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帽子”和论文，“玉米地”里出奇迹

罗敏敏在科研当中

科研机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

重要成果：研发出世界领先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

“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科研转化就是无源之水，注定走不了太长。”谈到基础研究，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以下简称“北脑所”）所长罗敏敏如是说。作为北京市首批新型研发机构的掌门人，罗敏敏不仅是一位神经科学家，更是北京新体制改革的践行者。从“全是玉米地”的荒芜起步，到如今领衔研发出世界领先的“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他的经历映射出北京筑牢基础研究地基、攻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定足迹。

12年磨一剑出自稳定机制

从2004年学成归国，到2005年加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生所），再到2018年担任北脑所所长，罗敏敏走了一条较为罕见的科研路——他长期工作于新型研发机构，是这一创新体制的见证者，也是受益者。回望科研路，他感触最深的是“稳定的支持”对攻克科学难题的重要性。

去年年底，罗敏敏团队在顶尖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发表重磅研究成果：团队发现，大脑中一种名为“腺苷”的信号分子，是氯胺酮和电休克疗法产生快速抗抑郁作用的核心通路，并据此提出了“间歇性低氧干预方案”。这一发现或将为抑郁症治疗带来颠覆性的新路径。

这一突破性成果的取得，罗敏敏整整做了12年，中间经历了大量的失败和持续的资源投入，如果走传统申请短期基金的路径，几乎不可能完成。“每一两年就要‘交活’或者看论文产出，这个项目可能早没了。”罗敏敏直言，正是北京这种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给了他“试错”的胆量，让他能静下心来解决那些“极难且极其重要”的核心科学问题。

招贤纳才只算“科学大账”

2018年，北脑所揭牌成为北京市首批新型研发机构，并在运行机制上彻底打破了传统科研院所的藩篱。罗敏敏介绍，北脑所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研究所的重要事项，包括人才引进、遴选考核等均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自主决策。这种机制既提供了强大的平台支撑，又给予了科学家极大的科研自主权。“这里的PI（独立实验室负责人）拥有一笔额度较高且可自由支配的运行经费，无论是招募博士后、购买试剂还是设备，只要是做科研，所里‘完全不管怎么花’。”

基础研究周期长、见效慢，传统评价模式往往制约重大原创研究。在北脑所，人才评价真正实现了“破四唯”。罗敏敏告诉北青报记者，北脑所引进人才不看重是否有国家级“帽子”，也不单纯看论文数量。人才评价时，实行5至6年一度的小同行评议，不算“工分”、不计“小账”，唯一的衡量标准是：你是否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重大的原始科学问题。

这种纯粹的科研氛围吸引了大量顶尖人才。目前北脑所的40位PI中，80%是从海外引进的“增量”，其中非华裔外籍专家占比近20%。依托这种体制活力，北脑所在脑机接口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目前，“北脑一号”已完成10例人体植入，系统性能稳定，人体安全工作时长累计超过45000小时。而性能更高、采用侵入式技术的“北脑二号”已进入大动物试验阶段，预计2026年内正式开展临床验证，未来将实现更精细的脑功能解码与神经调控。

基础研究是唯一的“捷径”

罗敏敏还清楚地记得，2005年他刚加入北生所时，地处的生命科学园还是一大片玉米地，有次他凌晨在实验室做完实验，抬头时，一只兔子从窗边闪过。20余年时间，这里已经成为医院、药企和研究所林立的科研社区。园区的蝶变，折射出中国科研事业的跨越式进步。罗敏敏介绍，过去由于高端设备甚至实验动物依赖国外，科学家往往只能去国外实验室开展研究。而如今，绝大多数最先进的科研设施在北京都能找到，并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如今，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在经历从“代工（CDMO）”到“模仿（Me- too/Me- better）”，再到“原创（First-in-class）”的跨越。“过去你模仿，可能不需要深厚的基础研究；而如今我们要做到‘First’，就必须自己找靶点、找原理，这没有任何捷径。脱离基础研究讲转化，注定走不了太长。”

面对未来，罗敏敏展现出中国科学家的胸怀与自信：“科学探索不是‘军备竞赛’，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他表示，北脑所的大门永远向世界开放，将继续通过国际化的治理模式和交流合作，为解决抑郁症、恶性胶质瘤等人类重大健康挑战贡献“北京力量”。

编辑 刘佳妮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