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调任为省长，在机关食堂打饭，被一位处长用力拉开：新来的

说实话，调来省府之前，我已经在地方上干了二十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可上任第一天，差点在机关食堂被人给“教育”了。

我叫林远山，今年五十三，刚从下面地市调上来，当选为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报到那天，省府办公厅的陈主任陪着我把几个处室转了一圈，客气话说了几箩筐。中午他说林省长，去外面吃吧，给您接风。我说不必了，去机关食堂，随便吃点就行，顺便看看同志们的精神面貌。陈主任面露难色，说食堂人多嘴杂。我说人多好，热闹。

机关食堂在办公大楼后面那栋三层小楼的一楼，挺宽敞。我们到时已经过了十二点，打饭的队伍排了好几行。我们在大厅站了站，陈主任要去帮我张罗，我摆摆手让他忙去。我自己拿了个不锈钢餐盘，排在队伍最后面。

前面的人端着餐盘依次往前挪，没人注意到我。这样挺好，省去了寒暄客套。我正低着头研究餐盘上那层薄薄的水渍，肩膀忽然被人从后面用力攥住。

那是一只有力的手，虎口有厚茧，五指箍住我肩关节生疼。紧跟着整个人被往旁边搡。我一个趔趄，餐盘差点脱手。扭头，一张方脸横在我面前，五十出头，浓眉阔口，两鬓略白，穿着一件熨帖的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他胸口别着一枚亮闪闪的胸牌，隔得远看不清字。

他居高临下打量着我，目光从那件半旧的夹克衫扫到我脚上那双落了些灰的黑色皮鞋，最后落在我那张茫然失措的脸上。他眉头拧了一下，像在打量哪个处室不懂规矩的新人，嘴角微微抽动。

“新来的？”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已错过身，下巴朝队伍前端一点，食指隔空点了点我的肩膀。“你是哪个处室的？懂不懂规矩？新来的去后面排队！这是领导窗口！”

说话间，他已毫不客气地绕过我，端着自己的餐盘稳稳当当站到了我前面。那个曾经属于我的位置。他站得理直气壮，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棵扎根在机关食堂几十年的老树。

食堂里嘈杂的人声似乎低了几度。几道目光悄悄扫过来，又飞快弹开。排在前面几位的，有人假装看手机，有人低头研究餐盘里的青椒炒肉。没人过来解围，没人提醒那位处长，你身后站着的这位“新来的”，今天上午刚在省政府党组会议上宣过任命。

我没有发作。把一个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我默默端稳餐盘，后退两大步，站在了队伍最末尾。那个处长大概感受到了身后那股让他不太舒服的安静，或者纯粹是好奇。他侧过身回头瞥了一眼，看到我真的乖乖排到了最后，这才满意地转过头去。他似乎低声说了句什么，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干部轻轻碰了碰他胳膊，凑过去在他耳边飞快说了几句。

那个年轻干部的声音不大，但食堂拢音，几个字飘过来，砸在我耳朵里。“周处……那是新来的……副省长……”

他端着的餐盘猛地一歪。餐盘里的红烧茄子带着汤汁滑出去，在锃亮的地砖上骨碌碌滚了两圈，溅起一朵油花，停在他那双擦得一尘不染的黑色皮鞋旁边。整个食堂的目光都聚了过来。

我说过，我当了几十年干部，什么场面都见过。我从容地走上去，弯下腰，抽出餐巾纸，将那块茄子捡起来，又仔细擦了擦地砖上的油渍，直起腰，把脏了的纸巾扔进垃圾桶。这套动作不快不慢，刚好够整个食堂的人看清，也刚好够那位周处长从耳根一直红到脖颈。

我端着餐盘走向他，在他面前站定。他比我矮小半个头，微低着头，视线落在我夹克衫第二颗纽扣上。嘴唇翕动几下，没发出声音。

我伸出手去。他没有握，全身僵住了。旁边那位戴眼镜的干部赶紧推推他，他才如梦初醒，双手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冰凉的，像攥着一块刚从冰柜里拿出的五花肉。

