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陪娘赶集，与卖肉姑娘争价格，她放刀笑：合我脾气，处对象不

楔子

一九八六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一大早，娘就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说要去赶集。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窗外天还灰蒙蒙的，屋里的煤油灯冒着黑烟，娘已经换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光亮。她把两条装得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搬到院子里，回头冲我喊：“大春，赶紧起来洗脸，晚了就赶不上头班车了。”

我叫赵大春，那年我二十二岁，在村里的砖瓦厂干活。我们家住在大别山南麓一个叫石桥湾的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说穷不穷，说富也谈不上。我爹走得早，家里就我和娘两个人，守着三间土坯房和两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娘是个要强的人，从不愿在人前低头，哪怕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她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哪怕打满补丁也要洗得干干净净。

那天娘要去镇上赶集卖鸡蛋和花生，这两样东西她攒了整整一个秋天。家里养了十二只母鸡，每天下的蛋她都舍不得吃，一个个攒在瓦罐里，垫上谷糠，整整齐齐码好。花生是自留地里种的，收了之后挑最大的留下来做种，剩下的晒干了装袋，等着冬天卖个好价钱。

我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娘坐在后座上，一手扶着蛇皮袋，一手搂着我的腰。深秋的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路两边的稻田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一茬茬的稻茬子，远远望去像铺了一层金色的毯子。雾气还没散尽，山腰上缠着白茫茫的带子，几棵柿子树站在田埂上，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只剩红彤彤的柿子挂在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路边有条小河，河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几只鸭子在水面上慢悠悠地游着，偶尔把头扎进水里找食吃。

从石桥湾到镇上差不多有十二里路，路面坑坑洼洼的，我骑了将近一个钟头才到。镇子不大，就一条主街，从东头到西头不过三四百米，但每逢三六九赶集的日子，四里八乡的人都会涌过来，把这条街挤得水泄不通。卖菜的、卖肉的、卖布的、卖日用百货的，沿街两边摆满了摊子，叫卖声、讨价还价声、鸡鸣鸭叫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像炸开了锅。

我和娘先到市场上占了个位置，把鸡蛋和花生摆出来。娘的眼睛尖，看见对面肉摊子前围了不少人，就对我小声说：“大春，你去买两斤五花肉，要肥一点的，看看能不能讲下点价来。”说着从裤腰带的暗兜里掏出几块钱，数了又数，递给我五块钱。那会儿猪肉一块多钱一斤，五块钱买两斤肉是够了，但娘的意思很明确，能省就省，省下来的都是自己的。

我接过钱，穿过人群走到肉摊前。摊子是用两张条凳搭一块厚木板做成的，上面整整齐齐摆着半扇猪肉，皮薄肉嫩，肥瘦相间。肉摊后面站着一个姑娘，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碎花棉袄，外面套着件蓝色围裙，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一截白生生的手臂。她扎着两条麻花辫，辫子又粗又长，垂在胸前，辫梢上系着红毛线。鹅蛋脸，皮肤白净，两道弯弯的眉毛像月牙儿，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就是透着股子英气，不像一般姑娘那样柔柔弱弱的。手里提着一把砍骨头的厚背刀，看起来少说也有四五斤重，可她在她手里舞得轻松自如，一刀下去，骨头应声而断，干净利落。

我看得有点发愣，心想这姑娘好大的力气，干活的样子也挺招人看。正想着呢，旁边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姐挤过来问了价，那姑娘脆生生地答道：“五花肉一块四一斤，后腿肉一块三，排骨一块五。”声音清亮得像山泉水，穿透力极强，隔着半条街都听得见。

大姐挑了块五花肉，姑娘称了称，说一斤八两，两块五毛二，您给两块五就行。说话间刀起刀落，肉切得整整齐齐，拿干荷叶一包，草绳一扎，递过去，动作行云流水，一看就是老手。

轮到我时，我指着那块最好的五花肉说：“给我来两斤。”

姑娘看了我一眼，手起刀落割下一块，往秤盘上一放，指着秤杆给我看：“两斤一两，算你两斤，两块八。”

我盯着秤杆看了看，又看看那块肉，觉得肥膘确实不错，但嘴上还是习惯性地还价：“太贵了，一块二一斤行不行？”

姑娘抬起头，那双大眼睛瞪着我，眼神跟刀子似的：“你打听打听，这街上哪家的肉比我家的好还比我家的便宜？一块四已经是最低价了，你要买就买，不买拉倒。”

我不服气，指着旁边摊子上的肉说：“那边才一块三。”

姑娘冷笑一声：“那边的肉是昨天剩的，你看看那颜色，再看看我这肉，今早刚杀的猪，还带着热气呢。你要贪便宜去买那边的，别站在这儿耽误我做生意。”

我这人有个毛病，吃软不吃硬，你要好好跟我说，什么都好商量，你要跟我杠上了，我非得跟你杠到底不可。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就是不肯松口，跟她杠上了：“一块二一斤，我就买，不卖拉倒。”

姑娘把刀往案板上一拍，刀身嵌进木板里，颤悠悠地晃了几下。她双手叉腰看着我，嘴一撇：“你这人是专门来找茬的吧？你看我像好欺负的吗？我告诉你，我这肉一块四一斤，一分都不能少。你要嫌贵，趁早走人，别在这儿挡着我的摊子。”

这时候周围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有的大叔大婶还帮腔说：“小伙子，这姑娘的肉确实好，一块四不贵。”“就是就是，人家姑娘一个人起早贪黑卖肉也不容易，你就别讲价了。”

我脸上挂不住了，转身要走，嘴里嘟囔了一句：“一个姑娘家，说话这么冲，怪不得嫁不出去。”

这话说得有点过分了，我知道。但当时就是嘴快，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可已经收不回来了。姑娘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那双眼睛瞪得更大了，像要吃人一样。她啪地拔起案板上的刀，往我面前一指，刀刃离我的鼻尖不过半尺远：“你说什么？有本事再说一遍？”

