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除夕夜，继母赶我冻僵在草垛，泼辣寡妇背我回家:我管你

楔子

一九八七年的除夕夜，鹅毛大雪下了整整一天。

我蜷缩在生产队废弃的麦草垛里，手指已经没了知觉，耳朵像被刀割一样疼。身上的棉袄是继母不要的旧衣裳，薄得透风，补丁摞着补丁，棉花早硬成了铁板。脚上那双解放鞋破了洞，雪水灌进去，和着泥，冻成了冰坨子。

我十二岁。

在那个本该阖家团圆的夜里，我被赶出了家门。

原因很简单——继母说她的金戒指丢了，翻遍全家找不到，一口咬定是我偷的。我父亲蹲在灶房门口抽烟，一言不发。我没偷，自然不肯认。继母便抄起扫帚疙瘩劈头盖脸地打，打完还不解气，一把扯着我的衣领子，像拎小鸡似的把我搡出了门槛。

“滚！偷东西的贱骨头，这辈子别再进这个门！”

我跌倒在院子里，膝盖磕在冻硬的泥地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我回头看屋里的灯光，蒸腾的热气从门缝里冒出来，混着炖肉的香气。我听见同父异母的弟弟在里头笑，声音脆生生的。

我父亲始终没有说话。

直到我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出院子，身后那扇门才“砰”地关上了。

我沿着村路一直走，不知道走了多久。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黑，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我冷得发抖，牙齿打颤，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就钻进了村东头老槐树旁的麦草垛里。

我把身体缩成一团，双手抱着膝盖，把脸埋进膝盖里。我以为自己会哭，但眼睛干得发疼，一滴眼泪都没有。我只是在想，怎么熬过这个晚上。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晚上要是没有她，我大概就真的熬不过去了。

她叫宋桂花，村里人都喊她“疯寡妇”。

那年她二十八岁，守寡三年，带着个六岁的女儿过活。她男人是前年冬天在矿上炸死的，赔了两千块钱，被她公婆分走了一半，剩下的钱勉强够母女俩糊口。她一个人种三亩地，喂两头猪，还在村头开了两分菜园子，日子过得紧巴巴。可她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谁要是欺负她，她能站在人家门口骂上半天，脏字不重样，骂得你祖宗十八代都不得安生。村里人怕她，也烦她，背地里叫她“疯婆娘”“泼辣货”。

可就是这么一个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女人，在那个除夕夜，把我从草垛里刨了出来。

我记得那双手。粗糙，滚烫，像两把铁钳子一样箍住我的胳膊，一下就把我从草堆里拽了出来。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一张被风雪吹得通红的脸，眉头拧成个大疙瘩。

“你个傻子！这么大的雪，躲在草垛里是想冻死吗？！”

她的声音又尖又亮，劈头盖脸地骂我。可骂着骂着，她突然不骂了，因为她摸到了我的手——冷得像从冰窖里刨出来的石头。

我看到她眼眶红了一下。

然后她脱下自己的棉袄，裹在我身上，一把将我背了起来。她背着我踩过齐膝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走。我趴在她背上，能闻到她身上的味道，灶灰、猪食、还有一股子发酸的汗味。

我听见她嘴里一直在念叨，不知道是跟我说还是跟自己说。

“这大过年的，啥人家心这么狠！”

“管他娘的，我管你！”

“别睡啊小子，别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

我困得要命，眼皮像灌了铅。她用下巴磕了我的脑袋一下，狠声说：“敢睡试试！看我回去不收拾你！”

那天晚上，我没死成。

那天晚上的事，改写了我这辈子。

第一章 草垛里的孩子

村里人都说，桂香婶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那年除夕夜把我捡回了家。

也有人说她做错了。

错就错在，她不该管这档子闲事。

李家那点破事，谁不知道？我亲妈是生我时大出血没了的，那年我爹二十三，我才三天大。一个大老爷们儿抱着个刚出生的娃，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那个场景——我爹蹲在卫生院走廊上，把孩子裹在怀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旁边的护士劝都劝不住。

后来是我奶奶把我拉扯大的。

奶奶疼我，可也没疼几年。我五岁那年冬天，奶奶在灶房里烧火，突然一头栽下去，送到卫生院人就不行了。脑溢血，走得很急，连句话都没留下。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我爹的累赘。

他要下地干活，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我饿了就啃凉馒头，渴了就到缸里舀凉水。六岁那年我发高烧，烧得说胡话，我爹从地里回来才发现，背着我跑了六里地去卫生院，大夫说再晚来一会儿脑子就烧坏了。

那两年我爹还没续弦，日子虽然苦，但最起码这个家还是我的家。

七岁那年开春，有人给我爹介绍了个寡妇，就是后来我继母刘桂兰。她男人得肝癌死了，带着个两岁的儿子。媒人说她勤快能干，过日子是一把好手。我爹那时候才二十八，带着个半大小子，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咬着牙点了头。

刘桂兰进门那天，穿一件蓝底碎花的的确良褂子，头上别着个塑料发卡，见人就笑。她蹲下来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以后你就是我儿子了，我会对你好的。”

我当时真信了。

可日子长了才知道，她说的“对你好”，跟我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她进门第三天就开始摆脸色，嫌我把衣服弄脏了，嫌我吃饭吧唧嘴，嫌我在堂屋里跑来跑去吵着她儿子睡觉。她说得多了，我爹就不耐烦，开始骂我。后来不用她说，我爹自己就看我不顺眼了。

我成了这个家里多余的。

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她儿子挑剩下的才轮到我。她儿子吃鸡蛋，我喝稀粥。她儿子穿新棉鞋，我穿破布鞋。她儿子过年有鞭炮放，我连个炮仗皮都捡不着。

