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从来都不是增长的快不快的问题

分配不改，内卷不休。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从来都不是增长的快不快的问题，是增长的果实有没有流到该去的地方的问题。GDP在涨，企业利润也在涨，平台营收还在涨，头部公司的财报拿出来一个比一个亮眼。但你去问问身边的普通人，工资涨了吗？生活变好了吗？安全感变强了吗？答案在你心里，对吧？

分配问题是经济学领域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一个经济体创造了100块钱的价值，这100块钱该怎么分？多少给劳动者，多少给资本，多少给政府，多少回报到公共服务。

这个比例，它就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真实面貌。增长决定的是蛋糕大不大的问题，分配解决的是蛋糕谁吃得到的问题。蛋糕做得再大，如果切法不对，那大部分人就还得饿着肚子。

所以我尝试用我很浅薄的经济学的一些知识，尝试把这个蛋糕的切法给讲一讲。那经济学里边衡量分配是否健康，有一个核心的指标叫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就是一个国家一年创造的所有财富里边，有多少是以工资、薪酬、劳动收入的形式流到普通劳动者的手里。

发达经济体这个数字通常在55%到65%之间，美国大约58%，德国大约61%，日本大约55%。那中国，根据统计局的口径，在47%到52%之间。

当然了，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我们简单地横向比较不完全公平。那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资本积累阶段的劳动份额偏低有历史原因。但是趋势值得警惕，经济总量已经全球第二了，这个比例还没有明显的向上拐点。那差出来的那部分去哪了呢？去了资本回报，去了企业留存利润，去了平台和金融系统。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里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不等式，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钱生钱的速度永远比人挣钱的速度快。我们拼死拼活，一年涨薪5%，人家把钱往那儿一放，自动回报率8%。你用劳动去追资本，你永远追不上。这不是你不努力，是这套分配规则从一开始就不在你这边。

如果说传统经济里边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还是温和的、渐进的，那么平台经济时代，这个优势已经变成了碾压。为什么呢？因为平台掌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资源，叫流量分配权。一个电商的商家，他生产、采购、包装、发货、售后，全链条的活都是他做的，但他能不能被消费者看到，不取决于他的产品好还是不好，取决于他给平台交了多少流量费。

平台抽佣加推广，综合成本占到成交额的35%，甚至个别要占到65%以上。商家干了所有的活，平台什么都没有生产，全拿走了最大的一块利润。2亿灵活就业者在平台上外卖、跑腿、送快递、开网约车，他们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

平台说他们不是员工，是合作伙伴。我就想问这么一句，你设计了算法，你制定了规则，你决定了他们的收入上限，你在他们的每一单收成里边抽成，然后你说他们不是你的员工。

这不是合作，这是用算法替代了劳动合同，用抽成替代了雇佣关系，用“灵活”两个字把本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全部甩给了个人。传统企业它再怎么压榨，至少还有劳动法在兜底，平台经济它直接绕过了这套保障体系，劳动者连被保护的资格都没有了。分配不止发生在市场端，政府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关键手段。但是坦白来说，当前的税收结构在再分配这件事上还有相当大的改进余地。

发达国家的这个直接税，比如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占税收总额的50%到70%。这些税种的特点就是谁有钱谁就多交，天然就具有再分配的功能。中国目前直接税占比大约在30%左右，税收大头是增值税、消费税这些间接税。间接税的特点是，不管你有钱没钱，你买同样一件商品，你要交同样的税。

也就是说，一个月薪3000块的工人和一个年入千万的老板，他们买同样一瓶水，他们交的增值税一模一样。经济学管这个叫累退税，收入越低的人，间接税占收入的比例反而越大。这不是税制设计的本意，但客观效果确实如此。再看资本端，房产持有环节的税还在试点和探索，资本利得税覆盖面有限，遗产税尚未落地。劳动者的工资发下来，个税就自动扣掉了，资本的收益在税收覆盖上还有很大一片空白。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前的税收结构在纠偏分配这件事上力度还不够。不是说方向错了，是工具还没有充分地用足。好的，问题讲完了，怎么改呢？

三层分配都要动。经济学把分配分成了三个层次，每一层都有对应的改革空间，主要是前面两层。初次分配是市场直接决定的，你干活老板发多少钱，平台抽多少钱，这层的核心是约束资本和平台的定价权。

第一，平台抽佣必须要有上限，不能让一个不生产任何实物的中间环节拿走交易额的30%到60%。在任何一个健康的商业体系里边，这都不正常。监管层已经在推动这件事了，但是细则和执行还需要跟上。第二，灵活就业者的权益必须要立法保障。你用了这个人的劳动，你就要为他们的基础保障负一部分责任，你不能用一个合作伙伴的名义，把所有的成本甩给他们个人。

同样好消息是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意见”前一阵刚出台，说明方向是对的。

第三，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税费负担要持续地减轻，这些主体是吸纳就业的核心力量，他们活不下去，就业肯定就稳不住。再分配环节，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调节。

第一，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注意，我说的是逐步提高，对资本利得、房产持有、超额利润加大税收的调节力度，让钱生钱的部分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第二，降低间接税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部分，我觉得该减就要减。

第三，把收上来的钱花到刀刃上，用在公共医疗、教育、住房保障、养老上，让普通人不需要存那么多钱来应对不确定性，他才敢消费，内需才能真正起来。

第三次分配，简单一句话概括，慈善和公益作为补充机制，有它们的价值，但是它们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分配的大头，还要靠上面的那两层。

我想聊的重点是一个特殊问题，叫数据和流量的公共属性。这是传统经济学框架里边没有的，是很多学经济的他们也聊不来的，但平台经济时代，我们必须要面对。平台的超额利润从哪儿来？

从用户数据和流量。每一个用户的浏览、点击、购买、评价都在为平台的算法和商业模型贡献价值，这些数据经过加工，变成了精准的推荐、广告收入和流量分配权、定价权。但是创造这些数据的用户和商家分到了什么呢？

经济学里边还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谁创造了价值，谁就应该参与分配。10亿用户和2亿商家共同创造的数据价值如何合理分配？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认真讨论一下。欧盟那边已经在推数字服务税，对大型平台的广告收入、数据收入征收专项税，他们的逻辑就是，你的利润建立在公共数据之上，你就应该把一部分收益回馈给社会。这个方向对我们有重大的参考意义。

最后呢，还是要说一些好消息。这些问题都已经进入到了政策的视野。“共同富裕”、“平台治理”、“灵活就业保障”、“三次分配”，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顶层设计的方向是清晰的。问题在于力度和速度能不能跟得上失衡积累的节奏。经济学上能够算清楚每一笔账，劳动报酬占比应该在什么区间才是健康的，直接税比重调到多少才能有效再分配，平台抽佣控制在多少，这里边的商家、劳动者才能活下去。这些数字，学术界是可以形成一定共识的。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如果长期只体现在资本回报和平台利润上，而劳动者的收入增速持续跑输GDP，那这个增长的底座就是不稳定的。消费起不来，内需撑不住，所有人都要为这个失衡去买单。

增长和分配从来都不是二选一的关系，分配合理了，消费才有基础，内需才有动力，增长才能持续。分配不改，内卷不休，不是因为人太多，不是因为竞争太激烈，是因为蛋糕的切法还需要去调整。方向已经有了，剩下的就是落地的决心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