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差点被地上的肉骨头绊倒。旁边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有个老大爷赶紧上来打圆场：“别别别，大姑娘别动气，年轻人不会说话，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心想完了，这是捅了马蜂窝了，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姑娘拿刀指着，丢人丢到家了。正想灰溜溜地走人，哪知道姑娘突然把手一收，把刀往案板上一放，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忽然咧嘴笑了。

她笑得很好看，笑意从嘴角慢慢漾开，眼睛里那股子凶劲儿一下子全消了，换上了一股子爽利劲儿。她上下打量了我一遍，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你这小子，脾气还挺倔，合我的胃口。怎么，有对象没有？要是没有，咱俩处处试试？”

全场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我。我活了二十二年，头一次被人这样问，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刚吵完架就拿刀问要不要处对象。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张着嘴愣在那里，半天没反应过来。

旁边的大叔大婶们先回过神来，轰地笑了起来。有个大婶拍着手说：“好啊好啊，这姑娘爽快，小伙子你也爽快点，行不行给句话。”有个大叔摸着胡子笑：“这才叫不打不相识啊，姑娘好眼光，这小伙子长得也不赖。”还有个小孩子扯着他娘的衣角问：“娘，什么叫处对象啊？”他娘赶紧捂住他的嘴。

我的脸一下子烧得厉害，从脖子根一直红到耳朵后头。我不敢看那姑娘的眼睛，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候听到娘在对面喊我：“大春，肉买好了没有？赶紧的，鸡蛋快卖完了，咱们还得赶回去喂猪呢。”

那姑娘耳朵尖，听见了，朝娘那边看了一眼，又回头看我，眼睛里带着笑意：“赵大春，你倒是说话啊，行不行一句话。”

我这才反应过来，她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当然是听到娘喊的。我心里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看她，她那双眼睛亮闪闪地看着我，嘴角挂着笑，一点都不害羞，倒是我这个大小伙子像个大姑娘一样扭扭捏捏。

我说了一句特别怂的话：“肉还要不要了？”

姑娘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拿起那块肉往秤上一扔：“二斤一两，算你二斤，两块八，你要不要？”

我从兜里掏出钱，数了两块八毛钱放在案板上，拿起肉就走。那姑娘在我身后喊：“喂，赵大春，下次赶集还来啊，我给你留最好的五花肉。”我没回头，但步子慢了下来，心里像揣了只兔子。

这就是我和林秀英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直到今天，三十多年过去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谁能想到，一场为了一斤肉一毛钱的争吵，最后吵出了一辈子的缘分。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骑着车，娘坐在后面，一路上不停地念叨：“大春啊，那个卖肉的姑娘长得好标致啊，干活也利索，一看就是个能干的人。就是脾气火爆了点，不过这样的人实诚，心眼好，不跟你耍花花肠子。你知道她是谁家的闺女不？”

我说不知道。

娘说：“我打听过了，她姓林，叫林秀英，是镇东头林家集的人。她爹叫林大有，以前在这一带杀猪卖肉可是出了名的，三年前得病死了，家里的肉摊子就落到了她手上。她下面还有个弟弟一个妹妹，她娘身体也不好，这些年全靠她一个人撑着。这姑娘不容易啊，小小年纪就当起了家。我听说她性格泼辣，这一带想娶她的人不少，但都被她的脾气吓跑了，到现在还没找到婆家。”

我没接话，但心里头一直想着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还有那一声清脆的“赵大春”。

接下来的日子，每逢三六九赶集，我都会陪着娘去镇上。说是陪娘，其实心里想的是什么，自己清楚得很。每次到了肉摊前，林秀英都会冲我笑一笑，然后手起刀落，切下一块最好的五花肉，往秤上一放，说一声：“两斤，一块四。”好像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她知道我要买多少，我知道她要收多少钱，再也不用多说什么。

偶尔生意不忙的时候，她会跟我聊几句。她告诉我她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她爹活着的时候教过她怎么杀猪、怎么剔骨、怎么分割肉块，这些年她全都学会了。一个姑娘家干这种活确实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手臂酸得抬不起来，手上磨得全是血泡，皮破了一层又一层，慢慢就磨出了老茧。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但我听得心里酸酸的。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她：“你那天怎么突然就问我要不要处对象？”

她正在切肉，手顿了一下，抬头看我，眼睛里带着笑意：“我看你这个人实在，不装。再说了，你跟我吵架的时候一点都不让着我，我就喜欢这样的。那些见了我就点头哈腰的，我看不上。”

林秀英就是这样一个人，说话做事从来不拐弯抹角，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干脆利落，跟她切肉的刀法一样。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年底。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带着礼物去了林家集，正式见了秀英的娘和她的弟弟妹妹。她娘王桂兰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身体不好，常年吃药，见了我就拉着我的手说：“大春啊，我们家秀英脾气不好，你以后多担待着点。这孩子命苦，从小就跟着她爹学手艺，没享过一天福。”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秀英在一边不耐烦地说：“娘，你说这些干啥，让人家听了笑话。”但她的眼圈也微微泛红了。

秀英的弟弟林建国那年十六岁，在镇上读高中，是个文文静静的后生，戴着眼镜，见了我叫了声哥就不好意思再说话了。妹妹林秀兰才十二岁，还在读小学，扎着两个小揪揪，见了我就躲到秀英身后，探出半个脑袋偷偷看我。

从林家集回来之后，娘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

娘又说：“这门亲事你要是定了，以后就要好好过日子。秀英那孩子不容易，你不能亏待她。”

我说：“娘，我知道。”

一九八七年的正月初六，我和林秀英订了婚。那天她没穿那件碎花棉袄和蓝围裙，换上了一件红色的新棉袄，头发也散开了，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搭在肩上，辫梢上系着我送她的红绸带。她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那个挥刀砍肉的姑娘，竟然可以美成这样。

