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自误的机关科员，冒充总理批示骗走巨款，却不知公文纸是破绽

1960年的北京，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普通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四十块钱。

就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愣是伪造了周总理的亲笔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骗走20万现款——折合现在还三千多万。

干这事儿的人叫王倬，当时是外贸部的一个小科员。

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会财会能书法，对机关办事流程门儿清。

可他就是吃不了苦，受不了跟全国老百姓一起勒裤腰带的日子。

有一次他看见处长拿了张首长写了几行字的便条，公章都没盖就把事儿办了，心里就动了歪念头：要是胆大点伪造总理批示去骗银行，还不畅通无阻？

这念头一冒出来他就收不住了。

王倬干这个太有便利条件了。

外贸部天天跟国务院有文件往来，他轻易就能接触到国务院的旧信封，还有那种外贸部专用的15行红格公文纸。

下了班躲家里用旧报纸反复临摹总理笔迹，练了一个多月，笔画神态被模仿得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

刻刀蜡纸印泥这些作案工具，也分批从不同商店买回来。

光文件像还不行，骗局本身也得编圆。

他虚构了一个“西藏活佛讲经会”，把骗局包装成政治任务。

为防银行追查，专门强调要旧票，还给自己编了个化名——赵全一。

他万万没想到，就这个假名，最后成了追查到他头上的一个关键。

作假的东西炮制好之后，王倬还专门挑了行长副行长都在外头开会的一个星期五下午。

三点半他跟单位请假，五点就拎着装满假文件的公文包到了央行总行，一身机关干部打扮，让传达室把那份“总理亲批急件”火速送进去。

办公室于秘书一看，批示上总理笔迹赫然在目，虽觉得20万不经过财政部直接找银行拨款有点怪，但看文件上加急加红，又涉及西藏宗教事务和外事形象，不敢耽搁，立刻电话通知北京分行准备现金。

王倬还很细，送完急件后跑到公用电话亭冒充总理办公室的人打催促电话，彻底掐灭了银行最后一丝疑虑。

傍晚六点四十，银行的人争分夺秒整理好2万张拾元旧币，分装成两麻袋——每袋上百斤，抬上吉普直奔民族饭店。

到了民族饭店，按约定把款交给“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

这个赵全一，自然就是换了身中山装的王倬。

银行按流程要求写个收条，王倬早有准备。

事后证明，正是收条上怪异的写法，成了警方锁定“懂财会的人”的重要线索。

交了货，银行的人如释重负走了。

王倬马上把麻袋拖到僻静处，用自行车分两次偷偷推回家，藏在柴房里。

可这笔“巨款”到手后，王倬非但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反倒被吓破了胆。

当时买块点心都要凭票，他根本不敢花，把钱全藏在床底下，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再说银行那头，行长曹菊如回来后发现这笔拨款迟迟没接到总理办公室的后续入账通知。

憋了几天打电话去问，总理办公室一头雾水：总理从未做过此批示。

这一下事情大了。

周总理当时正为全国灾情忧心如焚，听说有人竟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伪造自己批示骗巨款，震怒之下亲自给公安部长下严令：限期十天破案。

专案组迅速成立，文检专家连夜对那份伪造批示、介绍信、信封等进行技术鉴定。

结论是：所有文字出自同一人；是一名精通财会的人；公文纸为外贸部专用，信封是国务院用过再被二次加工的。

这就像一张网，唰地一下把范围圈死在了外贸部。

刚好北京市委发动群众参与破案，广播报纸天天播案情和罪犯特征，连胡同里大妈都记得：三十多岁、中等身材、北方口音、眼睛偏小。

外贸部内部的排查也在同时推进。

保卫科反应，出口局计划处科员王倬，案发当天请假说带母亲看病，可医院根本查不到任何就诊记录。

他还以“给街道食堂刻饭票”为由从单位借走了誊写钢板，街道却根本没这回事。

以往脾气温和的王倬，案发后变得特别敏感。

有同事开玩笑说“老王你眼睛也不算大”，他当场翻脸，拍着桌子喊“你诬陷好人”。

侦查员查阅他人事档案，更是发现了那个“赵全一”的化名，与诈骗案收款人姓名一模一样。

专案组决定先不打草惊蛇，在李广桥南街王倬家附近布控。

很快就发现，他家烟囱老冒出滚滚黑烟，气味刺鼻，垃圾里还有疑似钞票燃烧后的炭化碎片——这人在家里烧赃款呢。

所有证据都指向王倬。

文检组调取他单位笔迹进行比对，连那个怪异的“币”字写法、那熟练的财会符号，都与收条上的完全一致。

抓捕在4月3日深夜进行。侦查员趁其熟睡翻墙入院，把人从被窝里拖出来。整个行动不到五分钟。

搜查他家时，作案工具很快被起获，可赃款却没影了。

侦查员正纳闷，王倬母亲张可明一个劲拿眼瞟西屋的蜂窝煤堆。

搬开那堆落满灰尘的蜂窝煤，地面有一片新鲜黄土。

再往下挖，蓝色苫布盖着的，是一捆捆拾元旧钞，清点下来共19.2万。

其余八千多块，已被他在炉子里偷偷烧掉了。

在单位，另一路侦查员从他上锁的文件柜里搜出了没用完的专用公文纸和旧信封，抽屉里找到一本少了一页的笔记本，撕口与那张写收条的纸完全吻合。

铁证如山，王倬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交代了从临摹笔迹、筹备工具到伪造文件、骗取巨款，再到案发后烧钱、打算潜逃的全部犯罪事实。

1960年7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

被骗走的20万巨款，除烧毁的八千余元外全部追回。在那个国家极度拮据的年份，这笔失而复得的钱，让无数人松了一口气。

这案子，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年代的人心百态。一名有文化有头脑的“聪明人”，把本事用错了地方，最终被自己的小聪明吞噬。在法网和人民群众的眼睛面前，任何缜密的算计，终究是黄粱一梦。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