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未收道歉，高市早苗在第三国下跪，我官媒直言：简直荒谬至极

5月4日，访问澳大利亚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无名战士墓前双膝跪地献花，姿态谦卑至极。

这件事迅速传遍全球，在中日关系因日方一系列挑衅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她去第三国演了这么一出戏。

紧接着，5月5日新华社媒体重点发表了一篇深度报道，标题就是—— “慰灵”甲级战犯，荒谬至极。

这两件事几乎无缝衔接，很多人不禁要问：中国官方态度明确，没有丝毫日本民间或官方主动向中方道歉忏悔的迹象，高市早苗凭什么在这儿向澳大利亚下跪？

先看动作再看说法：修宪、军售、扩军一条线在往前推

如果把日本最近一段时间的动作连起来看，会发现它不是零散变化，而是一整套方向一致的推进。

先是政策层面放松武器出口限制，从2026年4月开始，原则上已经允许对外出口带有杀伤力的装备，这一步其实意义很大，相当于松动了战后长期形成的约束。

紧接着就是实际操作，日本和澳大利亚签下合作协议，由三菱重工提供“最上”级护卫舰，总量11艘，部分在日本建造，部分在澳大利亚落地生产。

这不仅是一笔军售订单，更是在搭建一条完整的对外军工合作链条，一旦跑通，后面会有更多复制空间。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军事投入也在持续加码，防卫预算连年上调，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不断外扩，舰艇进入敏感海域的频率明显提高。

这些动作叠加起来，指向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就是逐步摆脱过去的限制，恢复完整的军事能力。

外交上也在配合调整，新版《外交蓝皮书》里对中国的定位被下调，同时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在东南亚、南太等地区加强存在感，试图构建更紧密的战略网络。

这些变化如果单看某一项，可能还不够直观，但放在一起，就能看出它在往一个更强硬、更主动的方向走。

问题在于，这套推进不仅是现实层面的调整，还需要舆论和认知上的配套。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问题上的声音开始明显变化。

否认、淡化甚至翻案的言论增多，本质上是在为现实政策提供一种“合理性支撑”。当社会对过去的认知被重新包装，对外更强硬的政策就更容易被接受，这两者其实是相互配合的。

历史问题不再遮掩：翻案、参拜、淡化责任一起出现

具体到历史层面，最近的变化也很集中。东京审判80周年这个节点，本来是一个回顾历史、反思教训的时刻，但在日本国内，却出现了一些完全相反的声音。

像在爱知县三根山的“殉国七士庙”，就举行了公开的慰灵活动，现场还有政界人士参与，参议员安达悠司直接把东京审判说成“冤案”，这种说法已经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对既有国际结论的否定。

庙内对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描述，也明显带有美化色彩，把侵略行为重新包装，这类表达本身就具有导向性。

推动这些活动的组织，比如“殉国七士奉赞会”，长期在做类似的事情，通过出版手册、组织活动，把“没有战犯”“责任在外部压力”这样的说法不断重复。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并不只存在于边缘群体，一些法律界人士也在公开讨论重新审视东京审判的“正当性”，说明相关声音已经进入更主流的讨论空间。

学界有人直接指出，这类动向背后，是在为现实中的扩军提供思想基础。

和这些动作并行的，是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依旧没有明显变化，对亚洲受害国家的正式道歉问题，依然没有新的进展，而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却在持续，甚至规模有所扩大。

像“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这类集体行动，参与人数明显增加，现任内阁成员也在其中。

这种对内外完全不同的表达，让外界很难把日本的“和平承诺”和现实行为对上号，也进一步加深了周边国家的警惕。

对外姿态出现反差：对西方低姿态，对亚洲回避历史责任

再看外交层面的表现，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反差，高市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举动，引发争议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反差太明显。

她以比较低的姿态表达所谓“纪念”，看起来态度很到位，但如果对比此前和之后的动作，就会发现问题。

就在访问前不久，她还以首相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回国后也没有限制相关参拜活动，这种对不同对象采取完全不同态度的做法，很难被理解为单纯的历史反思。

这种差异背后，更像是现实利益在起作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重点就在能源和安全两个领域，尤其是军工合作，金额规模不小。

“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向发达国家输出主力舰艇，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标志意义。

通过这样的合作，日本既能获得经济收益，又能推动自身军工体系外向发展，还能在安全上进一步绑定伙伴。

这种背景下的“姿态表达”，更像是一种配套动作，用来推动合作氛围，而不是单纯的历史态度转变。

总体来看，日本当前的变化是多条线一起推进：现实层面扩军、拓展军工合作；认知层面调整历史叙述；外交上强化特定方向的合作关系。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周边国家对其未来走向保持高度关注。短期内，这种策略确实能带来一些实际收益，但长期影响，取决于它如何处理历史问题以及与地区国家的关系。

如果这些核心问题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外部的不信任感很难消除，相关矛盾也可能持续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