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去了一趟广东,向他们学习侨务工作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其间,我们考察了暨南大学,在石牌校区,陪同的暨南大学统战部副部长张继涛告诉我,时间还早,可以去看一下侨史馆。我说可以。这个馆七八年前我参加中国侨联在广州召开的会议时曾看过一眼,但那次太匆忙,跟着大部队,在交头接耳中也只能“惊鸿一瞥”。张部长把我们带到图书馆六楼,在一处并不算宽敞的空间里,门楣上写着“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来之前,接待方曾再三叮嘱,说这里的侨史馆与其他地方不同,在学术上最见功力。我也干过侨史馆相关工作,天下的史馆应该差不多,不过是一些陈列着半真半假物品的地方罢了。走进去才发现,一所大学的史馆与其他馆比起来还真不同,特别是它对实物的考究非常极致——追求原物与特定历史节点的关联,而这些原物在普通观众面前可能只是猎奇的故事,但在学者眼中,那些纸张和物件无声的堆叠,竟有千钧之重。
文献馆分两个展区。第一展区由展柜构成,一排排展柜里摆放着泛黄的侨批、旧时的护照、发黄的账簿,每一件都带着时光沉淀后的安稳。
第二展区由图片加电子屏幕组成,主要介绍近代华侨的历史及不同时期的发展与故事。因为是中午休息时间,馆里人不多,我们就沿着展线慢慢地看,脚步忽然在某个转角处停住了。
展柜上的图片是关于海外侨胞支持国内抗日战争的内容,其中有一张是“南洋星剧社以‘1940·光辉海宇’歌剧募捐义演剧照”的照片,在它的下面粘着一张乐谱手稿的影印件。从影印件来看,当时拓印的时候已经泛黄,褶皱处有些许碎裂的痕迹,但上面的音符和歌词依然清晰可辨。讲解员轻声说:“这是潘受先生作词、夏之秋先生谱曲的《卖花词》手稿复印件。”
作为一个从事侨联工作16年的人,这两个名字于我而言并不陌生。潘受(1911年1月26日—1999年2月23日),原名潘国渠,祖籍福建南安,是新加坡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夏之秋(1912年2月22日—1993年5月12日),原名夏汉兴,湖北孝感市孝南区闵集乡栗树湾人,出生于汉口市三署街,是小号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
《卖花词》,我在此之前还真没有把他们俩联系在一起,但在这一刻,它突然从历史的书页里站了出来。
讲解员给我们讲了这份手稿背后的故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战全面爆发,海内外中华儿女万众一心。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一行二十八人,在团长兼指挥夏之秋的带领下,从战火纷飞的祖国启程,远赴南洋。这是一次特殊的远征——他们要去争取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呢?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血与泪。而在国境之外,却有一条绵延万里的后方战线,叫作“侨胞”——数以百万计的海外游子,因为隔着千山万水,那份遥望故土的眷恋和痛楚,反而更加炽烈。
武汉合唱团出发之际,时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陈嘉庚给予了全力支持。这支合唱团带着《歌八百壮士》《思乡曲》《卖花词》等抗日救亡歌曲一路南下,借助音乐的力量,激起了侨胞们对日寇的愤慨,大家纷纷捐资捐物支援抗战。当女歌唱家江心美在舞台上第一次唱起《卖花词》时,那质朴的歌声打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弦。
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是什么让这么多人被一首歌深深打动?也许是歌声里的坦诚,也许是旋律中的深情。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漂泊在外的赤子,太久太久没有听到炮火中故国的呼唤了。他们痛心山河沦陷,内心充满对彼岸亲人生死安危的彻骨牵挂,同时深知,衰弱的祖国是海外游子遭受歧视的根本原因,这激起了他们“救国即救己”的力量。
讲解员告诉我,《卖花词》的诞生有着一个特别的背景。为了扩大募捐范围,南侨总会动员南洋中小学生将彩纸和铁丝扎成纸花,在抗日纪念日期间沿街叫卖,为抗战筹款。时任陈嘉庚秘书的潘受,正是在这卖花声中受到触动,写下了直白而感人的歌词,夏之秋又为之谱曲。
“先生,买一朵花吧……”讲解员轻声念出那朴实无华的恳求,“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胜利之花呀。买了花呀,救了国家。”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词句,却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在南洋的每一寸土地上激起涟漪。这首歌迅速传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街小巷,成为抗日筹款的必唱曲目。在牛车水拥挤的街巷里,在新加坡卡必都戏院的舞台上,在马来西亚偏远的渔港村落,“买了花呀,救了国家”的旋律一遍又一遍地响起。
