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后老父亲亲历：那件真实发生的奇诡往事，至今无法解释

楔子

二〇一六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河南周口，沙颍河边的老街上，鞭炮屑红了一地。我在老屋里陪父亲喝了两杯，他忽然放下酒杯，盯着墙上那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看了很久。

照片上七个人，我认识的是爷爷、奶奶和父亲。另外四个，父亲从不提。

“你总想让我讲讲当年的事。”他端起酒杯又放下，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我今年六十七了，有些事再不讲，怕是真要带进棺材里了。”

我给他倒满酒，没有说话。这样的开头，我等了至少二十年。

父亲姓陈，排行老三，村里人叫他陈老三。一九五〇年生人，属虎，脾气烈，一辈子不信鬼神。就是这样一个不信邪的人，在他二十三岁那年，亲历了一件至今无法解释的事情。

“你爷爷那一辈，村里有个规矩。”父亲抿了口酒，声音低下去，“每年冬至前三天，夜里十二点整，刘家岭后面的乱葬岗上会有人敲锣。你不能去看，不能去听，更不要去问。”

“敲锣？”我愣了一下。

“对。”父亲的筷子悬在半空，“那种铜锣，老式的那种，现在早没了。敲一下，隔很久再敲一下，不紧不慢的。老人们说，那是给什么东西指路的。”

“你听着像什么？”我问。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他放下筷子，枯瘦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三下。

笃。笃。笃。

间隔很长，长到你以为不会有第二声的时候，又来了第三声。

“像心跳。”他说。

老屋里的灯忽然闪了一下。窗外那棵老槐树的枯枝正被风刮着，沙沙作响，像是有什么东西贴着玻璃蹭了过去。

父亲看了看表，起身走到门口，把门栓插上了。

他说：“那年我二十出头，是你爷爷让我跟着去的。他说我大了，该见见世面了。”

“去见什么？”

父亲回过头，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你以为我要讲鬼故事？”他哼了一声，“鬼算什么。那件事比鬼可怕一万倍。”

他的目光落回那张泛黄的照片上，盯着那四个我从来不认识的人。

“这张照片上，除了你爷爷奶奶和我，其他四个人……不到一个月，全没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在抖。

那是握了一辈子锄头的手，稳得像铁钳。此刻却在抖。

“你等一下。”父亲忽然站起来，走进里屋，翻箱倒柜的声音响了好一会儿。他手里攥着一个红布包着的东西出来了。

那东西不大，比拳头小一圈，红布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被多年摩挲变得油亮。

父亲把红布一层一层剥开。

里面是一块铜牌。

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两指宽一掌长，锈蚀得厉害，但中间还能看出一个图案——是个圆形，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动。

不，不是“像”。是我看错了。

我拿近仔细看，铜牌上的图案忽然变得立体了，那个圆形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洞，洞里有什么东西在缓慢旋转。

我猛地把它放回桌上。

父亲看着我的反应，没有意外。

“第一次见这玩意儿的人，都这样。”他慢慢把红布重新包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这东西跟了我四十多年。每到冬至那几天，它就会自己发热。”

“你信吗？我就把它揣在贴身的兜里，一入冬就贴着肉。冬至前三天的夜里，一点不差，它会变得滚烫。”

我张了张嘴，想说这不科学。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因为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八岁那年的冬至夜，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父亲披着衣服出去开门，门外站着我三叔。三叔满脸是血，浑身哆嗦，见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哥，又出来了。”

那天夜里，父亲把我和母亲锁在屋里，一个人跟三叔走了。第二天回来，他的手背上多了一道很深的伤疤，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划开的。

他告诉母亲是摔的。

但那道疤的形状，一直印在我记忆里。弯弯曲曲的，像几个字母，又像某种符号。

我盯着墙壁上那些发黄的旧照片，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所有关于父亲年轻时的照片，那段时期都是空白的。仅有的这张七人合影，拍摄于那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地点是刘家岭。

父亲终于开口了。

“那年是癸丑年，一九七三年。”他的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你奶奶走的第三年。你爷爷说，该到了还愿的时候了。”

老式的挂钟敲了九下。

父亲的讲述，刚刚开始。

第一章 锣声

一九七三年的豫东平原，日子过得像沙颍河的水，慢悠悠地淌着，看不出有什么波澜。公社的喇叭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响，放一段样板戏，然后是通知出工、开会、学习。社员们扛着锄头下地，收工回来烧火做饭，天黑就睡。日子单调得像机械钟的摆锤，左一下，右一下，周而复始。

我从部队退伍回来两年了，二十三岁，浑身的劲儿没处使。在部队学会了开车，握过方向盘的手再握锄头总觉得不对劲。可这年头，一个农村青年能有什么出路？老实种地，等着媒人说媳妇，娶个女人生几个娃，这辈子就算交代了。

我心里不服气，但也说不出不服气什么。

那年秋天，沙颍河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水，淹了河滩上的几百亩庄稼。公社干部来了几趟，拍了照，登记了损失，给每人分了三十斤救济粮，事儿就过去了。村里人照样过日子，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有我爹不一样。

他叫陈德厚，村里人都叫他陈老头。那年他五十出头，腰板挺得笔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是刘家岭这一带有名的“明白人”——不是干部，不是先生，但十里八乡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要来请他拿主意。

我从小就知道，我爹跟别的庄稼人不一样。

他读过私塾，在县城念过两年新学，后来日本人打过来才中断了学业。他会打算盘，能背《论语》，还认得几个洋码字。但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是，他懂一些别的东西——那些不该懂的东西。

比如，他能看“气”。

我小时候亲眼见过，有一年夏天，隔壁刘婶家的儿子发了高烧，烧得说胡话，送到公社卫生院打了三天针也不见效。我爹去看了一眼，回来跟刘婶说了一句话：“你家灶台底下埋着东西，挖出来就好了。”

