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新总统刚上台，就要砍60亿公共支出，学生午餐养老金全遭殃

如果卡斯特政府的大型综合改革法案获得原则性通过，而目前几乎所有迹象都表明结果会是如此，那么，围绕每一项改革措施展开的每一次辩论，都将牵动极其重要的东西。

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于2026年3月上台，这对经济议题的讨论方式以及经济治理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毫无疑问，我们正面对的是自1990年恢复民主以来最具倒退性的经济计划，它重新回到了最早几届民主政府不得不应对的那套大正统路线。

有必要先把问题的边界厘清，避免陷入漫画式的理解，也避免被那些早已被反复滥用的概念牵着走，比如新自由主义、模式、倒退性，以及诸如此类的词语。

当下智利经济局面的起点，在于政府成功确立了一种判断：新执政阵营接手时，面对的是相当沉重的公共债务，以及严重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公共债务确实存在，而且规模不小。尽管债务增速已经放缓，但到2026年，智利的负债水平仍高于2022年加夫列尔·博里奇就任总统时。

数字不会说谎。到2022年3月，智利的总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5.8%；到2024年年底，这一比例升至42.3%；2025年的预测值则为42.1%。围绕这一问题，各方给出了越来越多的解释。右翼认为，这是缩短工时带来的不负责任后果，也是财政支出低效、左翼倾向于失控花钱以及无力推动增长的结果。

左翼则认为，债务问题源于税收收入预测一再失误、生产率问题长期无解、收入高度集中及其造成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需要通过国家转移支付加以纠正，此外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就经济现实而言，这些理由很可能都构成了部分解释。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衡量它们的权重，而这并不是一个单靠技术就能解决的问题，尽管经济学推理仍然重要，但归根结底，它是政治问题。

但争议的核心并不在这里。真正的焦点，在于政府预算削减计划背后的经济理性与意识形态逻辑。这一计划被纳入一项大型综合改革法案之中，涉及的事项五花八门。财政紧缩其实早有预兆。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本人在总统竞选期间就曾宣布，承诺逐步削减60亿美元公共支出，但他始终没有说明这些削减具体会落在哪些地方。

如今，这些内容正一点点浮出水面。政府在沟通上的失误层出不穷，甚至已经惹恼了一些执政阵营内部政党，尤其是民族革新党，也激怒了整个左翼阵营。无论如何，左翼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都明显处于少数地位。

政府的计划实际上包含了一场隐性的税制改革：一方面，在没有任何补偿措施的情况下，将企业税率下调至23%，以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水平接轨；另一方面，取消此前一直拖累投资的审批许可。如果增长预期最终无法兑现，这些措施可能造成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0.6%的长期性赤字。

而增长预期能否实现，又完全取决于投资者的行为。其中特别是大资本将从一项极具争议的安排中受益，即长达25年的税收不变条款。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盛行一时的“涓滴”理论。它的核心并不建立在比较证据所证明的成功经验之上，因为这样的证据并不存在；它更多依赖一种主观层面的判断：投资者能否迅速感受到这些变化在财政上是可持续的，尤其是它们未来不会轻易被改回去。也正因如此，立法原则获得议会多数议员大幅支持，才显得格外重要。

财政部的豪尔赫·基罗斯不得不出面解释“descontinuidad”一词的语义含义。这个词在西班牙语中并不存在，而“discontinuidad”这个词则本身已经足够明确。他把这个词与“改革”的概念联系起来，这让政治讨论平添了一层荒诞意味。

无论如何，仅仅是提出要对社会项目进行调整和削减——从公立学校学生午餐，到备受重视的全民保障养老金——就已经让“社会权利”这一理念本身受到质疑。中右翼在联合政府执政时期之后，已经逐渐熟悉这一理念，甚至在塞瓦斯蒂安·皮涅拉两届总统任内，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削减措施和大型综合改革法案带有明显的倒退性，而这种倒退自1990年以来前所未有。

有必要注意到，仅仅是建议削减社会权利的实际享有，本身就意味着什么。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一种右翼且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想象被清晰地展现出来：人们被要求依靠个人自由，而不是依靠集体性、普遍性的权利，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由于这种新自由主义想象的中心，是作为个体的自由。哪怕再贫穷，人也仍被视为经济行动者，被认为具备理性和策略性行为能力。因此，需要被扩大的，是这些个人自由；国家则要缩减其存在，连同社会权利一起收缩。

在这种逻辑中，对社会权利的那种被扭曲的理解，最适用于那些被证明无力满足自身需求的人。可一旦如此，它也就不再是权利了。此时起作用的，是一种“标准”逻辑。放在这里，它更接近维持生命的最低保障，也就是如何确保生物意义上的生存延续，而不是保障有尊严的最低生活水平。后者更接近埃斯平——安德森社会民主思想中的中产阶层尊严标准。这位学者曾长期影响1990年至2014年的中左翼政府，也影响了博里奇总统的政府。

这正是近来智利政治争议的症结所在：一个最小国家的理念，以及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计划。既然如此，又怎么会看不懂政治和立法辩论为何迅速走向两极化？它不可避免地重新围绕劳动与资本这一对立轴线展开，而意识形态斗争也必然伴随着各种漫画化的表达。

每通过一项削弱社会权利享有的改革，都会成为右翼的胜利，毫无修饰地说，就是如此。反过来，每一次后退，都会成为左翼成功遏制的一场胜利，但终究也是胜利。

如果政府的大型综合改革法案获得原则性通过，而目前几乎所有迹象都表明结果会是如此，那么，围绕每一项拟议改革措施展开的每一次交锋，都将决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在每一场这样的战斗中，真正被争夺的，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的范围和深度。之所以说它是新自由主义的，是因为它改变了经济事务的组织方式，也改变了与之相连的权利安排。在这种资本主义形态下，一切都与1990年继承下来的那种模式相去甚远，甚至很可能重新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