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脏活”背后的……真相与社会伦理问题

《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美] 埃亚勒·普雷斯著，李立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望mountain，2023年11月版，400页，96.00元

美国作家、记者埃亚勒·普雷斯（Eyal Press）的《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Dirty Work: Essential Jobs and the Hidden Toll of Inequality in America，2020；李立丰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23年11月，2025年12月，第5次印刷）是一部社会深度调查与工作伦理分析的社会学著作。印在扉页上的是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两句话：“无权无势者，只能干些脏活。有权有势者，却可坐享其成。”（《街上无名》，No Name in the Street，Vintage Books，2007）在普雷斯这里的语境中，所谓有权有势者其实是泛指所有不必由于别无选择而干脏活的社会成员，因此这是一个具有普泛意义的社会伦理议题。

“脏活”这个议题是从1948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在德国考察期间产生的，他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好人与脏活》（Good People and Dirty Work）的文章，指出所谓脏活的本质就是：“将某些不道德的行为交由代理人实施，再顺势对此矢口否认。与流氓不同，被分配干脏活的作恶者获得了社会‘无意识的授权’（unconscious mandate）。”（导言，第5页）休斯写道：“问题在于做了什么，谁做的，以及实施者从我们这里所获授权的性质。也许我们无意识地给了他们授权，让他们的行径超越我们自己想做甚至希望承认的范围。”（第6页）很显然，“脏活”既是一种社会分工，同时也是一种公共责任的遮蔽与不平等分担。

休斯的文章发表五十多年后，普雷斯重新审视他提出的问题，提出了“当代美国出现了什么脏活？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源自社会的无意识授权？有多少‘好人’宁愿不去深究那些以他们的名义做的事情？当这类事情可以委托给孤立存在的隐形‘脏活劳工’阶级时，实现起来有多容易？”（第6-7页）那么，到底什么是“脏活”？普雷斯的阐释是：“‘脏活’在口语中多指吃力不讨好或令人不快的任务。在本书中，这个术语指代的内容则与此略显不同，且更为具体。首先，脏活通常意味着使用暴力对他人、动物和环境造成实质性伤害。其次，干脏活需要做一些‘好人’（即社会中的体面人）认为肮脏、下作的事情。再次，脏活会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造成伤害，使他们要么感到被贬低和羞辱，要么感到背叛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信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脏活取决于‘好人’的默示授权，后者认为这类工作对社会秩序不可或缺，但并不明确表示同意，如果有必要还会将相关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工作委托给他人，这就是为什么授权乃基于这样一项了解，即其他人会处理日常的苦差事。”（13页）这样看来，暴力伤害、道德亏欠、社会需求与授权和责任自负是几项基本要素。

综合作者的前后论述和举出的工作案例，我们可以把“脏活”概括为这样一种工作：社会需要有人去做、但是在道德上存在问题的工作，如把得不到护理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关进监狱或者看守所、在工业化屠宰场大规模屠杀动物、执行美国非人道移民政策的边境巡逻任务、负责定点清除某些目标对象的无人机操作等等。这些工作的任务、性质和完成方法往往令人不适，甚至会引发厌恶和羞耻，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公众对于这些工作的看法，也会导致这些工作人员产生负面的自我认知。在这些工作的背后，实际上既有来自权力的指令，更有来自社会的无意识授权，干脏活的人往往来自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接受各种工作的社会底层，而这份脏活的工作常常又使他们成为造成别人苦难的加害者。“但是，将脏活的责任完全甩给具体的执行者，可能非常行之有效，足以掩盖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使脏活常态化的层层共谋。这样做还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忽视了最终决定谁来干脏活的结构性缺陷。”（10页）由此进一步反映出来的严重问题是两极不断分化的经济不平等，因此才会使底层人群面对脏活别无选择。另外还产生了道德不平等，干脏活的群体陷入被污名化和自我谴责的道德困境，而有权势的人则可以保持体面的形象（11页）。

