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写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出版三十周年之际

我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于1996年8月第一次出版，距今30年了！30年间，这本书作为许多大学经济学院系研究生学习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教材，以不同的版式多次重印，至今仍然畅销，这略微超出我当初的预料。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统计，《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连续多年名列被引用最多的50种中文书之一，在被引用的经济学书籍中名列前茅。不少年轻一代的学者告诉我，这本书是他们学习博弈论的入门书。我至今仍然偶然会遇到读者拿着最初的版本让我签名留念。曾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读者告诉我，他在美国读博士期间，还专门带着这本中文书，觉得它比同类的英文版教材讲得更透彻。作为大学经济学教员，能以一本教科书影响一代代经济学人，我深感欣慰。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30周年纪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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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能在1996年出版，与两件事有关。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994年。

第一件事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简称CCER)的成立。CCER是林毅夫、易纲和我等留学回国学人创办的。CCER的宗旨之一是让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质量达到国际水准，最终使得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国际接轨。CCER成立之前，北大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只有导师单独面授专业课程，个别指导，没有诸如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这样的必修课程。结果是，经济学博士生普遍缺乏扎实的经济学基本功训练。CCER成立后，接受的最重要的教学任务是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开设高水平的课程，这些课程包括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当时，CCER没有自己的学生，北大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等于把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外包”给CCER。从1994年秋季学期（即CCER成立后的第一学期）开始，我负责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我的课程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主要是价格理论），第二部分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课程难度与我曾就读的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M.Phil.)相当。为了讲好这门课，我做了最大努力，第一个学期，我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备课和与学生的交流上。听我授课的不止北大经济学的博士生，也有少数年轻教员和硕士研究生，还有外校来的旁听生。这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第一次进入北大课堂，也是第一次进入中国大学课堂。CCER改变了北大的经济学教育，也改变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这是一个例证。（延伸阅读 ）

本文作者为北大94级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讲授博弈论

第二件事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布。1994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约翰·纳什(John Nash)、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和赖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论专家，表彰他们对博弈论的开创性贡献。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授予博弈论专家，标志着博弈论进入主流经济学，让这一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都感到生僻的学科一下子火了起来。当时我正在准备高级微观经济学博弈论部分的讲义，应学生们的邀请，我在北大校园做了一次关于博弈论的公开讲座，标题是：“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我的讲座聚焦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博弈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第二个问题是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对博弈论的贡献。北大讲座产生了广泛影响，我又应邀在西北大学和南开大学做了两次讲座。《经济学消息报》从1994年12月22日开始，将这三次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全文连载8期发表。发表时的编者按说：“张维迎博士在讲座中通过大量妙处横生的例子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非合作博弈论的基本内容及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贡献，受到听众的广泛好评。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本报从这一期开始分几期连载讲座的内容。”

本文作者主持约翰·纳什在北大的讲座（2005年）

《经济学消息报》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专业报纸，在大学校园和政府机关流传盛广，影响力甚大。我关于博弈论的演讲在该报发表后，想了解博弈论的人越来越多，我又应邀在多个场合讲解博弈论，甚至国家统计局也邀请我做了一次博弈论的讲座。我曾计划在讲义的基础上写一本《高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下册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我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但在博弈论火起来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独立并提前出版。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的陈昕先生，他非常乐意将这本书列入他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鼓励我尽快写完这本书。我夜以继日地工作，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书稿的写作，于1996年5月底将书稿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初版封面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经责任编辑施宏俊先生精心编辑后，于1996年8月上市。这是博弈论的第一本中文原创教科书，上市后，很快得到出版界和经济学界同仁的肯定，荣获1997年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唯一的特等奖，被《中华读书报》评为1997年最畅销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书的畅销也与另一件事有关。书上市不到两个月，1996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威廉·威克瑞(William Vickery)，表彰他们对非对称信息下激励理论的贡献。詹姆斯·莫里斯教授是我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期间的导师，他因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获奖，让我的新书通过主题和作者双重沾光。我以“如何让人说真话，如何让人不偷懒”为题宣讲信息经济学，收到良好的效果，演讲的文字整理稿经修改后发表于《读书》杂志1997年第2期。

詹姆斯·莫里斯1997年4月首次访问中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小凯教授对这本书的评价。1996年12月杨小凯来CCER访问，就他的“超边际分析”做系列演讲。看过《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这本书后，他主动提出要写一篇书评。他的书评发表在《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原文标题为《国内最好的一本经济学教科书》，《经济研究》发表时标题改为《一本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经济学教科书——评张维迎博士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杨小凯在书评中写到：“对策论（博弈论）和合约理论的数学模型进入主流经济学和成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学发展的特色。这些理论的特点是非常适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比传统的经济理论更符合现实情况。但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根深叶茂，所以在西方很多大学，能教这些新理论的人并不多。加上这些新理论的数学化结构，又与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不同，所以只有西方一些好大学的经济系在这方面才能在教学研究方面赶上这些新的发展。令人惊异的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张维迎博士完成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写出了这样一本涵盖前沿研究的新书，使中国在这方面的教学研究能迎头赶上。”“此书不仅对与中国有关的模型讨论比Kreps有名的类似教科书更为详尽，而且对一些重要的模型（如拍卖模型、不同类型的逆向选择模型等）也比Kreps的书更详尽。”“与中国市场上我看到的经济学教科书比起来，这本教科书可说是水平高出很多。以我在国外教学研究的经验，若此书是英文的，在英文世界也会有相当的影响。”“我也会采用它作为我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工业组织课中对策论的教材。”在指出书中的一些不足之后，杨小凯最后写道：“虽然有这些美中不足和同行生嫉妒的下意识，我还是不得不说此书是一本功力深厚，学风严谨，达到国际高水准的极好的经济学教科书。它对中国经济学发展和莘莘学子的贡献不可低估。”虽然人人都爱听赞美的话，我相信杨小凯的评价是中肯的。他不是一个轻易赞美他人的人。

