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的乌克兰,59岁的德国将军施特默尔曼拒绝了希特勒派来的专机。
这个选择,最终让敌方司令科涅夫亲自为他下葬,墓碑上写:愿炮火在此永歇。
一个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将军,为何在敌方史料里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壹》——
要理解施特默尔曼为什么必须做出那个选择,先得弄清楚他是怎么陷进去的,1944年初,苏德战争的东线已经进入单边倒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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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一年。
库尔斯克会战又打掉了德军最后一次战略进攻的能力,德国南方集团军群被迫退守第聂伯河一线,靠这条大河撑着防线。
问题在于,第聂伯河并没有撑住。
苏军看到了一个机会:德军第11军和第42军两支部队孤悬于科尔逊地区的突出部,像从防线上伸出去的一根手指,两侧暴露,是典型的包围歼灭目标。
苏联元帅朱可夫的方案直接参照了斯大林格勒的打法。
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瓦图京)和第二方面军(科涅夫)从两端对进,形成内外双层包围圈,内圈消灭,外圈阻援。
1944年1月24日,科涅夫发起攻势。
两天后,瓦图京的部队同步出击,1月28日,合围完成,被围的约六万德军,史称"施特默尔曼战斗群",由第11军军长施特默尔曼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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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部队包括步兵师、党卫军第五"维京"装甲师。
以及来自挪威、瑞典、芬兰、丹麦的志愿兵营,兵种复杂,装备参差,被困在乌克兰中部一片冰泥混杂的旷野里。
希特勒拒绝撤退,下令坚守,这已经是他的习惯动作。
他相信包围圈能撑住,相信援军能打进来,但德军将领们的判断更冷静:这口袋一旦扎紧,靠内部的力量守不住。
——《贰》——
包围圈形成后,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立刻开始组织解围,他调集了两支装甲力量,第三装甲军和第四十七装甲军,总计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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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大量坦克,从外部强行打通走廊。
解围战从2月初打到2月15日,整整两周,战斗极为惨烈,第三装甲军打到排级指挥官几乎伤亡殆尽的程度,第一装甲师的"黑豹"坦克在泥泞化冻的地面上一米一米地往前拱。
打到最后,距离包围圈不足十公里。
但就是这十公里,过不去,地面融冻成沼泽,重型装备寸步难行,苏军四个坦克军死死堵在外围,2月15日夜,曼施坦因向施特默尔曼发出那封著名的电报。
"救援部队力量已经耗尽,你部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围。"
这封电报意味着什么,施特默尔曼清楚得很,自己突围,意味着自己打开缺口,自己渡河,自己断后,外面没有人能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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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的六万人必须在苏军百万重兵的眼皮子底下走出去。
包围圈内的情况这时已经相当糟糕,2月11日统计有五万六千人,到2月13日晚只剩五万四千,此后继续下降,机场泥泞,飞机无法降落,伤员运不出去。
部队开始搜刮民房里的粮食果腹。
就在这一天,苏军派军使来劝降,施特默尔曼设宴款待,从容把酒,军使把话说完,将军站起来,举杯,说了一句话:"军人当以兵刀相见。"
劝降失败,苏军随即布置五道封闭式包围圈,等待德军突围。
——《叁》——
突围的时间定在2月16日晚23时,参谋们报告当夜有暴风雪,能见度极低,是突围的最佳窗口,在此之前,希特勒专门电令空军派遣运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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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施特默尔曼接出包围圈。
这不是没有先例,高级指挥官是稀缺资源,保住脑子比保住一支部队在战略上更合算,施特默尔曼拒绝了,他告诉部下,运输机留给伤病员,能送几个是几个。
随后他宣布了突围安排。
全军分三个梯队,丢弃所有重武器和辎重,趁暴风雪掩护突围,第一梯队打开缺口,第二梯队扩大缺口,第三梯队断后,第三梯队由他本人亲自指挥。
他从武器架上取下一支Kar98k步枪,背上。
部属们劝他走,说让将军断后是士兵的耻辱,施特默尔曼说:"我老了,走不动了,但我还能保护你们,这是军令,不能违背,快走吧。"
23时整,六万人在漫天大雪中开始移动。
突围进行得异常激烈,第一批部队凿开苏军防线,到达德军前沿时已是凌晨,但眼前横着一条格尼诺依-季基奇河,河水冰冷。
苏军就等在河对岸的树林里,坦克炮口对准了渡口。
士兵们跳进河里,有人淹死,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水冲走,后来的统计,大约有四万人渡河成功,一万八千人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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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支在最后阵地上撑着的断后队伍,没有等到撤离的命令。
苏军清点战场时,在最激烈的一处高地找到了施特默尔曼的遗体,他两鬓斑白,军服上血迹斑斑,但胸前的勋章还在。
手里还握着那支Kar98k步枪,没有松开。
在他身旁,是断后的"维京"师后卫营全体官兵的遗体,这些来自北欧多个国家的志愿兵,无一生还,科涅夫到场,看了很久。
他下令为施特默尔曼举行军礼下葬,亲自鸣枪,立大理石碑,刻下:"愿炮火在此永歇。"
——《肆》——
1944年的施特默尔曼选择留下来,这件事之所以被记录、被流传,是因为它触碰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当指挥官面对死亡时,他和士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对照另一个战场上的另一位将军。
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湖北宜城南瓜店,中国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战死沙场,时年49岁,枣宜会战打响前,张自忠亲笔致信副总司令冯治安。
信中写道:"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
这封信的语气,已经是诀别,5月7日,张自忠亲率两个团加总部特务营东渡襄河,主动迎战日军第13、39两个师团。
这是以数千人对数万人,从战术角度看,几乎是有去无回的任务。
他的副手冯治安留在西岸,张自忠一个人带着队伍过了河,部队在东岸与日军激战九昼夜,日军截获了电报后判明张自忠的指挥所位置。
第39师团师团长集中5000余兵力和全部火炮实施合围。
有参谋建议转移,张自忠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5月16日,包围完成,阵地逐渐收缩。
张自忠左臂中弹,继续督战。
胸部中弹,血流如注,倒下,没有再站起来,他身上共有八处弹伤:右肩炮弹伤、右腿炮弹伤、腹部刺刀伤,加上多处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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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伤的是日军医官,他们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
用白布包裹,买来棺材,郑重入殓,并在坟前立碑:"大将张自忠之墓",汉口广播电台当晚中断正常播出,向全亚洲播报了这个消息。
日军对这位中国将军的评价,用的是"绝代勇将"四个字。
张自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阵亡将士里军衔最高的将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才会把习惯性的身份脱下来。
职位、阵营、命令,这些东西到了那一刻,抵不过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选择走,还是选择留,施特默尔曼有专机,张自忠有西岸可以退守。
他们都没走。
这两件事横跨东西方、横跨敌对阵营,在同一个时代发生,共同指向一个关于指挥者责任的古老答案:将者,兵之胆,胆在,则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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