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律硕士：靠近哲学，靠近真相；走向法律，走向人间

来源 | STL中国法

作者 | 杨劼睿妮、戚瑞

“哲学是真相。”当采访者问到哲学是什么时，睿妮几乎立刻就接上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想去找答案，或者你觉得自己活不明白了，你就去看哲学。”戚瑞补充说。

引子

那天的访谈并不难开始。

一问到“你为什么会学哲学”，两个人都没有立刻给出那种标准化的回答。没有“出于热爱”，也没有“从小喜欢思辨”这样传统的耳熟能详的句式。她们更像是在回忆一段已经走远、却依然对自己有解释力的生活：一些偶然听到的话，一位老师站在讲台上的样子，一次并不被所有人理解的转身，一个人如何慢慢意识到，自己想过怎样的一生。

戚瑞和杨劼睿妮，都是从哲学走到法律的人。但如果只把这条路理解成“冷门转热门”“理想转现实”，似乎又太简单了些。她们并不是不再相信哲学，也不是终于学会向现实妥协。更准确地说，她们只是一步步意识到，有些东西适合照亮人生，却未必适合拿来“谋生”；有些东西可以成为精神的底色，却不一定能直接承担现实世界的重量。

壹

戚瑞最早学的并不是哲学。

她原本在川大学核工程。那是一条更稳妥、更符合惯常期待的路。她是理科生，周围的人也默认学理工总归更“有用”一些。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她说自己每天都在学高数、线性代数、大学物理等理科课程，一成不变的日子仿佛让“高中生活无限地延长”。

真正改变她的，是大一时的一门通识课——《中华文化哲学篇》。

她还记得那位老师，描述他“为人儒雅，具有典型的儒家君子风范”。上课坚持使用板书而不用PPT，讲孔孟，也讲修身。那门课没有平时分，只看期末考试，老师的要求也并不宽松，可她偏偏被这些过去的东西击中了。她后来说，大学里学了很多技术性的知识，却总觉得那些知识并不回答“怎么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这样的问题。反倒是那门课让她第一次觉得，原来在今天，人仍然可以活得像一个古代君子那样。不被浮躁裹挟，不被内卷推着走，专注、自持，也有自己的方向。

“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

这是她记得最深的一句潜台词。后来，戚瑞说那门课她最后拿了满分，老师还告诉她，这门课很少有人得满分。她因此一度以为自己也许真的适合学哲学。

于是她转了专业。

如果说戚瑞的转向来自一位老师和一种人格理想，那么睿妮的故事里，更像是有某种命运感。

睿妮来自辽宁盘锦，高中读的是一所很典型的、以升学率为王的学校。与戚瑞不同，她形容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科生”，但在那样的环境里，谈论哲学并不比谈论天气更自然。真正让她对这个专业生出兴趣的，是高二时参加北大夏令营，听了杨立华老师的一场讲座。

她记得那种瞬间被打动的感觉。不是立刻决定此生非哲学不可，而是忽然觉得：这门学科，原来也值得一试。

高考那年，她刚好压线进入“强基计划”。她说自己一直相信命运，回头再看，觉得这一切都像冥冥之中的安排。她甚至记得，自己当时发过一条朋友圈，引用的是《未选择的路》。

“少有人走的路”，就这样在她脚下展开了。

贰

但她们后来都离开了哲学。

这不是一个轻巧的决定，也不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学不下去”的理由。

戚瑞起初喜欢哲学，喜欢的是儒家那种“入世”的力量。她喜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喜欢老师讲“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喜欢一种人并不只活在自我感受里，而是始终与现实世界保持关联的姿态。她原本学的是中国哲学，也因此觉得哲学并不空，甚至非常贴近生活。

真正让她开始怀疑的，是后来越来越多抽象、晦涩、与现实拉开距离的课程。她坦率地承认，自己对德国哲学尤其无能为力。“所有的德国哲学原著都让我很厌恶。”说这句话时她并不夸张，反而显得异常诚实。康德、海德格尔，那些层层推进、越问越抽象的问题，让她越来越难找到最初吸引自己的东西。她开始反复问自己：学这些，到底有什么用？

“我后来没继续学哲学，是因为我觉得它过于执着于追寻一个虚无缥缈的终极真理，而我认为这种追求无法真正得到答案。”

她不是反对追问。恰恰相反，她曾经正是因为喜欢追问才靠近哲学。只是越往后走，她越发现自己更在意现实意义，更在意这些思想怎样和生活发生关系，而不是只在概念内部打转，去定义和分辨那些漂浮于云上楼阁。她说得很直接：“我活在现实中，课堂所学却仿佛离世界越来越远。”

