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苦染匠终成电学先驱，却被历史尘封

1729年，格雷（Stephen Gray，1666-1736）在实验中发现电传导现象，并在同年与合作者实现了几百米距离的电传导，因此成为重要的电学先驱。他还发现了静电感应等重要电学现象。因为这些杰出成就，格雷两次获得著名的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事实上，格雷长期赖以谋生的职业是染匠。他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在多个领域获得成果，最终在60多岁时获得上述重大突破，成为历经磨难大器晚成的典范。遗憾的是，他的成就与生平至今都鲜为人知。

撰文 | 王善钦、邹莎莎

穷苦的染匠

1666年，斯蒂芬·格雷出生于英国肯特郡（Kent）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市。人们不确定他具体的出生日期，只能确定他在那年的12月26日接受洗礼。

他的父亲马蒂亚斯·格雷（Matthias Gray）是一名染匠，母亲安妮·蒂尔曼（Anne Tilman）生下四男三女，格雷排行第五。

格雷在少儿时期接受了一些基础教育，学习了拉丁文等语言，还擅长数学计算。17岁时，格雷的父亲去世，长兄接管了染坊生意，格雷也干起染匠。

格雷兴趣广泛，对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和化石研究都很感兴趣。在探索过程中，他认识了皇家学会的助理秘书亨特（Henry Hunt，?-1713）与皇家学会秘书斯隆（Hans Sloane，1660-1753）。斯隆后来先后担任皇家学会副会长与会长。二人都成为格雷科学事业的重要支持者。

亨特将皇家学会收藏的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论太阳黑子及其天文学意义》、沙伊纳（Christopher Scheiner，1573/1575-1650）的《太阳黑子》等著作借给格雷学习。可能从1692年开始，亨特与斯隆开始给格雷寄皇家学会办理的刊物《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而格雷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文后，以信件形式寄给亨特。

1695年，格雷的长兄去世，格雷接管了染布生意。格雷在写给亨特的信中描述了光学等有关的研究，并提到：“这些实验是在这个冬天，我从为生计所迫的繁忙事务中抽空进行的……”这是格雷现存最早的一封信，格雷的工作非常繁重，且仅够糊口，他只能用业余时间从事科学研究。

这些辛劳很快获得了学术层面的回报。1696年到1698年，格雷在《哲学汇刊》发表自己学术生涯的前5篇论文，研究内容分别涉及显微镜、水显微镜、反射显微镜、制作近似抛物线形状凹面镜、用一个带有测微计的气压计精确测定水银柱的高度。

现在来看，这三年的研究虽然没有科学上的重要性，但体现出格雷的广泛兴趣与独立研究的能力，也为他后来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打下基础。

转向天文学

可能因为亨特的引荐，格雷认识了英国第一任皇家天文学家、格林尼治天文台创始台长弗兰斯蒂德（John Flamsteed，1646-1719）。后者的职责是通过天文观测，为测定海上经度、实现船只的精确导航提供基础。

此后，格雷的主要研究方向也转向天文观测，他自行研磨镜片、制作望远镜，持续观测了太阳黑子、月食、日食以及木卫食（木星的四颗大卫星被木星遮挡的现象）等天文现象。格雷观测精确，计算严谨，深受弗兰斯蒂德的好评。

1699年，格雷发表两篇论文，第一篇关于幻日，第二篇关于幻日与日晕。1701年，格雷发表一篇论文，讨论如何通过观测北极星来绘制子午线与确定时刻。1703年，他发表了关于太阳黑子的论文。1704 年 12 月，他写信给弗兰斯蒂德说：“今年太阳上出现的黑子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1706年5月1日，格雷在坎特伯雷观测了那天发生的日食，并将结果发给弗兰斯蒂德。后者将其推荐给皇家学会，这篇论文很快也发表在《哲学汇刊》。

这些论文让格雷在天文学圈子获得名声。如果他有机会成为一个职业天文学家，或许他可以在天文领域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在剑桥大学天文台研究电学

1707年10月，25岁的科茨（Roger Cotes，1682-1716）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第一任普卢姆天文与实验哲学教授（Plumian Professor of Astronomy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科茨在数学和天文计算方面很有天赋，是牛顿的得意门生，也是后者“钦定”的《原理》第二版编辑。

科茨上任后的计划之一是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楼顶建一个天文台。此时牛顿与弗兰斯蒂德的关系已经恶化。牛顿希望科茨可以用这个天文台获得更多观测数据，然后分享给他，这样他就可以不再依赖弗兰斯蒂德的观测数据。

