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亲戚去买衣服，他净奔着奢侈品牌去，收银员一句话让他僵住

楔子

我叫李建国，今年三十六岁，在老家这座三线小城的一家机械厂当车间主任。说是主任，其实也就是管着二十来号工人，一个月工资刨去五险一金，到手六千出头。媳妇在超市当收银员，两口子加起来一个月万把块钱，供着一个上初中的儿子，日子过得紧巴但也踏实。

去年腊月二十，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二姨家的小儿子，也就是我表弟张明磊，要来市里打工。这孩子在老家县城混了几年，什么正经工作都没干成，二姨急得头发都白了一半，求我在市里帮他找个活干，再看着他点，别让他走歪路。

我妈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说了好久，最后叹气说，建国啊，你二姨命苦，你姨夫走得早，就这一个儿子，你就当帮帮你姐，拉扯他一把。

说起这个表弟，我其实心里挺复杂的。他比我小八岁，今年二十八，小时候长得白净秀气，嘴又甜，二姨一家都宠得不行。他爸在世的时候在县里粮食局当个小科长，家里条件在县城算不错的，那孩子从小穿得就比别的孩子好，吃的用的都是牌子货。后来他爸得癌症走了，家里情况一落千丈，可这孩子花钱的习惯却改不过来了。

我小时候在二姨家住过两年，那时候我爸去外地打工，我妈在镇上工厂上班，没人管我，就把我送到二姨家。二姨对我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有时我表弟闹脾气说妈偏心，二姨就说你哥是客人，你得让着他。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

所以二姨开了口，我没法拒绝。

腊月二十二，张明磊拎着一个旧行李箱从县城坐大巴到了市里。我去车站接他，隔着老远就看见他了。这小子穿着一件亮闪闪的黑色羽绒服，脖子上一根金链子若隐若现，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脚上踩着一双我看不出牌子但感觉很贵的运动鞋。

整个人跟火车站灰扑扑的人群完全不搭，像一只孔雀混进了麻雀堆里。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带他回家路上，路过市中心那条商业街，他眼睛一直往外瞟，看到那些大楼上的奢侈品牌广告牌，嘴里啧啧有声。他说哥，你们市里这些大牌子可真全啊，比我们县城强多了。

我说那些东西看看就行，咱老百姓用不着那个。

他笑了笑，没吭声。

晚上在家里吃饭，我媳妇翠萍炒了四个菜，还特意炖了一只鸡。这小子吃得挺香，一边吃一边夸我媳妇手艺好。翠萍是实在人，看他会说话还挺高兴。吃完饭我跟他说明天带你去见个人，我们厂合作的物流公司招搬运工，活是累点，但工资按时发，有五险一金，你干得好的话一个月也能拿四五千。

他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淡了，说哥，搬运工啊？

我说搬运工怎么了，靠力气吃饭不丢人。

他没再说什么，但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阳台上跟他妈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到了几句。他说妈，我哥让我去当搬运工，那活是人干的吗？他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不是？

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第二天我还是带他去见了那个物流公司的经理。经理姓王，是我多年的老朋友，看在我在面子上，答应让他先干着试试。工资日结，一天一百五，干得好再加。

第一天下班回来，这小子胳膊就肿了，龇牙咧嘴地坐在沙发上，我媳妇心疼得不行，给他拿红花油揉。他跟我说哥，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搬的那些件一个比一个沉，我这手嫩，哪受得了这个。

我说你刚开始不适应，干几天就好了。你年纪轻轻的，出点力怕什么。

他没接话，但我能看出他眼神里那股不服气的劲儿。

接下来几天他倒也老老实实去上班了，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就是一身汗。我心里暗暗松了口气，觉得这孩子虽然娇气了点，但也不是完全不懂事。

谁知道到了第五天，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忙，王经理打电话给我，语气不太对，说兄弟你那个表弟我恐怕留不住了。我问怎么了，王经理说你问问他自己吧，今天下午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

我当时气得不行，下了班就赶紧回家。一进门，他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二郎腿翘得老高，跟没事人一样。我忍着火问他今天怎么没去上班，他说那活太累了，不想干了。

我说你不想干了你得跟人家说一声啊，你这算什么？人家王经理是我朋友，你这样让我面子往哪搁？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带着点不屑，说哥，你说那个搬运工日结一百五，我在网上找工作，随便找个服务员也不止这个价啊。

我被噎了一下，说你看你，干了五天就不干了，这叫什么事？你妈让我照顾你，你就是这么照顾自己的？

他把手机往沙发上一摔，站起来说哥，我来城里是奔着过好日子来的，不是来当牛做马的。你别管我了，我自己能找到出路。

说完他就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了。

翠萍在旁边劝我，说算了算了，别跟他一般见识，年轻人都有脾气，你当哥的让着点。

我那天晚上一宿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到底是我不够上心，还是这小子太不靠谱。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得拉他一把，总不能让二姨担心。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桌上留了张纸条，说哥我去找工作去了，你们别管我，我自己能行。

翠萍看了纸条，叹了口气说这孩子倒是有志气，就是不知道这个志气往哪使。

接下来一个星期，他每天早出晚归，说是去找工作。我问他找得怎么样，他说有几家还在考虑，让我别急。他总是晚上七八点才回来，有时候更晚，问他吃没吃饭，他说在外面吃了。我看他气色还不错，穿得也挺体面，心想也许这孩子真有自己的门路。

直到有一天，我一个老同学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在市中心那家万达广场看到我表弟了，在奢侈品区逛街，身边还跟着一个女的，穿得很时髦。他说建国，你表弟是发大财了吗？我看他进的是古琦的店。

我当时就愣住了。

我表弟在奢侈品店？他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哪来的钱逛奢侈品店？

那天晚上他回来，我就直接问他了。他愣了愣，说哥你听谁说的，我就是路过看看，又没买。身边那个女的是我新认识的朋友，就是普通朋友。

我说张明磊，你跟我说实话，你这些天到底在干什么？工作找到了没有？

他说找到了找到了，在一家酒吧当服务员，底薪加提成一个月能拿六七千。我说酒吧？什么酒吧？正规不正规？他说哥你放心，正规的，就是那种清吧，卖鸡尾酒的，环境很好。

我看他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心里虽然还有点怀疑，但也没再追问。

那天是腊月二十九，再有两天就过年了。我们一家三口加上他，准备在城里过年。翠萍说大过年的，咱们去商场逛逛吧，给你表弟买件新衣服，好歹他也是客人。

我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腊月三十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去了市中心那家最大的商场。

我万万没想到，那一趟，会发生那样的事。

第一章

那天早上翠萍起得早，七点多就在厨房忙活。我起来的时候，她已经煮好了小米粥，蒸了馒头，还拌了两个凉菜。我儿子小磊还在睡觉，我媳妇说让他多睡会儿，放假了别叫。

张明磊的房门还关着，我敲了两下叫他起来吃饭。过了十来分钟他才推门出来，穿着一件条纹睡衣，头发乱糟糟的，眼睛有点浮肿，看起来昨晚又睡得不早。他这些天每天晚上都很晚才回来，我问他在酒吧上班到几点，他说有时候客人走得晚，要到凌晨一两点。

吃饭的时候翠萍说，明磊，今天天好，咱们去商场转转吧，马上过年了，给你买件新衣服。你哥单位发了张购物卡，五百块钱的，正好用上。

张明磊端起粥碗喝了一口，说嫂子，五百块钱在商场能买什么啊，现在随便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要上千。

翠萍笑了笑说，咱们又不买那些大牌子，去普通区看看，五百块钱也够买一件羽绒服了。

他放下碗，抹了抹嘴，眼神有点飘忽，好像在想着什么。过了几秒他说，行吧，那就去转转。

我看他这个表情，心里已经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这小子从小在花钱上就没个数，以前在县城的时候，二姨一个月给他两千块钱生活费，他半个月就花完了，剩下的日子就啃馒头吃咸菜。二姨说这都是随他爸，他爸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管挣多少都要花光，存不住钱。

可二姨夫好歹是个干部，有正经收入，现在张明磊一个农村出来的小伙子，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哪来的底气这么花钱？

吃完饭翠萍收拾碗筷，我回屋换了身干净衣服。儿子小磊醒了，嚷嚷着要跟我们一起去。翠萍给他穿好衣服，我们四个人就出了门。

出了小区就是公交站，坐了七站路到了市中心那家万达广场。这座商场是前年开业的，在我们这座小城算是最高档的地方了。门口立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虽然是过完圣诞节了，但树还没撤，上面挂满了彩灯和小礼品盒，远远看着挺喜庆的。

商场里人很多，到处都是办年货的。一楼是化妆品和金银首饰，这层人最多，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挤着人。翠萍说先去二楼看看，她提前看了宣传单，说二楼女装区有打折活动。

我们就坐扶梯上了二楼。

二楼一边是女装，一边是男装。翠萍拉着小磊去了女装区，说她先去挑件内衣，让我们先去男装区看着，她等会儿过来。我跟张明磊说走，哥带你去看看男装。

男装区这一片，牌子不少，但大多数都是一些国内品牌，价格在几百到一千多不等。我带着他往里走，一边走一边看，心想这个价位还行，购物卡能用上，实在不够我再添个两三百，给他买件像样的过年衣服。

可他好像对这些店一点兴趣都没有，脚步根本没停，一直往里面走。我跟在后面，起初以为他要找厕所，后来发现不是。他径直穿过男装区，走到了商场的电梯口，然后直接坐电梯上了三楼。

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知道三楼是什么。

三楼是奢侈品牌区。

我们这个小城市虽然是三线，但这几年经济发展得不错，万达招商招进来不少一线奢侈品牌。古琦、普拉达、路易威登这些大牌子在三楼都开了专柜。我以前偶尔路过，都是远远看一眼就走，从来不会进去。

可是张明磊直接就往那个方向去了。

我跟在他后面，心想这小子不会是想去逛奢侈品店吧？不可能吧，他哪来的钱？他刚才还说五百块钱买不到什么，难道他手里有钱？

我紧走几步追上他，说明磊，三楼这些店都是奢侈品，老贵了，咱去二楼买吧。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笑了一下说哥，咱们就看看，又不一定买。我在县城的时候还没逛过这种大牌子店呢，到市里了开开眼界还不行？

