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大市场赋能供需协同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党中央的重要决策，扩大内需是我国的战略基点。深入推进统一大市场将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增强内需循环动力，进一步释放内需潜能。

图/中经视觉

释放内需潜能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而复杂的演变，机遇与挑战交织叠加。以内需为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小型经济体依赖外需市场支撑其深度分工与规模经济。而大国把外需作为发展主引擎，既不现实，也难以为国际秩序所容纳。释放内需潜能不仅能够夯实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根基，更能为我国在复杂国际竞争格局与大国战略博弈中赢得主动、掌握先机提供坚实保障。

面对现阶段供强需弱矛盾，释放内需潜能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抓手。当前，我国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供强需弱已成为突出矛盾。一方面，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于首位，其中风电装备占据全球产量70%，光伏组件更是达到80%以上，供给十分强劲。但另一方面，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承压，2025年仅为74.4%，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所弱化，202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2%。当前，我国的供强需弱，并非绝对的供给过剩或需求缺失，而是结构性、阶段性的供需错配，传统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高端优质供给还存在不足。释放内需潜能能够通过增加最终消费和有效投资，直接刺激生产活动。同时，内需升级能够引导供给体系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释放内需潜能也是我国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主动选择。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显著优势之一。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通过增强内需可进一步扩大我国市场的整体规模，更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强大的内需市场有利于吸引各类生产要素集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集约化发展，加速用户反馈与技术迭代，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例如，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能快速实现技术突破与产能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内大市场的支撑。庞大的国内市场能够支撑建立更加多元的供应链网络，同时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和持续反馈机制，通过规模效应与需求牵引，驱动技术迭代与产业生态的自主升级。

释放内需潜能也是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以及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支撑。释放内需潜能并非闭关自守地搞孤立循环，而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强大的国内市场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底气所在，更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开辟了新空间。持续开放的超大规模市场为全球提供稳定需求，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压舱石”。2025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再创历史新高，达到45.47万亿元，其中进口18.48万亿元，占全球的进口份额将保持在10%左右，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波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区域化、本土化重构趋势，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外需波动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当出口增速放缓、外商投资波动时，我国庞大的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能够有效弥补外需缺口，维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冲击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此外，释放内需潜能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在衣食住行品质提升、精神文化需求丰富、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等多层次、多样化的诉求之中，而释放内需潜能，正是对接这一现实需求的核心路径。内需涵盖消费与投资两大维度，扩大消费能够直接满足民众对优质商品、贴心服务、健康养老、文旅休闲等美好生活的具象追求，扩大有效投资则能补齐民生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短板，从供给端优化民生体验。

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我国深入推进市场基础制度、市场基础设施、政府行为尺度、市场监管执法和要素资源市场统一，持续扩大开放，取得明显成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精简优化，2025年版清单总事项压减至106项，较2018年首版压减约30%，地方性管理措施也缩减至20条，“非禁即入”原则全面落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1.8亿经营主体的超818亿条信用信息，知识产权与数据产权保护体系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现了四级政府全覆盖。2025年全国共查办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案件1.46万件，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96件。省际贸易销售额占比也从2021年的38.6%提升至2025年的41%。市场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90%，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降至13.9%，较“十三五”末下降0.8个百分点，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最好水平。要素和资源市场统一建设稳步推进，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2024年全国数据交易规模突破1600亿元。外资准入制度不断优化，全国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已缩减至29条，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实现全面“清零”。

激活内需供给潜力提升供给品质和效率

内需由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构成，而无论消费载体还是投资标的，均依托于供给体系的品质与效率。当前，我国内需释放的深层矛盾之一，主要体现为高品质供给相对短缺与低水平供给相对过剩并存的结构性失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4.4%、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28.4%、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6.9%，而制造业投资仅微增0.6%——“传统过剩、高端不足”的供给结构较为突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从供给侧破解这一结构性失衡的重要着力点。