订婚后秀英就经常来我家帮忙，洗衣做饭喂猪种地，样样都干得利利索索。但有一件事让我犯愁了，娘私下跟我说：“大春，你跟秀英商量商量，看她能不能不卖肉了。一个姑娘家，整天跟猪啊肉的打交道，传出去不好听。”

我知道娘的心思，老一辈人总觉得姑娘家干屠夫的活不体面，怕人说闲话。我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跟秀英说了。秀英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说：“赵大春，你当初看上我，不就是因为我在肉摊后面的样子吗？如果我不卖肉了，那我还是我吗？”

我被问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秀英又说：“我知道你娘的想法，我也不怪她。但这个肉摊是我爹留下来的，也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命根子。我要是放下了，我娘的药钱从哪来？建国的学费从哪来？秀兰的吃穿用度又从哪来？”说到最后，她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但还是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手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姑娘的手都要粗糙，手掌上满是厚茧，指关节粗大，虎口处还有一道被刀划过的疤痕。这就是一个二十二岁姑娘的手，一双年轻却饱经风霜的手。

我说：“秀英，对不起，是我想得不周全。你想卖肉就继续卖，我不拦你，谁要说闲话让他们说去，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秀英看着我，眼睛里终于有了笑意，但还是有点红：“你真的不介意？”

我说：“不介意。”

她又问：“你娘呢？”

我说：“我去跟娘说。”

那天晚上我跟娘谈了很久，跟她讲了秀英家里的情况，讲了那个肉摊对她们家意味着什么。娘听完之后叹了口气，说：“我就是怕你受委屈，别人在背后嚼舌根子，你听了心里不好受。”

我说：“娘，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只在乎秀英过得好不好。”

娘看了我半晌，最终点了点头：“行，你们的事你们自己拿主意，我不掺和了。”

一九八七年的农历八月十六，我和林秀英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就在村里的祠堂里办的，请了几桌亲戚朋友，摆了酒席。秀英那天穿了一身红嫁衣，是她自己攒了三个月的钱扯的布料，找了镇上最好的裁缝做的。她走进祠堂的时候，阳光正好从门口照进来，照在她的红嫁衣上，亮得晃眼。

拜堂的时候，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她也正好抬起头来看我，四目相对，她的脸上难得地浮起一片红晕，嘴角弯了弯，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着笑。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酸酸的，甜甜的，还有点涨涨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但我知道，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这个站在我面前的姑娘，那个在肉摊后面拿着刀跟我吵架的姑娘。

婚后秀英继续在镇上卖肉，我继续在砖瓦厂干活。每天天不亮我就骑车送她去镇上，帮她把肉摊支好，然后赶回砖瓦厂上班。傍晚下班再去接她回来，有时候生意好，肉卖得早，她会到砖瓦厂来找我，坐在厂门口的石头墩子上等我下班。工友们看见了就起哄：“大春，你媳妇来了，还不赶紧走？”我就嘿嘿笑着，赶紧把手里的活干完，骑上车带着她回家。

那样的日子虽然辛苦，但心里是踏实的，是暖的。路上她坐在后座上搂着我的腰，把脸贴在我的后背上，跟我说这一天卖了多少钱，遇到了什么稀奇事，哪家的猪杀了多少斤肉，哪个顾客跟她讲了什么笑话。晚风吹着她的头发扫在我的脖子上，痒痒的，香香的。有时候路不好走，车颠得厉害，她就把我搂得更紧一些，在我耳边说：“骑慢点，别摔了。”我就放慢速度，慢慢地骑在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两边是刚插上秧的水田，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头顶是满天红霞的晚照，整个世界好像都安静下来了，只剩下车轮碾过泥土的声音。

那段时间，我想这就是最好的日子了，日子虽然穷，但两个人在一起，什么都好说。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

先是砖瓦厂因为效益不好，开始拖欠工资，有时候一拖就是两三个月。我找厂长说了好几次，厂长每次都拍着胸脯说下个月一定补上，可到了下个月又说厂里资金周转不开，再等等。家里的开销全靠秀英卖肉的收入支撑着，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养不了家，要靠媳妇养活，脸上挂不住。

秀英看出我的心思，安慰我说：“你别急，砖瓦厂的活干不了就算了，总能找到别的活干。实在不行，你来帮我卖肉，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正缺个帮手。”

我想了想，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但娘知道后又不高兴了，她觉得一个大男人去帮媳妇卖肉，传出去更不好听。我跟娘解释说这只是暂时的，等找到别的活就不干了。娘没再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她心里不痛快。

就这样我开始跟着秀英一起卖肉。我这个人嘴笨，不会跟人讨价还价，也不会像秀英那样爽快地跟顾客说笑，只管埋头切肉称肉收钱。秀英笑我像个木头疙瘩，我也不恼，就木木地笑一笑。渐渐地，我习惯了这种生活，觉得卖肉也没什么不好，凭力气吃饭，不偷不抢，有什么丢人的？

可村里人的闲话还是来了。

有一次我去村口的小卖部买盐，听见几个妇女在议论：“你们听说了没有，赵大春现在跟他媳妇一起去卖肉了，一个大男人整天跟在媳妇屁股后面转，像什么样子。”“就是，以前那个林秀英脾气多厉害啊，现在大春算是被她拿住了，估计在家连大气都不敢出。”“不过这也不能全怪秀英，谁让大春挣不来钱呢，男人挣不来钱，在家里就没有地位，这是硬道理。”

我没吭声，买了盐就走了。回到家秀英看我脸色不好，问怎么了，我说没什么。但她显然从别人嘴里听到了什么，那天晚上躺下后，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背对着我说：“大春，你是不是觉得委屈？”

我说没有。

她说：“你要是觉得跟着我卖肉丢人，你就别干了，我一个人忙得过来。”

我把她掰过来，看着她的眼睛说：“秀英，我真的不觉得丢人。那些人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我只在乎你怎么看我。”

秀英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把脸埋进我的胸口，声音闷闷的：“大春，你对我真好。”