科茨需要一位助手，格雷的侄子约翰（格雷二哥的儿子）当时正在剑桥大学学医，他向科茨强烈推荐格雷。由于格雷此前已经发表过天文论文并获得声誉，科茨便邀请他来当助手。

但是，这个助手岗位只包吃住，没有薪水。弗兰斯蒂德不赞成格雷选择这个岗位。格雷的另一些朋友则劝他接受这个职位。最后，可能因为认为这份工作可以促进自己的科学事业并带来学术荣誉，格雷还是将染布生意委托给他人，于1707年来到剑桥大学。此时，格雷已40岁。

牛顿高度重视科茨正在建设的天文台，捐赠了一台造价不菲的时钟。然而，科茨不具备统筹建设天文台的能力，即使购买了新设备，也比不上弗兰斯蒂德拥有的仪器。

直到格雷离开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天文台都没有建成，也没有证据表明格雷在那里进行过任何观测。这倒让格雷有了研究其他领域的机会。他阅读了豪克斯比（Francis Hauksbee，1660-1713）的电学论文，对电学产生强烈兴趣，开始进行相关研究。

牛顿的密友、后来成为牛顿传记作者的斯图克利（William Stukeley，1687-1765）当时也在剑桥大学读书。他回忆：“……格雷先生曾在我校担任科茨教授的助手……；此人非常聪明，精通哲学、天文学、光学、力学，等等……我们三人常一起抽烟斗到很晚，还做各种哲学实验（注：即科学实验，当时科学为自然哲学）。”三人中的另一人是约翰。斯图克利还写道，1708年，格雷在剑桥大学向他展示了电学实验。

1708年9月，格雷离开剑桥大学，回到家乡。他写信给弗兰斯蒂德，表示剑桥大学根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观测制作出星表，“我无须再详述我离开他们的缘由，因为我相信您已经知晓。”又写道：“我们谁也没想到，那些人竟会如此唯利是图……”

科茨于1716英年早逝，年仅34岁，让牛顿深感惋惜。天文台也没有完全建成（后来的剑桥天文台是在1823年建成的）。

中年悲歌

回到故乡后，格雷继续当染匠，也继续在夜晚观测天文现象，并将结果寄给弗兰斯蒂德。

1711年7月，格雷写信向斯隆求助，恳求他向查特豪斯（Charterhouse）养老院的管理者说情，让自己获得入住资格。这所养老院为那些为国家做出较大贡献的穷困绅士设立，每人有单间可居住，食宿免费，每年还可得到5英镑津贴（相当于现在的1000英镑），附设一所招收穷苦男孩的学校。但养老院最多只收留80人，名额竞争激烈。资助养老院的贵族所推荐的人最有希望入选。

信中，格雷表示多年奋斗却让自己陷入困境：

“多年来，只要维持生计的事务允许，我便将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天文学的研究，同时也对实验科学的其他领域有所涉猎。考虑到我微薄的家境，购置书籍、仪器和其他材料已花费不少。

我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天性使然，但也并非毫无期望，我希望能有朝一日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

如今我已年届四十五岁，觉得是时候考虑如何谋得一份安稳的生计了。由于几年前背部受了伤，患上坐骨神经痛，如今身体愈发虚弱，从事现有工作已倍感艰难和痛苦。

倘若能获此大恩，我将非常幸福，而且我现在遇到的诸多重大干扰也将得以消除，这样我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在天文学和导航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或许还能有所发现，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然而，格雷的愿望没有被满足。有人认为斯隆努力奔走，但没有成功；有人认为斯隆拒绝帮忙或无视他的请求。没有证据表明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这也是现存格雷写给斯隆的最后一封信。

从1707开始，格雷写了一篇电学论文与几篇涉及太阳黑子的论文，寄给斯隆，但都很奇怪地没有被发表。此后直到1719年，格雷都没有发表论文。也许斯隆在那时候对他的态度已经变冷淡。

申请进入查特豪斯养老院失败后，格雷只能继续在故乡苦熬。繁重的体力劳动与伤病带来的痛苦逼着格雷另谋出路。

1713年，亨特去世。著名数学家泰勒（Brook Taylor，1685-1731；他因提出著名的“泰勒级数”而为后人熟知）与自己此前的导师基尔（John Keill，1671-1721）积极推荐格雷到皇家学院接替亨特，担任助理秘书。