这些事我从不跟我爹说，我知道说了也没用。他早不是当年那个抱着我哭的男人了。刘桂兰的枕头风吹了几年，把我爹吹成了另一个人。

他开始觉得我确实不争气，确实招人烦，确实像个拖油瓶。

其实我那时候成绩挺好的。老师常夸我聪明，数学考试能考九十多分，作文还上过学校的黑板报。可这些我爹看不见，刘桂兰也不让他看见。她说我放学不回家，在外面野；说我偷家里的钱买零食吃；说我欺负她儿子，把弟弟打哭了。

桩桩件件，都是莫须有。

可没人听我解释。

那个年代的农村，继母和孩子之间的事，天大的理都在大人那边。谁会信一个孩子的辩解？谁会替他主持公道？

所以我学会了闭嘴，学会了躲。

放学了不急着回家，在村口的石碾子上坐到天黑。回了家就缩在灶房里，帮着烧火，低着头不吭声。吃饭时端了碗就走，蹲在门槛上吃，吃完赶紧刷碗，刷完就回自己那间堆柴火的小屋。

那间小屋以前是放农具的，后来刘桂兰说她儿子要单独睡一间屋，就把我挪到了那里。四面透风，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闷得像蒸笼。我在这间屋子里住了五年，从七岁住到十二岁。

我从不觉得苦。

我只是想不通，我妈为什么要死。

如果她活着，这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过无数次，每次想到最后，我都把自己缩成一团，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十二岁的男孩子，最怕的不是冷，不是饿，是被人看见自己哭。

可那个除夕夜，我连躲的地方都没有了。

事情的起因是刘桂兰的金戒指。那枚戒指是她出嫁时娘家的陪嫁，说是什么祖传的，金子的，值不少钱。她平时舍不得戴，用红布包着锁在柜子里。腊月二十八那天她打开柜子找东西，发现红布还在，戒指没了。

她疯了似的把柜子翻了个底朝天，没有。

把整个堂屋翻了个遍，没有。

把全家每个角落搜了三遍，还是没有。

然后她的目光就落在了我身上。

“是不是你拿的？”

我站在灶房门口，手里攥着烧火棍，愣住了。

“我没有。”

“不是你还能有谁？！”她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指着我的鼻子骂，“这个家里就你手脚不干净！上次你偷了五毛钱去买糖吃，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钱是我帮张大爷搬砖他给我的。”

“呸！张大爷凭啥给你钱？你就是偷的！”

我父亲坐在堂屋的长凳上抽烟，一句话都不说。弟弟趴在地上玩他的玩具枪，看都没看我一眼。

刘桂兰越说越气，冲过来搜我的身。她把我全身上下翻了个遍，棉袄扒了，裤子口袋掏空了，鞋都脱了，啥也没找着。她不甘心，又去搜我那间小屋。被子掀了，枕头拆了，衣服全抖落出来，连床底下的砖头都翻开来看了。

还是没有。

她站在我小屋门口，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

“你藏哪儿了？说！”

“我没拿。”

“你还嘴硬！”

她一把揪住我的耳朵，把我从灶房拖到堂屋。我的耳朵被她拧得生疼，感觉都快被她扯下来了。我不敢挣扎，以前挣扎过，换来的是更毒的打。我只能咬着牙，被她拖着走。

到了堂屋，她把我往地上一搡，我膝盖磕在青砖地面上，疼得我倒吸一口气。

“李建设，你说句话！”刘桂兰冲我爹喊。

我爹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记了一辈子。

不是愤怒，不是失望，是漠然。

就好像在看一件坏了的东西。

“你到底拿没拿？”他的声音不大，每个字都像冰碴子。

“我没拿。”我说。

“拿了你交出来，这事儿就过去了。”

“我没拿。”

“你还犟！”刘桂兰扑过来就要打我。

我爹伸手拦了她一下。我以为他要护我，心里还升起了一点希望。

可他只是拦住了刘桂兰，然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出去，等你想明白了再回来。”

我愣在原地。

“出去！”他突然吼了一声，眼眶发红，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怎么的。

我转身走了出去。

刘桂兰追到门口，把扫帚疙瘩扔出来砸在我背上，尖声吼着：“滚！偷东西的贱骨头，这辈子别再进这个门！”

我走出院子的时候，身后的门关了。

我站在雪地里回了一下头，看见堂屋的窗户上映着橘黄色的灯光，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

我没有哭。

我把双手插进袖管里，缩着脖子朝村口走。

雪越下越大，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我踩着没过脚踝的雪，一步一步往前走，不知道要去哪里。路过几户人家时，听见里头传来说笑声和划拳声，窗户上贴着红纸剪的窗花，门楣上贴着春联，新糊的窗户纸透着暖光。

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在守岁。

只有我，没有家。

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条出村的路。路通向镇上，镇子离这儿十二里地。我身上没有钱，没有干粮，连件厚实的棉袄都没有，走不到镇上就得冻死在半路上。

可留在村里又能去哪儿？

谁会在大年三十晚上收留一个被赶出来的孩子？

我靠着老槐树坐下来，雪花落在我的眉毛上、肩膀上。冷到一定程度，身体反而不抖了，脑子也变得迟钝。我想起前几天在学校学的课文，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说那个小女孩在大年夜冻死在街头，手里攥着一把燃尽的火柴。

我当时觉得那只是一个故事。

现在才知道，故事里的事，真能发生在人身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冻得几乎失去意识，迷迷糊糊中好像听到有人在喊什么。那声音忽远忽近，像隔着一层棉花。我想睁开眼睛，眼皮却像被缝住了一样，怎么都睁不开。