日子在艰难中慢慢过着。一九八八年的夏天，秀英怀孕了。检查出来的那天，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说要赶紧把肉摊上的活安排一下，不能像以前那样起早贪黑了，怕伤着孩子。我也高兴，但高兴之余更多的是压力。家里马上要多一张嘴吃饭，光靠卖肉那点收入肯定不够，我必须想办法多挣点钱。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来了。我有个远房表哥在广州打工，写信回来说那边工厂多，机会多，只要肯吃苦，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块钱，比在家种地强多了。他问我想不想去，说他们厂里正好在招工。

我把信拿给秀英看，秀英看完沉默了很久。我知道她舍不得我走，我也舍不得离开她。但看看家里的情况，娘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秀英怀孕了也不能太操劳，弟弟妹妹还在读书，处处都要用钱。最后秀英说：“你去吧，家里有我呢，你放心。”

我说：“可是你怀着孩子，还要卖肉，我不放心。”

秀英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倔强：“你忘了我是什么人了？我十六岁就开始杀猪卖肉，这点事算什么？你放心去，等你回来的时候，孩子保准白白胖胖的。”

我走的那天，秀英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送我到村口。她没哭，就是一直看着我，眼睛里有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像是舍不得，又像是期待。我走出去好远了，回头看她，她还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穿一件碎花的短袖，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一只手扶着腰，另一只手朝我挥了挥。

我转过身，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使劲眨了眨眼，把眼泪憋回去，大步朝前走去，不敢再回头。

广州的日子确实苦，但也能挣到钱。我在一个电子厂找到了活，流水线上组装零件，每天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十点，中间只有吃饭的时间能休息一会儿。一个月下来，能挣三四百块钱，比在家强多了。我每个月只留下五十块钱吃饭，其余的都寄回家。

每天晚上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我都会想秀英，想她一个人在那边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想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想她是不是又在肉摊后面挥着那把厚背刀。有时候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梦里全是那条回家的路，路两边是水田和青山，秀英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搂着我的腰，晚风吹着她的头发拂在我的脸上。

一九八九年春天，秀英生了个儿子。接到她娘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车间里干活，那天下着小雨，电话那头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但我还是听清了那句话：“生了，是个儿子，六斤八两，母子平安。”我握着话筒的手都在发抖，高兴得想喊出来，但张了张嘴，什么都没喊出来，只觉得鼻子发酸，眼眶发热。

我给儿子取名叫赵志远，希望他将来有志气，走得远。秀英在信里说，志远长得像我，但脾气像她，才几个月大就不得了了，哭起来震天响，邻居都开玩笑说这孩子将来也是个厉害角色。我拿着信看了又看，信纸都被我翻烂了，每一个字都恨不得嚼碎了咽下去。

一九九零年春节，我回家过年。进门第一眼看到秀英，她瘦了不少，但精神还好，抱着志远站在门口等我。志远已经快一岁了，虎头虎脑的，一双大眼睛随了他娘，忽闪忽闪地看着我，像在看一个陌生人。秀英把他递给我，说：“志远，叫爸爸。”志远不肯叫，扭过头去搂着秀英的脖子不撒手。秀英笑着说：“认生呢，过两天就好了。”

那天晚上，等志远睡下后，我和秀英坐在堂屋里说话。她跟我讲这一年多发生的事情，讲弟弟建国考上了大学，在省城读师范，讲妹妹秀兰也上了初中，学习成绩很好，讲肉摊的生意还不错，就是她一个人忙不过来，有时候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我听着听着，发现她说话的声音有些不对，仔细一看，她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一滴一滴落在她放在膝盖上的手背上。

我心里一紧，握住她的手问：“怎么了？是不是受委屈了？”

她摇摇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大春，建国下半年就要交学费了，一千多块钱，秀兰的学费也要两三百，加上家里的开销、娘吃药的钱，我一个人实在撑不住了。”说到最后，她终于没忍住，声音哽咽了，“我不想让你在外面打工，我想让你回来帮我，可是回来又挣不到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把她揽进怀里，她的肩膀一抖一抖的，哭得很厉害。我从来没见过秀英哭成这样，在我的印象里，她永远都是那个挥刀砍肉的姑娘，爽快利落，什么都不怕。但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她不是不怕，她只是把所有的不容易都咽进了肚子里，从来不让我知道。

我抱着她，像抱着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轻轻拍着她的背说：“好了好了，不哭了，我来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

那个春节，我们过得很沉重。一边是新生的喜悦，一边是生活的重压，两股力量撕扯着我们，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我甚至开始怀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如果我留在家里不去广州，虽然挣得少，但至少能帮秀英分担一些，她就不会这么累。可是如果我不去广州，家里的开销又从哪里来？建国的学费从哪里来？志远的奶粉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怎么理都理不清。

大年初三那天，我去了趟镇上，想找找有没有什么挣钱的门路。转了一圈，发现镇上新开了好几家店铺，卖衣服的、卖杂货的、卖农资的，比几年前热闹了不少。有个叫王胖子的人以前在砖瓦厂跟我一起干过活，现在在镇上开了家饲料店，看起来生意还不错。我找他聊了聊，他说现在农村养猪的人越来越多了，饲料需求量很大，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正想找个合伙人。

我心里一动，问他怎么个合伙法。王胖子说，他出店面，我出力气，他负责进货，我负责送货，利润对半分。我想了想，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回家跟秀英商量了一下。秀英说饲料店可以开，但肉摊也不能丢，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稳当。我说行，那就这么定。

一九九零年春天，我辞了广州的工作，回镇上跟王胖子合伙干起了饲料店。每天早上我先帮秀英把肉摊支好，然后去饲料店装货送货，忙到下午回来再帮秀英收摊。晚上回到家还要喂猪、打扫猪圈、准备第二天的饲料。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累是累了点，但挣得比以前多了，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

建国的学费凑齐了，秀英也开始有了笑脸。志远一天天长大，会叫爸爸妈妈了，会走路了，会跟在秀英屁股后面去赶集了。每次看到秀英牵着志远的小手走在路上的样子，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但是日子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一九九一年的秋天，一场变故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那天我正在饲料店卸货，王胖子跑来找我，脸色很不好看：“大春，不好了，你家肉摊出事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扔下手里的麻袋就往肉摊跑。