谈到“脏活”，人们可能会联想到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1961-2020）讲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其实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大。格雷伯所说的“狗屁工作”（即“毫无意义的工作”）主要指的是根本不需要的、但是由于各种人为的利益动机而设立的工作岗位，其定义就是：“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珺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13页）设置那些狗屁工作岗位是极为荒诞的现象，一个最简单的检验标准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岗位，这个世界不但完全不受影响而且很可能还会减少麻烦。从这一方面来看，需要有人去干的脏活与“狗屁工作”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如果继续追问为什么会有“狗屁工作”，某种类似“脏活”的性质也就显露出来了。格雷伯说，当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工作让所有人都忙起来的时候，出于一种或许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的逻辑，于是反而更要招人，这样就可以维持“事情很多，我们很忙”的幻觉（同上，39页）。但是由于这些狗屁工作依托于权力体制，光环的威权与话语包装的欺骗性使一般人对其荒诞性难以有所认识，即便有人认识到了也无从反对。在现实中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岗位因其高大上的外观、高薪酬和稳定因素而获得安全感，因此对青年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对于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有为青年，高薪和舒适的岗位可以磨灭其社会良知与责任感；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狗屁工作同时也为特权阶层的新一代提供了合法地瓜分社会财富和进入上升渠道的岗位身份，也是作为培养家族接班人的跳板。狗屁岗位上的工作者以无数表格、汇报、研讨材料制造虚假业绩，为高层管理者带来乐于享受的成就感幻觉。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出狗屁工作中的许多岗位其实也是一种脏活，虽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却是利益集团所需要的。

格雷伯认为这种狗屁工作带来一种蔓延在我们社会中的可怕的心灵创伤，但是这种创伤似乎从未有人谈起过。正好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讲一家刚刚爆雷的大型民企的下属某地分公司如何接待飞来视察的总裁。一边是远远超出常人想象力的极度骄奢淫逸的细节安排，另一边是比服侍封建皇帝还要周全小心一万倍的分公司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从赤贫出身到富可敌国的总裁需要的就是以下属的跪拜获得人生辉煌的心理认同，而下属和全体工作人员那种诚惶诚恐、卑躬屈膝的态度很难说不会对其内心产生伤害。可以说，这既是狗屁工作，同时也是一种脏活——以泯灭人性中的平等与尊严来讨好有权势者。这样的职业人生被自我欺骗、逢迎上司、虚伪成瘾、空虚无聊等必然的伴生物彻底剥夺了真实的自我存在，正如格雷伯所讲的，“狗屁工作会对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上，100页）脏活也是这样。

关于不平等问题，作者的论述很扎心：“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双手干净、良心清白，日益成为某种特权：能够将自己与干脏活的孤立之所隔离开来，将肮脏的细节留给他人。处于劣势的群体不仅更有可能干脏活，也更容易作为‘害群之马’被挑出来，当长期被容忍甚至得到上级怂恿的系统性暴力偶尔曝光时，他们就会受到指责。政客和媒体通常将这些曝光视为‘丑闻’，并将火力集中在道德败坏的个人身上，这种愤怒的表现最终会掩盖每天发生的更为稀松平常的不公。与此同时，上级官员和默许干脏活者所作所为的‘好人’，仍然可以全身而退，从容地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对被挑出来的替罪羊大加挞伐。”（11-12页）“双手干净、良心清白，日益成为某种特权”，这话说得很尖锐，把道德感与特权地位勾连起来，揭穿了某些上层阶级的道德虚伪与社会偏见。

但是上述这些显然只是作者针对美国社会做出的观察和分析，在我看来还远不足以覆盖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和不同语境中存在的脏活。作者书中所谈的大部分案例仍然只是各种脏活中不难被认识到的带有群体性的表层，还有更多隐匿的和随机存在的脏活潜藏于社会机体的各种层面，在其背后当然还有更为深层、多层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只有进入各自不同的阅读语境中发现脏活，并且揭示脏活背后的深层机制，这才是阅读这本带有开创性意义的社会调查文本的重要启发意义。

一个重要问题是，脏活究竟是如何被干活的人所接受的？作者指出：“尽管哪里都有脏活，但在美国，脏活的分配绝非随机。正如后文所示，脏活不成比例地落到了选择和机会较少的人身上：来自美国落后农村地区的高中毕业生、无证移民、女性和有色人种。与其他薪酬微薄且存在人身危险的工作一样，干脏活的主要是社会弱势阶层，他们不像生活相对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那样，拥有技能和资历、社会流动性和权势。”（10-11页）“当然，并不是所有干脏活的人都认为自己实属无奈。有些人可以从这种工作中获得满足感。”（12页）关于这种满足感，应该有更深入的分析。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语境可以提供真实的案例。其中一种情景就是工作本身并非就是脏活，比如在街道上执行城市管理职责，本来的宗旨是为了让市容美观、让市民生活平安有序，但是不少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粗暴无礼、欺压底层市民，就把工作变成了脏活。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来自一旦有了一点权力之后的压迫他人、使他人恐惧的快感。所有这些都是部分底层人群借工作的名义实现权力欲望的真实情境，是把工作转化为脏活的典型。

