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也读《老子》？

顺着黄老道家积极入世的思路，我们再来看一个更让人意外的现象：看似和道家风格迥异的法家，其实也深受道家的影响。我们知道，治理国家必须依赖法律，尤其到了战国中晚期，每个国家都在变法，希望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成为霸主。变法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觉得过去那套以礼乐制度为代表的旧制度已经行不通了，必须改革，让有才能的人得到重用，让老百姓都能得到好处，让国家的财富和行政的权力都集中到国君的手里来。第二个是建立一套新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制度，让国家管理变得轻而易举，社会制度井井有条。秦国就是法治理念贯彻得最好的国家，后来秦国能够统一中国，并不是偶然的。像商鞅、韩非子这些法家都到秦国去了，成为国君面前的红人。但是单纯靠严刑峻法治国，又会出现很多问题。秦王朝二世而亡，只存在了十几年就分崩离析，儒家的批判是，秦朝统治者不能以“德”治国，把人当做机器，把人当做奴隶，百姓表面服从，而内心不服。道家也觉得，单纯依靠法律条文来治国是不够的，最高的统治者必须是一个懂得“道”的人，最好的国家应该以“道”治国。黄老道家很早就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口号，那就是“道生法”，也就是说，人间的法律是来自于道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黄老道家看来，法律当然有用，但这都是人制定出来的，所以在制定的时候，一定要有人能够跳出法律之外，站在法律之上。这样，法律才是合理的、完美的。比如，黄老道家提出，法律必须遵循天道。既然“道”是宇宙的根本规律，那么只有懂得道的人才能制定法律，这样的法律才具有绝对性和权威性。其次，只有懂得道的人才懂得人性，才能够利用人性的特点，让下属、让百姓心甘情愿地为国君做事。这样一来，最高明的统治者就一定是“虚无”的人，因为“虚无”是道的特征，只有虚无的人，才能以虚应实，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最高明的统治者也一定是懂得“因循”的人，只有懂得因循，才能尊重天道、尊重人性，因势利导、与时俱进。

到了汉初，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总结黄老时就说，黄老的特点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所以是一种非常高明的领导术。但是普通的君主是很难做到的。前面说到，韩非子是一个法家，但他其实是一个把道家和法家结合起来的人，他看到了治理一个大国，尤其是即将统一的大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单靠儒家那套温情脉脉的东西不行，单靠法家那套冷酷无情的东西也不行。他就想从道家那里吸取高级的智慧，为此，他刻苦钻研《老子》，还专门写出了《解老》《喻老》两篇非常具有哲学性的文章。那么，他是怎么消化和吸收道家学说的呢？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形名参同”的御臣术。道家相信，“道”生万物，道高于万物，道是无名无形的，而万物是有名有形的，万物一旦确定了他的“形名”，也就是名称与实质之后，就有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功能。韩非子借用了这个概念，提出“君不同于臣”。一个统治者如果居于“道”的位置，他就能够不被具体的事务所束缚。一个高明的君主要懂得“君操其名，臣效其形”。简单说就是：君主不要去干具体的琐事，你只需要掌握考核标准（也就是“名”），让臣子按标准去做事（也就是“形”）。做完了，名实相符就赏，名实不符就罚（这就叫“形名参同”）。这种理念其实和战国中晩期服务于绝对君权的名分制度非常吻合，即毎个人都有他确定的位置，确定的职业，确定的奋斗目标，统治者只要把握住这种确定的制度，就可以把握毎个人的欲求和发展方向，使行政效率得以大幅度提高，使统治变得轻而易举。这有点像今天企业管理——定岗定责。每个人都有确定的位置和目标，上司只要把握住考核标准，就能轻松领导整个组织，效率自然大幅提高。

第二，“虚静以待”的君主术。我前面也提到，黄老道家特别强调“虚无”，“虚无”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更高级的行为方式。韩非子在这方面也有活学活用的地方。首先，他认为“虚无”就是别事事亲力亲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圣人要处于中央的位置，“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让鸡去打鸣，让猫去抓老鼠，你不要插手，而是用好他们的才能，你自己就轻松自如了。其次，“虚无”指的是一种伪装，因为臣下必然会揣摩君主的心思，来为自己牟利。所以韩非子说：“君无见其所欲。”君主不要把自己的好恶、倾向表现出来，因为一旦你表现出来，臣下就会投其所好，你就听不到真话了。“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只有当你像“道”一样深不可测、一片虚无的时候，臣下猜不透你的心思，就只能老老实实地表现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第三，“刑德并用”的赏罚观。黄老道家认为天道不会只有生养而没有杀伐，就像四季的交替一样，天道始终处于一刑一德的运行过程之中。刑象征着月亮，德象征着太阳；刑为阴为杀，德为阳为生。所以刑就是杀伐，德就是赏赐。所以最佳的政治手段，就是所谓的“文武并立”、“一生一杀”，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种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方式。韩非子高度赞赏这种理论，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意思是：治理天下，一定要顺着人的本性来。人的本性是什么？就是有好恶之心——喜欢奖赏，讨厌惩罚。既然有好恶，君主就不必讲仁义道德，只要把赏罚大权握在手里，国家的禁令就能立得住，治理国家的工具也就齐备了。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韩非子说得很直白：“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就是说：英明的君主控制臣下，只需要两样东西，就像手里攥着两样工具。哪两个工具？就是刑和德。杀戮叫做刑，赏赐叫做德。君主只要牢牢掌握杀伐和奖赏这两大权力，就能驾驭臣民，把国家治理得服服帖帖。看得出，韩非子确实很喜欢道家，并把道家理论成功地改造成了帝王统治的工具。既能指导“无为而治”，也能实施“严刑峻法”。而到了汉初实行的黄老之治，则主要是“无为而治”，放弃了“严刑峻法”，因为已经有了血淋淋的教训。但这依然证明了：道家思想，绝对不仅仅是隐士的自我修养，它同样可以是帝王手中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