刘婶半信半疑地挖了，灶台底下埋着一个生锈的铁钉——不，不是普通的铁钉，是一根棺材钉。

这件事后来怎么解释的？谁也说不清。棺材钉怎么会埋在灶台底下？谁埋的？没人知道。但怪事来了：棺材钉一挖出来，刘婶儿子的烧就退了。

村里人说起这事儿，有人说陈老头有“阴阳眼”，有人说他跟“那边的”有联系。我爹从不解释，也从不否认。

但我心里清楚，我爹这辈子，最怕的只有一件事。

每年冬至前三天。

从我记事起，每到这个日子，我爹就会变得特别沉默。他会把家里所有的刀、剪子、针——所有带尖的铁器——都收进一个木箱子里，用锁锁好。他会在每个门框上贴一张黄纸，纸上是些弯弯曲曲的符号，我一个也不认得。他会把灶台擦得锃亮，供上三碗白米饭，每碗饭上插一根筷子。

然后，他会一个人在院子里坐到天亮。

我小时候问过他：“爹，冬至前三天是啥日子？”

他说：“不是什么日子，别问了。”

我又问：“那你怕啥？”

他看了我一眼：“谁说我怕了？”

可是他的手在抖，我看得见。

后来我长大了，当了兵，回来成了个大小伙子，我爹对我的态度也变了。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跟我提起一些事，像是试探，又像是在铺垫什么。

那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晚上吃过饭，我爹在院子里抽旱烟。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父子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月亮很大，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近处是蛐蛐儿在叫。

“三儿，”我爹忽然叫我，“你觉得这世上，有没有那边的事？”

我愣了一下。我当兵在外几年，见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枪、炮、坦克、飞机，这些玩意儿哪一样不实在？我当然不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爹，你不要信那些，都是封建迷信。”我说。

我爹抽了口烟，半天没吭声。

“你当兵以前也这么想？”他问。

“一直这么想。”

“那你当兵的时候，半夜站岗，听过啥动静没有？”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说的“动静”，我心里有数。在部队站夜岗，尤其是在那种老营区，确实会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有时候是脚步声，清晰得像有人从你面前走过去，但你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候是叹气声，就在你耳边，你能感觉到一股热气呼出来，但转过身去，什么也没有。

老兵们说，那是“过阴兵”的声音。

我当时不信，也不怕，端枪站着，心想管你是人是鬼，我手里有枪。但你问我有没有听过，实话实说，我确实听过。

我没吭声，我爹看我的表情，什么都明白了。

“你在部队上，见得多了，自然就信了。”他说，“部队驻扎的地方，哪个不是老战场？哪块地下没埋过人？”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三儿，”我爹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我跟你说个事，你听了别往外传，更不要跟你娘说。”

“啥事？”

我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已经忘了要说什么。月亮从东边移到了中天，院子里像铺了一层银霜。

“你爷爷，”他终于开口，“不是因为痨病死的。”

我愣住了。爷爷是一九六二年走的，那年我十二岁，记得很清楚。爷爷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咳了大半年，最后咳出的东西里带着血丝。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说是肺结核，那个年代治不好的绝症。

“那是因为啥？”我问。

“是为了还愿。”我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欠那边的账，到期了，得还。”

“什么账？哪边？”

我爹抬起手，指了指地下。

那个动作做得很随意，像是拍了一下裤腿上的灰。但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指的是地下——脚下踩着的这片黄土。

“你爷爷的事，现在还不能全说。”我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等时候到了，你应该知道的，自然会知道。”

说完他就进屋了。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月亮很亮，蛐蛐儿叫得很欢，我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

我不知道我爹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我知道，那个日子快来了。

因为我注意到一件事：我爹开始频繁地出门。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是夜里，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村里人见了我爹，都会主动打招呼，但打完招呼之后，他们看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敬畏，有好奇，还有一样东西——恐惧。

对，就是恐惧。

那年秋天的庄稼收得差不多的时候，我爹忽然有一天叫我跟他出门。他没说去哪，我也没问。

我们沿着沙颍河的大堤走了大概半个时辰，来到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那是一大片柳树林子，柳树长得歪歪扭扭的，枝条垂下来像一把把拂尘。林子中间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口枯井，井口被一块大石板盖着。

我爹在枯井前站了很久，然后让我帮忙把石板挪开。那块石板少说也有两三百斤重，我们两个人合力才勉强移开了一道缝。

从那道缝看进去，井里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我闻到了一股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味，像是铁锈，又像是某种动物的气味，又熟悉又陌生。

“记住这个地方。”我爹说。

“这是哪？”我问。

“刘家岭的老井。”

“刘家岭？”我回想了一下，“刘家岭不是早没人了吗？”

刘家岭是沙颍河南岸的一个土岗子，据说早年间有过一个村子，后来不知道怎么的，村子里的人陆续搬走了。我记事的时候，那地方就只剩下几间破土坯房，再后来破房子也塌了，成了一片荒地。只有一片乱葬岗子还在。

“有人。”我爹看着那道石缝，目光沉沉，“一直有人。”

他的表情让我心里发毛。我爹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来抄家，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就那么看着那些年轻人冲进来翻箱倒柜，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能让他说出“一直有人”这种话的地方，绝不会是什么好地方。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爹的脚步很急，好像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们。我回头看了好几回，什么也没有。

但那天的风很怪。明明是初秋的风，吹在脸上却像腊月的风，冰冷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腥味。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站在刘家岭的乱葬岗上，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忽然，我听见了一阵锣声。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一下，一下，很慢很慢。

笃。笃。笃。

那声音像是敲在我心口上，每一下都让我的心跟着一跳。我想跑，但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我想喊，但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后我看见了光。

不，不是光，是火。一排火把，从黑暗中慢慢亮起来，排成一条线，像一条火龙，蜿蜒着向我走来。

火把下面有人。

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只看到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像戏台上唱戏的那种帽子，但颜色是白的——惨白惨白的，像纸扎的那种。

他们从我面前走过，一个接一个，脚步很轻很轻，踩在枯草上没有一丝声响。

我数了数，一共七个。

最后一个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转过头来看我。

那张脸是个什么样子，我在梦里记得清清楚楚，但醒来以后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唯一记得的是，他对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让我在梦里就知道了什么叫害怕——不是因为恐怖，而是因为那个笑容太熟悉了，熟悉到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我是被一声鸡叫惊醒的。

睁开眼，天已经大亮了。阳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暖洋洋的一片。我身上全是冷汗，后背的褂子湿透了。

