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迪拜娶妻开酒楼，返乡为母治丧，回住所一进门当场呆住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请知悉。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我叫刘志明，一个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厨子。

二十年前，我兜里揣着两千八百块钱，背着一身在镇上餐馆练出来的手艺，几经周折落脚到了迪拜，从刷盘子干起，熬到自己开了一间川菜馆，又在这片黄沙漫天的土地上娶了三个媳妇，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今年冬天，母亲突然撒手人寰，我连夜买了机票飞回国奔丧，这一留就是整整三个月。

三个月里，我隔三差五往家里打电话，三个媳妇轮着接，嗓音一个比一个软，一个比一个叫我宽心。

可就在我拖着行李箱迈进家门的那一瞬——

箱子从我手里脱出去，沉沉地墩在地板上，发出一声钝响，我却像是耳朵聋了。

我整个人钉在门槛上，眼睛瞪得发胀，嘴皮子抖了抖，却半个字也吐不出来。

那一刻，我二十年在异乡一锅一铲堆起来的所有气性，在这扇门里，散了个干干净净。

01

我这辈子头一次离开四川，是十八岁那年。

老家在达州下头的一个镇子，四面都是山，出门就是坡，种地靠天吃饭，一年到头刨不出几个钱。我爹刘德贵是个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庄稼汉，我妈陈翠莲比他能干，在镇上摆过卤菜摊，把我和我弟刘志强硬是拉扯大了。

家里穷是穷，我妈这个人要强，说话做事都有一股子劲儿。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穷不丢人，窝囊才丢人。

我十四岁就跑去镇上一家馆子里打杂，老板姓周，矮胖子，脾气暴，但厨艺扎实。我在他那儿挨了三年骂、受了不少气，把一手川菜的底子结结实实学进了骨头缝里。

十八岁那年，我觉得镇子太小，县城也太小，收拾了一个帆布包，要出去。

我妈送我到镇口，没哭，风把她头发吹得乱糟糟的，她也不去拢，就站在那儿看着我，说了一句话。

"志明，出去了别丢我的脸。"

我点了头，背着包走了，走出去好远，回头看，她还站在原地，没有动。

那是我头一次鼻子发酸。

我先去了广州，在工地上扛过料，在馆子里帮过厨，兜兜转转了两年，身上攒了一点钱，人也摔打得硬实了一些。

二十三岁那年，在深圳认识了一个达州老乡，他说迪拜那边机会多，中国菜稀缺，工资是国内的好几倍，问我去不去。

我当时兜里只剩两千八，但我没磨蹭，签证一下来，机票买了，就去了。

落地迪拜那天是夏天，走出机场，热浪扑过来，像是走进了一个大烤箱，我站在路边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这就是我要待的地方。

语言不通，路不认识，我按着老乡给的地址，找到了一家华人开的小馆子，老板姓马，甘肃人，四十来岁，眼神精得很。他上下打量了我一圈，问了一句——会炒菜？

我说会。

他递过来一把炒勺，指着灶台说，炒个鱼香肉丝来看看。

我系上围裙，当场炒了一盘，火候、味道、颠锅的手法，一样没含糊。

马老板尝了一口，没吱声，把围裙从我手里接过去，说，行，留下来，先洗碗。

就这样，我在迪拜落了脚，从洗碗开始。

我洗了将近八个月的碗。

白天洗碗，晚上站在灶台边看师傅炒菜，把每道菜的火候、下料的顺序、调味的比例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写了好几十页。

马老板有天夜里来厨房，看见我蹲在角落里就着手机灯光翻那个本子，没说话，转身走了。第二天，他叫我去帮厨。

就这样，我从帮厨做到主厨，从主厨慢慢成了马老板的左膀右臂，餐馆的出品几乎全压在我身上。

在迪拜的第五年，马老板说要回国养老，问我要不要把餐馆盘下来。我手里的积蓄加上四处借的钱，勉强够数，我咬牙盘了下来，改了招牌，叫蜀香楼。

开张那天，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餐厅里，抬头看着新挂的招牌，腿是抖的。

但我熬过来了。

蜀香楼头两年是最难的，迪拜这地方什么人都有，竞争不小，要站稳脚跟不容易。我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备料，最后一桌客人走了才锁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歇过一个完整的假期。

