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誓言正被遗忘？日本修宪暗流涌动，历史伤疤会否再次揭开？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一年后的同一天，1947年5月3日，一部以“永远放弃战争”为核心精神的《日本国宪法》正式施行。历史的巧合赋予了5月3日双重含义——既是历史正义审判的开端，也是日本和平誓言的起点。

今年的5月3日也即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执政的自民党发表声明称“时机已到，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必须亲手将宪法修改成与时代相适应的宪法”。据新华社报道，此前的4月12日，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就在本党大会上宣称，“由日本人自主进行修宪是自民党的基本方针，时机已经到来”。

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部署远程进攻导弹，再到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建立国家情报统合体系，高市早苗政府显然正引领日本朝着加速重蹈覆辙的危险方向失控狂奔。

安全焦虑裹挟民意：修宪支持率攀升背后的危险转向

日本主流媒体日本广播电视台（NHK）4月初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显示，支持修宪的日本国民比例达到38%，较2020年的32%增长6个百分点。同时，认为“没必要修宪”的占20%，表示“不确定”的占38%。该调查由NHK自2020年施行至今。

纵向对比2020年至2026年的数据，修宪支持率逐年上升，从32%、33%、35%、35%、36%、39%到38%。这表明这一上升趋势并非随机波动，而是具有高度确定性的长期趋势。

相反，反对修宪的比例从2020年的24%缓慢回落至20%。更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修宪持“不置可否”态度的国民人数占比的变化。这一群体从2020年的41%降至2026年的38%。

修宪之争指向第9条和平问题靶心。支持修宪的理由中，51%的受访者选择“宪法第九条需迎合时代之变”，远高于其他选项，这一分布表明，推动民意变化的核心变量是外部安全环境的感知变化，而非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反对修宪的理由同样高度集中：63%强调“应继续遵守宪法第九条”，12%认为“换种解释即可应对事态变化”，8%主张“旧有宪法已被国民认同”，6%强调“旧宪法中基本人权能得到守护”，6%担忧“修宪会损害与亚洲各国等国家间关系”。双方各有约三分之二的理由直接指向宪法第九条——修宪之争，归根结底是“第九条之争”。

欲以“加法”架空第九条：和平宪法正被蚕食掏空

日本宪法第九条下分两款：第一款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明确“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否认交战权——这三层规范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基石。

自1954年自卫队成立以来，宪法禁止保持战力与自卫队实际存在并持续强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支持与反对阵营的分歧，本质上是“宪法应适应现实还是约束现实”的根本认识差异。

但“第九条依赖症”既是优势也是软肋。一旦“和平主义=第九条不动”的认知框架被打破，护宪阵营将缺乏替代性防御纵深。而占38%的不置可否群体，其态度转化更可能基于“安全判断”而非“价值选择”——当安全焦虑加剧时，他们更可能转向支持修宪。

强推修宪前路受阻，高市政权切莫一意孤行

关于高市政府的修宪问题，日本宪法第96条为其设定了三道门槛。第一道，众议院2/3以上赞成。目前日本自民党独占316席，已超310席门槛，此关可过。第二道，参议院2/3以上赞成。自民党与维新会合计120席，距166席差距甚远，这是其最大障碍。第三道，国民投票过半数。从NHK公布的舆论调查数据可知，目前日本国民支持修宪比率仅为38%，但日本国民中“不置可否”群体比率也高达38%，因此投票结果充满不确定性，且存在稳定性隐患。

但日本国内一次次反对修宪的活动也表明，日本民间反对修宪的力量依然活跃且具有强大动员能力。在低投票率背景下，动员能力更强的反对阵营往往更具优势。但从更深层次看，修宪之争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和平主义与安全现实之间的艰难平衡。

历史不会忘记，日本和平宪法本身就是对军国主义罪行的制度性回答。高市早苗政府若一意孤行，在缺乏深刻历史反省的情况下强推修宪，不仅是对日本国民和平意愿的践踏，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

对中国而言，面对日本修宪动向，当以三策应对：其一，在外交层面持续亮明底线，联合国际社会坚守战后秩序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其二，在安全层面保持战略定力与充分准备，以实力威慑防止日本军事冒险；其三，在舆论层面支持日本国内护宪力量，让日本民众的声音不被权力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