我娘在灶屋里喊：“三儿！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来！”

一切都那么正常，正常得让我以为那个梦只是一个梦。

但饭桌上有一样东西，让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爹的面前，搁着一碗饭。

白米饭，上面插了一根筷子。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五。

距离冬至，还有整整三个半月。

我爹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但他看我的眼神，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那不是一个父亲看儿子的眼神。

那是一个知道自己欠了债的人，在看着那个将要替他还债的人。

我手一哆嗦，碗差点摔了。

我爹低下头，端起那碗插着筷子的白米饭，三口两口扒了个精光。

“吃完饭，”他把空碗搁下，用袖子抹了抹嘴，“跟我去一趟刘家岭。”

“干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发紧。

我爹站起来，走到门口，望着南边那片灰蒙蒙的天。

“挖一样东西。”他说。

第二章 铜牌

刘家岭离我们村不到三里地，走路用不了一炷香的工夫。可这片地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天到了这里都要矮三分。

这地方之所以叫“岭”，其实是个土岗子，比周围的地高出两米来。听老辈人说，很久以前这里是沙颍河的古河道，河改道以后留下了这片高地。土是黄胶泥，干的时候硬得像石头，一下雨就黏得像胶，能把人的鞋底粘掉。

岗子上光秃秃的，除了几棵孤零零的老槐树，什么也不长。树也不成材，歪歪扭扭的，枝干上挂满了干枯的丝蔓，远远看去像几个佝偻的老人站在那里招手。

乱葬岗子在土岗的最高处，方圆大概有两三亩地。说是乱葬岗，其实就是一个大土坡，没有墓碑，没有坟头，只是草丛里隐约有些凹陷，能看出下面埋着东西。放牛的人从来不会把牲口赶到这来，因为这上面的草，牛羊不吃。

我跟我爹沿着一条快要被草淹没的小路上到土岗上。路上全是半人高的艾蒿和狗尾巴草，草叶子上挂满了露水，走了没多远裤腿就湿透了。

我爹走得很快，像是有人领着路似的，穿过乱葬岗子，径直走向最南边的一棵大槐树。

那棵槐树是这片岗子上最大的一棵树，树干得两个人合抱才抱得过来，树冠遮天蔽日的，站在下面跟进了棚子里似的。但仔细看，这棵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别的大槐树都是枝繁叶茂，这棵树虽然粗大，枝条却都往下垂着，像一个人在低头认罪。

“就在这。”我爹绕着树走了三圈，在树朝南的那面站定，用脚在地上划了个十字。

我不解地看着他。

“挖。”他从背篓里拿出两把铁锹，递给我一把。

他没说挖多深，我也没问。问了也是白问，我爹这个人，不想说的你问烂了也没用，想说的不用你问他也会说。

黄胶泥硬得很，头几锹下去，铁锹只进去了一个锹头。我们一锹一锹地挖，泥土翻出来的声音在空旷的岗子上显得格外响亮。

挖到半人深的时候，铁锹碰到了一个硬东西。

那是我的铁锹碰到的。锹头撞上去，发出一声闷响，不像金属声，也不像石头声，倒像是敲在一块干木头上，闷闷的，带着一点回响。

“等等。”我爹跳进坑里，蹲下来用手扒开泥土。

露出来的是一块木板。不是普通木板，黑漆漆的，拿手一摸才发现上面涂了一层东西。我凑近了闻了闻，是一股桐油和沥青混合的气味。

我爹用手把木板周围的泥土慢慢扒开，露出木板的全貌。那是一块长条形的木板，大概有巴掌宽，一尺来长，嵌在一个比它稍大的木框里，像是窗户上的一扇小窗。

木板上钉着七颗铜钉。不，不是铜钉，是铆钉，每颗都有大拇指那么大，排列成一个圆圈的形状。那些铜钉没有生锈，在泥土里埋了不知多少年，依然锃光瓦亮的，像是昨天才打出来的。

我伸手想去摸，被我爹一把抓住了手腕。

“别碰。”他的语气很重，“那上面的东西不能随便碰。”

“什么东西？”

我爹没有说话。他从背篓里拿出一把小铲子，沿着木板的边缘小心翼翼地铲了几下，然后把铲子插进木板和木框之间的缝隙里，轻轻一撬。

吱呀——

那声音像是推开了一道很久没有打开的老门，不是木头摩擦的声音，而是一种更低沉、更闷的声音，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木板被撬开了，露出一个黑洞。

我趴在坑沿上往下看，洞里吹出一股风。那风凉得不像话，不是秋天的那种凉，是冬天半夜里那种刺骨的凉，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霉味。

不，不光有霉味。

是铁锈。还有血。

不，不是血，是比血更浓烈的一种气味。我想了半天，才找到一个稍微接近的形容——就像你去肉联厂，路过屠宰车间的时候闻到的那种味道。

我爹从背篓里拿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油纸剥开，里面是一盏油灯。铜的灯盏，样式很老了，灯芯是那种棉线搓的。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火柴，擦了好几根才点着了灯。火苗跳了两下，很小的一团光，黄黄的、暖暖的，在那股冷风里摇摇晃晃的，像是随时会灭。

他把油灯递给我，自己拿出一个手电筒，朝那个洞里照了照。

手电光打进去，我才看清这个洞不大，直径也就两尺来宽，深度大概有一人多深。洞壁是硬的，像是用什么东西夯过的，上面有规则的纹路，一圈一圈的，像砖窑里的那种纹路。

洞底躺着一样东西。

是个坛子。

不大，比泡菜坛子小一圈，灰不溜秋的，上面糊满了泥土。坛口封着，封口的东西在手电光下反着光，像是蜡，又像是松香。

“把这个拿上来。”我爹对我说。

我犹豫了一下。不是我胆小，是那个洞给我的感觉不太好。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好，就感觉那个黑洞洞的开口像一张嘴，张着，正等着什么东西掉进去。

但我爹在看着我，他一辈子最瞧不上的就是胆小鬼。

我把油灯挂在坑沿的一根树根上，翻身跳了下去。

坑底比我预想的要深，跳下去的时候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膝盖微微弯了一下。就在那一下，我感觉到脚下的土在动——不，不是震动，是那种活的东西才会有的动静，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土层下面缓慢地移动。