但口碑慢慢出来了，华人圈里传开了，说蜀香楼的水煮鱼是迪拜第一，辣得地道，够味。阿拉伯客人也来，我专门开了一个清真档口做牛羊肉锅，生意越来越好。

餐馆做起来之后，钱有了，朋友多了，应酬多了，有人开始给我张罗说媒。

那时候我三十出头，在迪拜华人圈里算是混出来了，成家的事，也就提上了日程。

第一个媳妇，是在一场华人聚会上认识的。

她叫罗秀珍，湖南人，在迪拜一家贸易公司做文员，长得不算出挑，但眼神活，嘴巴甜，见人三分笑，说话让人舒服。

我们认识了四个月，我带她回国，在民政局登记了，正正经经领了证，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

秀珍跟我回了迪拜，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外应酬也有一套，蜀香楼的不少老客户，都是被她的嘴甜留住的。

日子过得顺，人就容易松劲，我那时候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人这种生物，顺了就要折腾。

第二年，秀珍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四川老乡，叫江碧云，老家离我们那儿不远，在迪拜开了一家美甲店，做得风生水起。碧云这个人，性子烈，说话直，但手艺好，脑子活，我和她一开口就是家乡话，说着说着就说近了。

秀珍知道这件事以后，闹了一场，摔了两个碗，哭了大半夜。

但最后还是留下来了，收了首饰，消停了。

碧云搬进来，三个人在一个屋檐底下，头三个月磕磕绊绊，互相别苗头，饭桌上的气氛有时候能把人憋出病来。

后来慢慢磨合，各自划了界，就这么过下去了。

第三个媳妇叫苟桂芳，重庆人，来迪拜是跟着表哥做服装批发的，表哥后来回国，她留了下来，经人介绍来蜀香楼帮我跑堂。

桂芳话不多，做事稳，从不跟秀珍和碧云争风头，端盘子、收桌子、对账，件件做得利落。我后来把餐厅的账目交给她管，一分一厘都清清楚楚，从来没出过岔子。

三个媳妇，三种性子，在一个屋里过日子，吵架是有的，但大框架从没散过。

我那时候觉得，这就是我在异乡打下来的家，钱有，人有，馆子红火，什么都有。

但有一件事我没想到——这个家，迟早有一天会让我站在门口，僵在那里，动都动不了。

02

去年冬天，我妈陈翠莲病倒了。

消息是我弟刘志强打来的，电话那头他声音很哑，说妈前两天就开始感觉不对劲，腿脚发软，饭也吃不下，昨天早上起来，发现人倒在地上，送去县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

我当时正在蜀香楼后厨对着备料单，听到脑溢血这三个字，手里的单子掉在地上，我没有弯腰去捡。

我叫来桂芳，把餐厅的事交代了一遍，让她照常开门，回房间把证件和换洗衣服塞进包，当天夜里就买了机票飞回国。

秀珍送我到楼下，问要不要一起回，我说不用，餐厅这边离不了人，你们几个守着，我去去就回来。

当时估摸着也就是两个星期的事，没想那么多。

但我妈这一倒，就再也没起来。

我赶到达州县医院的时候，我妈已经转进了ICU，人还有意识，但说话很费力，嘴角往右边歪着，右手抬不起来。

我站在病床边，握住她的手，她盯着我看了很久，嘴皮子动了动，挤出两个字。

"回来了。"

我说，妈，我回来了，你好好养着，没事的。

她慢慢闭上眼睛，我看见她眼角有一滴泪往下滑，顺着皱纹的纹路，淌进枕头里。

我弟志强站在我旁边，低着头不说话，肩膀一耸一耸的。我侧过脸，没看他。

我妈在ICU里撑了十一天，第十二天的清晨，我正在走廊的椅子上打盹，护士出来叫我，说人走了。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外头天刚蒙蒙亮，霜很重，玻璃上都是白。