他这话说得我没法反驳。看看又不花钱，我要是拦着倒显得我这个当哥的小气了。

我只好跟着他进了三楼。

三楼的装修跟二楼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地上铺的是大理石地砖，亮得能照出人影，灯光柔和而明亮，空气里飘着好闻的香水味。每家店的门口都站着导购员，穿着笔挺的制服，看起来就很贵气。

张明磊走在前面，步伐轻快得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他先是路过路易威登的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没进去。然后是普拉达，也没进。最后他在古琦门口停下了，眼睛往里瞅了瞅，然后就抬脚走进去了。

我迟疑了两秒，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店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还要气派。整个店面至少有一百多平，墙上挂着当季的新款服装，玻璃柜里陈列着皮包和鞋子，每一件单品都被精心地展示着，像陈列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品。

我们进来的时候，有两个导购小姐站在门口迎接。她们穿着黑色的工作制服，化了精致的妆，一个高一点的，一个矮一点圆脸的。高个子的导购看了我们一眼，脸上的笑容虽然是标准的职业微笑，但我总觉得那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打量。她的目光快速地从我们身上扫过，好像在判断什么。

张明磊倒是一点都不怯场，径直走到男装区，开始看挂在那里的外套。我站在他旁边，偷偷翻了一下离我最近的那件衣服的吊牌。

看清那个数字的一瞬间，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一万八千八。

一件外套，一万八千八。

我一个月工资才六千，这件外套顶我三个月工资。

张明磊好像完全没看到那个价格一样，还在认真地挑着。他拿起一件深蓝色的夹克看了看，又放下，拿起另一件黑色的皮衣摸了摸面料，嘴里嘟囔着这件不错，然后又去看旁边的一件羊绒大衣。

他的动作和神态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那种顺手拿起衣服、熟练地翻看吊牌、对着镜子在身上比划的样子，不像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他太自然了，自然得像是做了无数次一样。

我突然想到前几天老同学说的那句话——你表弟在万达广场奢侈品区逛街。那天他不是路过，他就是在逛。而且不是第一次。

圆脸导购走了过来，微笑着问，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张明磊抬起头说，我想看看外套，有新款吗？

导购说有的，我们刚到了一批早春系列，这边请。然后带着他走到另一个货架前，取下一件深灰色的羊毛大衣递给他，说这是今年的新款，面料是纯羊毛的，内衬是丝绸，上身效果特别好。

张明磊接过来，脱掉自己的羽绒服，把大衣披在身上，对着镜子左看右看。导购在旁边一边帮他整理衣领一边说，先生您身材真好，这件衣服穿在您身上简直太合适了，显得特别有气质。

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这件大衣的吊牌刚才我瞟了一眼，两万两千八。

翠萍还没上来，我和小磊在三楼奢侈品区，带着一个正在试穿两万块大衣的表弟。

小磊今年十二岁，上初一了，从小还算懂事，我们家从来不在他面前露富，也不惯着他花钱。他跟着我进了这个店以后就一直没怎么说话，小手拽着我的衣角，眼睛到处看，但脸上的表情不是好奇，是不安。他一定也看到了那些吊牌上的数字，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些价格不正常。

张明磊在镜子前照了好一会儿，说这件颜色有点深，还有没有浅一点的？导购说有，但我们这边库存不多，需要去后面查一下，请先生稍等。

导购转身往库房那边走了，店里剩下高个子导购在柜台后面整理东西。

张明磊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手臂上，走到皮带区看了看，又拿起一条围巾摸了摸。围巾的吊牌他也翻了一下，三千八。

他没有放下的意思，反而把围巾拿在手里，走到了鞋子区。他拿起一双深棕色的皮鞋看了看，嘴里评价着皮质和做工，语气轻松得像在菜市场挑土豆。

哥，他转过头来看我，你觉得这双鞋怎么样？

我看了一眼那双鞋的价格，一万两千九。

我说不好看，放下吧，别看了。

他听出我语气不对，但没放下鞋，反而把鞋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他说哥你不懂，这个牌子的鞋是手工做的，一双鞋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穿在脚上跟别的鞋完全不一样。

我说不管它多少道工序，它也就是一双鞋，穿着舒服就行，你买那么贵的干嘛？

他笑了笑，把鞋放下了，但把那条围巾还拿在手里，已经搭在了大衣上面。他嘴里嘟囔着哥你说得对，就随便看看。

但我注意到他手里已经拿了一件大衣、一条围巾，现在又在看一副手套。手套价格便宜点，两千出头。

我心里那股不安的感觉越来越重了。不是因为这些奢侈品贵，而是因为他的状态不对。他太投入了，投入得不像一个没有稳定工作的人。他看这些奢侈品的眼神，不是一个普通人在开眼界时的好奇，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和熟悉，就好像他觉得自己本来就配得上这些东西。

他还在翻看手套的时候，翠萍从门口进来了。

她先是在门口站了两秒，好像确认了一下店名，然后才走进来。她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说，建国，你怎么带明磊来这儿了？我刚才路过门口看到你们在里面，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我说我也是跟过来的，他说就是看看。

翠萍没再说什么，但我看出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她是个过日子很仔细的女人，在超市上班，一个月挣三千多块钱，每次买菜都要讲价，买件超过两百块的衣服都要犹豫半天。现在站在这家店里，周围最便宜的东西都抵她半个月工资，她的局促和不安是写在脸上的。

张明磊这时候回头看到了翠萍，说嫂子，你来了，帮我看看这件大衣怎么样？然后把那件灰色的羊毛大衣举起来让她看。

翠萍看了一眼那个衣服，明显地哆嗦了一下。她说挺好的，就是不便宜吧？

张明磊说不贵不贵，羊毛的嘛，这个品质值这个价。

他这句话说得轻飘飘的，好像两万多块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翠萍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问询和担忧。我冲她微微摇了摇头，意思是别管了，他看够了自然会走。

就在这时，那个去查库存的圆脸导购回来了，告诉张明磊浅灰色的没有他的码了，现在只有深灰和黑色两种。张明磊皱了皱眉说那算了，我再看看别的。

他拿着那件大衣、围巾和手套走到柜台前，把三样东西往台面上一放，说这些先给我留着，我再逛一圈。导购笑着说没问题，先生，需要我帮您开单吗？您今天要是拿货的话，我们过年期间有活动，满两万减一千。

两万减一千，在这家店里听起来像个笑话。

张明磊说等会儿，我再看看。

他转身又往店里走，这次走到了包包的柜台前。他拿起一款黑色的斜挎包，大小跟平时出门背的那种差不多，翻看了一下价签。

六千八。

他把包也拿上了，又走回来放在柜台上，说这个也留着。

翠萍忍不住了，她轻轻拉了一下张明磊的袖子，说你真买啊？这也太贵了吧，你工作才刚找着，攒点钱要紧。

张明磊笑着说我嫂子就会过日子，贵是贵了点，但这些都是好东西，买一件能穿好多年，比那些地摊货强多了，穿一年就坏了，算下来其实更省钱。

这套说法听着好像有点道理，但我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真心话。他想要这些奢侈品，不是因为耐用，是因为那个标志。是因为穿上这些衣服、背上这些包，走在街上会被人高看一眼。是因为这些东西代表着一种他向往的、但他目前根本够不着的生活。

我不是不理解这种心理。谁都想过好日子，谁都想穿得体面光鲜。但过日子要量力而行，挣一千花一千是本事，挣一千花一万是蠢。

翠萍还想再说什么，被我拉了一下。我示意她别说了，等会儿走就是了。

张明磊还在柜台前挑着，又拿起了一副太阳镜。我趁他看眼镜的时候压低声音跟翠萍说，他身上应该没钱，就是看看，等会儿就走了。

翠萍点点头，但还是不安地看了一眼柜台上堆着的那几样东西。

柜台后面的高个子导购一直在整理单据，头都没怎么抬。从我们进来到现在，她几乎没跟我们说过话，一直是那个圆脸导购在招待。我感觉她好像对我们没什么耐心，或者说她一眼就看出我们不是买得起这些东西的人。

这种感觉让人不太舒服，但说实话我也能理解。人家在这种高档店里工作，每天接待的都是有钱人，看人的眼光自然就高了。我们穿得普普通通，羽绒服是前年买的，裤子上还有早上吃饭溅的油点子，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来蹭空调或者开眼界的。

张明磊终于决定要试鞋子了。他让圆脸导购把那双手工皮鞋拿给他试，导购蹲下来帮他穿鞋的时候，他坐在贵宾椅上，翘着二郎腿，那姿态让我恍惚觉得他真的是个有钱人。

他穿上那只皮鞋在地上踩了两下，说了句合脚，然后就站起来走到镜子前看整体效果。大衣披着，围巾搭着，鞋穿着，包背着，太阳镜架在鼻梁上，整个人从头到脚被奢侈品包裹着。

他对着镜子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哥，他转过头来叫我，你看我这一身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就是你这身行头够我在厂里不眠不休干半年。

他哈哈哈地笑起来，以为我在开玩笑。

翠萍这时候实在待不住了，她说她去女装区那边再看看，然后拉着小磊出了店门。我看得出来她是不好意思继续站在这里，因为她觉得自己跟这家店格格不入，每一秒都是一种折磨。

我留下来陪着张明磊，心想怎么也得把这个场面应付过去。

还在试鞋的时候，那个圆脸导购接了个电话，跟张明磊说了声不好意思，先到旁边去了。柜台后面只剩下高个子导购一个人，低头写着什么。

张明磊把大衣和围巾都脱下来，准备让导购包起来。

他叫了一声，美女，这身我都要了。

店里的音乐有点大，导购没听到。他用更高的声音又喊了一遍，美女，帮我把这些包起来。

高个子导购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就是这一眼，让我心里一紧。

那个眼神我看得很清楚，不是惊讶，不是热情，甚至不是不耐烦。那是一种审视——一种类似警察查身份证时的那种审视。她面无表情地看了张明磊两秒钟，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话。