我稳住身子，蹲下来，把手伸向那个坛子。

指尖碰到坛子的那一瞬间，我浑身打了个激灵。

坛子是热的。

它不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那种温热，是很具体的、明确的热，像是有人用文火煨了很久，里面的东西还是滚烫的，热度透过坛壁传了出来。

我下意识地缩了手，看向我爹。

他站在坑沿上，手电光打在我脸上，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听见他说了一句话。

“别怕，它认得你。”

它认得你。

这四个字，让我后背的汗毛全竖了起来。

什么叫“它认得我”？这是个坛子，它怎么会认得我？我爹说话的方式越来越不对劲了，好像这个坛子不是一个坛子，而是一个活的、有意识的东西。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压了下去。我当过兵，打过枪，开过车，什么阵仗没见过？一个坛子，就算它是热的，就算它里面有东西，也不过是个坛子。

我用双手抱住坛子，往外一提。

很沉。比我想的要沉得多，少说有三十斤。坛子不大，按理说装不了这么多东西，除非里面装的不是土，不是粮食，而是密度更大的东西。

比如金属。

我把坛子从洞里递上去，我爹接过去稳稳当当地放在地上。我从洞里爬上来的时候，发现我爹已经用一块布把坛子盖上了，不是随便盖的，而是仔仔细细地包了一层又一层，像是在包裹一样非常珍贵又非常危险的东西。

“爹，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我终于忍不住问了。

我爹蹲在坛子旁边，背对着我，沉默了很久。

“是账本。”他说。

“账本？”

“你爷爷那一辈欠下的账，记在这上面的。”他站起来，把坛子放进背篓，用干草和布条塞严实了，不让它晃动，“现在轮到我还了。还完了，你也就不用管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得像一碗水，但我听得出来，那水下头压着东西。

我们没有在刘家岭多待。我爹收拾好东西，又在那个坑里填了几锹土，把木板重新盖好，踩实了，拍了拍手上的泥，说了句“走吧”。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秋天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的后背始终是凉的，从脊梁骨一直凉到后脑勺。

我一路都在想那个坛子。它在泥土里埋了不知道多少年，里面却有热度。这不可能。这不合理。这不符合我学了这么多年的一切道理。

但我摸到了。我的手骗不了我。

回到家，我爹把坛子搬进了他的里屋，关上了门。那扇门平时从来不关的，那天他不但关了，还用一根木杠子从里面顶上了。我娘在外面喊他吃饭，他说不饿，不要打扰他。

我跟我娘坐在堂屋里吃饭，母子俩谁都没说话。我娘的眼睛一直往那扇关着的门上瞟，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问。

我爹在里屋待了整整一个下午。

天快黑的时候，他出来了，手里多了一样东西，用红布包着，红布上还有一张黄纸，黄纸上画着什么东西。他把那个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他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确认放稳当了，才坐到饭桌前。

我娘给他盛了饭，他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三儿，”他忽然叫我的名字，“你明天跟我去一趟河东的周庄。”

“去干啥？”

“去见一个人。”

“谁？”

我爹想了想，好像在心里掂量了很久，才吐出两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字。

“金生。”

“金生是谁？”我问。

我娘手里的筷子啪嗒一下掉在了桌上。

我转过头去看我娘，她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德厚，”我娘没叫我爹的名字，叫了他的名字，这在他们那辈人里是极罕见的事，“你非要把老三也扯进去不可？”

我爹没有看我娘，盯着面前的碗，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这是他的命。”

“什么命？”我站起来，声音有些失控，“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能不能跟我说清楚！”

屋子里安静了。

挂钟在墙上滴滴答答地响，灶膛里的火灭了，只有灰烬里偶尔闪过一点红光。

我娘先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很慢，像在说一件压在心里很多年的事。

“你爹他们陈家的男人，每一代都有一个要干这事的。不是你爷爷就是你二爷，不是你爹就是你三叔，现在轮到你了。你爷爷欠下的账，要在你爹手里还，还不完的，你来还，你还不完的，你儿子还。一代一代，没完没了。”

“什么东西会还不完？”我问。

我娘没有回答。她转头看向墙上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是全家福，一九六一年春天拍的。因为那年我爷爷查出“痨病”了，家里人说趁他还没怎么变样，留个念想。照片上一家老小七口人，站了两排。

前排坐着的是我爷爷奶奶。后排从左到右依次是：我爹、我娘、我三叔、我二婶，以及二婶怀里的堂兄——他那时候才三个月大，裹在襁褓里。

我娘的眼睛盯着照片上一个人看。

不是别人，是我爷爷。

“有些债，”我娘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不是欠人的。”

那天夜里，我又梦见了刘家岭。

但这次跟上次不一样。这次我不是站在乱葬岗上，而是站在那条沙颍河的大堤上。河水比平时涨了很多，黄浑浑的水看不到边，像是要把整个河滩都吞掉。

河面上有东西在漂。

我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才看清是什么。

纸船。

很大很大的纸船，不是小孩子叠的那种，是扎纸匠扎的那种，跟真船一般大，白纸糊的，上面站着纸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脸上画着红脸蛋，笑眯眯的。

纸船顺流而下，慢慢地从我面前漂过去。

我忽然听到后面有脚步声。

转过头，一个人站在我身后。

光头的，穿着灰色的衣裳，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他站得很直，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认识他。

不，不是梦里的认识，是现实里认识。我使劲儿想了想，记忆像拉开抽屉一样哗啦一下打开了。

这个人是刘老四。

刘家岭的刘老四，早年间在沙颍河上摆渡的艄公。在我小时候，他就已经不摆渡了，因为河上修了桥，没人坐渡船了。他后来就住在河边的窝棚里，打鱼摸虾，勉强糊口。我记得很清楚，我十七岁那年去当兵的时候，刘老四还在，站在桥头上看着我走的。

但现在，刘老四已经死了快三年了。

一九七〇年冬天死的，死在冰面上。那年沙颍河结了厚冰，有人在河中间发现他躺在那，浑身硬邦邦的，脸上还带着笑。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上去的，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上去。