到了肉摊一看，那里围了一大圈人，秀英蹲在地上，脸色煞白，面前是一滩血，她的左手紧紧地攥着右手的腕子，鲜血从指缝间往外渗，一滴一滴落在地上，触目惊心。旁边有个老大爷正拿着布条给她包扎，志远被隔壁摊的大婶抱着，吓得哇哇大哭。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冲过去蹲下，一看秀英的手，浑身的血都凉了——她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被齐根切断，只剩下一点皮连着，整只手血肉模糊，白森森的骨头茬子露在外面。

“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声音都变了。

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说，原来刚才有个顾客来买排骨，秀英用那把厚背刀砍骨头的时候，志远突然挣脱了隔壁摊大婶的手跑到肉摊前，秀英一分神，手一滑，刀锋顺着骨头的纹路滑了出去，砍在了自己的右手上。那把刀实在太快了，等秀英反应过来，两根手指已经快断了。

我抱着秀英就往镇卫生院跑，跑了一路，血洒了一路。秀英疼得满头大汗，但咬着牙一声没吭，只是把脸埋在我的胸口，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到了卫生院，医生一看就说不行，手指的骨头和神经都断了，他们这里接不了，得赶紧去县医院。

我们又坐车赶到县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可以接，但手术费要一千多块钱，而且不一定能完全恢复功能，以后可能用不上力气，拿不了重东西。

我二话没说，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又从秀英身上翻出当天卖肉的钱，凑了八百多块，还差三百多。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翻遍了口袋只找到皱巴巴的几十块钱。王胖子听说后骑着他的三轮车跑到镇上，找几个做生意的凑了三百多块钱送过来，这才凑齐了手术费。

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我就在手术室外面等了三个多小时。志远被一个亲戚抱回家了，我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盯着手术室门上的红灯，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敢想如果秀英的手指接不上会怎么样，她还能切肉吗？她的肉摊还能开下去吗？她那么骄傲的一个人，要是因为这件事垮了，我们这个家该怎么办？

红灯灭了，手术室的门打开了，我冲上去问医生怎么样。医生说骨头接上了，血管也接上了，但能不能存活还要看恢复情况，至少需要住院观察一个星期。

秀英被推出来的时候，麻药还没过，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嘴唇白得像纸。我握着她的左手，她感觉到我的手，微微用力捏了捏，嘴里含混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但我知道她在叫我。

那一个星期，我白天回镇上照看肉摊和饲料店的生意，晚上骑十几里路赶到县医院陪秀英。我怕她夜里疼得睡不着，就坐在床边给她讲白天遇到的事，讲志远在家闹了什么笑话，讲谁家的猪又生了崽。她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有时候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把头埋进枕头里，闷闷地哭几声。我不敢说话，只能一遍遍地摸着她的头发，像安抚一只受伤的小兽。

出院那天，医生把纱布拆开，我看到秀英的右手，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那两根手指虽然接上了，但明显比左手的手指短了一截，而且僵硬得像两根小木棍，完全弯不了。医生说这已经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了，能不能恢复功能要看后续的康复训练，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好说。

秀英看着自己的手，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最后把右手缩进袖子里，抬起头对我笑了笑：“没事，还有左手呢，我左手也能用刀。”

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但她眼睛里的光，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那双眼睛里全是英气和自信，现在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痛楚，又像是疲惫，还有一种不肯服输的倔强。

那之后的日子，秀英试着用左手切肉，但切出来的肉厚薄不均匀，样子难看，顾客不满意。她急得嘴上起了一圈泡，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叹气，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最后她跟我说：“大春，肉摊我干不了了，你干吧。”

我看着她的手，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好，我来。”

就这样，我接过了肉摊，接过了那把厚背刀。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刀拿不稳，骨头砍不准，肉切不匀，切出来的肉不是太厚就是太薄，顾客骂声不断。秀英就在旁边指导我，用那只不太灵活的右手比划着，告诉我怎么下刀，怎么用力，怎么顺着骨头的纹路切。

她的手还没好利索，有时候比划得急了，手指使不上力，疼得她直抽气，但她从不说停，一遍遍地教我，直到我学会为止。我看着她那只手，心里像刀绞一样，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这门手艺学会，把肉摊的生意撑起来，不能再让她操心了。

我这个人学东西慢，但肯下笨功夫。每天凌晨三点起床，跟秀英一起去屠宰场选猪，学着看哪头猪肉质好，哪头猪膘厚油多。回来之后学着杀猪、烫毛、开膛、剔骨、分割，每道工序都从头学起。刚开始总是弄得手忙脚乱，被刀割破手是常事，手上贴满了创可贴，有的地方好了又裂，裂了又好，反反复复，最后跟秀英的手一样，满是老茧和疤痕。

半年之后，我终于能独当一面了。肉摊的生意不但没有因为我这个生手变差，反而比以前更好了，因为我这个人实在，从来不缺斤短两，肉质也把得严，顾客信得过。秀英在家带志远，偶尔也到摊上来帮忙收收钱，但她再也没拿过那把刀。那把刀挂在我腰上，成了我的家伙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平淡淡，却也踏实。志远三岁时，秀英又怀上了，第二年春天生了个女儿，取名赵小禾。小禾长得像秀英，白皮肤大眼睛，但脾气比志远好多了，文文静静的，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可爱得不行。秀英对小禾格外疼爱，说这姑娘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一九九五年，志远六岁了，该上小学了。我和秀英商量着，不能让孩子在村里读书，镇上小学的条件好一些，以后考中学也方便。但要在镇上读书就得在镇上住，每天来回跑不是办法。我们咬咬牙，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把娘也接了过来，一家五口挤在三十多平方的小屋里，虽然拥挤，但总算是在镇上扎下了根。