她说，先生，请问您确定要这些吗？我们店里的产品一旦售出，非质量问题不退不换。

这话听着挺正常的，但她说那个“确定”两个字的时候，微微加重了一点语气。

张明磊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确定要，包起来吧。

高个子导购没动，又说了一句，总共是四万三千六百块，先生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张明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他说刷卡，然后手插进口袋里开始摸。

他摸了左边的口袋，又摸右边的口袋，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兜。

然后他整个人僵住了。

那个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商场的暖光灯从天花板上照下来，照着古琦店里每一件精致华美的商品，照在大理石地面上，也照在张明磊那张突然变白的脸上。他的手还插在口袋里，但整个人像是被点了穴一样，一动不动。

那个定格的姿势持续了大概三四秒钟，然后他慢慢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心向上翻了一下，好像在确认自己手里的确什么都没有。

他抬起头看着柜台后面的高个子导购，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

高个子导购就那么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但那种无声的沉默比任何话都可怕。那个“我早就知道”的眼神，像一把软刀子，不声不响地捅进了张明磊的心里。

旁边的圆脸导购这时候接完电话回来了，看到这一幕大概也猜到了什么，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尴尬地站在一旁。

店里的音乐还在放，门口有别的客人进进出出，周围的一切都在正常运转，只有我们这个角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张明磊的脸从白变红，那是一种从脖子根往上蔓延的潮红，一直烧到耳朵尖。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他根本没有钱。

他说刷卡，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卡在哪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带卡，没有钱。他刚才那副气定神闲、挥金如土的样子，全都是装出来的。他只是在享受那种被导购殷勤服务、被人高看一眼的感觉，享受那种假装自己是能买得起奢侈品的有钱人的快感。

他甚至都没有提前想好怎么收场。

他不是忘了带钱，他压根就没有那个钱。

第二章

我看着张明磊那张红透了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商场里人山人海，我们站在全市最高档的奢侈品店里，我表弟在导购面前上演了一出没钱付账的闹剧。他不是故意要闹，他只是太想要一件自己根本买不起的东西，太想在别人面前扮演一个不是自己的角色，以至于把自己逼到了这个进退两难的墙角。

高个子导购还站在那里，脸上的耐心正在一点一点流失。她已经看穿了一切，从我们进门的第一秒她就知道我们不是她的客人，她只是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会这么离谱，选了一大堆东西之后才暴露真相。

圆脸导购的表情比刚才更尴尬了，看了看张明磊又看了看我，嘴唇微张，大概是想说点什么来打圆场，但显然没有想好怎么说才得体。

张明磊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以后就不知道往哪放了，他攥了攥拳头，又松开，最后垂在裤腿两侧。他的目光落在那堆堆在柜台上的商品上——那件深灰色羊毛大衣、那条围巾、那双手工皮鞋、那个斜挎包、那副太阳镜——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跟他完全不搭，就像偷来的王冠戴在乞丐头上。

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有心疼，这毕竟是我二姨的孩子，是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叫哥的小表弟。有生气，气他不自量力，气他把日子过成了演戏。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疲惫，一种对这个表弟越来越深的无力感。

我深深吸了口气，走到柜台前面。

不好意思啊，我跟我弟弟说今天先来看看，改天再买，这孩子性子急。我先跟那个高个子导购说了一句，算是给她也给在场的所有人一个台阶。

高个子导购看了看我，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点了头。她没说话，但终于把那个审视的目光从张明磊身上移开了，低下头继续整理她手里那些单子。圆脸导购像得救了一样，赶紧上来把柜台上那堆东西收走，动作又快又轻，好像那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赃物。

张明磊站在原地没动，红着脸，眼神直直地看着地面。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像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我拉了一下他的胳膊，声音压低了但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走吧。

他没动，我又拉了一下，这次用了点力。

他终于动了，像一个生锈的机器人一样，僵硬地转过身，跟着我往店外走。他的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尤其是在经过其他客人身边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商场里还有别的客人在看东西，有个穿得很体面的中年男人正对着镜子试一件风衣，身边的导购毕恭毕敬地帮他整理衣袖。那个画面跟张明磊形成了一种无声的对比，刺眼得很。

走出古琦店门的那一刻，张明磊猛地甩开了我的手。

别碰我。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很低很低，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沙哑而且含混。然后他大步流星地往电梯口走，步子迈得又大又快，像是在逃离刑场。

我跟在后面，保持着三四步的距离。

他没有坐扶梯，走到电梯间按了下行键。电梯来得很快，门开了，里面没有人，他走进去，我跟着进去。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还有头顶白炽灯嗡嗡的低鸣声。

他背对着我站在电梯最里面的角落，我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到他微微拱起的后背和脖子后面那块泛红的皮肤。电梯往下走，楼层数字在屏幕上跳动，三楼，二楼，一楼，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但感觉像是过了很久很久。

到了一楼，门开了，他头也不回地冲出去，穿过金店和化妆品柜台之间那条过道，直奔商场的大门。他的肩膀撞到了一个提购物袋的女人，女人哎呦了一声，他甚至没有停下来道歉，就那么闷着头往前闯。

我跟在后面替他跟那个女人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加快脚步追上去。

出了商场大门，冷风呼地一下就灌进了领口。腊月二十九的风硬得很，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商场的广场上有几个卖糖葫芦和烤红薯的小摊贩，还有几个带着孩子来玩雪的家长，热闹得很。

张明磊在广场边上的一个花坛边停下来了，一屁股坐在了冰冷的石阶上。他不知道从哪摸出来一包烟，抖着手抽出一根叼在嘴上，然后开始翻口袋找打火机。翻了半天没找到，嘴里骂了句脏话，把烟从嘴里扯下来狠狠扔在地上。

我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在他旁边坐下了。

花坛里的土冻得硬邦邦的，石阶上的凉气透过裤腿往骨头里钻。旁边有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堆雪人，他妈妈在旁边给他拍照，孩子一边堆一边咯咯地笑，那笑声在这个时刻听起来格外刺耳。

我看着那个孩子，没有说话。张明磊也不说话，低着头盯着地上的烟蒂。

过了大概有两三分钟，他终于开口了。

他说哥，你说我是不是特别丢人。

他的声音跟刚才完全不同了，没有了那层刻意撑起来的不在乎和满不在乎，只剩下一种干涩的、疲惫的、像是被人揍了一顿之后的那种沙哑。他没有看我，眼睛一直盯着地面，他穿着一双新买的运动鞋，牌子我不认识，但看着就不便宜。他这些天，每一次出门回来，身上都会多出一些我看不懂但也看得出是好东西的行头。

我没回答他的问题，反问他那身行头花了多少钱。

他愣了愣，说没花多少，就是些普通的东西。

我问他的工资呢，他说酒吧的工资还没发，要等到下个月十五号。我说那你这些天花的钱是哪来的，他说之前攒的。

我问攒了多少。

他不吭声了。

我说我问你话呢，你到底攒了多少钱。

他咬了一下嘴唇，说三千。

三千块钱。三千块钱，他穿着几千块钱的鞋，戴着几百块钱的围巾，拎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包，然后跑到古琦店里去指着一件两万多的外套跟导购说这些我都要了。

我看着他那张脸，二十八岁的脸，还很年轻，五官长得不难看，就是眼神不对。他的眼睛里总是带着一种东西，我说不好那叫什么，大概是一种不甘心，一种觉得自己不应该过现在这种日子的不甘心。他不甘心在物流公司当搬运工，不甘心穿几百块钱的衣服，不甘心走在街上的时候跟那些光鲜亮丽的人不一样。他不甘心，但他除了不甘心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出息。他突然问我，声音更低了。

我说不是你有没有出息的问题，是你在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吗？你今天这个场面，你是事先就想好了还是临时起意？

他沉默了很久。广场上的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那个他精心梳过的发型早就散了，几缕头发耷拉在额前，看起来像一只淋了雨的落汤鸡。

他说他没想那么多，就是看那些东西好看，心里喜欢，想穿在身上试一试。试了以后就更想要了，想要了就想着先拿下再说，至于钱的事，总觉得到时候会有办法。

到时候会有办法——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心上。这句话我听多少人说过，我见过多少人说这句话的时候理直气壮，然后被现实抽得鼻青脸肿。到时候会有办法，但到时候从来就没有什么办法，只有更烂的摊子和更深的窟窿。

我说你身上现在就三千块钱，你让人家把四万多块的东西包起来，你的到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是打算跟人家导购说你先赊账，等我发了工资再还？还是你觉得我这个当哥的会替你付这个钱？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羞愧，有窘迫，还有一种被说穿了心事的难堪。他大概真的想过，或者至少潜意识里觉得，到最后我或者他妈会替他兜底。他一直都是这样，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不管捅了多大的娄子，二姨总会哭天抹泪地替他去摆平。

但你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了，谁还能替你兜一辈子？

我的话说得有点重，我看见他的眼眶红了。不远处那个堆雪人的孩子终于堆好了，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小雪人，胡萝卜做的鼻子，树枝做的手，孩子拍着手笑得特别开心。他妈妈在旁边笑着说拍张照，宝贝看这里。

张明磊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几乎被风吹散。

他说哥，你知道吗，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们家不是普通人家。

我愣了一下。

他说他爸活着的时候，在粮食局当科长，虽然单位不大，但在他从小生活的那个小县城里，科长已经是个不小的官了。他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有人来送礼，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的客厅总是堆满了各种东西，水果、烟酒、土特产，有时候还有红包。他爸从来不让他碰那些东西，但他会偷偷拆开来看看，觉得这些东西特别神气。

那个时候他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爸是干部，他们家住楼房，他有自己的房间，他的玩具和衣服都比班上的同学好。班上有个叫王小军的同学，家里是农村的，冬天穿一件破了洞的棉袄，手上全是冻疮。那时候他从王小军身边走过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说不清的优越感。

后来他爸查出癌症，前后不到半年就走了。家里的天塌了，来送礼的人再也没来过，以前那些客气热络的叔叔阿姨，突然之间都变得陌生了。他妈一个人拉扯他，靠着单位给的那点抚恤金和她在超市当理货员的工资，日子紧巴巴的。他的生活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但他脑子里那种优越感没有跟着消失，反而变成了一种更强烈的东西。