然后我感觉到有一双手在翻动草垛边上散落的麦草。

那双手碰到了我的胳膊。

“哪个缺心眼的在这——”

那个声音突然停了。

我被从那堆麦草里拽了出来，雪光和月光一起扑进我的眼睛，刺得我一阵眩晕。我眯着眼，模糊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张女人的脸。

浓眉大眼，两颊被风雪冻得通红，嘴唇干裂起皮，几缕碎发从包头的蓝布巾里散出来，贴在额头上。

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棉袄，腰上系着围裙，脚上的黑布棉鞋沾满了雪和泥。

是宋桂花。

村里那个谁都不敢惹的泼辣寡妇。

她低头看着蜷缩在草堆里的我，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愤怒。

“你在这儿干啥？大过年的你——”

她一把抓起我的手，脸色一下子变了。

那双手已经冻得发紫，手指僵硬得像冰棍，指甲盖都泛着乌青。

“我的天爷！”她骂了一声，赶紧去摸我的脸，我的耳朵，我的脖子。她碰到我耳垂的时候，我“嘶”了一声，那地方又疼又痒，像无数根针在扎。

“你这耳朵都快冻掉了你知道吗！”她一把扯下自己的头巾，裹住我的头和耳朵，动作粗鲁又急切，边裹边骂，“你这个傻子啊！大过年的躲草垛里，你是活腻歪了吗！”

她的骂声又尖又亮，在空旷的雪夜里能传出去老远。可我听在耳朵里，心里头突然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堵在嗓子眼里，让我说不出话来。

她骂完了，蹲下来，解开自己棉袄的扣子，把我的手往她腋窝底下塞。她的身体是暖的，像一个大火炉，隔着薄薄的秋衣，我感受到了她皮肤的温度。

那种温暖瞬间从指尖蔓延到全身，像一个烧红的烙铁，在我冻僵的身体上烫出了一个鲜明的印记。

我张了张嘴，想喊一声“婶”，可嗓子眼像塞了团棉花，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宋桂花低头看了我一眼。

这一次她没有骂，也没有凶，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我。

她的眼睛很大，眼尾微微上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在别人眼睛里见过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可怜，而是一种很硬的东西，像骨头，像铁。

她抿了抿嘴，伸手擦掉我眉毛上结的冰碴子，二话不说就把我从地上扯了起来。她蹲下身，把我往背上一甩，两只手从我的腿弯处穿过，扣在一起，牢牢地把我固定在她背上。

“走，回家！”

她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我趴在她背上，脸贴着她因为脱了棉袄而显得单薄的后背，能感觉到她的脊背骨硌着我的胸口。她走得很急，喘气声很重，呼出的白气在夜色里一团一团地散开。

“婶……”我终于挤出了一个字，声音小得连我自己都听不清。

她没应声，脚下的步子却更快了。

走了十几步，她突然开口了，像是在跟自己说，又像是在跟我说：“这都啥世道，十二岁的娃，大三十的往草垛里扔。”

她的声音很硬，像石头碰石头。

“你爹不是个东西。”

我趴在她背上，没吭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觉得她的背又窄又硬，可趴在上面，比天底下所有的枕头都暖。

她又走了几步，忽然停了一下。

“桂花婶，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能走。”

她理都没理我，继续往前走。

“你爹不要你，老娘要你。”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可这句话落在我耳朵里，像一颗滚烫的石头，砸进了冰冷的水里，激起好大一片水花。

我把脸埋进她的肩膀里，终于哭了出来。

十二岁的男孩子，倔了整整一个晚上，打了没哭，骂了没哭，被赶出门没哭，差点冻死在草垛里也没哭。可她说了一句“老娘要你”，我的眼泪就像决了堤似的，怎么也止不住。

我的眼泪顺着她的脖子往下淌，她感觉到了，身体僵了一下。

“哭啥哭，没出息。”

她的声音还是硬的，可我分明感觉到，她背我的那只手，收得更紧了一些。

那年除夕夜，宋桂花把我背回了她家。

她的家在村子西头，三间土坯房，墙根下堆着几捆玉米秸秆，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个生锈的铁皮炉子和两只扣在地上的破筐。门楣上没有贴春联，窗户上没有贴窗花，冷冷清清的，跟这个热热闹闹的除夕夜格格不入。

她一脚踹开门，把我放在灶房门口的矮凳上，转身就去生火烧水。动作利索得像一阵风，添柴，划火柴，往灶膛里塞麦草，一气呵成。

不一会儿灶膛里就窜起了火苗，明黄色的光映在她脸上，把她的眉毛眼睛照得清清楚楚。

我坐在凳子上，身体止不住地发抖。那不是因为冷，是冻僵之后血液重新流动起来的那种抖，从骨头缝里往外钻，怎么都控制不住。

她烧了一大锅热水，倒进木盆里，又掺了些凉水，用手试了试温度，然后端过来放在我脚边。

“把鞋脱了，泡泡脚。”

我的脚已经冻得没了知觉，脱鞋的时候费了好大劲。解放鞋的鞋带冻成了硬条，怎么也解不开，她蹲下来，一把扯断了鞋带，把鞋从我脚上拽下来。

看到我脚的那一刻，她的脸色彻底变了。

我的脚肿得像发面馒头，脚趾头通红发紫，有几根趾甲已经泛黑了。她伸手摸了一下，我疼得“啊”了一声，身体往后缩。

她抬起头看我，眼眶红了。

但她没让我看到眼泪掉下来。她猛地站起身，转身走到灶台边，拿起一根擀面杖狠狠地在灶台上敲了一下。

“天杀的！”