事实上，干脏活的并不只是社会底层群体，也不仅仅是如金融业、科技业等圈子的商界白领精英，在政界、学界、文化界、艺术界等圈子同样有各种脏活需要有人来完成，而且这些脏活的性质、对象、实施方式等往往是行业中的核心机密，公众根本不知道其存在，更无从对其产生认识。而对于下令干脏活和执行这些脏活的人来说，往往也不存在道德上的忧虑，无需以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作为自我安慰的理由。这种脏活可以称为隐秘的脏活，社会并不一定需要它们，但是控制这个社会的利益团体和利益机制需要它们。

作者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呈现了在美国生活不同领域中的脏活的表现样态。该书第一部分“高墙之后”描述和探讨了国家监狱系统的精神病房内的脏活，揭露了在那里经常发生的虐待行为，并且阐释了为何“在将精神疾病定为犯罪的社会中，这种残酷暴行不可避免”（14页）。第二部分“屏幕背后”研究的是远程确定无人机打击目标的图像分析师的工作，政府官员经常将这些定点清除行动描述为“精确”和“外科手术般的”，但令人不安的现实是距离和技术使战争暴力蒙上更多道德阴影，虽然操作人员的确只是执行政府官员的指令，而且执行的是得到政府官员和公民支持的政策。第三部分“屠宰车间”把公众与工业化屠宰场工人紧密联系起来，工人为了迎合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干着机械化屠宰的脏活。最后的第四部分探讨的是在全球石化生产和数字科技中普遍存在的脏活，揭露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代理人以及被他们驱使的人员如何为我们干脏活。

从对各种脏活的描述和分析中，作者指出：“几乎所有形式的脏活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避人耳目，使‘好人’更容易视而不见或者选择性遗忘。”（14页）这种特点从理论上看，反映了文明的进程与道德状况的真实关系——作者引述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的分析理论，阐明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等于道德的提升，而是使人们把各种肮脏的行为隐藏起来。隐藏的方法既有像美国监狱和工业化屠宰场这样的高墙或地点偏远荒寒的空间阻隔，还有通过设置限制公众知情的保密法等法律障碍来强化这种阻隔，另外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内心中存在的心理过滤功能使人们无法认识或不愿认识到脏活的存在，虽然都是为了满足他们欲望而干起来的。被动、消极的认知意愿必然导致真相难以彰显，特别是在当今的高科技信息时代，海量的信息轰炸与随时产生的注意力转移为人们逃避令人不安的现实提供了最便捷的工具。

有一个研究视角是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普雷斯所讲的，“通过追踪美国生活中脏活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正如下文所述，我们都与这些脏活有所牵连，却几乎未曾察觉”（17页）。“对脏活的思考揭示了美国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美国人的价值观、基于无意识授权建构的社会秩序，以及美国人愿意以自己的名义做些什么。”（18页）比如说发生在高墙之后的佛罗里达州惩教所里面的事情，普雷斯指出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然是在粉饰真相，看守对患者犯下罪行而不受惩罚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狱警比尔·柯蒂斯的经历和想法反映了另一种真相：监狱人满为患，经费严重不足，管理人员人少、收入微薄，“换句话说，手段更为残忍的看守只是在替社会干脏活”。这是休斯在1962年的文章中就已经一针见血指出的（63页）。因此，人类学家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在《监狱世界》中指出，在法国许多狱警对自己的谋生方式非常尴尬，以至于避而不谈。法桑的调查还发现，大多数看守都来自外省的小镇和工人阶级家庭（95页）。这也是特别值得在不同语境中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应该关注的议题，可以论证某种带有普遍性的职业身份与家庭背景关系的论述。普雷斯认为普通人应该关心监禁问题，因为这是由纳税人负担、由立法者和法官负责管理的集体事业，监狱和看守所无论多么难以接近和隐蔽，都是公共机构（111页）。但是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在普雷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由外包公司负责给被监禁者提供精神治疗和医疗护理服务是一门获利不菲的生意，比尔·柯蒂斯发现监狱医疗私营化七个月后，全州在押期间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两百零六人，创下十年来的新高。但是由于监狱的医疗服务外包节省了公共财政的投入，因此一位惩教署官员表示“这是对纳税人最有利的决定”（117页）。这又回到了休斯在其关于“脏活”的文章中指出的，在涉及某些“外群体”——在这里可以指向那些监狱中的精神病患者——的待遇时，只要“他们与我们的社会距离越远，我们就越会进行默认委托，让别人代表我们来打交道”（同上）。这就是脏活与一个社会的普遍道德状况之间关系的残酷真相。