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促进有序竞争与市场出清。供给侧的活力源于竞争，而竞争的强度与质量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和统一程度。一个被行政边界切割的市场，往往导致不同地区低水平重复建设，逐渐形成封闭的小循环。部分地方政府未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出于稳固本地税基、保障就业及追求短期政绩等考量，通过不规范财政补贴、政府招投标与采购倾斜、设置隐性市场准入壁垒、实施选择性执法与歧视性监管等方式，偏袒保护本地企业、排斥外地经营主体。这一行为严重扭曲了本应由市场主导的优胜劣汰机制，使得低效企业乃至僵尸企业长期存续，挤占优质高效企业的发展空间与市场资源，加剧行业内无序竞争与内卷化。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持续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和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与市场监管执法，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整治政府采购招标乱象、强化公平竞争审查，从根本上压缩了地方保护的政策空间。深入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有效打破地方保护和封闭的小循环，为整个市场注入更强活力，以更加有效、有序的竞争推动供给效率持续攀升。2025年，我国在营活跃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8%，占全部企业的比重提高了4.7个百分点。

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激励创新，优化供给结构。第一，统一大市场的深入推进，推动企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竞争，而适度充分的市场竞争正是企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这种全域竞争格局倒逼企业主动加大研发投入，摒弃同质化、低端化发展路径，推动供给体系向高质量、多样化、个性化方向转型，进而更好地匹配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日益多元、高端的需求。第二，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有效摊薄创新成本、降低试错风险，为企业开拓新业态、探索新场景提供坚实支撑。研发活动本身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显著特征，大量创新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而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创新成本的分摊效率——市场规模越大，单位产品承载的研发成本就越低。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这种独特的市场优势为创新提供了全球稀缺的成本摊薄空间，让企业能够通过快速迭代、小批量验证、跨区域复制等灵活方式，分散创新过程中的试错风险、提升创新成功率。第三，统一大市场推动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实现一体化布局，促进跨区域产业集群形成，提升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水平，提高创新效率。完善的产业生态与便捷的基础设施网络，为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扩大产能规模、推进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产业集群内部形成的知识溢出效应、专业化分工体系与高效协同配套机制，能够产生单个企业难以独立获取的创新外部性，加速技术扩散与成果转化。深圳—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合肥新型显示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均得益于国内统一市场所提供的广阔需求纵深与便捷的要素流动条件，彰显了统一大市场对创新生态培育的重要作用。

统一大市场通过内外贸一体化，倒逼国内供给体系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增强供给端韧性。在传统内外贸二元分割的发展格局下，大量出口企业长期按照国际高标准生产高品质产品，却受限于渠道壁垒、品牌短板、标准转换成本高企等多重约束，难以将同等品质的产品顺畅导入国内市场；而内贸企业则普遍深陷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产能过剩的发展困境，难以实现向高端供给的转型升级。这种市场割裂，迫使企业不得不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搭建两套相互独立的生产、研发、流通与结算体系，不仅大幅推高了生产经营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让企业难以灵活适配两个市场的需求波动，极易陷入产能闲置、库存积压或供给不足的被动局面。内外贸一体化通过推动规则制度对接、标准认证互认、渠道网络融通等方式，破除二者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壁垒、标准差异与渠道割裂，推动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间实现低成本流动。这一改革为供给端带来双重提升效应：一方面，符合国际高标准的外贸优质产能无需额外改造成本即可顺畅进入国内市场，直接填补国内中高端消费品、优质工业品的供给缺口，精准适配国内消费升级的核心需求；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际先进标准的标杆引领作用，倒逼内贸企业对标全球一流水平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加快淘汰低质低效的无效供给，推动生产资源向高附加值、高市场适配性的领域集中，从整体上优化供给结构、抬升国内供给体系的质量基准。与此同时，内外贸一体化帮助企业摆脱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构建起双向缓冲、灵活调节的供给运行机制：当外需出现疲软或外部贸易壁垒升级时，外贸企业的优质产能可以快速顺畅转向国内超大市场消化，避免产能大规模闲置；当国内市场需求出现周期性波动时，内贸企业也可以依托一体化的渠道网络拓展海外市场，平滑生产经营节奏，实现供需两端的动态平衡。

