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李超
前段时间欧盟正式提交审议的《工业加速器法案》，在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关键原材料四大领域，设置了强制技术转让、外资股比限制等条款，在公共采购领域则明确“欧盟制造优先”，事实上构成了投资壁垒与制度性歧视，成为一项专门针对外部竞争、特别是中国企业的“精准排挤方案”。对于这样一份“排挤法案”，德国工业联合会（BDI）主席彼得·莱宾格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毫不顾忌地将其称为“来自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怪物”。
纵观整部法案，无不透露出欧盟对深陷产业困境的焦虑情绪。在当前地缘大变局下，欧盟面临生产萎缩、资本外流、产能外迁等去工业化态势。然而欧盟的应对之策却并非在提升本土竞争力方面下真功夫，反而剑走偏锋，意欲通过限制性措施和排他性条款构建起“小院高墙”，用公共权力为特定领域的生产提供庇护。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针对性极强。法案规定，若某国在上述四领域全球产能占比超过40%，在欧盟投资时就要满足技术转让、本地员工占比等苛刻条件。放眼全球，符合这一“门槛”的国家唯有中国。这种“量身定制”歧视性条款的行径，直接违反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堪称“规则破坏者”的典型。
欧盟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过去也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和践行者。但为了阻挡外部竞争、应对地缘争夺，为自身发展争取空间和时间，欧盟已不惜与其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相悖。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欧洲表面上打造“全球规则维护者”和“未来产业引领者”的形象，内心却难以坦然接受由市场自然形成的供应链格局，尤其难以接受与中国之间产业优势的此消彼长，遂以行政干预为手段，制定所谓的产业新规。其背后，既反映出欧盟对大国竞合关系的认知偏差，也凸显了对全球产业格局变迁的不适应。
纵观近年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可以看到一条并不稳定的轨迹：往往在高层会晤释放合作信号之后，反补贴调查等对抗性工具就随即启动；一方面欢迎中国企业赴欧设厂以带动本地就业和产业链配套，另一方面又通过严苛的原产地规则为这些投资设限。尽管建交50年来，事实已充分证明中国是欧洲制造业供应链上稳定可靠的伙伴，但受地缘政治和价值观因素影响，欧盟日益以“制度性对手”视角看待中国，其经贸上要推行的“去风险”，本质上就是“去中国化”。
对华不断加强防范的同时，欧盟对待跨大西洋关系却是另一套思维。欧盟此前从未真正反思对美依赖、做美附庸的风险，想当然认为欧美盟友关系牢不可破，惨遭现实打脸。
事实上，欧盟产业发展缺乏清晰的逻辑，常与地缘政治议题相纠缠，伤人自损、双重标准、言行不一是其鲜明特征。俄乌冲突后，欧盟强力推动能源脱俄，效果无异于“自断经脉”。当前又准备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限制中国投资，殊不知中国企业在相关产业链整合上已形成显著优势，若欧盟政策落地，欧企很可能面临供应链断裂、生产成本飙升的风险。更为讽刺的是，欧盟一边指责中国“贸易扭曲”“产能过剩”，一边试图通过行政手段为本土产业保驾护航，对自身能源成本高企、数字化发展滞后等问题视而不见。这种“只堵不疏”的策略，注定难以奏效。
欧盟若想真正实现产业振兴，必须摒弃保护主义思维，回归开放合作的轨道。一是要正视中国在新能源等领域的优势，通过平等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在推进绿色转型等全球性议程中打造利益共同体。二是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真正实现战略自主，摒弃事事追随美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做法。三是要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破除能源成本高企、监管政策复杂等桎梏，而非将产业竞争力下滑归咎于外部竞争，特别是中国。
归根结底，保护主义能够带来短期的政治安慰，却难以兑现长期的繁荣承诺。如果欧盟不改弦更张、彻底转变产业发展思维，那么这部被冠以“加速”之名的法案，最终很可能成为一道锁住自身发展空间的枷锁。（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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