她骂的是谁，我知道。

我低下头，把脚伸进热水里。热水烫得我一激灵，脚上像有千万根针在扎，我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叫出声。她就站在旁边看着，看我疼得龇牙咧嘴，嘴唇都咬出了血印子。

“疼就喊出来，又不丢人。”她的声音突然放软了，软得不像她。

我没有喊。

她也不说话了，走到柜子边翻出一个铁盒子，从里面翻出一小瓶药油。那是她男人在世时干活扭了腰买的，活血化瘀的红花油。她蹲下来，把我的脚从水里捞出来，用干布擦干，倒了些药油在手掌心搓热了，然后按在我的脚上，用力地揉。

疼。

钻心的疼。

我终于忍不住了，“啊”地叫了出来，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她没有停手，反而揉得更用力了。那只粗糙的手掌在我脚上搓来搓去，红花油的味道弥漫在整个灶房里，辛辣刺鼻。

她一边揉一边说：“得把淤血揉开了，不然你这脚趾头就保不住了，到时候冻掉了你连鞋都穿不了，看你怎么办。”

我不哭了，咬着牙忍着疼，一声不吭。

揉完了脚，她又去翻箱子，找出一双干净的棉布袜子，套在我脚上。袜子太大了，是她自己穿的，她卷了两道才勉强合脚。她又把她男人的一件旧棉袄翻出来，披在我身上。那棉袄又大又厚，裹在我身上像一床被子，上面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还有一点点烟草气。

宋桂花的男人生前也抽烟。

她帮我系扣子的时候，手指碰到我脖子上的伤。那是刘桂兰掐的，指甲抠破了皮，结了薄薄一层血痂。她的手指顿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系扣子。

可她系扣子的手抖了一下。

就一下。

这时候里屋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小脑袋探了出来。

是个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扎着两个羊角辫，穿着一件碎花的棉袄睡袍，睡眼惺忪地看着我。

“妈，他是谁呀？”

宋桂花头都没回，说：“你哥。”

小女孩歪着脑袋看了我几秒，咧开嘴笑了，露出一排豁了口的牙齿。

“哥。”

她叫了一声，然后缩回脑袋，门又关上了。

我坐在灶房的矮凳上，身上披着陌生的棉袄，脚上穿着陌生的袜子，面前站着一个跟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

她正在灶台边切姜，说要给我煮姜汤。

灶膛里的火噼里啪啦地烧着，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白茫茫的蒸汽在灶房里弥漫开来，把一切都笼罩在一层朦胧的雾里。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里不是我的家，可这里很暖。

那个晚上我睡在宋桂花家的堂屋里，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麦草，上面垫了一床旧褥子，盖着两床被子。被子有股洗衣粉的味道，还带着阳光晒过的气息，干爽温热。

我躺在被窝里，盯着头顶的木梁看。梁上挂着几串红辣椒和几辫子大蒜，在昏黄的灯光下投下斑驳的影子。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越来越稀疏，像这个年正在一点一点地走远。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隔壁屋里传来宋桂花和她女儿说话的声音。声音很小，断断续续的，有些话我没听清，但有一句我听得真真切切。

“妈，以后他真住咱家呀？”

“嗯。”

“那他爹会不会来把他带回去？”

沉默了一会儿。

“管他谁带，谁都不好使。你哥以后就住咱家，谁来都不好使。”

那边的炕上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大概是女儿钻进了她怀里。然后小女孩含混地说了一句：“那我有哥哥了，真好。”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使劲忍着眼泪。

枕头是荞麦皮的，硬邦邦的，硌得脸疼。

可我觉得这是我睡过的最好的枕头。

第二章 风暴眼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是被鞭炮声吵醒的。

外面的雪停了，阳光透过窗纸照进来，在麦草铺成的“床铺”上洒下一层淡淡的金色。我躺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在哪儿，然后闻到了一股香味。

是葱花烙饼的味道。

我翻身起来，披上那件大棉袄，趿拉着宋桂花的布鞋走到灶房门口。灶房里的雾气比昨晚还大，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雾气里传来锅铲翻动的声音，还有小女孩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妈，糊了糊了！快翻快翻！”

“你个小囡囡懂什么，这叫焦黄，焦黄的好吃。”

“明明就是糊了嘛……”

我站在门口，忍不住笑了一下。

宋桂花从雾气里探出头来，看见了我，立马又换上了那副凶巴巴的表情。

“傻站着干啥？去，把洗脸水端出去，洗完了来吃饭。”

她说完又缩回雾气里，继续跟那锅烙饼较劲。

我端着搪瓷盆子走出去，用葫芦瓢从缸里舀了些凉水兑上暖瓶里的热水。水浇在脸上，暖洋洋的，毛巾虽然旧，但洗得很干净，没有一丝油腻。

洗完脸回来，灶房的雾气散了一些。方桌上已经摆好了碗筷，一小碟咸菜，一碗玉米面糊糊，还有一张切开的葱花烙饼。烙饼边儿确实有点焦了，金黄金黄的，外酥里软，葱花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宋桂花和她女儿已经坐下了。那个小姑娘今天换了一件红底白花的棉袄，扎着两根小辫子，辫梢上系着两个粉色的塑料发圈。她正用手捏着一块烙饼往嘴里塞，腮帮子鼓得像只小仓鼠。

看见我进来，她冲我含混不清地喊了一声“哥”，嘴里的饼渣子差点喷出来。

宋桂花在她后脑勺上轻拍了一下：“好好吃。”

然后她转头看了我一眼，下巴一抬：“坐下吃。”

我坐下了。

端起糊糊的时候，我的手还在微微发抖。那是冻伤之后的后遗症，估计要好几天才能恢复。我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喝糊糊，连玉米面糊糊都喝出了甜味。