泰勒在写给基尔的信中说：“承蒙您如此热心地愿意帮助我推荐斯蒂芬·格雷，我非常感激您。他非常适合为皇家学会服务，所以我本想极力推荐他。”但是，泰勒又无奈地说，“这个可怜的人非常害羞”，“对众多学者的在场感到极度恐惧”，“我无论如何也劝不动他去考虑这事。”泰勒和基尔都不愿意放弃，泰勒希望基尔继续努力劝说格雷。

基尔此后的劝说起到了效果。1715年春，格雷来到皇家学会，但不是担任助理秘书，而是担任皇家学会的科学顾问德萨古里耶（John Desaguliers，1683-1744）的助手。此时泰勒已成为新任秘书。

德萨古里耶经常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地举办讲座，介绍新的科学发现，偶尔在皇家学会做演示。格雷的任务之一就是协助他在皇家学会做演示。德萨古里耶还在后来的威斯敏斯特桥附近经营一家寄宿公寓，接待来访对科学有兴趣的绅士。德萨古里耶让格雷在那里免费住宿，作为他担任助手的报酬。

在寄宿公寓，格雷和德萨古里耶经常在夜里一起进行天文观测。此后，格雷多次获准出席皇家学会的会议。这段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伦敦当局计划修建威斯敏斯特桥，为腾出道路，德萨古里耶的寄宿公寓被列入拆除名单。

即将无家可归的格雷只好再次申请进入查特豪斯养老院。这次他通过伦敦的人脉，获得了查特豪斯养老院的赞助人之一乔治（George Augustus，1683-1760）的推荐，终于在1719年6月成功被查特豪斯养老院录取。乔治后来成为英国国王，即乔治二世（可以想象该养老院准入资格的竞争有多激烈。）

该养老院规定申请入住者“应当宣誓声明自己未婚”，因此可以确定直到此时格雷都没有结婚，他很可能终身未婚。

与他同在养老院的一个人后来在给斯隆的信中回忆：“我们确实会在周六和周二一起吃喝……格雷先生会抽上两三根烟斗，他那饶有兴致的交谈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愉悦和满足感。”

重回研究：发现电传导

基本生存问题被解决后，格雷终于可以安心做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不再担任他人助手，成为一个独立研究者。弗兰斯蒂德在1719年底离世，格雷失去了持续进行天文观测的动力，这客观上让他可以腾出更多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

1720年，格雷在《哲学汇刊》上发表一篇电学论文，报告了多种新的材料的电性质的研究，包括“羽绒纤维、头发、狗耳的细毛、多种颜色和粗细的丝线、缎带碎片、多种类型的亚麻布、棕色和白色的纸张、木屑、皮革、羊皮纸以及‘镀金的牛肠’”。格雷发现，所有这些材料通过摩擦都能带电。这篇论文意味着存在一类新的非刚性或半固态导体。

事实上，从1707-1728的21年时间里，格雷只发表了这一篇论文。由于这段时间与牛顿担任皇家学会会长的时间（1703-1727）有很大重合，一些研究者猜测格雷的沉寂可能是因为牛顿指示或暗示学会里的人排挤格雷，因为他是弗兰斯蒂德的追随者，甚至指控牛顿用自己的“专制”（tyranny）压制了格雷的研究（如参考文献[2]与[8]）。这个猜测具有一定影响。

然而，这个猜测没有证据；并且，牛顿的忠实追随者泰勒、基尔等人在那个时期一直在积极帮助格雷；德萨古里耶也是牛顿的追随者，虽然他对格雷的性格有些意见，但也没有压制他的研究。这些事实说明牛顿压制格雷的猜测并不可靠。

最迟在1729年，格雷开始用新获得的一根长约1米，直径3厘米的玻璃管作为摩擦起电仪器。他用软木塞塞住玻璃管两端，以防止潮气和灰尘进入其中。这是豪克斯比制定的方法。格雷想比较一下，玻璃管两端都被塞子封住时与不被封住时，电的吸引力是否有任何不同。他得到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不同”。

1729年的一天晚上，格雷在房间里无意中注意到，当他摩擦玻璃管时，玻璃管末端的软木塞会对羽毛产生引力，然后将其排斥。此后多次重复，都出现这个现象。格雷立即意识到：玻璃上产生的电传导到软木塞，使其带电，“这让我非常惊讶，于是得出结论：摩擦过的管子肯定把某种吸引的特性传给了软木塞。”

