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至奇才谢无量：半生荣光伴清贫，一生傲骨照千秋

——马大叔秒侃资阳人文之三十

文/圖 杜先福

大家好，馬大叔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位咱们乐至的传奇人物，他的一生，说出来没人不信，但细品起来，又满是不可思议——孙中山亲自聘请他当秘书，蒋介石花五个亿买他一篇文章，毛泽东专门摆筵席向他求教；他当过11所大学的校长、院长和教授，学识渊博震古今；可他又穷得叮当响，常年靠卖字维持生计；他去世的时候，连英国《泰晤士报》都专门刊发消息悼念，最终还长眠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乐至奇才，名叫谢无量。

1884年6月，谢无量出生在咱们乐至县龙门乡金马沟村。谢家在当地可是有名的书香门第，到了清朝末期，他的父亲还当上了安徽省芜湖县的县长。在谢无量4岁那年，就跟着父母去了安徽芜湖，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他格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饱读诗书。12岁时，他就已经读完了“五经”，要知道，这在当时，连很多成年人都难以做到；14岁那年，谢无量又拜了浙江维新派人物、著名学者汤寿潜为师，从此跳出了传统诗书的局限，开始接触新思潮，心里也渐渐装下了国家和百姓的命运。

18岁那年，谢无量第一次走出家门，外出游历。他从上海出发，一路北上到北京，再从北京经张家口走到太原。而他脚下的这条路线，正是两年前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的路线。沿途看到的，不是山河锦绣，而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都是战乱留下的残破景象。这些所见所闻，像一把把尖刀，深深刺痛了谢无量的心，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关心国家命运、寻求救国真理的人生志向。

1901年，谢无量和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等一批新思潮的先锋人物，一同考入了南洋公学，在这里潜心求学，一心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求学期间，他结识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革命先驱，常常和他们一起探讨革命理想，还积极为《苏报》《国民日报》这些革命报刊撰稿，秘密参加反清斗争，用笔墨当作武器，抨击腐朽的封建统治。

可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03年6月，《苏报》因为刊发了太多激进的革命言论，遭到了清朝政府的残酷打压，邹容、章太炎两位革命先驱被逮捕入狱，后来邹容还惨死在狱中。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谢无量只能暂时逃往日本，躲避风头。

在日本的一年里，谢无量没有荒废时光，他一边补习日文、英文、德文，一边凭着极大的毅力，认真阅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也让他对救国救民的道路，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一年后，谢无量回到国内，先后在镇江、杭州等地的学校任教，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阅读了大量的古文书籍，不断充实自己。1906年，22岁的谢无量受邀前往北京，担任《京报》主笔，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畅所欲言、抨击时弊的阵地。他生性刚正，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嫉恶如仇，只要发现不公，就一定会提笔揭露。

当时，有个叫段芝贵的官员，为了升官发财，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买下歌妓杨翠喜，献给了王爷的公子戴振。靠着这桩肮脏的交易，段芝贵没多久就当上了黑龙江巡抚。1907年，谢无量得知这件事后，怒不可遏，立刻在《京报》上发表文章，详细揭露了这桩丑闻。文章一经刊发，立刻引起了全国舆论哗然，迫于压力，朝廷最终撤掉了段芝贵的官职。可谢无量也因此得罪了权贵，《京报》被勒令停刊，他再次陷入了困境。

《京报》停刊后，谢无量于1909年回到了四川，担任成都新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监督——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校长，继续在教育领域坚守，培养青年学子。

1911年6月，谢无量和著名民主革命活动家张澜等人，一起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四川保路运动”，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挺身而出，反抗腐朽统治。紧接着，武昌起义爆发，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谢无量看着国家有了新的希望，心中满是欣慰。

1912年夏天，谢无量离开四川，前往南方各省游历，开阔眼界。1913年，他来到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审，这期间，他潜心编书著述，写下了很多经典著作，其中有多部作品，还被鲁迅先生列为备课讲义的必备参考，可见他的学识之深厚。

1917年，孙中山在上海草拟《建国方略》，一心想为国家谋划未来。当他得知谢无量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后，特意亲笔写了一封信，邀请谢无量到自己的寓所，一起讨论治国大计。谢无量收到信后，欣然前往，他结合自己的学识和对国家的思考，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大多都被孙中山采纳。孙中山十分看重谢无量的才华，对他格外赏识，谢无量也十分欣慰，觉得自己的学识终于能为国家所用，实现了自我价值。

不久后，孙中山在广东筹备北伐，1923年，他特意邀请谢无量南下广州。谢无量抵达广州后，先在广州大学任教，后来又被孙中山委任为大本营秘书、参议，成为了孙中山身边的得力助手。没过多久，谢无量受孙中山派遣，和孙科、陈剑如一起，前往沈阳会见张作霖，商议讨伐大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事宜；之后，他又转道天津，会见了段祺瑞、冯玉祥、胡景翼等人，转达孙中山的意旨，争取各方支持。谢无量胆识过人，言辞恳切，圆满完成了使命，深受孙中山的信赖。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邀北上，特意邀请谢无量一同前往。在追随孙中山的几年里，谢无量十分赞同孙中山晚年“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主张，还为他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助力革命事业发展。

可天有不测风云，1925年8月，孙中山突然病逝，谢无量悲痛万分。在北京香山为孙中山送殡时，他和同乡、后来的开国元勋陈毅站在一起，看着周围众多国民党要员，谢无量忧心忡忡地指着那些穿长衫的人，对陈毅说：“这些都是长衫者。”他的意思是，这些人身居高位，却不代表平民百姓的利益，想要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愿，靠这些人，是不可能成功的。

