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曾说,余生要做一件事,就是搞清楚是谁第一个把“国际劳工节”翻译成“国际劳动节”的。
不知道他调查清楚没有?
根据历史文献的原始表述,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所确立的节日全称为“国际劳动者纪念日”(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其核心精神在于纪念工人阶级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的斗争——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21万余名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举行大罢工,随后各地又爆发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
因此,从正式命名来看,“国际劳工节”是其准确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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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中文语境中,“劳工”一词本来颇为流行。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这一节日时,常使用“劳工神圣”的理念,强调对体力劳动者与工人阶级的尊重。1918年,中国进步刊物在宣传“五一纪念日”时,多以“劳工节”相称,体现出对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强调。
有一个冷知识是:在晚清洋务运动的浪潮中,中国工人就曾创下令人惊叹的“高光时刻”: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在19世纪末便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这在当时全球范围内都属先进。1890年8月,总局新任总办曾试图将工时延长至9小时,结果引发2000余名工人集体罢工,最终迫使总办妥协。充分展现了晚清工人并不“好欺负”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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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9年,国际劳工节被新政权定为法定假日,但是中文名字翻译变成了“国际劳动节”。
有些阴谋论者认为:
从劳工节变成劳动节,就像把维权纪念日改成了爱岗敬业日,这非常可笑。从字面上看,叫劳工节,重心在人,尊重打工人的权利。叫劳动节,重心就变成讴歌劳动、赞美工作,提倡勤奋了。
这是刻意偷换概念。劳工节它是偏向于权益啊,休息啊,罢工啊,争取福利啊,它是有对抗性,有阶级属性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的一个状况。那劳动呢,就偏向一种光荣啊,奉献的爱岗敬业呀,多干活是一种正能量,属于教化属性的节日,也更和谐一些。
改成“国际劳动节”就是为了让“牛马”乖乖干活,埋头苦干。
我觉得这些人是想多了。
1949年的人们,不可能对当时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工人阶级就“劳动节”做出如此充满恶意的解读。
我此刻的看法是:在77年后,在八小时工作制失守,遍地“996”福报的国度,人们过不过“五一”、它是叫“劳动节”还是“劳工节”都无所谓了,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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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无所谓?
因为当一个节日失去了它原本的精神内核,它就只剩下了一个空洞的符号。五一节的核心,本是工人阶级用鲜血和抗争换来的“八小时工作制”与“体面劳动”。可今天呢?八小时工作制早已名存实亡,996、007成了许多行业的潜规则,甚至被包装成“福报”“奋斗者精神”来洗脑劳动者。
在这样的现实下,叫“劳动节”也好,“劳工节”也罢,都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如果工人们连按时下班的权利都没有,连加班费都拿不到,连基本的休息权都被剥夺,那么再多的“节日祝福”、再盛大的“表彰大会”,也不过是虚伪的装饰。
更讽刺的是,如今的“五一”假期,往往靠调休拼凑而成,前后的周末反而成了“工作日”。许多人发现,自己在“劳动节”前后,反而要连轴转地工作,所谓的假期,不过是把休息的时间提前透支了。这哪里是庆祝劳动者的节日?分明是用形式主义的放假,掩盖劳动权益失守的真相。
当“劳动光荣”变成“加班光荣”,当“体面劳动”变成“内卷内耗”,当“争取权益”变成“感恩赐予”,这个节日就已经被彻底异化了。它不再属于劳动者,而成了资本和权力合谋下的一个装饰性节点。
所以,叫什么节,过不过节,真的无所谓了。与其在这一天发一条朋友圈“祝大家劳动节快乐”,不如真正推动一部能落实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不如让每一个打工人能理直气壮地拒绝违法加班,不如让加班费如实发放,让休息权得到尊重。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那么再多的“五一”假期,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劳动惩罚”。
与其庆祝一个失守的节日,不如记住那个被遗忘的初心:劳动者的尊严,不是来自节日的问候,而是来自权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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