那几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人心齐，泰山移。秀英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和娘，我在外头卖肉、送饲料，每天天不亮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家。有时候累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连饭都顾不上吃。秀英心疼我，总是把最好的饭菜留给我，自己随便吃点对付。我说你别这样，你也要吃好点。她说我一天到晚在家待着又不干活，吃那么好做什么，你要干体力活的，不能亏了身子。我说不过她，只好由着她。

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年比一年多，志远上三年级的时候，小禾也上了一年级。光学费加上书本费、杂费，一年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加上娘的药费、房租、日常开销，每个月的收入刚好够用，存不下什么钱。

二零零零年，有一个消息让我高兴了好几天——秀英的弟弟建国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了省城的一所中学当老师。他虽然刚参加工作工资不高，但毕竟是端上了铁饭碗，以后的日子不用愁了。他对秀英说：“姐，这些年辛苦你了，现在我工作了，每个月给你寄点钱回来，你和大春哥也不用那么累了。”秀英在电话那头笑着说：“你自己攒着吧，以后还要娶媳妇呢，我和你大春哥还能干得动。”挂了电话，我看到她的眼睛红了，坐在那里发了很久的呆，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感慨，这些年她为了这个弟弟，付出了太多太多。

那几年最让我欣慰的是两个孩子都很争气。志远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班上总是前三名，老师说这孩子有前途，以后考大学没问题。小禾虽然贪玩一些，但聪明伶俐，学什么都快，画画画得好，唱歌也好听，镇上办文艺汇演，她每次都代表学校上台表演。

秀英把两个孩子当成命根子，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但给孩子们花钱从不心疼。志远想买一本词典，她二话不说就掏钱，那本词典二十多块钱，够我们一家吃好几天的菜了。小禾想学画画，她就去找镇上的美术老师商量，让老师每个周末教小禾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五块钱，一个月就是四十块钱。我说这钱花得值不值？秀英瞪我一眼：“怎么不值？孩子有兴趣，你还不让学？那我们这辈子吃苦受累图的是什么？不就是图孩子们能有个出息吗？”我被她说得哑口无言，心里却在想，这个女人，嘴硬心软，对谁都可以狠得下心，唯独对孩子，她的心比谁都软。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好不坏，不咸不淡。但生活总是会在你以为就这样了的时候，给你一个措手不及。

二零零二年的冬天，娘的身体突然不行了。其实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常年吃药，三天两头往医院跑，我们也习惯了。但这一次不同，她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吃不下东西，人瘦得皮包骨头。秀英带她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说肺上有个阴影，可能是癌，建议去省城的大医院再查查。

我们连夜坐车去了省城，找到建国，他在省城已经工作了两年，认识一些熟人，帮忙联系了省人民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说娘的肺上长了一个肿瘤，已经是晚期了，手术意义不大，建议保守治疗，尽量减轻痛苦，延长生命。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站在那里半天没动。娘才六十多岁啊，这些年跟着我们吃苦受累，好不容易日子好过一点了，怎么就得这个病了？秀英在旁边扶着我，她的眼眶也红了，但忍住了没哭，问医生该怎么办。医生说可以先住院化疗，看能不能控制住，但费用不低，一个疗程下来可能要两三万块钱，而且不保证一定能治好。

两三万块钱，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这些年我们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全部加起来也不到一万块。我把存折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上面的数字是八千三百四十七块二毛，这还是准备给志远上初中交学费和小禾学画画的费用。

秀英说：“不管多少钱，都要治。钱的事我去想办法。”

她去找建国，建国刚工作没几年，手里也没多少积蓄，但还是凑了五千块钱。她又去找了几个亲戚朋友借了一些，东拼西凑，勉强凑够了一万五千块钱。还不够，她就去找以前在镇上做生意的老熟人借，那些人听说她娘生病了，也都或多或少借了一些。

我看着秀英起早贪黑地操持这些事情，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这个女人，为了这个家，真的是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脸都愿意舍。我想说谢谢，但我知道她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两个字。我只能更加拼命地干活，肉摊的生意我做得更用心了，饲料店的送货我也加紧了，能多挣一块是一块。

娘在省城住了二十多天的院，做了两个疗程的化疗，花了两万多块钱，病情暂时控制住了，但医生说这只是暂时的，后续还要继续治疗。出院的时候，娘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头发掉了一大半，精神也大不如前了。秀英把她接回家，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炖鸡汤、煮鱼汤、熬小米粥，可娘吃不下多少，看着那碗饭，我能感觉到秀英的心在滴血。

那一年春节，我们过得冷冷清清的。娘躺在床上，志远和小禾守在床边，一个给奶奶读课文，一个给奶奶画画。娘拉着两个孩子的手，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说她这辈子值了，有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儿媳妇，还有两个这么好的孙子孙女。秀英听了转过身去，肩膀一抖一抖的，我知道她在哭，但她是背着我们哭的，不愿意让我们看见。

二零零三年的夏天，娘还是走了。

走的那天傍晚，天边的云彩红得像火烧一样。娘拉着秀英的手，声音已经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了，但还是断断续续地说出了那句话：“秀英……这些年……辛苦你了……大春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

秀英跪在床边，握着娘的手，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床单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娘又看向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声，但我读懂了她想说的话——好好待秀英，好好待两个孩子。

我点点头，眼泪掉了下来。

娘的眼睛慢慢闭上了，脸上的表情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秀英趴在床边哭了很久，志远和小禾也哭了，我站在一边，看着这一切，脑子里空空的，心里也空空的，像是被人掏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又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沉沉的东西。

娘的后事是秀英一手操办的。她虽然悲痛，但没有乱，该请的人请了，该买的东西买了，该办的仪式办了，一样不落。村里人都说赵家娶了个好媳妇，做事周到，重情重义。我听在耳里，心里却酸得不行，因为我知道秀英之所以这么尽心尽力，不仅仅是因为孝顺，更是因为她心里对娘一直存着一份感激。当年她一个卖肉的姑娘嫁进赵家，村里人多少有些闲话，但娘从来没有嫌弃过她，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待。现在娘走了，她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后事办得妥妥帖帖，让娘走得安心。