他说他上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穿了一双耐克的鞋，他特别想要，就骗他妈说要交补课费，从家里拿了八百块钱也买了一双。他穿着那双鞋去学校的时候，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走路都带风。那是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好像那双鞋不只是鞋，而是一种证明，证明他不是那些过苦日子的人，证明他跟他爸活着的时候一样，还是不一样的那一个。

这种话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说。以前他在我眼里就是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任性、虚荣、不靠谱，但从来没想过这些东西背后可能还藏着别的什么。我看着他，他低着头，手指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风吹着他散乱的头发，他的鼻头红红的，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后来他高中没毕业就不想上了，他说他不是读书的料，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像坐牢。他妈哭着求他读完，他不听，收拾了两件衣服就跑到省城去了。在省城待了三年，干过服务员、保安、快递员，什么活都干不长，不是嫌累就是嫌钱少。他说他在省城的时候谈过一个女朋友，那姑娘家里条件不错，她爸是做生意的，开一辆黑色的奥迪。他去姑娘家里吃饭，她爸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在一家贸易公司当业务员，实际上他当时在一家餐馆端盘子。

他编了一个故事，说他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月薪过万。他为了让这个故事听起来真实，特意去租了一套好衣服，还找朋友借了一辆车开过去。那天他坐在姑娘家装修豪华的客厅里，她爸给他泡的是龙井，他端着那杯茶，心里又在享受那种被高看一眼的感觉，又在害怕随时可能被揭穿。那种感觉既刺激又煎熬，像走钢丝一样。

后来那个姑娘还是知道了真相，是她一个同学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撞见他穿着工作服在端盘子，拍了照片发到了同学群里。姑娘跟他说分手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解释，因为他知道解释什么都没用。他本来就不是那个姑娘以为的人，他从头到尾都是在扮演一个不存在的角色。

最后张明磊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心里特别难受的话，他说哥，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累，就是那种演戏演久了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的累。我明明什么都不是，但我就是不甘心什么都不是，我就想当那种人，就是那种穿好衣服、开好车、被人看得起的人。我知道我想这些不现实，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一种接近耳语的呢喃，就好像不是在跟我说，而是在自言自语。他说他每次路过那些奢侈品店的时候，心里就在想，什么时候那些东西能是他的就好了。他进去摸一摸，看一看，就觉得离那种日子近了一点。虽然他知道这是假的，但那种假的感觉，有时候比真的日子还要实在一些。

我沉默了很久，不知道该说什么。

远处有个烤红薯的大爷推着车经过，红薯的焦香味飘过来，混在冬天的冷空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烟火气。我突然想到我妈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她说这世上的人分两种，一种人知道日子是苦的，就踏踏实实过苦日子，苦着苦着也就甜了。另一种人不知道日子是苦的，或者不愿意承认日子是苦的，就使劲往甜里钻，最后往往甜没尝到，苦倒吃了双份。

我拍了拍张明磊的肩膀，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像握着一块冰。我说走吧，先回去，你嫂子和小磊还在商场里等着呢。

他嗯了一声，慢慢站起来，低着头跟着我往回走。那个堆雪人的孩子和他妈妈已经走了，花坛边只留下那个歪歪扭扭的小雪人在风里慢慢融化，胡萝卜做的鼻子已经歪了。

我们重新穿过广场往商场大门走的时候，张明磊的脚步明显比刚才慢了很多，像是每一步都需要鼓足全部的力气。他的头是低着的，不敢往两边看，因为他怕遇到刚才从古琦店里出来的那些客人，怕看到他们脸上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走到商场门口，他又突然停下来，说哥，你能不能先别跟我妈说今天的事。

我看了看他，说你二姨是我妈，我迟早都会说的。但你今天这个事，我暂时不主动提，不过你要是自己不改，谁能替你瞒一辈子？

他点点头，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他知道了，但最终还是没说出来。

我们重新进了商场，在女装区那边找到了翠萍和小磊。翠萍手里拎着两个袋子，看样子给自己和儿子都买了东西。她看到我们过来了，脸上露出了那种强打精神的笑，但看到张明磊的表情和状态，她脸上的笑就僵住了，然后慢慢收起来，换成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关切。

她没问什么，就是把手里那个装着小磊新衣服的袋子递给我，说走吧，东西买完了，回家做饭去。

小磊倒是没注意到什么异常，还在跟他妈妈说刚才看到的那只好大的毛绒熊，说妈妈你下次给我买那个好不好。翠萍敷衍着说好好好，脚下走得很快，我们几个人穿过商场的人群往公交站走。

公交车上，人挤人，都是办年货回家的人。有个老大爷拎着一只活鸡上了车，鸡在袋子里扑腾，惹得车厢里一阵骚动。有个年轻妈妈抱着哭闹的婴儿，哄也哄不好，急得满头大汗。窗外街边的店铺都挂上了红灯笼，到处是过年的气氛，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张明磊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一言不发。他不再是那个走进古琦店时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了，他像一个被人看穿了所有底牌的赌徒，蜷缩在公交车的座位上，眼神空洞地看着这个正在欢天喜地迎接新年的城市。

翠萍坐在最后一排，我抱着小磊坐在她旁边。翠萍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怎么回事，我没说话，摇了摇头。她大概也猜到了一些，叹了口气，没再问了。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穿过大半个城市，终于到了我们住的那个小区。下了车往小区里走的时候，张明磊忽然说了一句，他说哥，嫂子，对不起，大过年的给你们添堵了。

翠萍说一家人说什么对不起，快回去吧，外面冷，别冻感冒了。

我看着他那双被风吹红的眼睛，想说点什么，但嘴张了张还是没说。有些话说了也白说，一个道理你要是不自己悟透，别人说一万遍都是耳旁风。

上楼，开门，翠萍进厨房忙活做饭。我让小磊回屋写寒假作业，自己在客厅沙发上坐下来。张明磊也没回屋，在沙发的另一头坐着，两个人中间隔着一张小茶几，茶几上压着一张玻璃板，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照片，有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有我妈和我爸的，还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我小时候在二姨家照的，那时候我和张明磊都还小，我搂着他的肩膀，两个人都咧着嘴笑得没心没肺。

张明磊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沉默了很久之后，是我先开了口。我问他那个酒吧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愣了一下，犹豫了一会儿，声音很闷地说哥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酒吧的工作也没了。

当天晚上，张明磊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盖着一床被子，眼睛看着天花板。翠萍和小磊已经回屋睡了，我躺在卧室的床上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今天的事情。客厅的灯关了，只有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墙上投下灰白色的光影。

厨房里翠萍走之前给他热了一杯牛奶，放在茶几上，他喝了两口就没再碰。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他整个人裹在被子里像一只蜷缩的虾，脸朝里，背对着客厅的方向。我看不清他是不是在哭，但我听到他的呼吸声不均匀，时重时轻，偶尔还夹杂着一两声极力压制的吸鼻子的声音。

我站了一会儿，没出声，转身回了屋。

翠萍也没睡，我躺下的时候她把被子往我这边拉了拉，问我张明磊到底怎么回事，大过年的怎么搞得这么难堪。

我把在商场古琦店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跟她说了。翠萍听完沉默了老半天，然后长长叹了口气。她说这孩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二姨也是不容易，一个人拉扯大，宠着惯着，结果惯出个眼高手低的性子。顿了顿她又说，不过他今天也够难堪的，那个导购那句话说的，请问您确定要这些吗？听着就好像在说，你买得起吗你就敢要？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丝心疼，但更多是无奈。她接着说，建国，我跟你说，你明天得跟他好好谈谈，不是骂他，是跟他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他是你二姨托付给你的，你不管他谁管他？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话，把被子扯上来盖住半张脸。窗外有小孩在楼下放鞭炮，已经快半夜了还闹腾着，劈里啪啦的响声断断续续地传上来，让人心烦意乱。

第三章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

清早六点多，天还没怎么亮，我就被厨房传来的声音吵醒了。断断续续的切菜声，水龙头流水的哗啦声，锅碗瓢盆碰撞的叮当声。我穿好衣服出来，看到一个女人在厨房里忙活，背影看着像翠萍，但她穿的衣服不对。翠萍昨晚穿的那件紫色棉袄不是这个颜色的。

走近了一看，才认出是二姨。

二姨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正系着翠萍的围裙在灶台前忙活。灶上的锅冒着热气，案板上堆着切好的肉和菜，旁边的盆里泡着木耳和香菇，都是年夜饭的食材。二姨看到我出来，转过头来笑了笑，说建国起来啦，快去洗脸，我蒸了你最爱吃的豆沙包。

她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往客厅看了一眼，张明磊不在沙发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头，茶几上那杯凉透了的牛奶也不知道被谁收走了。

翠萍端着豆浆从厨房出来，跟我说二姨天没亮就到车站了，张明磊去接的，你看你这表弟也懂事了，知道心疼他妈了。

我没接话，但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张明磊去接他妈？他昨天那个状态，会主动去接他妈？还是他妈自己跑来的？

我走进卫生间洗脸的时候，听到了客厅里传来二姨的声音。她在跟张明磊说话，声音不大，隔着墙听得不太清楚，但能听出二姨的语气在生气。不是那种大发脾气的生气，是那种压着嗓子的、恨铁不成钢的生气。

我洗完脸出来的时候，二姨正在客厅的茶几上摆东西。水果、瓜子、花生、糖果，摆得整整齐齐，是她从县城的超市买的，用塑料袋拎过来的，东西虽然简单但摆在她手里就有一种过年的气派。二姨今年五十六了，年轻时长得好看，现在老了，脸上的皱纹一条条刻得很深，头发也白了一半，但收拾得利利索索的，穿一件深红色的棉袄，领口别着一枚不知道多少年前的老式胸针。

看到我出来，她让我坐下，从兜里掏出个红纸包塞给我，说建国这是给你的压岁钱，都三十多的人了还给你压岁钱你别嫌少，拿着。我推了两下没推掉，就收下了。红包捏着薄薄的，里面大概两百块钱，对她来说也不容易了。

