多吃点，明天见姑娘，得有精神。建国，见了姑娘别紧张，好好说话，咱不图人家多有钱，但求姑娘人品好、会过日子就行。”

“知道了，知道了。”我埋头吃饭，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打鼓。

中秋的月亮又圆又亮，照得院子里明晃晃的。我搬了张小板凳坐在院里，看着月亮发呆。隔壁邻居家的收音机里放着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软绵绵、甜丝丝的，听得人心里又暖又空。我鬼使神差地想，明天那个姑娘，她是不是也喜欢听邓丽君？她笑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她说话的声音好不好听？

胡思乱想了半天，又被自己逗笑了。人都没见过，想这些有什么用。

那一夜，我睡得并不好。天快亮的时候才迷糊过去，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坐在一辆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上，车厢里挤满了人。售票员背对着我，身材苗条，声音清脆。我拼命地想转到前面去看她的脸，可怎么转也转不过去。眼看着车就要到站了，我急得大叫一声，然后就醒了。

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阳光透过窗纸，把屋子照得暖洋洋的。我躺在床上，心怦怦直跳，口干舌燥。过了一会儿，才平复下来，轻手轻脚地穿衣下床。

洗了脸，对着镜子反复打量自己，白衬衫外面套了件灰色的羊毛背心，那是表姐出嫁时送我的，一直舍不得穿。我拿梳子蘸了点水，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又在脸上擦了点雪花膏，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眼看到了中午，紧张的情绪积攒到了高峰。午饭没吃几口就撂了碗，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推出了那辆擦得锃亮的二六凤凰单车，朝约定的地点骑去。

一九八八年国庆节后第一个星期天的县城，有着属于那个年代的独特热闹。街面上到处都是人，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碎花裙，孩子们呼朋引伴地追着跑。卖糖人的老李扯着嗓子吆喝，新华书店门口排着长队，旁边大喇叭里放着李玲玉的歌。我推着单车穿过人流，心里七上八下的，一边想着等会见面的情形，一边又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不就是见个姑娘吗，多大点事。

人民公园在县城的北边，不大，可已经是县城最体面的去处了。假山是前几年才修的，湖心有个小亭子，沿湖种了一排歪歪扭扭的柳树。我到的时候，公园门口还没什么人，我占了张石凳坐下，不时地朝路口张望。手心里全是汗，骑车的腿也还微微发着抖。

过了约莫十多分钟的光景，张婶那胖墩墩的身影出现了。她走在最前面，后面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婶，想来就是姑娘的母亲，衣着朴素但拾掇得干干净净，面相和善又透着一丝精明。再后面，是一个姑娘。

我远远地看见那个身影，心就不争气地猛跳起来。

她穿着淡蓝色的碎花衬衫，一条黑色的长裤，脚上是一双黑色的丁字皮鞋。乌黑的头发用一条白色手绢松松地扎在脑后，走起路来不紧不慢，身板挺得很直。我站起身来，下意识地拽了拽衣角，想要迎上去，却发现自己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开步子。

几年以后，我无数次地回忆起这个午后。如果当时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我知道这个人会在我心里住上这么久，我还会不会赴约？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那一年秋天，我二十五岁，正是最好的年纪，遇到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人。

而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