杨小凯书评手稿（第一页和最后一页）

这本书的繁体字版《赛局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经台湾中山大学刘楚俊教授编校，由台湾茂昌图书有限公司于1999年出版，被台湾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学校选作经济学研究生教材。刘楚俊教授是我牛津大学读书期间的同学。

本书出版十几年后，出版社曾希望我对这本书做些简单的修订，更新一些文献，补充些案例，这样更有利于销售。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我最终没有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自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博弈论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发展，也变得更为普及，但就教科书层级看，博弈论的基本结构和理论模型并没有实质性变化，而我在撰写本书时，已经将当时一些只是工作论文还没有正式发表的文献吸纳进来，期待这本书20年不会过时。现在看来，作为教科书，这本书30年也没有过时。仅仅为了销售而修订，可能是一些教科书作者的做法，但非我所好。当然，忙于其他事务也是我不愿为此花时间的原因。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从2004年开始，我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引入北京大学本科通识教育，讲授《博弈与社会》课程。在此课程讲义基础上撰写的《博弈与社会》（学术版）和《博弈与社会讲义》（教材版）先后于2013年和2014年出版，博弈论的应用和最新发展在这两本书里都有体现。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相比，《博弈与社会讲义》更少技术性，涉及的应用领域也更广（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历史、法学、道德哲学、演化心理学、演化生物学，等等）。我相信，对博弈论的学生而言，将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在大学教授博弈论三十多年后，我想说的是，尽管博弈论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深刻改变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但这一工具是否能在所有情况下都给出正确的预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答案是否定的！博弈论能解释均衡，但无法解释非均衡。比如，按照经典博弈理论，战争的结果是确定的，因而战争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但在人类历史上，战争频繁发生，结果很不确定。理论预测与现实的不一致，源于博弈论的三个基本假设：工具理性；理性是共同知识；每个参与人知道游戏规则。

工具理性是博弈论的最基本的假设，它意味着每个人决策都是基于理性计算。但现实中的人，不仅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尽管理性在许多情况下支配着人的行为，但我们切不可高估理性的力量。在市场领域，非理性行为通常会受到有效约束；但在非市场领域，非理性行为受到的约束要少得多，理性常常不敌非理性。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战争和冲突，都是非理性选择的结果。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复仇心理导致的，20世纪发生的一战和二战也不例外。现实生活中非理性行为比比皆是。

博弈论不仅假定每个人理性的，而且假定理性是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即每个人自己是理性的，也知道他人是理性的，并且知道他人知道自己知道他人是理性的，如此等等。在理性作为共同知识的假设下，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推理能力，没有任何人的行为是预期不到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事情压根就不会发生。但现实中，即使我自己是理性的，我也无法确认对方一定也是理性的；即使我知道对方也是理性的，我仍然未必确信对方知道我知道他是理性的；如果我自己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我就更没有理由假定对方一定是理性的。所以，出其不意就成为竞争中最成功的策略。事实上，无论商业竞争中还是战争冲突中，赢家通常是最擅于隐瞒信息和利用对方无知的一方，以更胜一筹的想象力超越对手的想象力是战略家的致胜法宝（如将计就计）。但博弈论完全排除了这一点。

博弈论的第三个基本假设是游戏规则是给定的，并且每个参与人都知道这些游戏规则。这在诸如围棋、桥牌等人造的游戏中是符合事实的。但在真实世界的生活中，游戏规则并不是完全给定的，许多游戏规则是在博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即便游戏规则给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知道和理解这些游戏规则。不同的人对相同的规则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由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就频繁发生，就产生了对律师和司法的需求。只要我们对游戏规则不完全了解，我们就无法制定客观上最优的决策，无法计算博弈的结果。对游戏规则的无知，也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冲突的重要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本书中所介绍的经典博弈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来自实验心理学家的批评。但到目前为止，对博弈论的批评与其说是动摇了博弈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不如说是推动了博弈论的发展，使博弈分析变得更为完善。当然，如何将非理性行为纳入博弈分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博弈论仍将在社会科学中大行其道！对经济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生来说，博弈论仍然是一门必修课，本书价值犹在。

（本文是作者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30周年纪念版写的序）

2026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