我没哭，就是感觉身上的力气一下子被人抽走了，腿软，站不起来。

我妈走的时候七十一岁，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

丧事是我一手操持的。

达州这边的规矩多，白事要做三天，要请道士，要办流水席，要把所有亲戚都通知到，七七四十九天里还有一堆仪式要走。

我在迪拜待了二十年，这些规矩早忘了七七八八，全靠我弟媳妇徐爱珍在旁边提点，哪一步该怎么走，哪个亲戚该怎么排座次，她一一交代得清楚。

流水席摆了三天，村里的老人、镇上的街坊、县城的亲戚，来了两三百号人，我逐一打招呼，敬酒，磕头，答谢，三天下来，嗓子哑了，脚底板也磨出了泡。

丧事结束之后，我没有立刻走。

我在老家住下来，帮我弟整理了我妈的遗物，又找来村里的瓦匠，把老屋的屋顶重新翻了一遍——那屋顶漏雨漏了好几年，我妈每次打电话都提，志强总说下回再修，一直拖着。

我花了十天把屋顶修好，又把院子里的杂草清了，砌了一道新矮墙。

做这些的时候，我脑子里没什么别的念头，就是觉得手里要有事做，一停下来就难受。

我弟志强有几次站在旁边看着我干活，欲言又止，我问他什么事，他都说没事没事，转身走了。

我当时没多琢磨他那副吞吞吐吐的模样，只当他是心里难过，一时说不出话来。

在老家的日子，我每隔两三天给迪拜打一次电话。

秀珍接的时候，汇报餐厅的流水，说上个月营业额不错，清真档口来了几个新的大客户，还说家里的水龙头漏水，叫维修师傅来修好了。

碧云接的时候，说她美甲店招了个新学徒，手巧，上手快，说不定过几个月能独当一面。

桂芳接的时候，话最少，但说的都是正事，哪个供货商涨价了，哪一项开支压下来了，每次说完，会多问一句——你那边还好吧？

我说好，都好。

她停一停，说，妈的事，你多开导开导你弟，他比你想的更难过。

我说知道了，谢谢你桂芳。

她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谢什么，挂了吧，餐厅还有事。

就挂了。

三个月后，我准备回迪拜。

我弟志强开车送我，从达州出发，走高速去重庆江北机场，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们兄弟俩一路上话不多，志强开着车，眼睛盯着前方，我靠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连绵的山。

快到高速路口的时候，志强突然开口，说，哥，你这次回去……

他说到一半，喉结滚了一下，把后半句咽回去了。

我转头看他，他眼睛死盯着路，手攥着方向盘，指节有点白。

我说，说啊，什么事？

他沉了好一会儿，说，没事，你路上注意点，天冷，多穿一件。

我以为就是这意思，没再追问。

后来我反复想起这一幕，要是他当时把那句话说完，也许后头的事，就是另一个走向了。

03

重庆江北机场，我在候机厅的椅子上等飞机，掏出手机，给三个媳妇各发了一条消息，说我要上飞机了，快回来了。

秀珍回得最快，说路上平安，说家里的饭她来做，让我回来好好吃一顿。

碧云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后头跟了一句，想死你了，快点回来。

桂芳回得最慢，等登机广播都响了，她的消息才来。

就四个字——等你回来。

我盯着这四个字，嘴角往上扯了一下，把手机揣进口袋，拖着行李走进了登机口。

飞机在夜里起飞，我靠着舷窗，看着重庆的灯火慢慢缩小，消失在云层下头，什么都看不见了。

机舱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闭着眼睛，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

飞行十一个小时，中途在香港转机，落地迪拜已经是当地时间下午。

出了机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把行李箱搬进后备厢，报了地址，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迪拜的阳光透过车窗玻璃晒进来，有点刺，我用手背挡了一下，没挡住。