宋桂花把整张烙饼都推到我面前，只给她女儿留了一块。

“吃，吃完这块还有。”

“你不吃吗？”我问她。

“我吃了，你操心你自己。”

我没再问。

吃完早饭，宋桂花把碗筷往盆里一泡，把围裙解下来往灶台上一搭，一边擦手一边往外走。

“你俩在家待着，我出去一趟。”

“去哪？”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她头都没回，声音从院子里传来，又硬又冲：“找那个不要脸的去。

我愣了一下，然后猛地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谁。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太清楚刘桂兰的脾气了，宋桂花要是找上门去，两个人非得打起来不可。我爹那个人，在家闷声不响，可要是外头的人找上门来闹事，他可不会手软。

我赶紧追出去，她已经走出了院门。

“桂花婶！”

她没停。

“婶！”

我追到大门口，她已经走出去二三十步远了，步伐又快又大，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她今天换了一双高帮的棉鞋，腰上扎着一根布带子，把那件灰蓝色的棉袄勒得紧紧的，显得干练又利索。

我根本追不上她。

她走到巷口的时候，正好碰上隔壁的杨奶奶。杨奶奶挎着一篮子馒头从她面前过，看见宋桂花这气势汹汹的架势，吓得往旁边让了两步。

“桂花，大年初一的，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上李家去。”

杨奶奶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很微妙。她当然知道李家昨晚上把娃赶出来的事，村里就那么几十户人家，屁大点事都瞒不过谁。她拦了宋桂花一把，压低声音说：“桂花，你听我一句劝，大过年的，别去人家家里闹。李家那个婆娘不是省油的灯，你一个寡妇带着个娃，何必——”

宋桂花没等她说完，一把推开她的手，往前走。

“婶，昨晚上要不是我把那个娃从草垛里刨出来，今早上他就冻成冰棍了。我不管他李家是啥人家，也不管刘桂兰是啥省油的灯，我今天非得去说道说道。”

杨奶奶被她这话噎住了，张了张嘴，最终啥也没说，摇着头走了。

我跟在她后头，隔着一大段距离，又不敢跟太近，又不敢跟丢。一路上碰到了好几个村里人，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这事捂不住了，我知道，从宋桂花背着我穿过半个村子回家那一刻起，这件事就捂不住了。

宋桂花到了李家门口，站住了。

我远远地躲在路口的老榆树后面，心脏怦怦跳。我看见她站在那扇关着的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一脚踹了上去。

不是踢，是踹。

那一脚踹得结结实实，两扇木门“哐”一声弹开了，门板撞在后面的墙上，震得墙皮簌簌往下掉。

正在院子里扫雪的刘桂兰吓得一哆嗦，扫帚都掉了。

“宋桂花，你疯了？！”刘桂兰尖叫起来。

宋桂花大步流星地走进去，站在院子中央，双手叉腰，下巴一抬。

“刘桂兰我问你，你昨晚上是不是把李家小子赶出去了？”

刘桂兰的脸色变了。她当然知道宋桂花说的是什么事，可她不承认，反咬一口：“你放屁！他自己跑了，关我啥事！”

“跑了？”宋桂花冷笑一声，声音又尖又亮，半个村子都听得见，“大年三十晚上，下着大雪，你把一个十二岁的娃赶出去，他往哪儿跑？跑你心里头去了？他要是真出事了，你这辈子能心安？”

“那是他偷了我的——”

“你放屁！”

宋桂花一把截住她的话头，声音高得能划破天，连树上的麻雀都惊飞了。

“你家那个金戒指，你以为我不知道？昨晚上我就听说了，你把全屋翻了个底朝天找不着，就往娃身上赖。你家那个百宝箱一样的柜子，钥匙只有你自己有，娃连你那个柜子都没碰过，他咋偷？他用啥偷？用意念呐？！”

刘桂兰被骂得一愣一愣的，脸上的表情风云变幻。她这人欺软怕硬惯了，突然碰上宋桂花这种比她还硬的角色，一时半会儿竟不知道怎么接招。

这时候我爹李建设从堂屋里出来了。

他穿着一件半新的中山装，脚上踏着一双棉窝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大年初一，他原本应该是去给长辈们拜年的。

看到宋桂花站在自家院子里骂他老婆，他的脸色很难看。

“桂花婶，你大年初一跑到我家来闹，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火药味。

宋桂花转过身看着我爹，没有说话。

她就那么直直地看着他，看了足足五六秒钟。

“李建设。”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比起刚才跟刘桂兰吵架的时候低沉了很多，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我问你一句，你儿子昨晚上差点冻死在村东头的草垛里，你知不知道？”

我爹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你到底知不知道？”宋桂花又追问了一句，声音更低了，可压迫感却更强了。

我爹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刘桂兰在旁边插嘴：“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他要是冻——”

“你闭嘴！”我爹突然吼了一声。

刘桂兰吓了一跳，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不可置信。她嫁过来五年，我爹从来没用这种语气跟她说过话。她张着嘴，瞪着眼睛，像一条被甩上岸的鱼。

我爹没看她，他盯着宋桂花，声音涩得像砂纸：“他在哪？”

“在我家。”

我爹点了点头，迈步要走。

宋桂花伸手拦住了他。

“你别去了。”她看着我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那娃我留下了。你当爹的要是连儿子的命都不在乎，那就说明你不配当这个爹。娃跟着你，不是饿死就是冻死，要不然哪天刘桂兰一个不顺心，把他往河里一推，你还得替他拍手说死得好。”