为了进一步探究，格雷把一根10厘米长的细木棍插进软木塞，在木棍末端放一个带孔的象牙球。他发现象牙球可以吸引羽毛，而且吸引力更强；接着，格雷将0.6米长的木棍插进软木塞，用油麻线连接木棍末端和象牙球，发现象牙球依旧带电。

然后，他用生活中常见的软木球、水壶、火钳等物体替代象牙球，发现这些物体也会带上来自玻璃管的电。此后，格雷延长油麻线长度，从阳台一直通到下面的院子，发现电还是可以传导过去。

就这样，格雷首先本质上确定了“导体”和“导线”。

为了让实验更可靠，格雷把检测电力的羽毛替换为黄铜叶。1729年5月，格雷到诺顿庄园拜访朋友戈弗雷（John Godfrey），先后用7米与10米的杆连接玻璃筒与软木球，摩擦玻璃筒，发现球可以吸引到附近的黄铜叶。此后，他们将杆替换为不同长度棉线和杆的组合，电依旧能传导。

1729年6月底，格雷到肯特郡的奥特登拜访朋友韦勒（Granville Wheler，1701-1770）。富裕的韦勒当时28岁，有一个非常宏伟的庄园。他们先后在庄园的回廊和谷仓用各种长度的麻线进行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电传导实验，都获得成功，最长传导距离超过60米。

在进行水平传导实验时，他们用丝线将作为导线的麻线悬挂起来，避免麻线接触墙壁。为增长距离，他们将导线折返。导线变长后，丝线无法承受其重量而断裂。于是，他们用一样细的金属线悬挂麻线，结果实验失败了。

他们最终意识到：丝线的导电性远低于金属线，而铁丝会将电传导到墙壁；只有一部分物质具有传导电的能力，其中金属尤为突出。这些实验促使人们认识到物体导电能力的差异。这个发现启发德萨古里耶于1740年提出“导体”和“绝缘体”的概念。

1729年7月14日，格雷和韦勒在花园和田野里，实现了200米远的电传导。后来，他们又将距离扩大到270米。

在格雷的研究之前，人们一直侧重于研究静电荷产生与静电现象（电击、发光等）。格雷首先发现并确认：电可以从一个物体传导到另一个物体，并传递到一定距离之外。这意味着，“电”并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现象，而是有类似流体的性质。

美国科学史家海尔布隆（John Heilbron，1934-2023）在《17与18世纪的电学：早期现代物理学的研究》中高度评价了格雷在1729年进行的一系列电传导实验：“1729 年，格雷做出了自吉尔伯特以来最重要的电学发现”。那时距离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逝世已经有126年。

静电感应与电的表面特征

格雷与韦勒实现了几百米的传导距离后，后来者增加传导长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例如，沃森（William Watson，1715-1787）于1747年将距离扩展到约4千米。而格雷并未满足于增长电传导的传输距离，开始探索其他电学课题。

1729年8月，格雷发现，无需触碰导线，只需将带电的玻璃管靠近导线，就能将电从玻璃管传导到导线上。这可能是静电感应有记录的首次发现。此后他与韦勒等人重复并改进这一实验，让玻璃管不触碰导线的情况下向多个方向传导电，都获得了成功。

同一个月，格雷制作了两个橡木立方体，一个实心，一个空心。他观察到这两个立方体对物体的吸引力一样，这表明了电的表面特性，也说明物体的电引力与物体的质量无关。后来电磁学大师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也得到这个发现，以至于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以为法拉第是第一个得到这个发现的人。

接着格雷探索了流体的导电性。由于流体无法像固体那样被放置在支架上，格雷巧妙地利用悬浮的气泡来做实验。1730年3月，格雷将肥皂溶解在河水中，然后用悬挂的烟斗吹出一个气泡；将带电的玻璃管靠近气泡，气泡吸引铜叶上升5到10厘米。

格雷还探索了动物体的导电性。1730年4月，格雷和韦勒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一个男孩被悬挂在丝线上，格雷用摩擦过的玻璃管靠近男孩的双脚，男孩的脸和手将铜叶吸引到升高20到25厘米。然后他将铜叶放在男孩的脚下，将玻璃管靠近他的头部，发现吸引力变小。（早期的这些实验中，摩擦产生的电非常微弱，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现在人们也经常用人体进行这类安全的静电演示实验，比如摩擦头发，头发因静电竖起来。）