这样的歌声,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侨胞们锁藏在心底的家国之痛。
讲解员继续讲道: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的卡必都戏院公演,一连八晚场场满座,后来在侨胞的要求下,又加演八场。1939年5月,合唱团到马来西亚各地巡回演出,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偏僻的渔港,演出一结束,观众便争先恐后地捐款。有的人捧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叠钞票,有的人掏出身上仅有的现金,老人们拿出包了又包的积蓄,孩子们献上几枚硬币,还有人将自己身上的金镯子、金项链、金耳环摘下来往台上扔。陈嘉庚先生曾用十六字描绘当时海啸山呼般的捐献热潮:“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
在那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武汉合唱团的足迹遍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城市、海港和渔村,约有两百一十多万人次观摩演出。新加坡卖花姑娘毛金莲及无数南洋中小学生沿街义卖,所有的募集款项最后都由陈嘉庚主持的南侨总会保管,转赠国内支援抗战,善款累计达叻币约二百三十万元(相当于现在22亿美元)。
二百三十万叻币。那不仅仅是数字,而是一颗颗赤诚的心。
夏之秋在南洋的义演历时四百八十天,前往观看演出的南洋侨胞达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三人次,支援祖国的捐款达到叻币二百三十万元。这些款项最后都由南侨筹赈总会捐给祖国,换成了粮食、药品、飞机和汽车,坐着船穿过战火下危险的航线,抵达那个满目疮痍却从未放弃的祖国。
然而,最打动我的,并不是这串庞大的数据,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合唱团归国前夕,南侨总会曾向团员们发放每人五百元的路费。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这是一笔足以安稳返程的路费,但夏之秋把这笔钱又捐了回去。陈嘉庚听说后深受感动,为他亲笔写下了一张路条,叮嘱他在归途中,凡是遇到南洋华侨机工队的车,都可以凭这张字条搭乘。
就这样,夏之秋几乎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祖国。
讲解员说这段话的时候,声音很轻。我静静地看着墙上的那张手稿复印件,看着那些熟悉的五线谱和歌词,恍然间觉得,那纸稿上跳跃的不只是音符,更是那个特殊时期中华民族发出的呐喊与力量。
我们几个就这样静静地站着,听讲解员给我们哼曲谱上的旋律。如果当年那个没有留下回程盘缠的音乐家能够预知,他留下的曲谱会被一所大学的侨史馆如此郑重地收藏,被一代代后人怀着敬意观看,他会不会觉得,他在历史深处的这趟远行,终归是值得的。
在想象中,我试图还原那时的场景。
夜色中的南洋街头,华灯初上,卖花的女孩挎着小篮子走过骑楼下,用清亮的嗓音哼着刚学会的歌。一位刚从码头下班的华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路过,听到歌声停下脚步,看着女孩,把口袋里今天刚赚的一张满是褶皱的纸币掏出来,递给那个小女孩,看着小女孩唱着“先生,买一朵花吧……”,在街角处消失的背影,会心地笑了。
画面就这样定格在八十年前南洋的街头。
时间会过去,人会老去,歌也会被遗忘,但有一朵花永远不会凋谢。而这花,不是用彩纸和铁丝扎成的,是千万颗海外赤子之心浇灌而成的团结之花。
这朵花的力量,也许就藏在夏之秋谱写的每个音符里,藏在潘受写下的每个字句里,藏在每一朵被路过的华侨买下的纸花里。它们的总和,构成了跨越国界的文化符号,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连接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血脉,也连接着历史的过往与未来的使命。
讲解员把墙上的一个老式听筒摘下来,说:“这是以前老唱片留下的声音,虽然不是很清晰,但能够把您带到那个时代。”
我接过听筒,站在暨南大学侨史馆里。歌声有点深沉,却不失清亮。它从八十多年前的南洋街头传过来,穿过峥嵘岁月,穿过时空阻隔,轻轻落入我的心中,像一片花瓣落在水面,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来源:松间絮语
作者:周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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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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