死人是不会站着的。

可刘老四就是站在我面前，清清楚楚的，连鼻梁上那颗黑痣都看得见。

我张了张嘴，想叫他一声刘四叔，但嗓子眼里像是塞了棉花，一个字也发不出。

刘老四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伸出一只手，指了指河面。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纸船还在漂，但船上的东西变了。纸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样东西——一口棺材。

白茬的薄皮棺材，没有上漆，没有盖棺盖，棺材里的东西直直地对着我。

是一双脚。

穿着白袜子的脚，脚底板朝着天。

刘老四的手缩了回去。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但我听不见声音。

我又仔细看他的口型。

一遍，两遍，三遍。

我终于看出来了。

他在说：“冬至前三天。”

天旋地转。

我猛地醒了，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天还没亮，窗纸外面还是黑的。我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脏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然后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笃。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一声铜锣。

隔了很久。

笃。

又是一声。

第三声没有来。

我等了一夜，公鸡叫了三遍，锣声再也没有响起。

但我爹房间的灯，亮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我爹站在院子里，穿着一身干净的藏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是在等人，又像是在等一个他等了很久的日子。

他看了我一眼，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然后把我叫到跟前。

“昨晚又做噩梦了？”他问，语气轻描淡写的。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梦见刘老四了？”

我浑身一震。

我爹没有看我，转头望向南边的天空。那里的云彩很低很厚，灰蒙蒙的，像一块脏兮兮的抹布搭在天上。

“他也梦见我了。”我爹说。

我看着他的侧脸，晨光打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很深。他今年不过五十出头，看起来却像六十多岁的人。而他的眼神，那种疲惫、沉重，又带着某种决绝的眼神，让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我爹这辈子，一直在等这一天。

从我爷爷死后，从他接过那个红布包着的东西开始，他就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

他等了十一年。

“三儿，”他的声音很平静，“去把你三叔叫来。”

我转身要走，他又加了一句。

“顺便把那张照片拿来。”

“哪张？”

“墙上那张，七个人的那张。”

我跑出院子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我爹还站在那里看着南边的天，一动不动，像一棵老树。

风吹过来，把他的衣襟吹得猎猎作响。

我在那天早上想起了很多事。

比如，我从小到大，我爹从来不让我去刘家岭。别的小孩放牛割草随便跑，唯独我不许去刘家岭。我问为什么，他只说一句话：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比如，我三叔这个人。我三叔叫陈德厚，不对，三叔叫陈德明，我爹才是陈德厚。三叔比我爹小六岁，今年四十五，一辈子没娶过媳妇。不是娶不上，是不敢娶。村里人说他当年定过一门亲，姑娘是河东周庄的，长得很周正，三叔也中意，我爷爷也满意，两家都换了庚帖，算好了日子，就等着过礼了。

可就在过礼的前三天，三叔半夜里忽然跑到我爷爷屋里，跪在地上，哭着说了一句话。

“爹，我不能害了人家。”

第二天，三叔就找人去周庄退了亲。姑娘家不答应，三叔就拿了一把菜刀，在自己左手小指上比划了一下。姑娘家吓坏了，这才收了庚帖。

从此以后，三叔再没提过娶亲的事。

他的左手小指上，一直到现在都少了一截。

我记得我小时候问过三叔，那根指头是怎么没的。三叔笑了笑，说是割麦子的时候镰刀不小心切到的。我那时候小，信了。后来大了些，看到那截断指切口齐整，不像是镰刀那种豁口，倒像是被很薄的利器一刀切断的。

再想想镰刀割麦子的角度，怎么也不可能切到自己小指的位置。

我心里就知道，三叔没说实话。

可我没再问过。因为我注意到一件事，每次说起这件事，三叔的右手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摸自己的断指，眼神好像在看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东西。

那种神情，不是疼痛，不是后悔，而是一种更复杂、更深的东西。多年以后，我才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

那不是他在看自己。

那是他在看着一个替自己受过的东西。

我跑去找三叔的时候，三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劈柴。他住在我家隔壁，也是土坯房，比我家小一些，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树上还挂着几个干裂开的石榴。

“三叔，我爹让你去一趟。”

三叔手里的斧头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劈柴，一刀下去，木柴应声裂成两半。

“你爹说啥事了没有？”

“让我把照片也拿去。”

三叔的斧头又顿了一下。这次顿的时间更长，斧刃悬在半空中，足足有好几息的工夫，才缓缓放了下来。

他把斧头插在木墩上，直起身子。

那天早上，阳光很亮，亮得我甚至能看到他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但他低了下头，把脸埋在衣领里，等到再抬起来的时候，一切如常。

“走吧。”他说。

他走路的样子很奇怪。平时三叔走路很快，步子很大，风风火火的，不像庄稼人，倒像个当过兵的人。但那天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什么东西上，小心翼翼的，怕踩碎了什么。

我们俩一前一后地走，谁也没说话。

经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时候，有人喊我三叔的名字。

“德明！德明！”

是我们家隔壁的刘婶。刘婶端着一个簸箕站在自家门口，簸箕里是刚剥下来的玉米粒。

“德明，你哥这几天在家干啥呢？我咋看你们家大半夜还亮着灯？”

三叔看了刘婶一眼，笑了笑。

“没干啥，就是看看老黄历。”

刘婶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脸色变了一下，端着簸箕的手微微抖了抖，然后强笑了一下，转身进了门。

我注意到，她进门以后，把门插上了。

大白天的，插门。

三叔的脚步停了一下，朝刘婶家的方向看了一眼。那一看的时间很长，长到我觉得三叔不是在看她，而是在透过那扇关上的门，看里面的什么东西。

“三叔？”

“没事。”他继续往前走，步子比之前更快了些。

到了家门口，我爹已经站在院子里等着了。他背着手，一句话没说，接过我手里的照片，看了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

“少了一个人。”我爹忽然说。

我愣住了。

“什么少了一个人？”

我爹把照片翻过来。照片的背面是泛黄的纸，上面用蓝墨水写着一行字。是一行毛笔字，我认得那是我爷爷的字迹，一笔一划都带着那种老派读书人的力道。

“壬寅年九月初九，刘家岭，全家福。”

