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特殊开国大校：1位3枚一级勋章，1位一二三级勋章，1位无勋章

1955年全军首次正式授衔，此次除了授衔外，还有授勋，根据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分别授予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而这三种勋章又分为一、二、三级。

在授勋仪式上，有三位开国大校显得非常特殊，一位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全是一级；一位则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还有一位则无缘这三枚勋章。

第一位是罗厚福，他于1909年出生在湖北红安，1929年20岁的罗厚福参加革命，不久后加入红军，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他就一直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南方八省留下大批部队开展游击战，罗厚福没有跟随主力转移，而是留在当地，担任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

那几年环境极端艰苦，敌人反复清剿，部队缺衣少食、弹药匮乏，只能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罗厚福带着队伍顽强坚持，始终没有放弃根据地，保留了革命火种。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红军游击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罗厚福所在部队编入新四军序列。他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在华中敌后，他率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参与多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保卫根据地，打击日伪军势力。

解放战争时期，罗厚福继续在江汉、湖北一带作战，担任江汉军区副司令员、湖北军区孝感军分区司令员，配合主力部队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维护地方秩序，为解放当地立下不少功劳。

按照资历和职务，罗厚福本有机会获得更高军衔，但在1951年，他因组织部队开办工厂，号召干部垫资参与分红，违反了相关纪律规定，被从副军级职务降为正师级。这一变动直接影响了1955年的授衔结果，最终他被授予大校军衔。

尽管军衔只是大校，他的勋章却堪称顶配，成为全军极少数同时拥有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将领之一，1961年，罗厚福晋升少将军衔。

第二位是周时源，1914年出生于安徽金寨，1929年参加红军，年纪轻轻就投身革命队伍。

红军时期，周时源作战勇猛，从基层战士一步步升任指挥员。到1936年，他已经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当时的师政委是后来的开国上将陈锡联。能在20岁出头当上主力师师长，足以说明他的军事能力和战场表现。

进入抗日战争阶段，周时源被编入新四军，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不过相比红军时期的高位，他这一阶段的职务有所下降，战场贡献与影响力也不及从前，1942年他被调往延安抗大学习，脱离一线作战指挥。

解放战争打响后，周时源的职务再次出现变化。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东北，一度担任吉林省乾安县县长，从事地方行政工作，直到1946年才重新回到部队，担任团长一职。

此后他跟随部队参加了四平保卫战、锦州战役、天津战役等多场关键战役，始终在团级岗位上指挥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华南军区西江军分区代司令员，职务级别仍未回到红军时期的高度。

1955年授衔，周时源被评为大校，根据不同时期的贡献分别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第三位是徐介藩，是唯一没有获得三枚勋章的开国大校。徐介藩1901年出生于安徽固镇，早年就接触进步思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徐介藩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1926年加入我党。同年，他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此后长期在苏联停留，没有参与国内的土地革命战争。在苏联期间，徐介藩继续深造军事与政治理论，1931年加入苏联红军，亲身参与了苏联卫国战争，在莫斯科等地参与防卫作战，因此获得过苏联颁发的保卫莫斯科奖章、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章。

直到1948年，徐介藩才结束长达二十余年的海外生涯，回到祖国。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中国驻苏联赤塔总领事，负责外交相关事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又奔赴朝鲜战场，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在前线参与指挥保障工作，凭借在朝鲜战场的表现，获得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5年授衔时，徐介藩在装甲兵系统任职，被授予大校军衔。因为他长期在苏联工作和生活，所有没能授予这三枚勋章的，1961年，徐介藩晋升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