在各种脏活中，最难揭穿真相的可能就是第二部分“屏幕背后”所讲的无人机袭击项目。无论非政府组织如何要求政府对袭击中存在的“平民伤亡和潜在非法杀戮的可靠证据”做出解释，但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回应，理由当然是涉及国家安全等等。据追踪美国无人机项目的伦敦独立机构“调查新闻局”称，从开始收集数据到2020年底，美国无人机袭击在官方承认的战区外造成的死亡人数介于八千八百五十八至一万六千九百零一之间，其中包括多达两千两百名平民。但这些袭击大多是公众很少了解的。“但也可以说，这种不透明性使公民不必过多考虑这场得到许多人默许的无休止作战行动。正如埃弗里特·休斯可能会指出的，遥控杀人行为的‘无意识授权’，借此解决美国上下面临的棘手问题：对‘反恐战争’的幻想业已破灭，但公众未必希望放弃武力打击。”（140页）“这是一场没有风险的战争，至少对美国人来说也不会有后果，这使‘好人’很容易将定点清除这种肮脏的行径抛诸脑后。”（141页）但是，对于干这脏活的人来说，他们大部分人对自己的工作绝非心安理得地认同，而是要经历负面的破坏性情绪和良心的不安。当其中有人无法沉默，试图向公众讲述真相的时候，就会面临被政府指控的风险。律师杰西琳·拉达克为涉嫌侵犯国家安全的吹哨人提供法律援助，她可以证实她代理的几名前无人机操作员因谈论自身经历而遭到了报复（164页）。

实际上，在屏幕背后的脏活还有更多。美国学者莎拉·罗伯茨（Sarah T. Roberts）的研究主题指向全球性的商业化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核运作：针对互联网上日益巨量而良莠混杂的内容，商业性内容审核是必要的工作，因此互联网公司要雇用数以百万计的内容审核员评估社交平台用户上传的信息，筛选和删除色情、暴力、仇恨言论等不良内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工作群体一直隐身于幕后，其游离于社会、薪资低微、劳累过度、精神创伤等生存状况亦一直未能引起社会关注与疗救。除了工作强度和精神受创之外，审核员群体难以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身份认同，由于保密协议、职业隔阂和工作带来的羞耻感以及工作团队往往是分散于各地，他们被迫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因此莎拉·罗伯茨的调查和撰写本书的一个强烈的伦理动机就是要为这个“打工人”群体伸张正义：“希望他们可以离开阴影处，从屏幕后面走出来，走到有光亮的地方来。”（罗伯茨《幕后之人：社交媒体时代的内容审核》，罗文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194页）与这种“商业性内容审核员”相比，在全球互联网语境中当然还有其他性质与类型的内容审核员，他们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各自不同的处境，要从阴影处“走到有光亮的地方来”的可能性也大不相同。正如微软发言人在2013年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丽贝卡·赫舍打趣说的，“审核工作是一种‘脏活’”，许多内容审核员不会不知道用户在很多场合中对他们的“delete”行为发出的绝望诅咒。因此莎拉·罗伯茨的开创性调查与研究更具有启发性意义，更多的“阴影”和“幕后”的脏活有待关注网络媒体内容生产的研究者与媒体人揭秘。