我看了看那几个字，又看了看照片上的七个人，数了一遍，七个，没错。

“哪里少了一个？”我问。

我爹没有回答，把照片翻过来，指着后排那个位置。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后排从左到右：我爹、我娘、我三叔、我二婶、襁褓里的堂兄。五个。

前排：我爷爷、我奶奶。两个。

七个。没错。

我爹的手指从照片上每个人的脸上慢慢划过，最后停在了后排的最右边——我二婶和她怀里的堂兄的位置。

“这里，”他的手指点了点，“本来还有一个人。”

我的心猛地一缩。

“谁？”

我爹抬起头看着我。

我至今记得他当时的表情。那不是一个父亲对儿子说话的表情，那是一个守了四十多年秘密的人，终于决定要打开闸门时的表情。有释然，有恐惧，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把一条养了半辈子的蛇从怀里拿出来给人看。

“你的三姐。”

“你说什么？”我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

“你本来有个三姐。”我爹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他早就接受了的事，“一九六二年生的，属虎，跟你一个属相。”

“那她人呢？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她？家里怎么从来没有人提过她？”

“因为一九六三年，你奶奶把她送了人。不是养不起了，是必须送。”

“为什么？”

我爹看了一眼我三叔。三叔站在门口，低着头，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一动不动。我忽然发现，他左手断指的那截，不知什么时候在往外渗血。

“因为那一年，”我爹的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你爷爷的账到期了。”

第三章 账本

我三叔左手断指的渗血，让整个堂屋的气氛凝固了。

我娘从灶屋里拿了一块白布过来，想给他包扎。三叔摇了摇头，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一下，吐出一点血沫子，然后把手背到身后。动作熟练得像做过无数次。

“没什么。”他说，声音闷闷的。

我爹坐在八仙桌的上首位，面前摆着那个红布包着的东西。他已经把红布剥开了，露出里面那块铜牌。铜牌在手边放着，在上午的阳光下泛着暗沉的光泽。

铜牌上的纹路，我这次终于看清楚了。那个圆形的图案不是刻上去的，更像是嵌进去的，材质跟铜牌本身不同，是一种发暗红的金属，看起来沉甸甸的。圆形里面的纹路很复杂，弯弯曲曲的，既不像字，也不像画。

但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图案。

“这是你爷爷从地下带出来的。”我爹说。

“地下？”

“真正的‘地下’。不是挖个坑埋点东西那种。”

我爹的话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堂屋里只有我们几个，我娘在灶屋假装忙着什么，耳朵却一直竖着朝这边听。

我爹把那块红布铺在桌上，把铜牌搁在正中。

“我跟你讲清楚，”他的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像作报告的老干部，“讲完以后，你还有反悔的机会。如果你不想干，我不会怪你。”

“什么东西你倒是说啊。”我急了。

“你爷爷那辈人，民国初年那阵子，做过一件大事。”我爹说，“不是他一个人干的，是七个人。七个村子，七户人家，七个当家人。你爷爷是其中一个。”

“七个人？”我看着照片，“这张照片也是七个人。”

“不搭界。那七个人跟你说的照片没关系。那七个人，是民国初年的事，到我出生的时候，那七个人已经死了大半了。”

“他们干了什么？”

我爹把铜牌转了个方向，好让光照在上面。

“一九一二年，也就是民国元年，沙颍河发了百年不遇的大水。河两岸的庄稼全淹了，房子塌了，人死了不少。那一年冬天特别冷，腊月里下了三尺厚的雪，冻死了很多人。”

我点了点头。这个我知道，老辈子人经常讲起那场大水，说是“民国元年，水连天，人吃人，狗吃烟”。

“那年闹粮荒，”我爹继续说，“你爷爷那时候才十几岁，跟着你太爷爷逃荒到了刘家岭。刘家岭那时候是个大村子，几百户人家，是方圆几十里最富裕的地方。为什么富裕？因为刘家岭地下有东西。”

“什么东西？”

“煤。”我爹说出这个字的时候，嘴角微微抽了一下，“不是普通的煤，是一种特殊的煤。你太爷爷是挖煤的出身，一眼就看出来了。刘家岭的地底下有煤，而且埋得不深，挖个十来丈就能见到煤层。”

我愣住了。刘家岭有煤？我在那里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听说过。

“后来呢？”

“后来你太爷爷找到了刘家岭的族长，一个姓刘的老头子，跟他商量开煤窑的事。姓刘的族长答应了，条件是煤窑分三股，刘家岭占一股，你太爷爷占一股，剩下一股给愿意下井的窑工分。”

“煤窑开了？”

“开了。民国二年开春动工，挖了三个月就见煤了。那煤确实是好东西，火旺，烟少，烧起来连炉膛都透亮。附近几个县的人都来买煤，生意好得不得了。”

“那这不是好事吗？”

我爹抬起眼看着我，那目光让我心里一沉。

“如果是好事，我会跟你讲吗？”

他说，煤窑出事是在民国三年冬天。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河里结了厚冰，煤的销量一下子翻了十倍。你太爷爷高兴得不得了，让窑工连轴转地挖，白天一班，夜里一班，一刻也不停。

腊月二十三，小年，夜里子时。

井下突然传来一阵巨响。不是瓦斯爆炸，不是塌方，而是另一种声音。

“什么声音？”

我爹沉默了很久。

“你爷爷的原话是：地底下有人哭了。”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地底下有人哭。

我爷爷不是那种说话没分寸的人。他说“有人哭了”，那就是真的听到了哭声，不是风声水声岩石声，是人的哭声。

“第二天天亮，你太爷爷带着人去井下看。煤井里没有塌方，没有积水，所有的一切都好好的。唯有一件事不对。”

“什么？”

“煤的颜色变了。”

他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

“煤本来是黑的。但那一天，井下的煤全变成了暗红色。不是外面染上去的颜色，是整个煤块从里到外都是暗红色。扔进火里，冒的不是黑烟，是白烟，而且有一股——”

我爹说到这里，停了很长时间，似乎在找合适的词。

“有一股肉烧焦了的味道。”