娘走了之后，家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志远在学校住读，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小禾还在镇上读小学，每天放学回来就趴在桌上画画。秀英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一坐就是半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发现她比从前更沉默了，话少了很多，笑也少了很多。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娘在的时候，虽然多了一张嘴吃饭，多了一份开销，但家里总归是热闹的，有人气的。现在娘走了，这个家好像缺了一角，怎么都拼不圆了。

有一天晚上，两个孩子都睡了，我和秀英坐在院子里乘凉。月亮很圆很亮，照得院子里像铺了一层霜。秀英忽然对我说：“大春，我想把我爹的那个肉摊重新开起来。”

我愣了一下，看着她的右手。她的手虽然恢复了一些功能，但两根手指还是伸不直，握刀肯定不行。

秀英看出我的顾虑，说：“我不亲自切肉，我可以管账，可以招揽生意，可以让建国和秀兰来帮忙。建国现在暑假回来没地方去，他可以帮我卖肉，秀兰也大了，能帮忙了。”

我想了想，说：“行，你说了算。”

二零零三年的秋天，秀英把肉摊又重新开起来了。建国暑假回来帮忙卖肉，秀兰放学后也来帮忙，我继续在饲料店送货，有时候也过来搭把手。肉摊的生意慢慢又红火起来了，秀英虽然不亲手切肉了，但她管账管得好，做生意又实在，老顾客都认她这块招牌，生意比从前还要好。

那一年，建国在省城谈了个对象，是个小学老师，姓刘，叫刘敏，人长得秀气，说话温温柔柔的。秀英很高兴，拉着人家姑娘的手问长问短，恨不得把人家祖宗八代都问清楚。刘敏被问得不好意思，红着脸低着头，只是嗯嗯地答应着。建国在旁边急得直搓手：“姐，你别问了，让人家多不好意思。”秀英瞪他一眼：“我问几句怎么了？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我还不能问问了？”建国不敢吭声了，刘敏倒是不介意，笑着说“没事没事”。我站在一边看着这一幕，心里想，这个家里终于有件喜事了。

二零一零年的时候，生活总算对我们露出了笑脸。

志远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秀英看了又看，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转，到底没忍住，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她把通知书贴在胸口，闭上眼睛，嘴里念叨着什么，听不清楚，但我猜她一定是在感谢老天，感谢这些年所有的苦没有白吃。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又酸又甜，想起志远刚出生的时候，我在广州的工厂里接到电话，恨不得立马飞回家抱抱他。如今十八年过去了，这小子已经长成了一米八的大个子，比我高出半个头，他的娘站在他身边，只到他的肩膀。

小禾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学的是美术特长，成绩一直很好。老师说以她的水平，考个好的艺术院校不成问题。秀英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我们家小禾以后要当大画家”。小禾被她说得不好意思，躲进房间里画画。我偷偷去看，她画的是秀英年轻时候的样子——扎着麻花辫，穿着一件蓝色的围裙，手里提着一把厚背刀，眼神明亮而锋利。画得可真像啊，像得我站在那里看了好半天，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搅动了，那些尘封多年的记忆一下子翻涌上来。一九八六年的那个赶集日，秀英站在肉摊后面的样子，碎花棉袄，蓝围巾，扎着红毛线的麻花辫，挥刀砍肉的干脆利落，还有那句让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话：“你这小子，脾气还挺倔，合我的胃口。怎么，有对象没有？要是没有，咱俩处处试试？”

秀英走过来，看到那幅画，愣了一下，伸手摸了摸画上那个年轻的自己，半天没说话。最后她轻轻地说了一句：“老了，回不去了。”我说：“哪里老了？在我心里，你还是那个样子。”秀英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弯，那笑意跟三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建国和刘敏结了婚，在省城安了家。秀兰也大学毕业了，在县城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秀英的担子终于轻了，肉摊的生意也交给了建国暑假帮忙照看，我和秀英开始真正过上了两个人的日子。

二零一五年的一天，我陪秀英去镇上赶集。说起来好笑，这么多年了，我们天天在集上，但很少以“赶集”的身份来逛。那天秀英说要买点东西，我陪着她从街头走到街尾，看什么都新鲜。

走到肉摊那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年轻姑娘在卖肉，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扎着马尾辫，围着蓝围裙，手起刀落，利索得不行。秀英站在旁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对我说：“你看这姑娘，像不像当年的我？”我打量了一下，别说，还真有几分神似，那股子利索劲儿，那股子爽快劲儿，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秀英走上前去问价，姑娘脆生生地答道：“五花肉十二块一斤，排骨十五，后腿肉十一。”秀英说：“来两斤五花肉。”姑娘刀起刀落，称好肉，拿塑料袋装了递过来。秀英接过肉，看着姑娘的手，说：“姑娘，你这手可要当心，别伤着了。”姑娘愣了一下，不明白这个陌生的大婶为什么突然说这个，但还是笑了笑：“谢谢大婶，我小心着呢。”

我站在一旁，看着秀英微微变了表情的脸，知道她一定是想起了自己二十二岁那年的事情，想起了那把刀，想起了那两根再也没能完全伸直的手指。

回家的路上，我骑着那辆破三轮车，秀英坐在后面，靠在我的背上。秋天的风凉丝丝的，吹在脸上很舒服。路边的稻田又黄了，沉甸甸的稻穗弯着腰，像是在向大地鞠躬。远处的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只是路已经不是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了，铺上了柏油，平坦宽敞。

秀英忽然在我身后说：“大春，你说如果当年在集上你没跟我吵架，咱们还会在一起吗？”

我想了想，说：“会的。”

秀英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那个脾气，见了谁都要吵架，吵着吵着就吵到一起去了。”