一个重要议题是普雷斯在书中尚未论述的，那就是在美国政府对国内人民的网络监控中，媒体公司的工作中是否也有“脏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与政治学教授伯纳德·E.哈考特（Bernard E.Harcourt）敏锐地指出，“在今天的美国，普通公民面临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监视网络。社交媒体、零售电商、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互联网提供商和网络浏览器都在收集我们的隐私数据，并提供给情报机构。”“不仅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有脸书、谷歌、微软、苹果等机构和公司……对我们私生活进行令人惊叹的监控，向我们营销。数字时代已经将监视能力有效地融入几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伯纳德·E·哈考特《镇压革命——美国政府针对其公民的战争》，李思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52、158页）那么，从内容审核到公民监控，美国政府与媒体公司之间的灰色地带上的“幕后之人”恐怕就不仅仅是那些可怜的“打工人”审核员，而是还有更多身份不明、雇主不同、行为准则不一、公众更无从了解的人物角色。这些人物所干的难道不也是脏活吗？应该从“脏活”的角度出发，对那些眼睛盯着屏幕的“内容审核员”及其背后的官员和整个内容审核体制进行追问，这是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中跨语境的大问题。

与狱警和无人机操纵员相比，工业化屠宰场工人干的脏活与社会公众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因为美国人需要大量廉价、购买便捷、烹制容易的肉类食品。屠宰行业的发言人声称，高效生产让每个人都受益匪浅，使每个家庭都能够购买他们想要的数量（250页）。但是没有提到的代价是虐待动物、破坏自然环境，以及对屠宰场工人的严重伤害。在普雷斯的论述中，有三个议题非常值得重视。一是自由派人士的观点和表现。由于屠宰场工人大多来自移民，自由派人士赞扬他们的刻苦奋斗，同时又强烈反对虐待动物和破坏环境，唯独没有考虑的是干脏活的工人受到的伤害。二是公众只会关心肉食品的卫生安全问题，以及便捷的“生鲜直达”和“立即送”带来的极大便利，基本上不会考虑到发生在屠宰场的事情。三是有环保思想的有钱阶级会更愿意购买来自家庭农场的有机肉，经济地位挖出了道德鸿沟，普雷斯说得有点扎心：“正如生活中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美德与特权相关，富裕消费者能够花钱摆脱与工厂化农场和工业化屠宰场中肮脏行为的共谋，而这些场所生产的食品被不够‘高尚’的人买走，其中就有在屠宰场辛劳工作，让分割流水线不停运转的掏膛工和宰杀工。”（279页）这三个问题把“脏活”研究提升到政治经济学、社会伦理学和主流价值观的层面上，回应了休斯提出的问题：“干脏活的人都是受国家委托履行其职责的。他们的雇主是公众，这突出了一个事实，即他们不是流氓行为者（rogue actor），而是政治体的代理人。”（251页）

第四部分“现代世界的新陈代谢”从奥威尔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的煤矿工人谈起，“我们所有人相对体面的生活都拜地下的矿工们所赐。他们全身漆黑、满头煤尘，用钢铁般的手臂和腹肌挥动着铁锹铲煤运煤”（286页）。在今天，“肮脏的石油”在全球资本主义新陈代谢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奥威尔时代的煤炭，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领导人的政策。秉持自由主义、环保意识较强的人士容易谴责石油产业如何污染环境，却忘记自己有多么依赖他们。

在硅谷科技中同样有干脏活的，这是书中重点谈到的一个例子：2018年8月一篇发布在谷歌内部网络留言板上的文章，主题是谷歌计划在某国推出量身定制的搜索引擎，从而扩大信息获取渠道，但是杰克·波尔森发现最后开展的代号为“蜻蜓”的计划却选择了遵守该国法规、可以自动识别禁止访问网站的应用程序。杰克表示不知道如何在不感到内疚的情况下继续工作，自己将辞职。“事实证明，‘脸书’等科技公司的创始人的贪婪，不亚于英国石油公司和瑞士越洋钻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328页）这的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虽然在硅谷工作的道德光环已然褪色，也并不意味着这里的工作就是脏活。关键的区别是，工程师和银行职员等白领一样，如果感到自己因为工作受到伤害，仍然有很大的回旋余地。”（330页）普雷斯马上谈到了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关于“呼吁”与“退出”的抗议模式的论述，但是实际上在干脏活的问题上，呼吁式抗议基本无效，唯有选择退出。可是对于要承受经济压力的人来说是难以退出的。

因此，最后的问题就是，“对于干脏活的人，我们亏欠他们什么？至少在我看来，我们欠他们的是愿意把他们看作我们的代理人，承认这些脏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愿意倾听他们的故事，不管其内容多么令人不安。”（361页）在作者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承认存在各种脏活，进而承认有人在帮我们干脏活。这种承认必须是在公共平台中发生的公共性行为。说到底，在社会无法完全消灭脏活之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