饭桌上，二姨忙前忙后地上了好几个菜，都是我和张明磊小时候爱吃的。凉拌黄瓜皮蛋、糖醋排骨、蒜蓉西兰花、红烧鸡块，还有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酸辣汤。豆沙包果然蒸好了，白白胖胖地码在盘子里，豆沙馅是自己做的，吃一口甜到心里。

吃饭的时候，二姨说她是坐最早那班大巴来的，五点半从县城发的车。

她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建国，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二姨夫了。他说他想吃我包的饺子，让我给他送来。我一想正好过年了，就过来看看你们。你们城里过年冷清，哪有我们县城热闹。

她说这话的时候笑眯眯的，但我们心里都清楚，她是被张明磊叫来的。至于张明磊为什么叫的，到底跟她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张明磊坐在桌对面埋头吃饭，几乎没怎么说话。他今天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头发也重新梳过了，看起来比昨天精神了一些，但眼底的黑眼圈还是很明显，一看就是昨晚没睡好的样子。他被二姨叫了声“明磊你多吃点这个”，才抬起头来嗯了一声，夹了一筷子排骨，又低下头去。

翠萍在桌底下轻轻踢了我一脚，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让我注意看着点，别出什么岔子。

一天就这么过了，表面上热热闹闹的。下午我们一起包饺子，翠萍擀皮，二姨调馅，我负责包，张明磊在旁边打下手上饺子帘。小磊在客厅看动画片，时不时跑过来偷一块面团去玩，翠萍笑骂着把他赶走。电视里播着春节联欢晚会前的预热节目，窗外的鞭炮声一阵接一阵地响起来，空气里弥漫着年的味道。

包完饺子二姨拉着我在客厅坐下，问张明磊这段时间在我这里怎么样。她说的时候语气很小心，像怕问多了惹人烦，但她那个表情瞒不了人，那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儿子所有担心和焦虑全都写在脸上的样子。她的眼神飘忽不定，说话的时候时不时往厨房的方向看一眼，好像在确认张明磊听不到。

我说挺好，在酒吧找了份工作，还没开工，等过完年就去了。

我没提物流公司的事，也没提搬运工干了五天就跑的事。大过年的，有些事情不该在今天说。

二姨听了这话，脸上的表情明显放松了一些，她说好，好，能找到工作就好，明磊这孩子就是缺个人管着，在老家的时候我说什么他都不听，现在跟着你这个当哥的，你多费心，多教教他。

她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伸手抹了一下眼睛，说建国，你是不知道，你二姨夫走后这些年，我真是操碎了心。别人家孩子二十八岁都结婚生子了，明磊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女朋友更是没影的事。我就怕他这辈子就这么晃荡下去，晃着晃着人就老了，什么都没落下。

说到这里二姨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一串一串的。她赶紧用手背擦掉，说你看我大过年的说这些干什么，净给你添堵。

我给她倒了杯水，说二姨你别担心，明磊我会看着的，你也看到了，他在我这里住着，吃住都管，他现在也懂事了，慢慢会好的。

这话我自己说得都有点心虚，但我总不能跟二姨说昨天你儿子在古琦店出洋相的事，那不是在安慰她，是在给她添心病。

二姨擦干眼泪强打精神笑了笑，说建国，你从小就懂事，你二姨夫活着的时候就说你将来会有出息。我就指着你能拉明磊一把，他要是能学到你一半，我就心满意足了。

被二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我看着厨房里张明磊帮翠萍洗菜的身影，心里盘算着等过完年，怎么把这个表弟掰正过来。

年夜饭开席的时候，满满当当一桌子菜。红烧鱼、糖醋里脊、蒜蓉大虾、清炒时蔬、酱牛肉、烧鸡、排骨莲藕汤，还有二姨特意做的炸春卷，炸得金黄金黄的，咬一口酥脆。翠萍特意开了瓶红酒，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连小磊都倒了小半杯葡萄汁，凑个数。

二姨举杯说了一些吉祥话，身体健康之类，气氛挺温馨的。张明磊也跟着举杯，脸上挤出笑容，说祝二姨新年快乐，祝哥和嫂子身体健康，小磊学习进步。

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主持人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站在舞台上，喜气洋洋地说着新年快乐。外面的鞭炮声更密了，震得窗户都在微微颤动。儿子小磊早就坐不住了，筷子一放就跑到阳台上看烟花去，兴奋得又叫又跳。

吃过年夜饭，翠萍和二姨收拾桌子，我陪张明磊在阳台上抽烟。阳台不大，两个人站着有点挤，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回屋的意思。楼下的空地上有几个孩子在放烟花，五颜六色的光在黑暗中炸开，照亮了半边天。

他抽了两口烟，忽然说哥，我昨天跟我妈打电话了。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他说他没说古琦店的事，就说了他不想干搬运工，说想来想去觉得我这边可能不好安排，就想回县城去。

回县城？听到这我愣住了，转过头看他。

他深吸一口烟，烟雾在昏暗的阳台上缓缓散开。他说他在我这住了这些天，看到我和翠萍的日子，说实话他心里挺羡慕的。我俩踏实过日子，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不花，养个听话的孩子，一家子和和美美的。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羡慕过这种日子，他觉得这种日子太平淡了，波澜不惊的，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些天他看我每天早出晚归上班，翠萍精打细算过生活，突然觉得这种日子虽然不富贵，但踏实，有根，不像他，浮萍一样飘来飘去，从来不知道根在哪。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烟头的火光一明一暗，映着他的侧脸。他的表情不像是在撒谎，也不像是一时冲动。他说话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就好像是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他说他想回县城，不是回老家躲着，是想正儿八经地干点事。他妈给他找了个事，在县城东边那家新建的物流园里面当仓管，一个月四千，包吃住。他们县城虽然小，但开销也小，四千块钱在他那地方其实比在市里拿六千都要经花。

他说他之前不想去，觉得丢人，在老家干仓管，被以前那些同学看到笑话。但是昨天在古琦店的事让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说他这些年一直在装，装有钱人，装见过世面，装得连自己都信了。但装得再好又怎么样，兜里没钱就是没钱，买不起就是买不起，被人一句话问穿就什么都不是了。

那还不如不装了，好好做个人。

这是他的原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二十八岁的男人，要哭也在没人的地方哭完了，在人前得撑着。但他撑的那个架势我看着心疼，因为那不是以前那种装出来的、虚荣的、让人讨厌的撑，而是一种真正的、想要改变的、却还不知道从何下手的迷茫。

我把烟抽完了，烟头掐灭在阳台栏杆上，说明年的事明年再说，你先回去好好过个年。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楼下放的烟花越来越多，五彩斑斓的光映在我们两个人的脸上，有一瞬间我恍惚觉得他还是二十年前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跑的小表弟，白白净净的，嘴特别甜，整天哥长哥短地叫我。那时候多好，什么烦恼都没有，什么虚荣都没有，一件新衣服就能高兴一整天，一串糖葫芦就能甜到心窝子里。

大年初一，二姨做了早饭，我们吃完后，她就带着张明磊回去县城。

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坐满了人，很多都是趁着过年回家团聚或走亲访友的。二姨拎着一个布袋子，袋子里是翠萍给她装的年货，有腊肉、香肠、还有翠萍自己灌的猪血丸子，满满当当塞了一袋子。张明磊背着个双肩包站在旁边，低着头玩手机。

翠萍在站外等着，说带孩子去那边的商场看看，让我一个人送他们进去。

我帮他们买了票，把票递给二姨的时候，二姨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她说建国，明磊这孩子以前我不懂事，惯坏了，你多担待。这孩子心不坏，就是太要强了，要强的路子没走对。你以后还得多看着他点，县城那边的物流园那边你要是认识人，帮他说说话。

我答应着。

检票要开了，二姨和张明磊往进站口走去。张明磊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转过身来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犹豫了一下，说哥，昨天......昨天那个事，谢谢你。

他没说是什么事，但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记住你昨天晚上说的话。不装了，好好做个人。

他用力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去，跟上他妈，走进了检票口。那个背着双肩包的背影在人流里渐渐走远，最后消失在了通往站台的那扇门后面。

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

我站在候车大厅的玻璃窗前，看着大巴缓缓驶出车站，拐了个弯上了主路，然后渐渐消失在城外的公路尽头。二姨坐在靠窗的位置，透过车窗朝我招了招手，车玻璃上的霜花挡住了她半张脸，我没太看清她的表情，但大概是在笑的。

车站的大喇叭里在播报下一班车的发车时间，周围的旅客来来往往，拖着行李箱，拎着年货，去往不同的地方，回到各自的生活里。我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看到翠萍发来的消息，说他们在门口等我，让我快出来。

出了车站大门，翠萍和小磊站在路边等我。小磊手里拿着一个气球，是翠萍在商场门口给他买的，红色的，上面印着个金色的福字。他在那里蹦蹦跳跳的，跟旁边的几个孩子追逐打闹，高兴得不得了。

翠萍看到我出来，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膊，没说话，只是轻轻捏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一家三口就这么走在初一的街道上。街上的店铺大多关门了，门口贴着红对联，地上散落着鞭炮碎屑，红彤彤的一片，踩上去沙沙作响。有几个穿着新衣服的小孩在路边放鞭炮，捂着耳朵嘻嘻哈哈地笑。远处传来锣鼓声，大概是哪个社区组织的舞龙舞狮队开始在街上巡游了。

小磊跑在前面，忽然回过头来喊了一声爸，你说舅舅还会来咱们家吗？

我说会的，等下次来了，他就不一样了。

翠萍看了看我，说你倒是挺有信心。

我说我信他昨天晚上说的话，不是信他这个人，是信他脸上那个表情。

翠萍笑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我和翠萍并肩往前走，街道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耳边是孩子们的笑声，鞭炮的炸响，以及远处传来的锣鼓声。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初一的天空灰蒙蒙的，有几只不知谁家放飞的彩色气球在风中飘飘荡荡，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最后变成了几个小点，融化在了这片灰白色的天幕里。