秀英在我后背上捶了一拳，不重，轻轻的，带着嗔怪：“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

我嘿嘿笑了两声，没回答。

秀英沉默了半晌，又说道：“大春，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太要强了？我要是当年不那么要强，把手伤成那样，也许现在还能切肉，还能帮你多干几年。”

我说：“秀英，你听我说，你要不是这么要强，就不会一个人撑起你们那个家，就不会把我从人堆里捡回来，就不会有这个家，就不会有志远和小禾。你要不是这么要强，你就不是林秀英了。我喜欢的，我娶的，我过了大半辈子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要是变了，我还不习惯呢。”

身后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感觉有一滴温热的液体滴在我的脖子上，顺着衣领流了下去。我知道她在哭，但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再说话。有些话不用说，有些事情不必问，就这样骑着车，走在回家的路上，风吹过稻田的声音沙沙的，像是在替我们说尽这些年所有的悲欢。

到了家门口，我停下车，秀英从车上下来，眼圈果然红了，但她使劲眨了眨眼，把那点红意眨了回去，弯腰拿起那个装着五花肉的塑料袋，冲我一笑：“晚上给你做红烧肉，用最好的五花肉。”

我看着她走进院子，阳光照在她的背影上，她的头发已经有了不少白的，腰也没有从前那么直了，走路的时候微微有点驼。但她还是那个她，那个在肉摊后面挥刀砍肉的姑娘，那个对我说“合我胃口，处对象不”的姑娘，那个让我跟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也心疼了一辈子的姑娘。

人生啊，就像赶集一样，你来我往，热闹一场，最后还是要各回各家。但幸运的是，在这个漫长的集市上，我遇到了她，没有错过，也没有走散。一把刀，一块肉，一句“合我脾气”，就把两个人拴在了一起，拴了一辈子，还要继续拴下去，直到白头，直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那把厚背刀，现在还挂在我家厨房的墙上。刀身已经有些生锈了，刀柄被磨得油光发亮，那是秀英和我的手，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握着它过日子磨出来的。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一九八六年的那个深秋，想起那个扎着麻花辫、穿着蓝围裙的姑娘，想起她拿起刀指着我的鼻尖，想起她突然一笑说“合我脾气，处对象不”。

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忍不住笑起来，笑得像个傻子一样。秀英看见我笑，就会骂一句：“神经病，又想起什么了？”我说我在想当年你拿刀指着我的样子，真吓人。秀英就白我一眼，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活该，谁让你跟我抬杠的。你要是早说一句好话，我就不拿刀指着你了。”

“那多没意思。”我说，“我要是早说好话了，你还会跟我处对象吗？”

秀英想了想，认真地摇了摇头：“不会。我最烦那些嘴上抹了蜜的男人，看着就不实在。你不一样，你这个人实诚，连吵架都实诚，不会耍花招。”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有时候还是会在梦里回到那个赶集的日子。梦里的阳光很亮，集上的人很多，喧闹声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我穿过人群走到肉摊前，看见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碎花棉袄，蓝围裙，手里提着一把厚背刀。她抬起头来看我，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嘴角带着笑，脆生生地喊了一句：“赵大春，你来了？”

我在梦里答应着，醒了之后发现枕头上湿了一片。

秀英翻了个身，含糊地问：“怎么了？”

我说：“做了个梦。”

她问：“什么梦？”

我说：“梦到你了，年轻时候的你，在集上卖肉的你。”

秀英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她的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那只手粗糙、干燥、温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微微弯曲着，再也伸不直了。我用拇指轻轻摩挲着那两根手指，心里想着，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爱。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不是海誓山盟的承诺，而是一个人为你断了的手指，是另一个人为你扛起的刀。

握紧这只手，从青春到白头。当年那一句“处对象不”，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好听的话。而我答应的那两斤五花肉，是我们这辈子最值的一笔买卖。两块钱八毛钱，买到了一个家，买到了一辈子。

窗外的天快亮了，公鸡开始打鸣，远处的山峦在晨光中渐渐显出轮廓。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我和秀英又要起床，去赶集，去卖肉，去把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下去。平凡，普通，琐碎，有时候累得直不起腰，有时候气得想骂人，但这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热气腾腾的生活。

就像秀英常说的那句话：“日子嘛，就是这样过的。哪有那么多顺顺当当的，扛一扛，就过去了。”

是的，扛一扛就过去了。扛过了贫穷，扛过了疾病，扛过了离别，扛过了所有的艰难和不易。如今回过头去看，那些苦日子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回忆，因为那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在一起，从来没有松开过彼此的手。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爱情吧。不是轰轰烈烈，不是惊天动地，而是在集市上的一次争吵，一句直白的问话，然后就是一辈子的相守。简单，纯粹，像那把厚背刀一样，直接，锋利，却也真诚，耐用。

后院传来秀英的声音：“大春，快点起来，今天赶集，晚了没好位置了！”

我应了一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那件旧外套，走出门去。

院子里，秀英已经换好了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晨光里等我。阳光落在她的身上，那些白发泛着淡淡的银光，脸上的皱纹像稻田里的沟壑，深深浅浅，都是岁月的印记。她看着我，嘴角弯了弯，笑着说：“愣着干啥，走了。”

我也笑了，跟着她走出院门，走进那个崭新的早晨，走进那条通往集市的路。

远处的集市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吆喝声、说笑声、鸡鸣狗吠声，混在晨风里，飘飘忽忽地传过来。三十多年了，这个小镇的集市还是一样的热闹，一样的烟火气十足。

秀英走在我前面，步子不快不慢，背微微有些驼，但腰板还是挺得直直的。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一句话——这世上最好的日子，不是锦衣玉食，不是大富大贵，而是有一个人，愿意陪你赶一辈子的集。

我快走几步，跟上她，和她并肩走在一起。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嘴角的笑纹更深了。

赶集去喽，带着我的姑娘。

一九八六年那个秋天，她在肉摊后面问我处不处对象。二零一六年的今天，她走在我身边，还是那个姑娘，还是那个脾气，还是那个笑起来眼睛亮闪闪的林秀英。

这辈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