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熊的事

亲爱的达尼埃莱，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那些周日是多么美好啊。同时进行的比赛，恩里科·阿梅里和桑德罗·乔蒂的解说声，当地电视台屏幕上兰贝托·乔治和米歇尔·普拉蒂诺的身影，还有每两周一次的球场，在烟雾、鼓声和博格hetti咖啡的氛围中升华我们的热情。在这个节日里，大约在那个如今看来遥远的年代我们专注于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中最重要的事情”的同一时间，我却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他们告诉我你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我认真读了。考虑到拉齐奥球迷和罗马球迷之间长期存在的激烈争论，我觉得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还算友善。我给你打了电话，我们礼貌地交流了意见，大致保留了各自的立场，然后道别。第二天，“和蔼的”托尼诺·卡格努奇又提到了这个话题，如果你也能向他转达我的立场，我会很感激。这是一种世俗且不带敌意的立场。你们称我的文章“有失偏颇”。我不难承认这一点，但我也补充说，既然我既不是法官也不是法庭，就不需要保持恰当的距离。这只是一个观点，我的看法，我对以克劳迪奥·拉涅利为主角的事件的感性解读。在一个人人都有观点的世界里，这算什么罪过呢？如果你在文章中某个不那么友善的段落暗示有人“唆使”我，那么这种“武器”是否存在呢？其他人可能会生气，因为客观来说，暗示某人被收买或更糟是受人指使，比任何文章都更具冒犯性，但我性情温和，而且正如我所说，这种事从未发生过，光是想到这一点就把事情归结为一个充满主使、偏执和报复的地狱角落，这不属于我，也与我所写的人相去甚远。过去几天我没和任何人谈过，当然更没和拉涅利谈过，我的观点完全是通过读报纸和听这位主教练从一开始的新闻发布会形成的。在我看来，这足以了解现状和人际关系。另一件事：你用巧妙的修辞来颠倒“勇气”这一范畴的含义，我也要告诉托尼诺，这是你们的杜撰。我不仅不认为自己有勇气，更重要的是，我从未自诩有勇气。认为我是因为“那本丰厚的传记的委托”才为拉涅利辩护，这很荒谬，就像你说的那样可笑。我可能是出于尊重，出于骑士精神，因为我不喜欢“群起而攻之”，但绝不是因为我是“被收买的记者”。既然我们都是这糟糕职业的受害者，关于你强调的“职业道德”和义务来给我上一课，正如我昨天所说，而且很容易核实，那本传记根本不“丰厚”（没关系，我写得很开心，甚至乐在其中），而且委托它的不是别人，正是里佐利出版社，它也不是“官方的”，因为拉涅利根本没有参与撰写。克劳迪奥·拉涅利与此事关系甚微，我写这本书时甚至没和他说过一次话。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个字，更不用说采访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读过，我发誓。因此，如果说这是“可怜的片面之词”——这也是一种观点——那也全是我的责任。祝你工作顺利，谢谢，马尔科姆。亲爱的马尔科姆，我们已经通过电话说了该说的话，而且你在通话中的语气也很友善。但我很乐意公开这些澄清，尽管有些地方不那么友善。我只想说明，当我说“丰厚的传记”时，我指的是内容，而不是你的报酬，这对我来说是未知的。其他方面我不回应，托尼诺也不会回应，他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再加上一个拥抱，还有周三不可避免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