第四章

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的灯笼还没收完，我的手机就响了。

那天我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翻看手机，翠萍在厨房洗衣服，小磊在写作业。电话是二姨打来的，声音听着清楚了很多，说张明磊已经去物流园上班了，干了快半个月了，每天准时上下班，没有迟到早退，那个仓管的活儿干得也挺认真，虽然有时候还是会犯点小迷糊，但比以前强太多了。

二姨说着说着就哭了，但这次不是伤心哭，是高兴哭。她说建国啊，明磊这孩子真的变了，你不知道他现在每天回来多累啊，但我看他脸上的表情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整天耷拉着脸，好像谁都欠他钱似的，现在苦活累活干一天回来，黑了瘦了，但他整个人沉下来了，不像以前那样飘着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愣了好一会儿。

翠萍从厨房探出头来问谁打的，我说二姨，说张明磊在物流园干得不错。

翠萍哦了一声说那就行，洗衣服的手又缩回去了，洗衣机轰隆轰隆地转着，像一个小马达在那嗡嗡响。

我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脑子里乱乱的，想到了很多事情。

想到了二十多年前二姨夫还活着的时候，过年去二姨家拜年，二姨夫总会偷偷给我十块钱压岁钱，然后摸着我的头说建国啊，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那时候二姨夫还很年轻，穿着笔挺的干部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的时候中气十足，整个人意气风发的。

想到了二姨夫葬礼那天，天上飘着小雨，二姨哭得站都站不稳，被两个人架着，一身黑衣站在泥地里，整个人像一棵被暴风雨折断的树。张明磊那时候才十岁，穿着不合身的黑西装，站在他妈身边，一张小脸惨白惨白的，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出声来。他没有哭，是因为他妈已经哭成那样了，他觉得自己得忍，不能添乱。十岁的孩子已经有了那种不该有的想法。

想到了张明磊小时候那件我印象最深的事。有一次他在学校里跟同学打架，把人家孩子鼻子打出血了，二姨被叫到学校去给人家长赔礼道歉。回来以后二姨拿着鸡毛掸子要打他，他梗着脖子不认错，说那个同学骂他是没爹的孩子，所以他打他。二姨的鸡毛掸子举到半空中就没落下去，最后扔了掸子抱着他哭了一场。从那以后二姨再也没打过他，不管他犯什么错都舍不得打，大概是觉得这孩子缺了父爱，心里苦，不能对他太狠。

这一不忍心，就养出了张明磊那种说一不二、受不得委屈、总觉得全世界欠他的性子。但说到底谁又能怪二姨呢，她也是个可怜人，丈夫走得突然，儿子又不省心，一个人撑着一个家，能不垮就不错了。

春天的风从窗户缝里溜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清新味道。窗外那棵不知道什么时候种的玉兰花开了，白色的花瓣在风里轻轻晃动，像一群停在枝头的白蝴蝶。

三月中旬，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接到了张明磊自己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听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再是那种装出来的大方和满不在乎，多了一点踏实和沉稳。虽然偶尔还会蹦出两句不太着调的话，但总体感觉比以前顺耳多了。他说他在物流园干得挺好，领导表扬他了，说他有责任心，还让他做临时小组长，多管三百块钱。三百块钱对他来说以前连件像样的T恤都买不起，但他现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真实的开心，不是因为钱多钱少，是因为被人认可了。

他还说他现在住在物流园的职工宿舍，四个人一间屋，上下铺。要搁在以前他是绝对受不了的，一个人的房间小了都不行，何况四个人挤一间。但现在他觉得挺好的，热闹，晚上大家打打牌聊聊天，比一个人闷着强。舍友们都挺好的，都是实在人，没什么心眼，说话办事直来直去的，跟他以前交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

他突然说了一句让我差点没流眼泪的话。他说哥，我以前交的那些朋友都是酒肉朋友，在一起就是吃喝玩乐吹牛装阔。现在我才发现，那些酒肉朋友没有一个是真的，我一个多月没找他们，连个问我的人都没有。

就跟你口袋里的钱一样，他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出话来。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院子里的玉兰花全开了，一树的白，风一吹就落下来，铺了满地。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五一节。

小长假第二天，张明磊突然来了市里，说来看看我们。我到车站接他，远远就看见他从出站口走出来，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T恤，牛仔裤，运动鞋，没有以前那些花里胡哨的行头，头发也剪短了，整个人看起来清清爽爽的，跟半年前判若两人。

我说你小子瘦了，黑了不少。

他笑了笑说天天搬货能不瘦吗，以前那身虚胖的肉现在都换成结实的了，说着亮了亮胳膊上的肌肉，黑瘦黑瘦的，但确实结实了不少。

我带他回家，翠萍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比过年的时候还丰盛。二姨没来，张明磊说他妈去他外婆家了，他一个人来的。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在物流园的详细情况，他说他和另外两个同事现在负责一个区域的仓储管理，工作不算太累，就是琐碎，每天都要对着电脑核对出入库数据，还要定期盘点库存。他说这些的时候表情认真得不像他，嘴里时不时蹦出几个专业术语，什么库存周转率、先进先出原则、库位优化之类的，听着还真像那么回事。

翠萍在旁边给他夹菜，说你看看你现在多好，整个人都精神了，以前那个样子，啧啧啧，简直没法看。

张明磊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嫂子你别提以前的事了，以前我那是脑子进水了，现在想想都觉得丢人。

我说人年轻的时候脑子进点水正常，关键是得把水排出去，不能一直泡着。

张明磊举起杯子说哥你这话说得对，我必须得敬你一杯。

他喝的还是普通啤酒，两块钱一瓶的那种，以前他嫌这种啤酒掉价，非喝什么进口精酿，现在两块钱的啤酒喝得也挺香。

吃完饭我送他到公交站，路上我们慢慢走着，五月初的晚风暖洋洋的，吹在脸上很舒服，路边的槐树开了花，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甜味。

他突然停下来跟我说，哥，我现在每个月能存两千块钱了。

我说那不错，继续存着。

他说他准备存够一万块钱的时候，给他妈买一台新的洗衣机，她妈那台老洗衣机修了又修早就不能用了，一直舍不得换。他还说他妈这辈子跟着他爸也没享过什么福，他爸走了以后更是苦了一辈子，他现在没什么大本事，但至少不能再让他妈操心了。

我没说话，走在前面假装没听到他在说什么，攥了攥拳头又松开，心里热乎乎的。

这时候路边有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推着一辆三轮车经过，车上放着几盆花草，有茉莉花、栀子花，还有两盆开得正旺的月季，红艳艳的花瓣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好看。张明磊突然叫住那个男人，问他那盆栀子花多少钱。男人说十五块。他掏出十五块钱买了那盆栀子花，把花盆递给我说哥，这个给你们家养着，放在阳台上可香了。

我抱着那盆花，看着张明磊背着包大步流星地走向车站。他走路的姿势也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故作潇洒地左摇右摆，而是步伐坚定地看着前方，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那盆栀子花后来被翠萍养在阳台上，开了整个夏天，每天早上起来都能闻到那股清甜的香味，飘满整个客厅。翠萍说这花真好养，浇点水就活，不娇气。是啊，不娇气就好养，人和花都是一个道理。

六月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回家，在小区门口碰到了以前的同事老周。

老周问我怎么愁眉苦脸的，厂里最近效益不好，工资降了百分之十五的消息，他应该也听说了。是的，我们厂效益一直在下滑，上半年已经裁了一拨人，虽然还没轮到我们车间，但谁也说不准哪天就轮到了。

儿子小磊马上要上初二，学费补课费一笔接一笔，翠萍的工资没涨，我的工资还降了，房贷每个月雷打不动要还两千八。以前日子虽然紧巴但也还能将就过，现在真是有点捉襟见肘了。

那段时间我心里越来越焦虑，晚上经常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盘算着家里的存款还能撑多久，想着要不要趁现在还来得及找个兼职做做。翠萍看出了我的状态不对，但她嘴上没说，只是默默地省着花钱，去买菜专挑晚市打折的时候去，给自己大半年没买一件新衣服。

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在楼下听到翠萍在屋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到了几句。她在跟她妈说，妈，这个月的生活费可能晚几天，等建国的工资发了我就打过去。她妈的退休金很低，每个月都要靠翠萍补贴过日子。

我站在门口，手握着钥匙没插进去，听着她的声音，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翠萍跟了我十几年，没过过什么好日子，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给她买过。结婚的时候买了枚金戒指，后来她嫌戴着不方便洗衣服，收在抽屉里，再后来有一天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她心疼了好几天，但也没让我再买，说算了，反正也不常戴。

我插进钥匙开了门，翠萍已经挂了电话，在厨房炒菜，油烟机轰隆轰隆地响着，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什么今天回来得晚，饭马上就好。她的脸上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笑容，但我知道那笑容底下藏着多少心酸。

生活就是这样，你以为你在帮别人，其实别人也未必不能帮你，只是时机未到，命运这东西总喜欢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

七月中旬，热得要命。

那天我正在车间里巡查，突然接到了张明磊的电话。他先问了问我最近怎么样，然后说哥，我们物流园这边在扩展新业务，要增加一个区域主管，工资待遇比普通仓管高一截，来应聘的有好几个，但我跟领导推荐了你。

我愣了一下，说我？我又不懂物流管理的东西。

他说不懂可以学，那些专业的东西都不难上手，关键是领导相信你这个人。他说他在这边干了这半年，跟领导说过好几次他表哥的事，说他在机械厂当车间主任，管理经验丰富，做事也靠谱，领导一直想见见。

电话那头张明磊说下周五他们公司有个招聘会，让我去试试，他把我的简历已经提前递上去了，领导看了觉得可以给个面试机会。

我考虑了几天，跟翠萍商量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决定去试试看。那天是星期五，我请了半天假，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巴到了县城。张明磊在车站接我，大热天的他晒得更黑了，穿着一件蓝色工装，胸口别着工牌，看起来精神抖擞的。

他带我去了物流园，就是县城东边那片新建的现代化仓储区，一排排高大的仓库整齐地排列着，货车进进出出，到处是繁忙有序的景象。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不是那种脏乱差的物流集散地，而是一个管理规范的现代化物流园区。