从1729年到此后几年，格雷与韦勒几乎垄断了英国电学研究（豪克斯比已经于1713年去世）。

科普利奖与皇家学会会员

获得突破性成果后，格雷打破多年的沉默，开始为自己争取应得的荣誉。

1731年11月，格雷在贵族和众多皇家学会成员面前演示了电传导实验，大获成功。同月，格雷因在电传导方面的研究获得皇家学会颁发的科普利奖金，即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的前身。

科普利奖金源自1709年科普利（Godfrey Copley，约1653-1709）100英镑的遗赠。他委托斯隆为皇家学会保管这笔资金，用利息资助皇家学会会员的研究：“用于实验或以其他方式为学会谋福利，由学会决定和安排”。当时这笔钱一年的利息是5英镑。

此后到1725年，德萨古里耶多次获得科普利奖金。1726年，斯隆提议将资助范围扩大到与学会无关联的“外来者”，即非会员的人士。有人说格雷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人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他是第一个以非皇家学会会员身份获得这个奖的人。

获得科普利奖金意味着格雷成为那个时代的英国的顶尖科学家。

1732年，格雷在《哲学汇刊》发表了三篇电学论文，其中的《在无任何导线接触的情况下远距离的电引力》报告了1729年8月发现的静电感应现象。因为发现静电感应，格雷于1732年再次获得科普利奖金。

同年，格雷被提名为皇家学会会员：“斯蒂芬·格雷先生，因其众多奇特的实验和观察而闻名，现向本学会提出申请，拟被选为会员，特此推荐。”

格雷成为皇家学会会员时已66岁。经历大半生的坎坷磨难，格雷终于凭借自己敏锐的物理直觉与执着的探索精神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对欧洲大陆电学的影响

格雷的成就不仅震撼了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还很快传播到欧洲大陆。1732 年，法国的诺莱特（Jean-Antoine Nollet，1700-1770）和杜菲（Charles du Fay，1698-1739）拜访格雷和韦勒，观看了实验。

返回法国后，杜菲提出第一个全面的电学理论。杜菲对格雷赞不绝口：“他是一位在这个课题上勤奋钻研并取得成功的人，我承认自己对他心怀感激，因为正是从他的著作中，我下定决心投身于这类实验，而且他不仅对我已有的发现，还对我今后可能做出的发现都有所贡献。”

格雷写信给皇家学会秘书莫蒂默（Cromwell Mortimer，1702-1752）：“得知我的电学发现不仅得到了像杜菲先生这样明智的哲学家的证实，而且他还有了自己的若干新发现，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1735年，格雷在发表的两篇论文中总结了一些有关电的实验，并指出：通过几次这样的实验，这种电火似乎与雷电的性质相同。他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之一。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在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格雷与韦勒的人体导电实验在欧洲也广受赞誉，被称为“飞行男孩”演示，其变种一度成为欧洲电学实验巡回演出的保留节目。诺莱特甚至进行了一个更壮观的人体电传导演示：约700名教士排成270米的长队，导线将他们连接起来。诺莱特随后将起电器制造出的电接到导线上，所有的修士都因为电流通过而跳起来。

一贫如洗中离世

电学方面的成就让格雷名声大噪，连续两次获得皇家学会的科普利奖金，却没有让他获得任何教职和相关的待遇。累计10英镑的奖金，对他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善。他依旧依靠查特豪斯养老院的免费食宿和每年5英镑的津贴过日子。

他继续做着电学实验，也在出现罕见天象时重拾天文观测的兴趣：1733年5月13日，他与韦勒一起在后者的庄园观测了当天发生的日食，并发表了相关的观测结果。但他一生的天文观测成果的价值远比不上他在电学方面的成果。

1736年2月14 日，格雷在查特豪斯养老院逝世，结束了清贫的一生。逝世前一周，他在养老院给韦勒写了最后一封信：“不时有一些先生和女士们来我家观看我的电学实验。我希望等天气转暖、白昼变长的时候，来的人会比现在多。”

格雷的侄子约翰为英国皇家学会列出格雷逝世后的所有遗产，但他的所有遗产就是诸如玻璃管、铁球之类的简陋仪器。这位电学先驱就是使用这些简陋的工具为人类认识电流与电传导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格雷逝世那年的年底，皇家学会将科普利奖金改为“一枚奖章或其他荣誉奖项”。作为科普利奖金得主，格雷后来也被追授了科普利奖章。