车在沙漠公路上走，路两边是黄沙，远处有几排棕榈树，叶子在风里摇。

三个月了，总算回来了。

出租车在楼下停稳，我付了钱，拖着箱子下车。

抬头看了一眼楼上的窗户，灯是亮的，暖黄色的光透过窗帘漫出来，看起来很平静，和我离开前没什么两样。

我长出一口气，弯腰拎起箱子，朝楼门走去。

楼道里有一股熟悉的气味，饭菜香，还有一股旧楼特有的陈气，闻起来让人松活。

04

我提起箱子，推开单元门，往上走。

楼道里静得出奇，每踩一步，皮底鞋落在水泥台阶上的动静都显得格外清脆，一级一级向上，回声顺着墙壁往四处漫。

从三楼拐到四楼那段梯子，我走得很缓，不是行李压手，是压在身上那三个月攒下来的乏，这会儿像是决堤一样一股脑儿涌了上来，两条腿跟装了沙子似的。

我心里默念，快了，马上就到了，到了就能把这口气撂下来。

站定在门前，我长长地吸了口气，从裤兜里摸出钥匙，对准锁芯插进去，手腕往右轻轻一别——

门，开了。

迎面漫过来的是熟悉的烟火气，屋里灯火通亮，堂屋的电视响着，茶几上搁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每样东西看起来都跟我出门前没两样。

但我定住了。

定住的那一刻，我的脑子像是被人伸手猛地拔了闸，里头一片死寂。

握着门把手的手松开了，胳膊耷拉在身侧，像一段失了气的皮管子。

心跳声倏地变得又沉又急，一记一记地顶着胸腔，顶得我气都接不住。

我想张嘴，想喊一声，想问一句——可喉咙像是叫人用手指死死掐着，什么声音都出不来。

我站在那扇大敞着的门里，脚踩着自家的地砖，却觉得像是误闯进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

眼前这些东西，我都认得，却又像是头一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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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

不是我认识的人，四十来岁，穿着一件深蓝色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盘着腿靠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个杯子——是我家的白瓷杯，我从老家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套。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手里的杯子停在半空没动。

就在这时候，秀珍从厨房方向走出来，围裙还系着，手里端着一盘菜，抬眼看见我站在门口，脚步猛地顿住了，那盘菜在她手里晃了一下，汤差点漫出来。

"志……志明？"

她叫了我一声，那个声音里有什么东西破了。

我的眼睛从那个男人脸上，移到秀珍脸上，又移回那个男人脸上。

我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没料到。

"这是谁？"

05

沙发上那个男人站了起来。

他比我高半个头，站起来的时候把杯子稳稳放在茶几上，不慌不忙，像是在自己家里。

他冲我点了点头，开口说，刘老板，你回来了。

他叫我刘老板。他认识我。

秀珍把手里的盘子放到饭桌上，走过来，脸上堆着一个我没见过的笑，说，志明，这是陈文博，做工程的，公司合作的客户，来这边出差，你不在，我就请他来家里吃个便饭……

她说得很顺，条理清楚，逻辑没乱，每个字都站得住脚。

但我不是没长眼睛的人。

门口鞋架的第三格，放着一双黑色皮鞋，不是我的码数，但摆放的位置是我的习惯——我每次回家，鞋就放那一格。

衣帽架上挂着一件我没见过的深色外套，旁边挂着一条围巾，是碧云亲手织给我的，那条围巾，平时挂在卧室里头。

茶几上的白瓷杯，杯口有一点深红色的印子，形状说不清楚是什么，但那个颜色，我见过——是口红。

我没有掀桌子，没有摔东西。

我只是把行李箱拎起来，放到门边，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在饭桌的主位坐下来。

秀珍和那个叫陈文博的男人，对视了一眼，都没动。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菜，放进嘴里，嚼了，咽了，抬起头，看着他们两个，说——吃啊，菜都凉了。

气氛就这么僵在那张饭桌上，三个人，没有一双筷子再动。

最后是陈文博先开口的，他把杯子推到一边，两只手搭在桌沿上，直接看着我，说，刘老板，我知道这个场面不好看，有些话我也不想绕弯子。

我放下筷子，等他说。

他说，我和秀珍认识，有一年半了。

一年半。我在脑子里算了一下——一年半之前，蜀香楼正在扩张，我忙得脚不沾地，秀珍每天早出晚归说是公司加班。

我说，然后呢？

他说，我两个月前离婚了，对方净身出户，就是为了这件事。

我缓缓点了点头，把眼神转向秀珍。

秀珍把头垂下去，手指在桌面上来回绕，像一个做错事被堵在当场的孩子，但她没有开口认错，她在等着看我接下来怎么说。

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走进卧室。

卧室还是老样子，床铺整齐，窗帘拉着，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香皂味，不是我用的那种。