戚瑞的学习笔记

而当睿妮谈到为什么离开哲学时，语气则更为复杂一些。

她没有说自己不喜欢哲学。事实上，恰恰因为太喜欢，离开才变得更难解释。她提到本科阶段时，反复用了“痛苦”“创伤”这样的词。那种痛苦来自学科本身，也来自环境，来自同学间原子化的状态，来自一个人不得不在漫长的精神追问里不断拆解自己。

“本科前三年是我目前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这句话她说得平静，甚至没有刻意加重语气。可越是平静，越能让人感到其中的重量。她说自己后来经历了一些重要转折，才慢慢“想通过去的问题，彻底打破并重建了自己的人格”。这不是一种学科训练的副产品，更像是一场很深的自我改造。

她后来给出了一个近乎悖论式的总结：“靠近哲学，就靠近了痛苦；远离哲学，就远离了幸福。”

访谈进行到这里，房间里短暂安静了一下。因为这句话实在太像某种已经被生活验证过的经验。不是漂亮话，也不是青春期式的夸张，而是一种成年人对自己过去精神处境的描述。

她解释说，哲学并没有真的离开她。只是一个人若要在现实中生活，总得先建立起物质保障和亲密关系，总得先让自己有能力在世俗世界里站稳。等到精神上真的出了问题，哲学仍然会回来。此时的它不是作为专业，不是作为职业路径，而是作为一种解释痛苦、消化痛苦的方法。

哲学在这里，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更像一种宿命。

睿妮的笔记

叁

访谈中最有趣的一部分，是她们谈起本科哲学系的氛围。

戚瑞说，川大哲学系“过得特别松弛”。睿妮说，北大哲学系则是典型的人文学科气质，专注、安静、彼此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甚至连朋友圈的点赞评论都显得多余。大家无论学习什么学科，都保持一种近乎朴素、自由的状态。那不是刻意做出的姿态，倒像是人和所学渐渐融合，最后连外在气质也被改造了一层。

“他们真正实现了所学学科与个人气质的融合。”

但她说自己“不是典型的哲学系学生”，无论外形还是思维方式，都和那里的典型样貌有些偏离。哲学系的人际关系很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目标，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就显得既珍贵又短暂。这种人际的疏离感，让她在本科时期常常感到痛苦。

相比之下，到了STL之后，她们都更明显地感受到另一种氛围。这里更热闹，也更世俗一点。朋友圈需要经营，点赞评论几乎成了日常社交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密集，也更有一种“共同生活”的感觉。

睿妮并没有把这种社交理想化。她说，即便人生中大多数关系本质上都是短暂连接，“但出于社交礼节的连接，如果能让人感到舒适，也是值得珍惜的”。

那一刻会让人意识到，一个曾经在哲学中不断追问“真实”的人，如今对关系的理解反倒变得温和了。她不再执着于“这是不是最深的连接”，而更看重它是否让人舒服，是否让人不那么孤单。

肆

她们都从哲学走向法律，但原因并不完全一样。

对戚瑞来说，这像是一次主动的选择。她说自己一直是“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的人，想转专业就转，想换方向就换。提及自己为什么选择STL时，她直打趣自己说是在“自讨苦吃”——她知道这里辛苦，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逼着人往前走。但她也想看看，一个更高强度、更明确导向现实的学习环境，能不能真正逼自己长出一些本事来。

而睿妮的到来则还是遵循了命运的安排。她原本计划出国读JD，后来在STL夏令营报名截止前一周，偶然了解到这个项目，迅速提交申请，一路顺利。她说自己对大多数事情都看得很淡，不会有非要不可的执念。比起奋力争夺，她更相信命运会把最需要的东西放到自己面前。

两人来到STL最少也有半年时光，对法律学习或多或少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她们对法律的态度显得格外一致，相较于哲学，法律和现实世界更近，和人的利益、冲突、秩序更近。虽然它不能提供终极答案，但能解决问题；不一定解释“人为什么活着”，却能处理人如何共同生活。这种实用性并没有让她们轻视法律，反而让她们更知道自己为什么来。

很难说，哲学到底有没有让她们更适合法律。但至少在一些时刻，它确实留下了痕迹。

戚瑞提到，在STL上课之后，她才第一次更清楚地意识到，本科时那些看似抽象的哲学思想，其实和现实世界有很具体的关联。比如康德的自由意志，与刑法中惩罚的正当性就有联系。她突然发现，法律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同样回应社会需要。而许多哲学观念，也并不是悬浮在空中，而是与某种时代处境紧密相连。而睿妮则在宪法课上更明显感到，接受哲学训练的人，往往会更自然地理解“质疑”本身的价值。她提到科学哲学时说，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恰恰在于它可以被证伪。如果一样东西不允许被质疑，它就更像信仰，而不是科学。