堂屋里静得能听见灶屋水壶咕嘟咕嘟烧水的声音。秋日的阳光从窗户纸透进来，把屋里的一切都照得发白。但我浑身发冷，冷得想披一件棉袄。

“这不是最邪的。”我爹说，“最邪的是，那块煤从那天开始，怎么挖都挖不完。白天挖了多少，夜里就涨回来多少。好像地底下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吐煤。”

我的心砰砰直跳。这已经不是奇不奇怪的问题了，这是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你太爷爷知道事情不对，把窑停了。但刘家岭的族长不答应，说这煤是天赐的，不能停。你太爷爷拗不过他，只好继续挖。”

“后来呢？”

“后来就一直往下挖，越挖越深，越挖越邪。到后来，挖出来的煤块上开始出现东西了。”

“什么东西？”

“脚印。”

我爹的声音压在嗓子眼里，像是怕声音太大，惊醒什么东西。

“牛蹄子大的脚印，踩在煤块上，深深浅浅的，像是有什么东西从煤里面走过去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这不可能，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小时候在刘家岭的乱葬岗上捡到过一个小煤块，那块煤上确实有一个凹坑，形状像极了一个脚印。

我当时以为是天然形成的，没在意。

“你太爷爷后来终于知道怕了，要把煤窑封了。但刘家岭的人不干，说煤窑是大家的，你太爷爷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两边僵持了很久，最后你太爷爷做了一个决定。”

“封井？”

“不。他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

我爹双手撑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

“他找了一口最大的井，就是你现在知道的那口枯井，往井里填了一样东西。”

“填了什么？”

“七根棺材钉，七枚铜钱，七块人骨头。”

我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棺材钉我听过，铜钱我听过，人骨头是什么意思？

“什么人骨头？”

我爹看着我，目光复杂得难以形容。

“你太爷爷自己的手指骨。左手小指，最上面那一节。”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下意识地看向门边的三叔。三叔一直站在那里，听到这句话，他的左手抽搐了一下。

断指。

我一下子就串起来了。

三叔左手断了小指。不是镰刀切的，是他自己切的。不，不只是他自己切的问题——这是他继承的东西。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从他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每一代陈家的男人，都有一根断指。

不，不对。照片上的爷爷，十根手指都在，我亲眼见过。

“你爷爷没有断指，”我爹像是看穿了我的疑惑，“因为他是长子长孙，那一代轮到的是别人。”

“谁？”

我爹的目光移向照片。移向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两个人。

“你二爷，陈德福。”

“你大爷，陈德禄。”

我愣住了。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几个大爷和爷爷。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只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三叔、二婶和堂兄。我一直以为我家就这些人。

“他们两个是双胞胎，比你爷爷小四岁。”我爹的声音慢了下来，像是每说一个字都在承受着某种重量，“你二爷没了，十九岁那年没的，死因不明。你大爷没得晚一些，一九六三年没的，跟你三姐出生同一年。”

“怎么没的？”

我爹没有回答。他伸手拿起那块铜牌，用拇指在图案上摩挲着，一圈，一圈，又一圈。

“这个图案，你太爷爷当年在井底见过。然后是你爷爷见过。然后是我见过。然后是你三叔见过。”

他把铜牌递给我。

“现在轮到你了。”

我的手指刚碰到铜牌，一阵刺骨的寒意从指尖瞬间传遍全身。那不是冷，是另外一种东西——一种让人从骨头缝里往外感到恐惧的东西。

铜牌上那个图案开始旋转了。

不是我在转动它，是它自己在转。纹路一层一层地展开，像是某种活物在苏醒。

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不是耳朵听到的，是直接在我脑子里响起来的声音。

笃。

一声铜锣。

我的手一松，铜牌掉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寒意瞬间消失，图案也停止了旋转，一切恢复如常。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像是在水里憋了很久才浮出水面。

我爹、我娘、我三叔都在看着我。

他们的表情很平静。不是不惊讶，而是这种惊讶他们已经经历过无数次了。

“它认得你了。”我爹轻声说，“现在你就算不想干，也来不及了。”

第四章 金生

河东周庄离我们村不到十里，过一个渡口就到了。周庄是个大庄子，住着几百户人家，大部分都姓周。但我们找的不是姓周的。

金生不姓周。

我爹领着我到了周庄最南头一个破旧的院子前。院子里有两间土坯房低矮昏暗，屋顶的瓦片缺了不少，用油毡和草帘子补着。院墙塌了半截，用玉米秸堵着。院子里种了一棵花椒树，枝干上全是刺，整个院子透着一股子灰败冷清的气息。

屋里走出来一个老头。年纪看不出来，说他六十也行，说他八十也行。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对襟褂子，上面补丁摞补丁，但洗得很干净。他佝偻着背，走路一瘸一拐的，左腿好像受过伤。

他见到我爹，脚步顿了一下，眼神在我爹身上停了几秒，然后移到我脸上。

“这是老三？”他问，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磨铁。

“嗯。”我爹说。

老头点了点头，上下打量了我好一会儿，说了一句话。

“像他爷爷。”

我爹从怀里掏出那个红布包，放在桌上打开，露出铜牌。

金生看着铜牌，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好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日子定了？”他问。

“冬至。”

“还有三个半月。”

“够了。”

金生点了点头，走进里屋，窸窸窣窣地翻腾了一阵，拿出来一个木盒子。盒子不大，两拃长一拃宽，黑漆漆的，看不出来是什么木头做的，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他在桌上打开盒子，里面是三样东西。

一把铜尺，一面铜镜，一把铜剪刀。

三样东西都生满了绿色的铜锈，像刚从土里挖出来的一样。但我注意到，铜尺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刻度，不是普通的尺寸刻度，而是另一种我看不懂的符号，跟铜牌上的图案很像。

金生拿起铜尺，在桌上量了一个距离。然后让我站在那个位置上，面对北方。

“别动。”他说。

他拿着铜镜站在我对面，把镜子举到我眼前一尺远的地方。铜镜锈得很厉害，几乎照不出人影，只能看到一团模糊的光影。

金生盯着那团光影看了很久，久到我腿都站酸了。

“癸丑，甲子，己卯，壬申。”他忽然念了一串词，像是什么口诀。

“水土金，三煞在东方。子孙可用，但记一条。”