面试比我想象的正规，人事经理是个三十七八岁的女人，姓李，看着很干练。她问了我一些关于团队管理、库存控制、人员调度方面的问题，还让我做了个简单的案例分析。我虽然不是物流专业的，但这些年当车间主任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处理起这些问题来也不算太生疏。

面试结束后李经理让我回去等通知，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张明磊在走廊里等我，脸上的表情比我这个当事人还紧张，连忙问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感觉还行，看人家怎么定吧。

回去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想着如果真能应聘上这个岗位，收入会比现在高不少，离家也不算远，周末还能回来。这个县城虽然不大，但生活成本低，也能省下一些开销。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看起来有发展前景，不像我们厂在走下坡路，干一天算一天的感觉。

等了大概一个星期，我接到了李经理的电话。她说很高兴通知我通过了面试，公司决定录用我为仓储二区的区域主管，试用期三个月，转正后月薪七千五，有五险一金，还有绩效奖金和年终奖，每年还有两次调薪机会。

七千五，比我在机械厂降了工资以后多了将近两千块，加上各种奖金和福利，一年下来能多挣好几万。

这个消息让我们全家都高兴坏了，尤其是翠萍，激动得眼眶都红了。她说看吧看吧，好人有好报，你对明磊好，他现在反过来帮你，这就是善有善报。我笑了笑没接话，心想哪有什么善有善报，不过是人在做天在看，种什么因得什么果罢了。

八月份我正式辞了机械厂的工作，去县城物流园报到。翠萍和小磊暂时还留在市里，等我在那边安顿好了再考虑搬家的事。

刚开始的试用期并不轻松，新的环境、新的同事、新的工作内容，一切都是陌生的。好在张明磊在这边已经干了半年多，对园区的运营流程很熟悉，他手把手地教我熟悉系统流程操作，告诉我每个仓库的存储特点和注意事项，哪些货物要防潮，哪些要防压，哪些要优先出库。他还给我介绍园区的各种人情世故，比如谁是好说话的人，谁是难缠的人，遇到事情该找谁处理。这小子这半年确实摸透了这里的一切，说起这些事情来头头是道，跟半年前那个在古琦店里出丑的愣头青简直不是同一个人。

有一天加完班已经快晚上十点了，我跟他坐在园区的食堂里吃泡面，食堂的大妈给我们多加了两个荷包蛋。他一边吃面一边跟我说哥，你还记得过年的时候我在你们家阳台上跟你说的话吗？

我说记得，你说不装了，好好做个人。

他咧嘴笑了笑，说那时候我说这七个字的时候嘴上挺硬气，其实心里没底。他不知道好好做个人到底该怎么个做法，是老老实实干活就叫好好做人，还是省吃俭用就叫好好做人。但是他在这半年里慢慢搞明白了，好好做人的意思就是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了，不幻想那些够不着的东西，不骗别人更不骗自己。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面汤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脸，但他的眼睛很亮，那是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亮，不是那种因为被虚荣心点燃的亢奋，而是一种终于看清了路的踏实。

九月底，试用期快结束的时候，李经理找我谈话，说对我的试用期表现很满意，正式录用。工资从下个月开始按转正后的标准发放。她还说公司最近在规划新的业务线，大概到明年年初会新增一个仓储中心，到时候如果我有兴趣，可以考虑过去当副经理。

副经理，工资能上万。

回到宿舍我跟张明磊说了这事，他高兴得差点从床上蹦起来，说哥我就知道你可以的，你的能力比我强太多了，早晚得升上去。

我笑着说要不是你把我拉来，我还在那破厂里熬着呢。

他沉默了一下，说哥，说实话，当时我向领导推荐你的时候，心里也挺没底的。我怕你觉得我多管闲事，也怕领导觉得我任人唯亲。但是我想来想去，觉得帮你是对的，因为你帮过我，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确实是个能干的人，你值得这个机会。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很真诚，没有以前那种刻意的大方和卖弄，就是平平静静地陈述事实，眼神坦荡地看着我。

我心里暖暖的，拍了他肩膀一下，说你是真长大了。

日子在忙碌中飞一般地向前走。转眼间，我已经在县城物流园干了将近两个月。这两个月里，我把二区的工作理顺了，从货物入库、存储、分拣到出库的整个流程都优化了一遍，效率和准确率都有明显提升。李经理在周例会上专门表扬了我们二区，说我们区的库存准确率在全园区是最高的，出库效率也比以前提高了百分之十五。

听到这些好消息，我心里挺得意的，但我更得意的是另外一件事——张明磊当上了班组长。他比我还早两个月转正，现在手底下管着十二个人，虽然工资只比我多几百块钱，但这个班组长的岗位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有一天我去他们仓库找他，正好看到他带着一帮人在装货。他站在月台上指挥着叉车工和搬运工，嗓子喊得有点哑，但井井有条。他的工服上全是灰，脸上也蹭了一道黑印子，但他浑然不觉，全神贯注地盯着手里的出入库清单。

我站在远处看了他好一会儿，没有打扰他。

十月中旬，一个周五的晚上，我下班后没有回宿舍，坐大巴回了市里。翠萍和小磊还在那边，我每半个月回去一次。大巴晃晃悠悠地开了快两个小时，到市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翠萍做了一桌子菜等我，小磊在客厅写作业，抬头看了我一眼叫了声爸，又低下头去。我洗了手坐下来吃饭，翠萍坐在我对面给我夹菜。

吃完饭我把工资卡递给翠萍，说这个月的工资转正了，多了一点，你看看。翠萍查了一下余额，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说怎么多了这么多？我说我转正了，而且这个月绩效好，多发了一千块钱奖金。

翠萍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眶居然红了。她说建国，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你这个月工资最高。以前在厂里，最多的时候也就五千多，现在七千多，加上奖金小一万了，咱们的日子总算有点盼头了。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赶紧低着头用袖子擦。

我鼻子也酸了一下，走过去搂了搂她的肩膀，说哭什么哭，好事。

她说我不是哭，我就是高兴。

小磊在客厅那头抬起头来，看了他妈妈一眼，又看了看我，好像想说什么，嘴巴张了张还是没说出来，低下头继续写他的作业。窗外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长的光线。

这种光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却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像是漂泊了很久的船终于靠了岸，脚下的地是实的，不再晃晃悠悠。

睡到半夜的时候，我突然被一个梦惊醒了。我梦到了二姨夫，就是张明磊他爸，我那个已经走了将近二十年的姨夫。他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穿着那件干部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笑呵呵地站在那棵老槐树下跟我招手。

我想走近一点，他就不见了。

我睁开眼，屋子里黑漆漆的，翠萍在旁边的床上均匀地呼吸着，睡得很沉。窗外的路灯已经灭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

我翻了个身，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张明磊说过的一句话——三十晚上在阳台上说的那句。

他说他想试试，不装了，好好做个人。

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很久，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地又睡过去。

那天是周六，我打电话约张明磊出来吃午饭。

我们约在县城最繁华的那条街上，这条街叫青年路，是县城里最热闹的商业街，两边全是各种各样的店铺，从卖衣服的到卖吃的到卖手机的，应有尽有。虽然没法跟市里的万达广场比，但在县城这也算是最拿得出手的地方了。

我提前十五分钟到了，站在路口等他。没一会儿我就看见他从街那头走过来了。穿着那件灰色T恤和牛仔裤，手里拎着一袋东西，不知道是什么。走路的步子比以前慢了，但很稳，一步一步的，不急不躁。

走近了我才看清他手里拎的是一袋橘子，说是在路边买的，十块钱三斤，还挺甜的。他递给我一个，我剥开吃了，确实甜，汁水多，酸甜适口，是那种本地的蜜橘，个不大但味道好。

我们在街上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走到一家海澜之家的门口，他停下来了，看了一眼橱窗里挂着的休闲西装，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过头跟我说哥，我想进去看看，你帮我参谋参谋，过几天公司有个表彰大会，我被评为优秀员工了，要上台领奖，得穿得体一点。

我看了看那家店，又看了看他，说进去吧。

这次他不是奔向奢侈品店，而是走进了一家普通的国民品牌店。他选了一件深蓝色的休闲西装，不是什么大牌，但版型不错，穿在他身上挺精神的。吊牌上标着六百九十九，他看到价格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拿着衣服去了试衣间。

他试衣服的时候，我站在镜子前面等他。镜子里映出我的样子，三十六岁的男人，鬓角已经有了一些白发，眼角也多了几道皱纹。我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这样，买一件新衣服都要犹豫半天，比来比去舍不得花钱，心疼得要命。

张明磊从试衣间出来，那件深蓝色的休闲西装穿在他身上确实很合适，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不是因为衣服好看，是因为我想起了除夕前那天，他穿着两万多的大衣在古琦店里的样子。那天的他也是意气风发的，但那意气风发是假的，风一吹就散了。今天这身六百九十九块钱的西装穿在他身上，他整个人反而更挺拔了，像一棵终于扎下了根的树，虽然还不够高大，但已经有了扎根的底气。

他对着镜子转了两圈，看了看正面侧面背面，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就这件吧。

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还算白的牙齿。付款的时候他掏出手机扫码，那个动作很自然，没有犹豫，没有紧张，没有偷偷摸摸翻兜找卡的窘迫。六百九十九块钱，他现在完全拿得出，也完全舍得。

走出店门的时候，他忽然跟我说，哥，你知道吗，这半年我攒了八千多块钱了，再过两个月就能给他妈换洗衣机了。

他那句话说的语气特别平淡，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我看着他那张晒得黑黝黝的脸，看着他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蓝色休闲西装站在县城的大街上，身后是人来人往的春节采购人群，前面是挂满红灯笼的商业街，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微微眯着，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忽然觉得，这比什么古琦、普拉达、路易威登都好看多了。

是真的好看。

不是衣服好看。

是他终于活成了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不装模作样的人。

十月底，公司年度表彰大会如期举行。

县城的会展中心，台上铺着红地毯，台下坐了三百多号人。我和张明磊都坐在台下，他是因为优秀员工奖，我是因为最佳新人奖，李经理给我们俩报的名，最后都评上了。

主持人念到张明磊名字的时候，我用力拍着巴掌，周围的人也都在鼓掌。他走上台的步子很稳，没有以前那种刻意的潇洒和派头，就是普通人的步伐，一步一步走上去，从领导手里接过那个红彤彤的荣誉证书，站到台上面对台下三百多号人，他的表情平静而认真。