“凡事如果不能被质疑，那不就成了一种信仰吗？”

但也许正因如此，她们在面对不同观点时，反而都更容易理解别人的立场。她们甚至都承认，自己某种程度上“不够适合对抗”，因为自己太容易被说服，也太能理解别人的逻辑。但睿妮却并不认为这是个缺点，因为在她看来，真正的说服不在于“说赢别人”，而在于让对方认同。而想让别人认同，首先就得理解对方的想法，站到对方的位置上去共情。

这倒像是哲学留给她的一种礼物——不是立场，而是理解立场的能力。

睿妮阅读的分享

伍

访谈进行到后半段，话题从学科慢慢转向人生。

这大概也是所有关于哲学的采访，最后都会走到的方向。一个人怎么学，为什么换专业，要做什么工作，说到底都绕不开另一个更朴素的问题：你想过怎样的生活？

戚瑞说，工作对她来说只是谋生手段。她需要赚钱养活自己，然后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比如旅行，比如看自然风景。她甚至已经勾勒出很具体的未来——每年去冰岛两次，一次冬天，一次夏天，去看极夜，也去看极昼。那不是随口一说的浪漫。她讲起这件事时非常认真：考研时，就是B站上别人去冰岛的视频支撑她一路熬了下来。她想考上STL，想找到好工作，想有能力过上那样的生活。

后来她又说，希望未来能带父母去世界各地度假。说这话时，语气一下子软了下来。她反复提到家里人的支持，从核工程转哲学，再从哲学转法学，家里没有粗暴阻拦，母亲尤其开明。她说，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样子，离不开那种包容与理解。

戚瑞与父母一同旅行

睿妮对工作的态度同样清醒。她不把事业看得太重，也不愿意接受那种“加入我们是你的荣幸”的职场叙事。在她看来，工作就是平等交换：我付出时间和能力，你提供报酬。如果除此之外还能带来一点价值感，那很好；没有，也不值得因此失望。她真正看重的，不在事业，而在人格成长、亲密关系、家庭、爱情，以及一种尽可能圆满的人生。她说自己是“幸福主义者”，希望体验各种情感，经历不同人生阶段，而不是牺牲一部分去追求另一部分的极致。

她谈钱的时候也很有自己的逻辑。她不否认钱的重要，但始终觉得，真正决定幸福的不是赚多少，而是一个人能否知足。她说，学习认真、成绩好、找到好工作、赚得多、人生幸福，其实是五件彼此相关、却绝不是线性因果的事。它们能托住人生的下限，但不决定上限。最重要的还是自洽——我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也知道自己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那几乎可以看作是整场访谈最稳定的一条底线：无论学哲学还是学法律，无论信命还是信自己，最后都要落到“自洽”两个字上。

陆

访谈快结束时，我们问她们：如果要给那些想从哲学转法学的学弟学妹一句话，会说什么？

两个人的答案都不复杂。

戚瑞说，关键是认识自己。转不转，最后都要自己走一遍，经历本身就有价值。来到这里之后，你会慢慢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睿妮说，人最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一旦主线清楚了，其他枝节如何生长，反而没那么可怕。过程中当然会迷茫，也会痛苦，但只要没有偏离真正想走的方向，最后总会觉得值得。

采访结束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试图给“哲学转法学”下一个统一定义了。

她们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某种励志模板，不是“逃离冷门拥抱现实”的成功学样本，也不是“理想幻灭后的务实转身”。更像是两个还在继续生活的人，走到某个阶段，决定暂时把哲学放在身后一点的位置，好让法律、工作、收入、关系这些现实的东西先把日子撑起来。

但哲学并没有真的消失。

它留在她们说话的方式里，留在她们看待世界时那种天然的反思里，留在她们对“幸福”“价值”“命运”“自我”的理解里。甚至留在那些最日常、最具体的愿望里——比如每年去两次冰岛，比如希望一家人一起旅行，比如考完试后看一场电影，比如在一份不必神圣化的工作之外，认真过好自己的生活。

如果一定要给这场访谈找一条主线，也许并不是“从哲学走向法律”，而是一个人如何慢慢学会，与自己的精神世界相处，也与现实世界和解。

而这条路，从来都不是谁替谁决定的。

*杨劼睿妮，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2024级法律硕士（非法学）；戚瑞，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2025级法律硕士（非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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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王睿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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