“宋桂花你说谁呢！”刘桂兰气得脸都绿了。

宋桂花看都没看她一眼，一直盯着我爹。

“李建设，你自己想想，这五年你是怎么对他的。你心里但凡还有一点当爹的本分，你就不会让他穿成那样过冬，你就不会让他住那间四面漏风的柴房，你就不会在大年三十晚上把他赶出去！”

院子外面已经围了不少人。大年初一早上，本来家家户户都闲着，听见吵架声，三三两两地凑过来看热闹。有端着饭碗的，有抱着孩子的，有站在墙根底下嗑瓜子的，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

我爹的脸涨得通红。他是那种要面子的人，最怕的就是在村里人面前丢脸。宋桂花这一闹，把他这些年干的那些事全都摊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可他始终没有说出那句“把儿子接回来”。

他张了好几次嘴，最后说出来的话是：“桂花婶，这事你管不着，我跟你说——”

“我管不着？”宋桂花打断了他，声音里带上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儿子昨晚上要是没遇上我，今早上就是一条人命。你说我管不着？”

她顿了一下，声音忽然放轻了。

可轻飘飘的语气里，说出的话比刀还锋利。

“李建设，你不心疼，我心疼。”

院子里忽然安静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爹。他站在堂屋门口，阳光打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一清二楚——嘴唇在微微发抖，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眼眶泛红，可他硬撑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他终究没有说出口。

他终究没有站出来替他的儿子说一句话。

站在路边老榆树后面的我，两只手死死抠着树皮，指甲嵌进粗糙的树皮里，抠得指头发白。我什么表情都没有，眼睛干干的，心口却像被人攥住了一样，喘不上气来。

我爹不说话的那几秒钟，比昨天晚上把我推出门的那一瞬间，更让人难受。

宋桂花等了他几秒钟，几秒钟后她转过身，往外走。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歪着头看了一眼站在墙根底下嗑瓜子看热闹的人群，声音不大不小地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撂这儿了，娃在我那，谁来都不好使。你们要是觉得有本事，尽管来要，老娘等着。”

她说完就走了，背影笔直，跟杆枪似的。

人群给她让开一条路，所有人都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目送她离开。有不理解的，有幸灾乐祸的，有摇头叹气的，有暗暗佩服的。

杨奶奶站在自家门口，看着宋桂花的背影，叹了一口气。

“这桂花啊，啥都好，就是脾气太犟了。她一个寡妇，带着个丫头，日子本就不容易，再养李建设那个小子，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哟。”

旁边有人接话：“可不嘛，图啥呢？”

“图个啥，图良心呗。”

“良心能当饭吃？她一个人种三亩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养活自己娘儿俩都紧巴巴的，再多一张嘴，这日子咋撑？”

“再说了，李家那小子又不是她亲生的，犯得着吗？”

“就是，何苦呢。”

议论声在身后渐渐远去。

我缩回老榆树后面，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照在雪地上，反光刺得人眼睛疼。

我听见宋桂花的脚步声从巷口传来，由远及近，在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

她走到老榆树跟前，停下了。

“蹲这儿干啥？跟个傻子似的。”

我抬起头，她站在我面前，逆着光，脸藏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只有那双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颗烧红的炭。

“回家。”

她说完这两个字，转身就走。

我站起来，跟在她身后。

她的步子很大，我跟得很吃力。她的棉鞋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我跟在她身后，踩着那些深深的脚印往前走，一个窟窿一个窟窿地踩，比她踩得还深。

走到她家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来了。

“你爹……”她顿了顿，像是有话想说，可最终只说了句，“算了，进去吧。”

我走进院子，小姑娘从灶房里探出头来，手里攥着半块烙饼，冲我咧嘴一笑。

“哥，妈说你以后就住咱家了。”

我没说话，但我的心跳忽然变得很重很重，一下一下地砸在胸口上。

我回头看了一眼院门外的路。

大年初一的雪地上，只有宋桂花一个人的脚印，从村东头一直延伸到村西头，又深又大，像是一把凿子刻进冻土里的。

我在心里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第三章 新的家

宋桂花家是真的穷。

三间土坯房，一间是她和女儿住的，一间是灶房兼堂屋，还有一间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杂物，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院子里就一个水缸，一个生锈的铁皮炉子，墙根底下堆着几捆玉米秸秆当柴火。

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大概是那台缝纫机，上海牌的，她男人在世时买的，用一块蓝布蒙着，摆在堂屋角落里。我后来才知道那台缝纫机是她的命根子，她靠给人缝补衣服、做鞋垫挣点零花钱。

她养了两头猪，一头黑的一头白的，养在后院的猪圈里。每天放学回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地里扯猪草，回来了切碎了拌上麸皮和泔水喂猪。那两头猪壮得很，一到点儿就拱着食槽嗷嗷叫，能把人耳朵震聋。

她还开了两分菜园子，在村东头河滩边上，种些萝卜白菜葱姜蒜。春天种菠菜，夏天种豆角，秋天种芥菜，冬天就剩几垄过冬的大葱和埋在土里的胡萝卜。

宋桂花这个人，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忙的。天不亮就起来了，喂猪、做饭、洗衣服、下地，从早到晚脚不沾地。她干活的速度快得吓人，割麦子比男人都快，锄地时锄头抡得飞起来，地里留下一串均匀又深刻的锄印。

她很少笑。不是那种整天拉个脸不笑，而是没有多余的表情浪费时间。该干啥干啥，说话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吃饭用不了五分钟，扒拉扒拉就完了，碗一放，抹一把嘴，下地。

可她有一个毛病——嘴硬心软。

这是村里人后来对宋桂花的评价。明明是心疼你，嘴上非得骂一顿；明明是舍不得你吃苦，嘴上非得说你没出息。

我刚到她家的头几天，她给我安排了一堆活。打扫院子、劈柴、挑水、喂猪、扯猪草，一件接一件，比刘桂兰使唤我还狠。小姑娘偷偷跟我说：“你别惹我妈生气，她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我信。