主持人在旁边介绍他的获奖理由，说他在仓储岗位上兢兢业业，在库存准确率考核中连续三个月排名全园区第一，而且主动加班加点，在双十一大促期间带领班组超额完成工作任务，出库效率提升了百分之三十。

我坐在台下听着这些介绍词，恍惚间觉得不是真的。半年前他还是那个在古琦店里拿不出钱来付账的年轻人，那个被导购一句话问得面红耳赤、不知所措的人。现在他站在台上接受表彰，不是因为家里有关系或者运气好，而是因为他实打实干出来的成绩。

他的目光在台下扫了一圈，也许是在找我，也许不是。他看到了我坐的地方，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秒，然后移开了。但我看到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一个完整的笑容，但那个微小的表情里包含的东西，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分量。

表彰大会结束后，我们俩坐在会展中心外面的台阶上抽烟。十月底的晚风凉飕飕的，天空很干净，星星一颗一颗地亮着，像碎钻撒在黑绒布上。会展中心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周围越来越安静，远处偶尔传来一声汽车喇叭。

他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掐灭在地面上，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哥，你说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走错路？

我想了想，说大概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他点了点头，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他要请二姨来县城过年，用自己攒的钱，在县城最好的饭店订一桌年夜饭。不用太多，但我们几个人坐一起就够了，不用再演戏给谁看了。

我说那挺好。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看了看远方黑沉沉的天空，忽然笑了。他说哥，你知道吗，那件事我一直没跟任何人说过，就是那天在古琦店里，那个导购说的那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说那是他人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让他清醒的巴掌。那个巴掌没有打在他脸上，但比打在脸上还疼，因为它把他的尊严剥得干干净净，让他光着身子站在所有人的目光面前，无处可藏。但也是那个巴掌让他明白了一件事——尊严是装不出来的，你是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些事瞒不了任何人，尤其瞒不了你自己。

他说完这些话，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映着远处路灯的光，亮晶晶的，但那亮是不一样的亮，不是被虚荣心点燃的火花，而是一个人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方向之后，那种发自内心的笃定和平静。

我什么也没说，拍了拍他的肩，站起来跟他一起往回走。

会展中心的钟楼敲响了九点的钟声，当当当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像是在宣告什么，又像是在祝福什么。

尾声

年前物流园发了年终奖，八千块，比我预想的多不少。加上我这几个月攒下来的钱，我第一次觉得日子真正有了奔头。翠萍和我商量好了，等过了年，就让小磊转到县城来上学，这边的教育质量不比市里差多少，而且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住在一起了。

小磊知道要来县城跟我们一起住的消息，高兴得在电话那头喊了一声耶。翠萍说你轻点喊，耳朵都要被你震聋了。听到他们的笑声，我的眼眶也跟着热了一下。

张明磊没有食言，他真的在县城最好的饭店订了一桌年夜饭。饭店叫迎宾楼，是县城里开了二十多年的老店，环境算不上豪华，但干净整洁，菜的味道也好，是本地人办酒席的首选。二姨那天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新棉袄，是张明磊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她买的，料子虽然不是顶好的，但她穿在身上格外精神，逢人就说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

年夜饭那天，迎宾楼的大厅里人声鼎沸，到处都是热闹的过年气氛。我们订的是一个小包厢，暖黄色的灯光照着红色的桌布，墙上挂着一幅迎客松的国画，窗外能看见县城广场上正在燃放的烟火，红的绿的紫的，一朵接一朵地在夜空中绽放。

二姨坐主位，张明磊坐她旁边，我和翠萍坐对面，小磊坐最里面，趴在窗户上看烟花，看得眼睛都不眨。

二姨端起酒杯说了一番话，说着说着就哭了，但这一次的眼泪跟以前不一样，是真正的高兴。她说她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明磊，他爸走的时候他还小，她没把他教育好，让他走了那么多弯路。但是老天爷对她不薄，给了她一个好外甥，帮她把这个儿子拉回来了。

她一边说一边抹眼泪，笑着说这些话怎么说得跟获奖感言似的，然后让大家吃菜吃菜，别凉了。

张明磊给他妈夹了一块清蒸鲈鱼，说妈你尝尝这个，这家的鱼做得特别嫩。然后他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白酒，举起来对着我说哥，谢谢你。就三个字，但说得特别重，说完一口闷了。

我也倒了杯酒，跟他碰了一下，也一口闷了。酒是本地酿的粮食酒，五十多度，辣嗓子，但喝下去整个人从喉咙到胃里一路火辣辣的，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

饭吃到一半，小磊突然从窗户那边跑过来，手里攥着一张从窗台上捡来的红纸，非让我给他折个纸飞机。我随手折了一个，他跑到窗口扔出去，纸飞机在夜风里转了两圈，晃晃悠悠地飞远了，消失在了漫天烟花里。

翠萍笑着骂了一句这孩子，又转过头来给我夹了一筷子糖醋排骨。

二姨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和张明磊，像是想起了什么。

她说建国，你还记得你二姨夫活着的时候，每年过年，他都要带着你们两个孩子去街上看花灯。你骑在他脖子上，明磊拉着他的手，三个人走到哪都是一道风景。

记得吗？她问我，又像是在问张明磊。

记得。我和张明磊同时开了口。

那顿年夜饭吃到了很晚，服务员来催了两次才散。临走的时候二姨拉住我和翠萍的手，说建国，翠萍，你们都是好孩子，明磊能有今天全靠你们。我和翠萍说二姨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张明磊结了账，收银台的小姐姐说一共六百八，他扫码付了，动作干脆利落。然后他帮他妈穿上棉袄，扶着她慢慢走下楼梯，一边走一边说妈你慢点，台阶有点滑。

那个背影在昏暗的楼梯间里一摇一晃的，二姨的银发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微微的光，张明磊低着头搀着她，两个人的影子被拉得老长老长，交叠在一起，像一幅无声的画卷。

我跟在他们后面慢慢走着，看着那个画面，眼眶忽然就热了。

走到迎宾楼门口，外面的雪已经停了，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广场上的烟花还在放，有一朵特别大的红色烟花在头顶炸开，漫天流光溢彩。

张明磊忽然转过身来看着我，他的脸被烟花映得忽明忽暗，但他的眼神很亮很亮，亮的不是虚妄的渴望，而是一种踏实的、笃定的、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光。

哥，谢谢你。他又说了这三个字。

我说别谢我，谢你自己。

他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搂着他妈的肩膀，走进了漫天雪光和烟花交织的夜色里。

我站在迎宾楼的门廊下看着他们的背影渐渐远去，手里攥着翠萍递过来的一杯热茶，茶水的热度透过杯壁传到手心里，在这大年夜的寒夜里显得格外温暖。

翠萍走到我身边，胳膊碰了碰我的胳膊，轻声说进去吧，外面冷。

小磊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跑出来，手里攥着那把被我折过的红纸飞机，举着它冲着天空大喊了一声，新年快乐。

那声音很大，大到周围几个路人都回头看了他一眼，大到好像整个世界都能听得到。

翠萍被我逗笑了，拉着小磊的手往饭店里走，快进去快进去，别在外面冻感冒了。小磊被她拽着往回走，嘴里还在喊，爸，你快点进来，外面冷。

我最后看了一眼广场的方向，张明磊和他妈已经走远了，广场边上只剩下一家三口在放孔明灯，那盏橘黄色的灯摇摇晃晃地升上了夜空，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橘红色的小点，融进了漫天璀璨的烟花之中。

我转过身跟着翠萍和小磊走回迎宾楼的大厅，暖气迎面扑来，把一身的寒气都驱散了。服务员在收拾我们刚刚用过的包厢，桌上的碗碟已经收走了，只剩下那盆栀子花还静静地摆在窗台上，在暖黄色的灯光下安安静静地开着白色的花，花瓣上还沾着翠萍倒上去的几滴茶水，在灯光下亮晶晶的，像清晨的露珠。

大厅里的电视正在重播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站在喜气洋洋的舞台上说着吉祥话，背景是满屏幕的红灯笼和金元宝。翠萍说咱们打车回去吧，这么晚了没公交了。我说行，掏出手机叫了个车。

等车的时候，我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拨通了二姨的手机，她大概刚走到家，声音里还带着笑。

“二姨，新年快乐。”我说。

“新年快乐，建国。”

电话那头传来张明磊的声音，他说妈你让哥他们明天过来吃饺子，我包，我学会了。二姨笑着重复了一遍，说明磊让你们明天过来吃饺子。

挂了电话，网约车刚好到了。我们一家三口上了车，小磊坐中间，翠萍坐右边，我坐左边。车窗外的县城灯火通明，街道两旁的树上挂满了彩灯，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像一串串亮晶晶的糖葫芦挂在树梢上。街上偶尔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走过，穿着新衣服，脸上带着笑，手里拎着年货，脚步不急不慢。

翠萍把头靠在我肩上，累了一天，她大概是困了。小磊也安静下来，脑袋靠在他妈妈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脸蛋红扑扑的，像两个熟透的苹果。

车子拐进了一条小路，这条路我来过很多次了，但今晚走在上面，感觉格外不同。路还是那条路，灯还是那些灯，但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也许是这条路不再通向一个模模糊糊的远方，而是通向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明天。

口袋里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摸出来一看，是张明磊发来的一条微信。

哥，明年这个时候，我请你和嫂子去市里最好的饭店吃饭。不奢侈，但我请得起。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几秒钟，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

好，等你请。

我把这几个字打出来，点击发送。

车窗外的烟花还在漫天绽放，一朵接一朵，把整个夜空照得如同白昼。那些烟花虽然短暂，但它们在夜空中绽放的那一瞬间，是那么明亮，那么绚烂，那么真真切切。

就像一个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样子。

哪怕卑微，哪怕平凡，但至少是真真切切的，是不用再装模作样的，是走在街上可以抬头挺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