孙中山逝世后，谢无量满怀忧愤，却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继续“上下而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这期间，他经常和陈毅、刘伯承等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往，也常常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聚首长谈，交流思想。但谢无量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他的心，始终在学问和教育上，1926年，他受聘为南京东南大学（后来的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1927年9月，又转入上海中国公学任教，继续教书育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谢无量心急如焚，在上海创办了《国难月刊》，大声呼吁改组政府、团结抗日，用笔墨唤醒国人的爱国之心。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爆发的第二天，他就将《国难月刊》改为《国难晚刊》，每天出版，及时报道战事动态，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的不抵抗政策，揭露他们的妥协投降行为。

他的正义之举，彻底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们持枪闯入报馆搜捕他，谢无量侥幸躲避脱身，可《国难晚刊》却被迫停刊。即便如此，谢无量也没有退缩，1932年，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1月，又参与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人组成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活动，始终坚定地站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做一名勇敢的“文化战将”。

抗战期间，谢无量的才华被蒋介石看中，成为了蒋介石极力拉拢的对象。可谢无量早已看透了蒋介石的野心，不愿意为他的独裁政权卖命，于是打算投奔远在缅甸的三弟万慧法师，远离这乱世纷争。可一路颠沛流离，不仅耗光了他所有的盘缠，还让他的心脏病发作，卧病在床，难以前行。好不容易辗转到了香港，青帮大佬杜月笙又奉蒋介石之命，寸步不离地监视着他，不让他脱身。

1941年，杜月笙奉命将谢无量遣回重庆，1942年，谢无量迁居成都，可特务的监视依旧阴魂不散。他想说的话不能说，想做的事不能做，毕生追求的崇高理想，仿佛都变成了泡沫，这让他心力交瘁，病痛也越来越严重。在妻子的劝说下，谢无量前往青城山天师洞疗养了三个月，稍稍恢复后，又接受好友马一浮的邀请，前往乐山复性书院担任特约讲座，时常往来于成都、乐山之间，后来还曾到雅安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日子过得颠沛流离。

在成都期间，谢无量辞去了所有职务，没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变得十分清苦，只能靠写文章和卖字维持生计。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纸币贬值，谢无量卖字所得的钱，常常入不敷出，还经常债台高筑，过得十分艰难。后来，他到四川大学城内部先修班任教，才算有了一点微薄的收入。

1947年，谢无量被推举为乐至县“国大代表”，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在选举“总统”时，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谢无量始终坚守本心，没有投蒋介石的票，只投了居正一票。会议还没结束，他就借口去上海看病，提前溜走，回到上海后，依旧靠卖字为生，不改清贫本色。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蒋介石六十大寿，特意吩咐空军司令周至柔，去找谢无量为他撰写寿文。谢无量打心底里不愿意为蒋介石撰稿，可又不好明着拒绝，只能嘴上答应，却迟迟不肯动笔。周至柔见状，赶紧毕恭毕敬地奉上三亿元润笔费，希望能打动谢无量。三亿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谢无量虽然素有视金钱如粪土的豪迈，但面对家中的清贫，还是动了心。

于是，他提笔挥毫，将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这三件事汇列成文，写成了一篇寿文。蒋介石看到寿文后，欣喜若狂，连连称赞：“谢先生是大写家，再请他给写个寿屏吧！”周至柔再次奉命前往，谢无量又故意推辞，说自己不会写楷书，让他另请高明。周至柔不敢怠慢，又掏出两亿元润笔费，谢无量收下钱后，研墨运笔，一挥而就，写下了寿屏。这就是蒋介石花五个亿，买谢无量一篇文章和一幅寿屏的由来。事后，谢无量还对朋友说：“他是出钱买寿文，我是出门不认，大家都在做生意，商场往来，照例如此。”

1949年2月，谢无量回到重庆，应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的邀请，担任中国公学文学院院长。半年后，他又回到成都，一直待到成都解放，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谢无量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安稳时光，他先后担任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等职，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贡献。

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谢无量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特邀代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时两人的合影，还刊登在了《人民画报》上，谢无量常常骄傲地对身边的人说：“我平生得两大领袖的礼遇，早年遇见孙中山先生，晚年又能与毛主席一起，实在幸运啊！”

1956年，毛泽东主席特意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谢无量，席间，两人专门探讨了30多年前谢无量所写的《王充哲学》。毛泽东主席对谢无量的学识十分赞赏，称赞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都有极深的研究，思想也十分进步。同年8月，谢无量应邀前往北京，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继续教书育人，培养青年人才。

谢无量的才华，不仅体现在学识和文章上，在书法艺术上，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书法，看似稚拙，实则博大精深，达到了随心而写、不考究技巧、不拘泥规则的境界，被誉为“孩儿体”。他把自己最深厚的学识和最真诚的才情，都融入到了笔墨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书坛独树一帜。《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评价他：“由于他博古通今，含蕴深厚，兼之具有诗人气质，襟怀旷达，所以表现在书法上就超逸不凡，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在书坛独树一帜”，还认为他在师承传统碑帖的基础上，“能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创造出自己的书体，在中国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流派”。

1964年12月7日，八十岁的谢无量在北京医院逝世，结束了他跌宕起伏、充满传奇的一生。他逝世的消息传来，不仅国内各界纷纷哀悼，连英国《泰晤士报》都专门刊发消息，表示悼念。按照他的生前遗愿和国家的安排，谢无量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与众多革命先辈一同长眠，享受着属于他的荣光。

这位从乐至走出的奇才，一生学识渊博，备受三位领袖的赏识；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一生坚守气节，不媚权贵；可他又一生清贫，常年靠卖字为生。他的一生，有荣光，有坎坷，有坚守，有傲骨，就像一颗璀璨的星辰，虽然已经陨落，却永远照亮着后世之人，也永远是咱们乐至人的骄傲，值得一代又一代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