可是有一天傍晚，我从地里扯了一背篓猪草回来，看见她正在灶房里缝东西。她低着头，就着灶膛里透出来的火光，一针一线地缝。我走近了一看，是条棉裤，蓝布面子的，里面絮着新棉花，鼓鼓囊囊的。

“婶，这给谁做的？”我随口问了一句。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把手里的针线走得飞快。

“给你做的。”

我愣住了。

“你那条棉裤穿了多少年了，短得跟七分裤似的，连脚脖子都盖不住，冬天不冻死你才怪。”她一边说一边咬断线头，把棉裤翻过来看了看针脚，又补了一句，“我这条做得急，针脚有点大，凑合穿吧。”

我接过那条棉裤，抱在怀里，沉甸甸的。新棉花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暖和得不像话。

我站在灶房门口，抱着那条棉裤，好久没动。

“别站那儿了，过来看看长短。”她冲我招手。

我走过去，她把棉裤比在我腿上一量，长短刚好，腰围也差不多。

“还行。”她点了点头，脸上难得露出一点满意的表情，但随即又绷住了，把棉裤往我怀里一塞，“行了，明天穿吧，今天晚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把那条棉裤穿上了。

暖。

从头暖到脚，从里暖到外，暖得我走路都快不会走了，两条腿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轻飘飘的。

小姑娘看了我半天，歪着脑袋问她妈：“妈，你怎么不给我做新棉裤？”

宋桂花在她的后脑勺上轻拍了一下：“你不是有棉裤嘛，穿得好好的，你哥那棉裤都穿不下了，裤腿短了一大截，你没看见？”

小姑娘嘟着嘴，不吭声了。

宋桂花看了看她，又补了一句：“行了行了，过两天给你也做一条，行了吧？”

小姑娘这才笑了，蹦蹦跳跳地跑出去玩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头五味杂陈。

宋桂花对我的好，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那种。她不说“我把你当亲儿子看”这种话，不做那些虚头巴脑的表面功夫。她的好是实打实的，是棉裤里的新棉花，是碗里的鸡蛋，是半夜起来给我掖被角的那只手。

她给了别人从来没有给过我的东西。

不是吃的穿的，是尊严。

她从不因为我寄人篱下就低看我一眼，也从不在我面前提“要不是我收留你”这种话。她让我干活，我也干，跟这个家里的每一口人一样，没有谁是多余的白吃饭的。这种平等的感觉，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可我也知道，她为了养我，日子过得有多难。

多了我一张嘴，她往菜里掺的玉米面更多了。以前她偶尔还割点肉吃，后来连肉味都闻不见了。开春的时候，她把那台缝纫机从堂屋搬到了院子里，用木板搭了个简易的操作台，接了一些缝补的活计来做。村里的婶子大娘们拿旧衣服来让她改，一件收个三毛五毛的，一天也挣不了几块钱。

有一次我去镇上卖菜，回来得早了点，路过村口的小卖部，看见她站在柜台前，手里攥着几张毛票，盯着玻璃柜里的东西看了半天。那里面摆着几样东西——一小袋红糖，一包桃酥，一盒蛤蜊油。

她最后买了一盒蛤蜊油，两毛钱。

回家的路上她把蛤蜊油揣在兜里，走得很快。到家后她把那盒蛤蜊油塞给了我。

“给你，手冻裂了，抹这个。”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确实冻得裂了好几道口子，有的地方已经结了血痂。寒风一吹，疼得钻心。

“你不抹吗？”我问她。

“我又不干你的活，手好好的抹啥抹。”

可我看得见她的手，比我的还粗糙，指节粗大，骨节突出，虎口的位置裂着一道很深的口子，用布条缠着，布条都被血浸成了褐色。

我没有揭穿她。

我只是把那盒蛤蜊油用得很省，每次只抹一点点，一个冬天都没用完。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平淡如水，磕磕绊绊，但心里是踏实的。

直到四月底的一天，那天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和宋桂花之间的关系。

那天下午放学回来，我照例去后院喂猪。猪圈的门闩坏了，我用铁丝拧了个简易的扣子，勉强能扣住。我解开铁丝，端着一盆猪食正准备倒进石槽里，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咯咯咯”的笑声。

我转头一看，是王秃子的儿子王军，比我大两岁，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混混。他老爹王秃子是村里有名的懒汉，整天游手好闲，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王军继承了他爹的全部毛病，不爱读书，打架斗殴，欺负弱小，是村里学校的一霸。

他带着两个半大小子站在猪圈外面，胳膊上套着弹弓，呲着一嘴黄牙冲我笑。

“哟，李家的小叫花子，在你后爹家喂猪呢？”

他的声音又尖又细，像破锣一样刺耳。

我没理他，继续喂猪。

他见我不搭理，脸上的笑挂不住了。他跨进猪圈，一脚踢翻了猪食盆子，黄褐色的猪食泼了一地，那两头猪吓得蹿到了角落里，嗷嗷直叫。

我站起身来，攥紧了手里的盆子。

他凑到我面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几眼，歪着嘴笑：“你说你这人，亲爹都不要你，跑到个寡妇家里来住，你丢不丢人？”

“就是就是，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住那儿就不怕晦气？”他身后的人跟着起哄。

“听说你那个后妈说你偷了她的金戒指，是不是真的？”

“肯定是真的，要不然人家能把他赶出来？”

“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爹就不是啥好东西，他能好到哪去？”

这些话像一根根针，一针一针地扎在我心口上。

我可以忍别人骂我，但我忍不了他们骂宋桂花。

“你再说一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闷闷的，像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