我打开衣柜，我这边那排衣服还整齐叠着，西装、衬衫、休闲裤，一件没少。

我的眼睛往右边那排扫了过去，秀珍的毛衣下头，压着一件叠好的男式T恤，只露出一个领口。

我把衣柜关上，回到堂屋，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穿上，把箱子提起来，朝门口走。

秀珍站起来，喊了一声，志明，你去哪儿？

我说，出去。

她说，志明——

我拉开门，出去了，把门在身后带上，没有摔，就是轻轻一合，门锁咔哒一声，很轻。

比我以为的要轻得多。

我去了蜀香楼。

餐厅那时候已经过了晚饭高峰，剩几桌客人还在收尾，帮厨小李看见我推门进来，愣了一下，说，刘老板，你回来了？

我点点头，问，桂芳呢？

小李说，桂芳今天下午说身上不舒服，提早走了。

我说知道了，在里间坐下，叫小李切了一盘卤牛肉，拿了一瓶剑南春，自己倒，自己喝。

剑南春是我妈在世时爱喝的，我每次回国都给她带两瓶，这箱是蜀香楼库存里剩的，我把它留着，一直没舍得动。

喝了三杯，我给碧云打了电话。

碧云接了，声音正常，说，志明，你到了？

我说，你在哪儿？

她说，美甲店，刚收工，怎么了？

我说，你过来一趟，蜀香楼里间，我等你。

她沉了两秒，说，我这就去。

碧云到的时候，我已经喝了将近半瓶。

她进来，看见桌上的酒瓶，脸色变了一下，在我对面坐下，没有开口问，就那么看着我。

我给她倒了一杯，推过去，说，喝不喝？

她没动那杯酒，说，出什么事了？

我把今晚在家里看见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说的时候声音很平，就像在说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事。

碧云听完，手指在桌面上扣了几下，说，陈文博这个名字，我听过。

我抬眼看她。

她说，秀珍有次接电话，我路过，听见她叫了一声文博，我当时以为是公司同事，就没多想。

我说，就没多想。

碧云把杯子往旁边推了推，抬起头，直视着我，说，志明，我跟你说实话，我不是什么都不清楚，但我以为……我以为是我多心了。

我说，你到底知道多少？

她没有马上回答，呼出一口气，说，大概半年前，我在公用浴室的毛巾缝里，发现过一张名片，我当时顺手拿走了，名片上写的是陈文博，泰恒工程咨询迪拜分公司，总监。

我说，然后呢？

她说，然后我去问了秀珍，她说是工作往来，名片无意间夹进来的，我信了。

我扭过头，盯着墙上那幅泼墨的蜀山图，那是蜀香楼开业那年挂上去的，在成都一家画廊买的，花了三千块。

碧云在对面等我说话。

我没说话，我在想桂芳。

我问碧云，桂芳那边知不知道这件事。

碧云顿了顿，说，桂芳……你去问她。

就这一句，没有多解释。

我把酒瓶盖上，起身，叫了出租车，去了桂芳住的那套小公寓——那是我给她单独租的，离蜀香楼近，她管账方便。

我按门铃的时候，里头过了很久才有动静，脚步声从里面传出来，慢慢靠近，然后停住了，像是在门后站着没动。

门开了，桂芳穿着家居服，头发有些乱，看见我，愣了一下，说，你咋来了？

我说，进去说。

她侧身让我进，我进门，环视了一下屋子，一切正常，沙发上堆着几件衣服，桌上摆着一个没收起来的账本。

我在椅子上坐下，说，桂芳，我问你一件事，你给我说实话。

她在沙发上坐下，手指交叉握在膝盖上，说，你说。

我说，秀珍的事，你知道多少？

桂芳闭上眼睛，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06

桂芳说，她知道的，比碧云多得多。

她说，陈文博这个人，不只是来家里吃过饭，他在这栋楼住过，断断续续，趁我在国内守丧的三个月，前前后后加起来，将近二十天。

她发现这件事，是有一晚她来找秀珍对账，按了门铃，里头有男人说话的声音，后来秀珍出来，衣服没穿整齐，说是表哥来出差，住两天。

桂芳说她当时没当场翻脸，回去之后，找出秀珍之前委托她代办的一份宽带账单，顺手查了一下账单后台绑定的手机通话记录——那个账号是桂芳帮秀珍办的，管理员权限还在她这边。