我看着他。

他放下铜镜，直视着我的眼睛。

“冬至前三天，子时正，你听到第三声锣响，不管你看到什么，都不要回头。回一次头，你的命就不是你的了。回两次，你一家人的命都不是你们的了。”

我喉咙发干，想问他为什么，但他已经转过头去跟我爹说话。他们说了很多，声音很低，我只断断续续地听到几个词。

“七盏灯……一根绳……东南方……不到时候不能动……”

我站在那觉得浑身不自在。我想看铜镜里的东西，但铜镜锈得什么也照不出来。我想问金生那串数字是什么意思，但他一直在跟我爹说话，根本不看我。

临走的时候，金生把铜尺、铜镜、铜剪刀重新装回木盒里，连着木盒一起给了我爹。

“这把剪刀，”金生说，“如果到时候有什么东西缠住你们，就用它剪。”

“剪什么？”我问。

金生没有回答我，看着窗外。

“剪你没见过的东西。”

出了周庄，走在沙颍河的大堤上，秋天的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草的腥味。

我爹走在我前面，背微微有些驼了，木盒子夹在腋下，走得很快。

“爹，”我忍不住了，“金生到底是什么人？”

“他是看‘账’的人。”

“‘账’？就是你之前说的‘账本’？”

“账本只是一部分。”我爹说，“爷爷那辈人在刘家岭做的事，不只是开了煤窑那么简单。他们在地底下碰到了一个……不该碰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爹在一棵柳树下站住了，风吹得柳条哗哗地响。

“你太爷爷当年填那口井，其实不是填井。是封一条路。”

“什么路？”

我爹慢慢转过身来。阳光穿过柳条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让他的表情看起来忽明忽暗的。

“通住地底下的路。”

我没听懂。

“这条路，”我爹指着脚下的土地，“不止在刘家岭有。在这片平原上，有些地方，地壳很薄，薄到你能听到地底下有人在说话。那些地方，从古到今都有人守着。金生就是守路人。”

“守什么路？”

“守那条路，不让下面的人上来。”

“谁不让？”

我爹没有回答。

他重新迈开步子，这一次走得更快了，几乎是在小跑。

“今天是九月初九，”他头也不回地说，“离冬至还有七十二天。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三件事。”

我快步跟上。

“第一，从今天起，每天夜里十二点整，你要把铜牌放在胸口，面朝正北方，在心里默念你爷爷的名字，念三遍。不能出声，只能心里念。”

“第二，从今天起，你不许吃猪肉、狗肉、羊肉，只能吃素。一直到冬至那天结束。”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

他停下脚步，转过头来，表情严肃得可怕。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冬至前三天，如果有人问你的名字，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不管是谁，在你确认看清他的脸之前，不要回头，不要答应。”

“如果有人在我身后叫我，我不能答应？”

“不能。”

“那我娘叫我呢？”

我爹的眼睛动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刺痛了。

“尤其不能因为你娘叫你，你就回头。”

“为什么？”

“因为你娘她已经……”

我爹的话说到一半，忽然闭上了嘴。他的眼睛猛地看向河对岸，瞳孔骤然收缩。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沙颍河的水面上，有一艘纸船漂过去了。

白纸糊的船，跟真船一般大，上面站着纸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脸上画着红脸蛋，笑眯眯的。

跟我梦中的一模一样。

纸船顺流而下，慢慢地消失在河道拐弯的地方。船尾最后消失的那一瞬间，我好像看见船尾站了一个人。

穿着灰色的衣裳，光着头，脚上穿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是刘老四。

水面上什么都没有了。

我爹拉着我的胳膊，几乎是拖着我往前走了好长一段路。

一路上，他再也没说一句话。

他的手一直抓在我的胳膊上，抓得很紧，指甲都掐进肉里了，疼得我龇牙咧嘴，但我没有甩开。

因为他的手在抖。

我爹的手，握过锄头，握过枪杆，握过方向盘，从来没抖过。

那天，他的手从沙颍河大堤一直抖到了家。

当天晚上，我照我爹说的，把铜牌放在胸口，面朝北方，在心里默念我爷爷的名字，念了三遍。

念完以后，我躺下睡觉。那一夜，没有梦，睡得死死的。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摸了摸胸口。

铜牌不见了。

我猛地坐起来，在床铺上翻了个遍，没有。枕头底下，没有。被窝里，没有。床底下，也没有。

我光着脚跑到堂屋，我爹正坐在那喝稀饭。

“爹，铜牌不见了。”

我爹看了我一眼，放下碗，指了指我的胸口。

我低下头。

铜牌好端端地挂在我脖子上。

可我明明记得昨晚睡觉前，铜牌是攥在手心里的。我从来没有拿红线穿过它，更没有把它挂到脖子上。

我伸手去摸那块铜牌，冰冰凉的。但跟我昨天摸的感觉不一样了。昨天它烫得吓人，今天它凉得像一块从井水里捞出来的石头。

“它换地方了。”我爹端起碗继续喝稀饭，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它’？”

“铜牌。”

“铜牌怎么会自己换地方？”

我爹把稀饭喝完，把碗放在桌上，用手背擦了擦嘴。

“你以为它只是一块铜牌？”

他把那块红布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桌上。红布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但红布上那块被铜牌压出来的痕迹还在。

“你太爷爷当年填那口井的时候，把铜牌留在井底做了镇物。三十年后，你爷爷把它从井底取了出来。三十年后，我从你爷爷手里接了过来。三十年后，你又从我手里接了过来。”

他顿了顿。

“再过三十年，该你儿子接了。”

我看着胸口的铜牌，觉得那块冰冷的金属像是在看着我。

“那个时候，”我爹站了起来，走到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你爷的账，才算还清了。”

“到底是什么账？”

我爹没有回答。

但我注意到一件事，他的左手小指，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指尖在微微发抖。

那根手指完好无损，不像三叔那样断了一截。

但在那天早上，那根完整的手指抖得比三叔的断指还要厉害。

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让我浑身发冷的念头。

也许，我爹的手指迟早也会断掉。

也许，不是断掉手指，而是别的东西。

照片上有七个人。

七个人，到一九六三年，死了两个。

还剩下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