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延安七大：七百余人冒险赴会，多人牺牲在路途上

现在咱们出远门开个会，打飞的坐高铁，撑死一天也到地方了。八十多年前开一场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难到超出所有人想象。中共六大1928年就在莫斯科闭幕了，谁能想到下一次大会，一等就是十七年，前前后后八次敲定会期，又八次因为战事被迫取消。

七百多名参会代表分散在全国各地，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日伪占领区都有。想要把这些人集中到陕甘宁边区，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骡马和两只脚。所有好走的铁路公路，几乎都被敌对势力牢牢控着，根本没法走，代表们只能绕路，靠一双脚趟出一条去延安的路。

华南地区的代表出发最早，1939年11月，广东和香港的代表团就分批往北走了。为了避开日军的密集据点，他们不能走直线，只能在几省交界的地方迂回绕路。这批人走到延安的时候，已经是次年十二月，整整走了一年零一个月。

路上最大的坎就是封锁线，日伪在平原挖了很深的封锁沟，炮楼修得密密麻麻。代表们为了藏身份，连武器都不能带，连个记事本都不敢揣在身上。全得化装成小商贩、逃荒难民或是打工的农民，只要搜出一张带字的纸，当场就会被处决。

女代表安建萍过敌占区的时候，随身带了机密文件。半路碰上敌军检查，文件马上就要暴露，她没有半点犹豫，直接骑马冲向路边悬崖。连人带马摔下深渊，文件没落入敌手，她当场就牺牲了。

冀南区委代表鲁贲的行程，停在了1940年五月。他跟着其他人往西走，跨越日军控制的交通干线时，遭到日军突袭。鲁贲当场中弹身亡，像他一样倒在半路的代表，有的留下了名字，有的连遗体都找不到。

陆路太难走，有人想着走海路碰碰运气。1943年三月，新四军第三师和第八旅的几十名参会干部，在江苏盐河口登上了一艘木帆船。他们打算走海路避开陆地封锁，到山东赣榆县上岸。

没想到船走到岚山头附近的时候，大清早撞上了日军的巡逻艇。木帆船没有重武器，根本挡不住日军的机枪扫射，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第三师参谋长彭雄身中数弹阵亡，第八旅旅长田守尧带人涉水登岸的时候，掉进深水区溺亡。

这一趟海路，一共牺牲了十六名干部，新四军赴延安的参会队伍，遭遇了非常严重的损失。敌占区危险，国民党的防区也一样要命。安徽无为地区，一支二十四人的代表队伍往北走，被国民党驻军拦了下来。

这二十四个人全穿普通便装，没带任何自卫武器，全部被扣押关进牢房审讯。国民党军方逼他们吐露中共内部情报和转移路线，愣是没有一个人说出半个字。最后，这二十四名代表全被秘密处决，一整队赴会的干部，就这么没了。

能活着走到延安的人，哪个没经历过九死一生。新四军一师二旅副旅长段焕競和妻子李珊接到通知的时候，女儿刚出生没多久。1943年春天，夫妻俩背着刚出生的婴儿从江苏出发，几个月里穿过二十多道封锁线，途经八百里敌占区。

在江苏涟水县歇息的时候，段焕競一家被日军包围了。段焕競带头冲出去之后，才发现妻女没跟上来。李珊抱着孩子跑不快，混在伤员里躲进了老乡的隐蔽处，等到日伪军撤走，一家人才重新会合，1943年深秋，他们终于走到了延安。

刘少奇当时在华中局主持工作，接到电报催他回延安参会。1942年三月，他化装成商人从苏北动身，随行的保卫人员都扮成了挑夫。一行人走了整整九个月，跨越了一百零三道封锁线，同年十二月底才到达延安。

这种跨省赶路，全靠沿途的地下党和护送部队接力送。地方向导带路，走到交界地带，就换下一个联络人接着走。过津浦铁路的时候，队伍经常得在荒村里躲十几天，等日军巡逻队过去，再趁黑夜一口气跑出一百多里地。

早早到了延安的代表，也不能马上开会。1940年就到的人，先被安排进中央党校学习，或是分配到边区机关工作。大家一边种地纺线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一边等着还在路上的同行，只是有些同行，永远都等不到了。

新四军和东南局推选的四十二名代表里，只有一部分人走到了陕北，另一部分永远留在了半路。具体有多少人倒在赴会途中，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绝对精确的统计数字。1945年，大会的会期终于定下来了。

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没有半分钢筋水泥，全靠延安本地的砖石一块一块砌成。四月二十三日大会开幕，走了一年多的、等了五年的代表，拿着纸质代表证挨个进场。证件上盖着红色印章，手写着每个人的编号。

段焕競和李珊手里的代表证，编号是六百二十二号和六百六十二号，这张长八厘米宽六厘米的薄纸片，在战火里被完好保存了下来，它是夫妻俩历经生死最好的凭证。更多发出去的代表证，跟着主人阵亡，或是被当场销毁，遗落在荒山里，再也没机会被门口的警卫查验。

七百五十五名与会者坐在砖石垒起的地面上，完成了这场延误十七年的大会。放在今天，谁也没法想象，出门开个会居然是拿命赌的活。当年那些锁上家门，背着襁褓里的孩子出发的代表，早就料到路上可能没命，还是义无反顾往前走。现在的我们坐着高铁飞机出门，真该多想想当年这群人，到底是凭着什么闯过了这一道道鬼门关。

参考资料：人民网 1945年延安七大赴会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