查出来的结果是，那段时间陈文博和秀珍的电话，一天少说打三四次，最长的一次，打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说，你查出来之后，怎么办的？

桂芳说，我把记录截了图，存在手机里，我在等你回来。

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抬起头，第一次在这件事上直视我，说，你妈刚走，你一个人在国内办丧事，我打电话说这个，你能怎么办？飞回来当场翻脸，还是在那边把自己逼垮？

我没有再开口。

桂芳把手机从口袋里摸出来，翻到截图，推到我面前。

我低头看，屏幕上是一列通话记录，密密麻麻，日期、时长，一条一条，清清楚楚。

我把手机推回去，坐着没动。

屋里很安静，窗外有风声，把窗帘吹起来一角，又放下去。

我以为事情就是这样了——秀珍出轨，人证物证都有，离婚，了事。

但桂芳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后背发了凉。

她从旁边的账本里抽出一叠纸，放到我面前，说，志明，这个你看一下。

我拿过来，低头翻了翻，是账目流水，是蜀香楼的账目流水。

桂芳说，这半年，秀珍往她自己的账户里，转过三笔钱，走的是餐厅供货款的账目，做成了货款多付之后的退款，手法不复杂，但藏得比较深，不熟悉账目结构的人，不容易发现。

我抬起头，说，多少？

桂芳说，三笔加起来，折合人民币，大概三十七万。

我把那叠纸捏在手里，纸边把手指压出了一道红痕。

三十七万。

不是一笔拿走的，是分三次，趁我不在，一点一点挖走的。

我说，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桂芳说，我每个月对账，上个月发现一个数字对不上，顺着查下去，查了四天，把三笔都翻出来了。发现之后，我把每一笔的凭证都单独打印存档，怕电子记录被人动过。

我说，她知道你查到了吗？

桂芳说，不知道，我没有声张，就等你回来。

我把那叠纸放到桌面上，压平，一句话都没说。

我在桂芳那里坐到半夜，把三笔账的来龙去脉全部理清楚了，让她把所有凭证的复印件给了我一份。

出门之前，我问她，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什么怎么办？

我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桂芳低下头，摆弄着手里的账本封皮，过了一会儿，说，我想回重庆，我妈一个人，年纪大了，我在这边也是飘着，该回去了。

我说，蜀香楼这边，你帮我看着，等这件事了了，我好好补你。

她说，钱的事不急，先把眼前的事处理好。

我点了点头，拿上那叠纸，开门走出去。

楼道里很黑，我没按灯，就这么摸着黑走下去，一步一步，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

我走到楼下，站在门口，夜风吹过来，把人吹得清醒了一些。

第二天一早，我找了一个在迪拜做了十几年的华人律师，姓崔，广东人，专门做涉外婚姻和财产纠纷。

我把情况说了一遍，把桂芳整理出来的那叠凭证放到他面前。

崔律师把材料翻了一遍，抬起头，说，刘老板，你的情况我清楚了，有几点要说明白。

他说，你和罗秀珍在国内登记的婚姻，受中国大陆法律约束，离婚需要走国内程序。迪拜这边的法律对婚内财产转移有专门的认定规则，你这三笔账目，性质上属于婚内恶意转移共同财产，有凭证，有记录，可以作为主张权益的依据。