夯实需求端基础拓宽内需释放路径

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利于夯实居民工资性收入基础，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第一支柱，也是居民消费扩容的基本盘。地域壁垒、户籍限制、行业准入约束、地方保护等隐性壁垒，造成了要素市场的分割错配，制约了劳动力等核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限制了居民收入的增长空间。统一大市场的深入推进，系统性破除了各类阻碍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显性与隐性壁垒，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区域与经营主体集聚。高生产率部门的持续扩张，创造了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推动就业结构从传统低附加值岗位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岗位升级。当劳动力要素摆脱地域、身份、行业的不合理约束，能够自由顺畅地流向产出更高、发展前景更好的岗位，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将显著增强，收入增长的空间也会更大。而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不仅直接扩大了居民可支配消费预算，更能有效缓解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焦虑，大幅提升即期消费意愿，推动居民消费从生存型刚需向发展型、享受型、品质型消费升级。

统一大市场同时为居民拓宽了多元化的财产性收入渠道，是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尤其是中高端升级消费需求的关键增量。要素流动的隐性壁垒会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偏低，优质投资标的供给不足，居民储蓄难以高效转化为稳健的投资收益，直接制约了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空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效打通了要素跨区域、跨行业、跨主体自由流动的梗阻，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居民可投资的优质标的供给，更能通过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带动资产收益率稳步上行，让居民能够更便捷地匹配到适配自身风险偏好的投资渠道，真正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多元、可持续增长。一方面，股票、债券、基金、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居民持有的主流金融资产，将因底层实体企业盈利能力的持续改善，获得更稳健、可持续的长期投资回报。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能够有效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全国统一的土地与产权交易市场，有效破除了城乡要素市场的二元分割壁垒，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农村产权抵押担保等改革红利全面释放，让过去长期沉睡的农村土地资产得以盘活，大幅拓宽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渠道，激活县域与农村这个超大规模的下沉消费市场，为内需持续扩容注入源源不断的下沉市场动能。

全国统一大市场依托统一要素市场体系的构建，有效破除了企业投资面临的瓶颈约束。企业投资活动的落地，离不开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核心生产要素的稳定供给与高效配置。传统要素市场面临不同程度的区域分割、城乡分割、行业分割，推高了企业投资的要素成本。在碎片化的区域市场中，企业也受限于狭小的本地需求，投资往往只能围绕低水平重复建设展开，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统一大市场破除各类阻碍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让各类生产要素能够低成本流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产业与区域。这不仅能够通过统一的资本市场畅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为企业投资提供稳定的金融支持，还能通过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调剂、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技术成果跨区域转化等机制，有效解决企业投资落地面临的土地、用工、技术等核心瓶颈，大幅降低企业投资的要素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统一大市场将各地区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企业一旦在技术、品牌或成本上形成优势，便可以迅速将产品和服务推广至全国范围。市场边界的扩大，有效提升了投资项目的潜在回报率，从而激励企业加大在研发、设备更新、产能扩张等方面的资本支出。尤其是对于制造业和平台经济领域，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将更为突出，投资需求因此获得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

统一大市场通过构建全国统一的监管规则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有效稳定了经营主体的长期投资预期。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产业投资，高度依赖对未来政策的一致性和法律执行的确定性。以往市场分割带来的地方保护、隐性补贴、随意性执法等问题，使投资者面临较高的政策风险和合同执行风险，往往倾向于缩短投资周期或选择“短平快”项目。统一大市场建设强调基础制度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通过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建立全国统一的产权保护和争议解决机制等，显著降低了制度不确定性。当投资者相信其合法权益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平等保护，且市场规则不会因地域不同而随意变动时，他们更愿意进行中长期资本投入。这种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能够有效打消经营主体的投资顾虑，稳定长期投资预期，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推动民营企业加大对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长期投资。同时，这也能进一步增强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全国统一大市场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更统一的规则体系、更低的跨境经营成本，能够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加大在华的产能投资、研发中心投资与区域总部布局，持续激活外商直接投资需求，形成内资外资共同发力、投资需求持续扩容的良好格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汪海建；本文第二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