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00年六月初，京城传来“对外宣战”的密诏，江宁总督府灯火通明。端坐堂上的刘坤一，望着堆成小山的电报，心知此役若走错一步，长江下游数省怕要沦为战场。就在各省督抚犹疑时，他连夜拍出电报，与张之洞定下“东南互保”，一句“保境安民，以壮中外之心”击中了风声鹤唳中的南方官绅心理，隔日便有各国领事馆回电认可。
晚清的政局像漏水的巨舟，桅杆折断，舵手犹疑，刘坤一却从浪里一路闯上甲板。1826年冬，他出生在湖南新宁书香世家，八岁开蒙，十六岁成廪生，才名远播。可惜天有变数，十九岁乡试落选，随后太平军自广西杀入湖南，这位书生携卷从军，踏上与原先设想截然不同的道路。
湘南楚勇里，他只是个小旗官，却懂兵书、敢冲锋；郴州、桂阳一役，他连夺寨堡，随手缚俘，立了头功。部队主帅刘长佑称他“足堪独当”，于是放手提拔。袁州城头一声炮响，投诚的李能通放下兵器，刘坤一被保荐知县，旋即加衔道员。短短十年，他从豪情书生攀升为江西巡抚，速度之快，在沉闷的清末官场屈指可数。
但是勇武易得，格局难求。面对石达开出入赣粤的急行军，他能数度截击，却也屡屡用极端手段平息农民武装。贵县平天寨一役，黄鼎凤满门被害，血腥场面传遍乡间，乡民谈“坤一”色变。此后在江西，他的名字几成“镇压代名词”。对手工业者罢工、斋教起事、抗粮暴动，他一概动用军队，搜山、清剿、重典并施，换来了官方的“政绩”，却也深埋民间怨火。
1875年，他被调往两广。新任总督的第一件事，是整顿私盐、缉赌禁烟。清理官吏，添购兵轮，手段雷厉；可对电报、铁路等新式事务，却大加排斥，称那是“变华为夷”。这种保守心态，使他在洋务派中显得步履沉重。有人曾转述他对左宗棠的劝勉：“若放弃新疆，十八省将悉为大、小科斯。”左宗棠闻言，只答两个字：“同心。”
甲午战云密布，他奉诏北上节度关内外诸军，自认“生长湖湘，不熟北地”，推三阻四。进山海关后，调度不力，竟被讥为“闻倭则走”。等到威海卫失守，北洋舰队覆没，他虽上疏请罪，却无非守住了“能文能武”的名声，未受重罚。
被“清流”攻击的影子始终伴随他。张之洞在疏中痛陈其软弱，直言“不堪任重负”。光绪十三年，他被褫职回籍，在岳麓山下筑起“看云楼”，十载不闻朝事，闭门吟诗，偶尔弈棋酣睡，口中自嘲“粗才俗吏”。
奇的是，江山摇摇欲坠时，他总能重新被请出山。甲午战后不久，清廷重召旧臣，他再度提督两江。各国在长江沿岸布商埠、建租界，丹阳、无锡、阳湖接连发生教案，他既要安抚洋人，又要弹压民愤；赔款、问罪、拆祠堂，他自称“左支右绌”。凡地方血案，皆以重典收场，乡民把他的名字和巡抚衙门的棍影索索相连。
1898年，戊戌风云骤起。慈禧囚禁光绪，废立传闻四起。各督抚俱按兵莫动，唯刘坤一数度私电荣禄，“君臣大义，不容摇动”。荣禄一句“此事非汝所当言”把他挡了回去。他索性联名江南闱中举人上万言书，明言“国事可危，天子不可危”，虽未挽回变法，却也让慈禧知道，此人不易忽视。
义和团潮涌北方，他早早表态“先剿后抚”。八国联军兵临津门，朝廷声称“与众国开衅”。刘坤一却对上海各国领事暗言：“江南不随北方举动。”东南互保由此成形。事后宫廷西狩，他被褒奖“保疆有功”，再次坐稳两江总督。
1901年，督办政务处成立，他与张之洞、李鸿章等讨论新政，三人交锋不绝。刘坤一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学制、兵制、税制改革上提出折衷方案，既要引进宪政，又恐社会震荡过速。他号召练新军、办师范、整盐政，然而嘴上仍念叨“不可骤改旧制”。有人讥讽他“两足踏两船”，他只是摇扇微笑。
走到晚年，他对功名看似淡泊，却绝不放手权柄。1902年，他以七十高龄亲赴江阴督修江防炮台；1903年春，仍批示筹银赈灾、追剿会党。一封封手令字迹已见抖动，行文却冷峻如初，“遇匪徒，不得姑息。”
同年秋，他病体支离仍坚持批公文。据说病榻前，他轻声对幕僚道：“江河未固，不可自宽。”十二月六日，长夜未明，他阖然长逝，年七十三。清廷追封一等男爵，谥号“忠诚”，京城与江南同张灯结彩为其致祭。
有人称他手腕老成，稳住了半壁南疆；有人指他镇压凶狠，不识时务。功过是非，俱随历代更替去陈。但若细看晚清那张风雨飘摇的棋盘，此人确实撑起了几回危急，也拖慢了几回新变。历史未必偏爱英雄，却总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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