我说，我要离婚，我要把这三笔钱追回来。

崔律师说，离婚没有问题，钱的部分——如果对方收到这份证据，大概率会选择谈和，因为走司法程序对她的代价更大。

我说，怎么谈？

他说，你把材料交给我，我来安排。

崔律师约了秀珍的律师，把那三笔转账的凭证全部递过去。

秀珍那边沉了五天没有动静，第六天，她的律师打来电话，说愿意谈，秀珍同意放弃全部财产分割请求，包括蜀香楼的份额，以净身出户换取双方协议离婚，不走诉讼程序。

崔律师打电话告诉我这个结果，我说，行。

就两个字。

离婚手续需要回国走程序，中间还有一段等待期，我在迪拜继续守着蜀香楼，等消息。

就在这段时间里，碧云来找我了。

她不是来说秀珍的事，她是来说她自己的。

她站在蜀香楼里间，手里拎着自己的包，站得很直，说，志明，我跟你在一起五年了，我想要一个说法，你给不了，我不怪你，但我想走了。

我看着她，说，你有人了？

她说，有一个，认识了大半年，成都人，在迪拜做建材，四十二岁，离过婚，没孩子，他打算跟我回国，在成都定居。

我说，你想好了？

她说，想好了，就剩这句话没跟你说。

我说，蜀香楼这些年你出了力，该得的那份，我不会少你的。

她说，我不要钱，我要走得干净，不拖泥带水。

我说，那行。

就这样，碧云也走了。

两个女人，前后不到十天，两场谈话，两句走了，利落，平静，没有哭，没有闹，比我想象中快得多。

餐厅里就剩我一个人坐着，桌上还摆着那瓶没喝完的剑南春。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端着杯子，看着对面空着的椅子，没有喝。

过了很久，我把杯子放回去，起身，把酒瓶放进柜子里，锁上，出去开门迎客，招呼后厨备料，该干什么干什么。

蜀香楼还在开门，日子还得往下过。

只剩桂芳了。

桂芳是主动来谈的，一个打烊后的晚上，她等所有员工都走了，把里间的门关上，坐到我对面，说，志明，有件事，我瞒了你很长时间，现在要告诉你。

我说，说。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过来，说，这是秀珍私下跟陈文博往来的记录，不是电话记录，是转账记录，陈文博这半年，分四次往秀珍的账户打了钱，每次金额不同，加起来折合人民币大概二十六万。

我接过信封，里头是几张打印出来的银行流水截图。

我说，你怎么拿到这个的？

桂芳说，秀珍有一次委托我帮她查一笔货款有没有到账，她把网银的查询权限临时给了我，我顺手多看了几页，就看见了这个。

我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说，四个月前。

我把信封里的纸抽出来，一张一张翻，手很稳，眼睛却开始发酸。

四个月前，我妈刚走，我还在老家守着灵，给家里打电话，秀珍声音温温柔柔，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放心。

那时候，她一边在电话里宽慰我，一边收着陈文博打过来的钱。

我把那几张纸放回信封，压在桌面上。

桂芳看着我，说，志明，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很难，但这件事你要心里有数，这笔钱如果要追，现在还来得及，等离婚手续走完，就难办了。

我说，你把这份材料也给崔律师送一份过去。

她说，好。

我说，桂芳，这些事，谢谢你。

她把手里的杯子放下，说，不用谢，是我该做的，我管着这个账，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我说，不只是账的事。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视线转开，看向窗外，说，你去把事情处理好，蜀香楼我再帮你盯一段时间，交接好了我再走。

这句话说完，我们两个都没有再开口。

07

崔律师把陈文博打款的那份材料追进了谈判里，秀珍那边的律师接到之后，沉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对面回过来话，秀珍同意原先的条件不变，净身出户，但要求双方签署一份保密协议，这件事不得对外声张。

我说，行。

保密协议签了，离婚协议也签了，崔律师说可以回国走程序了。

我订了机票，飞回达州，在县城的一家小旅馆住下，第二天，秀珍从迪拜飞回来，我们约在县城的婚姻登记处，上午十点见面。

秀珍比我早到了十分钟，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梳得整齐，站在登记处门口等着，看见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志明。

我点了点头，说，进去吧。

窗口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的小姑娘，拿着我们的材料翻了翻，抬头看了我们一眼，低下头盖章，没说多余的话。