在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中，格雷属于最受磨难的那一类。格雷一生苦难源自当时的社会对穷人出身的科学爱好者的不友好。

当时英国与欧洲大陆（甚至全世界）的科学研究几乎是富人的特权。有的科学家出身优渥，非富即贵；有的科学家虽然出身贫苦，但获得贵族资助或凭借努力与运气在中青年时跻身上流社会；有的科学家英年早逝，虽令人惋惜，但也少了几十年的磨难。

格雷不属于这几类。他出身卑微，没有条件去考大学。他一生坎坷，前半生更是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持续折磨，只能在工作之余从事科学研究。他要挤入当时的学术圈子，遇到的阻力非常巨大。

此外，当时学术界的教职非常稀缺，要想获得一个教职，必须等到在任者自然死亡或辞职。因此，即使他两次获得科普利奖，也只能继续在养老院生活与做研究，而不是成为教授。

死后的寂寞

因为格雷在电传导领域的开创性成果，斯图克利认为格雷“是电学之父，至少是电的第一个传播者。”许多人将电报、电话等电气通信技术的发展追溯到格雷。例如，威廉森（Stephen Williamson）在2022年的文章中说：“可以理所当然地说，他（格雷）开创了电气通信科学。”这个说法也许属于“过度溯源”；但他至少是一位重要的电学研究先驱。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大师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在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在那个时期，关于电的本质的观点几乎和重要的电学实验者——豪克斯比、格雷、德萨古里耶、杜菲、诺莱特、沃森、富兰克林与其他人——的数量一样多。”

德萨古里耶则于1734年评论：“斯蒂芬·格雷先生所做的电学实验比当今及上一代所有哲学家加起来的还要多。”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电传导与静电感应的发现者、重要的电学研究先驱，格雷在专业领域外至今依然鲜为人知，一些相对简略的物理学史书籍里只有诸如“此后人们发现电传导、静电感应等现象”之类的一笔带过的叙述。格雷在这些简要叙述中完全隐身，成了“人们”之一。

可以说，时至今日，格雷的成就得到的承认依然远低于他应该得到的承认。

他没有留下画像。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最后被安葬在哪里。

2017年，位于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的物理科学学院才设立“斯蒂芬·格雷讲座”（Stephen Gray Lectures），好像连他故乡的人也直到那时候才认识到这位“乡贤”的贡献有多大，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悲凉的事。

纵观格雷一生，我们看到一个不屈的心灵。他一度寄人篱下，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研究多个领域，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他拿着微薄的津贴，使用简陋的仪器，终于获得了电学领域的奠基性成就。

可以说他是历经磨难、大器晚成的典范。他的成就值得后人铭记。他在无比艰难的环境下不忘初心、坚持科研的品格尤其值得后人敬佩。

参考文献

[1] Clark, David H. & Murdin, Lesley (1979), The enigma of Stephen Gray, astronomer and scientist, 1666—1736, Vistas in Astronomy, 23 (4), 351-404

[2] Clark, David H. & Clark, Stephen P. H. (2001). Newton’s tyranny: the suppressed scientific discoveries of Stephen Gray and John Flamsteed, W. H. Freeman, ISBN 0-7167-4701-4

[3] Cohen, I. Bernard (1954), Neglected Sources for the Life of Stephen Gray (1666 or 1667-1736), Isis, 45 (1): 41-50

[4] Ben­Chaim, Michael (1990), Social mobility and scientific change: Stephen Gray's contribution to electrical research,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3, 1, 3-24

[5] Joseph Priestley (1767),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Electricity, London: Printed for J. Dodsley, J. Johnson and T. Cadell, 1767

[6] Heilbron, John L. (1979). Electricity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 Study of Early Modern Phys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BN 9780520034785

[7] Stephen Williamson (2022), New light on Stephen Gray, FRS (1666-1736), Canterbury freeman dyer. ArchaeologiaCantiana. CXLIII: 292-304.

[8] Chipman, Robert A. (1958), The Manuscript Letters of Stephen Gray, F.R.S. (1666/7-1736), Isis, 49, 4, 414-433

[9]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st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CCN 62019621

[10] Nature (1936), Stephen Gray: the First Copley Medallist, 137, 3460, 299

[11] Higgitt, Rebekah (2019). “In the Society's Strong Box”: A Visual and Material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s Copley Medal, c. 1736–1760. Nuncius. 34 (2): 28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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