我自我介绍说，刚调来工作，对机关还不熟悉，以后请多关照。把周处长这三个字在舌尖滚了滚，没叫出口。

我不但没生气，午饭时还特意端着餐盘坐到了他旁边。他吃饭的速度比平时快了近乎一倍，筷子碰到碗沿发出细微的颤音。我吃得慢，一边跟他聊了几句关于这座城市几条主干道上下班高峰期的拥堵状况。他回答得有些磕巴。这顿饭，想来他是不太尝得出滋味了。

下午一上班，那位处长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换了一件干净衬衫，头发也重新梳过了，敲门声迟疑而轻。进来后站在我办公桌前两米远的地方，手不自然地垂在裤缝两侧。

他叫周志国，省发改委能源处处长。在省府机关工作二十多年，从科员一路干到正处，是个老机关了。

“林省长，上午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太不应该了。”他的声音有些干涩，喉结上下滚动，眉头紧锁，他使劲眨了一下眼睛。“我在机关这么多年，还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打断他。我说你在能源处干了多久了？他说十二年。十二年，在一个处室从副科干到正处，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机遇问题。这样的人在机关里不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只缺一个机会。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调研报告，递给他。这是关于我省能源结构调整的初步构想，我刚到任还没细看，你拿回去帮我看看，提些意见。他愣住了。他问我，这是上午那个在食堂被我拉到后面的老头？那个老头此刻正坐在省政府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崭新的白衬衫，笔挺的裤线，把他倒映在锃亮的办公桌面上，让他恍惚，让他不安，让他那一声“对不起”堵在喉咙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等了片刻，我缓缓开口，问那如果我不是省长呢？

窗外夕阳正红。办公室很静。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说，如果您不是省长，我也会向您道歉。我错了就是错了，跟您的职位无关。这句话等了一下午，终于等到了。

我让他把那份报告拿回去看。他说好。转身走到门口，我叫住他。周处长，食堂的茄子不错，明天中午帮我带一份。

他愣在那里，过了几秒，使劲点头，推门出去。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很快，也很轻。

后来他成了能源局的副局长。再后来他主抓的几项能源改革都颇有建树。多年后他退休，在送别会上说起这段往事。台下坐着的人，有的笑，有的感慨，有的一脸不信。

故事不知从哪个环节开始走样，传到后来竟变成了我会在机关食堂微服私访，专抓欺负新人的处长。我笑着摇摇头。那些关于我做派风范的种种说辞，都不如那个下午他推门出去时轻快响起的脚步声来得真实。

那面食堂的玻璃窗擦得很亮。每天中午依旧排着队。新来的年轻人依旧会被老同志善意或恶意地“指点”规矩。那件夹克衫、那双皮鞋、那位处长，都换了面孔。那份午餐已失温变凉。食堂里的人也许换了好几茬了，有的人还在。这大概就是机关。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兵里总会冒出一两个像他那样的人，等着被某个偶然路过的黄昏罚站。

那份被他反复批注过的调研报告早已归档，纸页泛黄。那上面还留着当年他用红笔圈出的数据和补充的意见，一笔一划工工整整。我没告诉他，正是那份扎实的报告，让我下定了推荐他到更重要岗位的决心。

他退休后常去一家湘菜馆吃饭，一个人，点一份红烧茄子，一盘剁椒鱼头，一碗米饭。他夫人打电话跟我老伴抱怨，说老周现在天天在家做茄子，厨房搞得全是油烟，还非要她按机关食堂的方子做。她说她做不出那个味道。他坐在餐桌前吃那盘油汪汪的红烧茄子，说还是食堂的好吃。

他说，食堂那道红烧茄子火候刚好，不软不烂，略带焦香。那天他的盘子被碰翻了，茄子滚到地上，他还没来得及尝一口。后来他再去食堂，那道菜已经没了。他试着在别处找过，再没找到那个味道。

那天下午他站在办公桌前，最后我说让他带一份茄子。他真带了。第二天中午他端着那份打包好的饭盒，敲开我办公室的门。里面是红烧茄子、一小份米饭。那茄子软烂入味，汤汁浓郁，拌饭吃正好。我吃完把饭盒洗了还给他。他站在门口欲言又止，转身走了。那天吃的是什么茄子，什么味道，他不记得了。他记得他从窗玻璃的反光里看到自己花白的头顶。他在机关干了大半辈子，把最好的时光都揉进了那些厚厚的文件盒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