按照现行规定，双方签字之后需要等待三十天冷静期，冷静期满再来领证，中间任何一方可以撤回申请。

我们走出登记处，在台阶上站了一下，秀珍说，志明，冷静期里……你想好了吗？

我说，想好了。

她低下头，说了一句，对不住。

就这三个字，然后她转身，走下台阶，叫了一辆出租车，走了。

我站在台阶上，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路口拐弯处，没动。

天很蓝，几朵云在头顶飘着，风把路边的树叶吹得哗哗响。

三十天冷静期满，秀珍没有撤回申请。

我们再次约在登记处，走完最后的手续，领了离婚证，出了门。

出门的时候是上午，阳光很好，把登记处门口的台阶照得发白。

我把离婚证揣进口袋，下了台阶，站在路边叫了出租车，去机场，当天飞回迪拜。

蜀香楼还在开着，小李把这段时间的流水账目打印出来压在我桌上，我坐下来翻了翻，数字还好，没有垮。

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里间，把剩下的那半瓶剑南春喝完了。

陈文博打过来的那二十六万，最后崔律师通过财产追索的程序，追回来了十九万，剩下七万因为转账性质认定的问题，拿不回来了。

我问崔律师，还有没有办法。

崔律师说，继续追的成本，可能比七万还高，建议到此为止。

我说，行，结案。

把律师费付了，崔律师握了握我的手，说，刘老板，这件事处理得还算干净，往后注意一点。

我说，谢谢崔律师。

他走了之后，我坐在办公室里，把这段时间所有的账目重新梳理了一遍，欠的，还的，追回来的，追不回来的，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最后合上本子，拿起钥匙，去蜀香楼开门，迎第一桌客人。

桂芳在交接完账目之后，收拾了行李，回了重庆。

走的那天，她来蜀香楼和我说了一声，站在门口，说，志明，账本交给新会计了，供货商的联系方式都在档案夹里，员工这边我也跟小李交代过了，应该没有遗漏的。

我说，知道了。

她说，那我走了。

我说，好，路上注意。

她转身走了，拎着一个行李箱，走到楼道口，没有回头。

脚步声一步一步远去，消失在楼梯口。

我站在蜀香楼门口，看着楼道里空荡荡的，站了一会儿，转身进去，把围裙系上，去后厨了。

该备料备料，该开火开火，该出品出品。

重新招了人手，财务请了一个专业的会计，前厅找了一个做过餐饮管理的经理人。

蜀香楼照常开门，流水照常进来，供货商那边也没出岔子，一切看起来还是那个样子。

只是少了几个人。

有一天夜里，我一个人在里间坐着喝茶，翻出手机，看到碧云的名字，停了一下，没有拨过去。

又找到桂芳，看着那个名字，也没拨。

把手机扣在桌上，我抬头看见墙上那幅蜀山图，泼墨的，黑白的，挂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在达州开业的时候买下它，那时候花了三千块，觉得贵，现在看着它，觉得这是餐厅里头最值钱的东西。

我弟志强后来打来电话，说有件事一直没告诉我，是他媳妇徐爱珍知道的，说在我回国之前，就已经有人在圈子里传，秀珍那边有动静。

志强说，哥，我送你去机场那天，我想说的就是这件事，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没说。

我在电话那头听完，沉默了几秒，说，我知道了。

他说，哥，你别怪我……

我说，我不怪你，好好过你的日子，挂了。

把电话挂了，我坐在椅子上，把手机放到桌上，手指压着屏幕，压了很久。

这件事到底该怪谁，我没有再想下去。

蜀香楼重新装修了一次，换了墙壁的颜色，把灯换成了暖黄的，门口添了一盆四季常绿的植物，招牌还是叫蜀香楼，但字体换了，换成了照着我妈留下的一张字帖做的。

开张那天，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餐厅里，看着头顶的招牌，腿还是抖的，和第一次开张的时候一模一样。

但那时候抖，是怕撑不住，怕垮掉。

现在抖，是别的什么，说不清楚，就是站在这儿，觉得这些年过来，什么都不一样了，但这口锅还在，这块招牌还在，这个地方还在。

餐厅开门，来了第一桌客人，点了水煮鱼，我亲自去掌勺，热油泼上去那一刻，刺啦一声，香气冲出来，满后厨都是这个味。

小李在旁边说，老板，还是您自己炒的最对味。

我把锅颠了颠，说，废话。

就这两个字，然后继续炒。

蜀香楼的门开着，街上的人进进出出，迪拜的夜风把门帘吹起来，又放下去，一遍一遍，没有停。

这一辈子，我输掉了很多东西。

但这口锅，还在我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