王军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我敢顶嘴。他比我高半个头，壮得像头小牛犊子，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他？

可他没想到的是，我身后也有人。

“哥！”

一声清脆的喊叫从院墙那边传来。小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屋里跑出来了，手里挥舞着一根烧火棍，脸上带着跟她年龄不相称的凶狠表情。

“你们谁敢欺负我哥！”

王军被她这阵仗吓了一跳，但随即就笑了：“你个小丫头片子，拿着根烧火棍就了不起啊？你妈那种泼妇养出来的种，果然也不是啥好东西。”

他的话音刚落，一个黑影从他身后窜了过来。

是宋桂花。

没有人看清她是怎么来的。她像一阵风一样从灶房里冲出来，手里还攥着一把菜刀，上面还沾着半截葱叶子。她的头发散了一半，脸被灶火烤得通红，眼睛里冒着火。

她一把拎住王军的后脖领子，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拽了起来。

“你刚才说啥？”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淬了冰。

王军的脸一下子白了。他当然知道宋桂花是什么人，村里没人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彪悍是出了名的，去年收麦子的时候，隔壁村的二流子来偷她家的麦穗，被她追了三里地，手里的镰刀扔出去差点把人脑袋削掉。从那以后，方圆十里再没人敢打她家的主意。

“桂、桂花婶，我没说啥……”王军的舌头都打结了。

“没说你妈个腿！”宋桂花把菜刀往猪圈的木桩上一剁，刀身嗡嗡直响，“你刚才骂谁是泼妇？骂谁不是啥好东西？”

王军吓得腿都软了，连声求饶：“婶，我错了，我就是嘴贱，您大人有大量——”

“滚。”

宋桂花松了手，王军一屁股坐在地上，连滚带爬地往外跑，连弹弓都没来得及捡。他带来的两个人早就跑得没影了。

猪圈里安静下来。那两头猪又凑过来拱食槽里的残羹剩饭，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个被踢翻的搪瓷盆子，盆底已经凹进去了。

小姑娘跑过来拉住我的衣角，仰着脸看着我：“哥，你别怕，我妈说了，谁敢欺负你她就砍谁。”

宋桂花走过来，从木桩上拔起那把菜刀，用手指试了试刀刃，转头看了我一眼。

“别听她瞎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哪能真砍人。”

她顿了顿，补了一句。

“不过吓唬吓唬还是可以的。”

说完她转身回灶房了，继续切她的菜。

我站在猪圈里，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嘴角慢慢地、慢慢地翘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件事。

宋桂花为了我，得罪了村里不少人。王军虽然是个混混，可他爹王秃子在村里也算个坐地户，平时吆五喝六的，谁都不愿意惹他。宋桂花今天这么一闹，等于跟王家结了梁子。

还有李家，我爹和刘桂兰那边，虽然暂时没来找麻烦，但谁知道哪天又会闹起来。

她一个寡妇，带着个六岁的孩子，本来日子就难，现在又多了我这张嘴，还平白无故地添了这么多麻烦。

她图什么？

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很多次，每次都想不出答案。

后来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去镇上卖菜，回来的时候路过一片麦田，麦子已经抽穗了，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头。晚风从麦田上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吹得人心旷神怡。

她忽然问我：“你学习咋样？”

“还行。”我说。

“还行是多行？”

“班里前五。”

她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走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

“我那个男人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一定要把妞妞养大，让她读书，让她考上大学，走出这个村子。”

她的声音有点涩。

“他没说完就走了。我知道他那句话没说完——他没说的是，让妞妞走出这个村子，别像我一样，一辈子在地里刨食吃。”

我看了她一眼。她的侧脸在夕阳下镀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脸上的皮肤粗糙，嘴唇干裂，可眉眼之间有一种很坚毅的东西，像田埂上长出来的野草，风吹不折，雨打不烂。

“你好好读书。”她说，“你以后考上大学了，也算我没白养你一场。”

这句话她说得很随意，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随意。

可我听得出来，那不是随意，是认真。

她是真的很认真地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很认真地在规划我的将来。

那一刻我忽然想通了——她图什么？

她什么都不图。

她就是那种人。看到路边有棵被风吹倒的树苗，她会扶起来培培土。看到村口的流浪狗没人要，她会把剩饭倒给它。看到一个大年三十晚上被赶出来的孩子，她不可能视而不见。不是因为她有多伟大，而是因为她心里有一杆秤，那杆秤告诉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对她来说，对的事就要去做。

不管多难，不管别人怎么说。

那杆秤，叫做良心。

而她在除夕夜从草垛里刨出我的那个瞬间，她不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她只是在做她认为对的事。

可就是这件她认为对的事，救了一条命，改写了两个人的人生。

第四章 裂痕

我在宋桂花家住了不到两个月，村里的闲话就越传越难听了。

起初是那些婶子大娘们在井台边洗衣服时嘀咕几句，后来发展到全村老小都在议论。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宋桂花是看上了我爹，想拿我当筹码；有人说她是要把我养大了当长工使唤；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说她一个寡妇收留一个半大小子在家，谁知道安的什么心。

最难听的那些话，她们不当着宋桂花的面说，但会在背后嚼舌根，嚼完了再用那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你。

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经常能感受到那些目光。

有一次我路过村口老槐树下，一帮老太太正坐在石头上晒太阳。看见我过来，她们的声音一下子低了下去，交头接耳的，像一群啄食的麻雀。

“这不是李家那小子吗，还真住桂花家了。”

“啧啧啧，你看他穿的那棉裤，新棉花絮的，桂花对他可比亲儿子还亲。”

“亲儿子？她哪来的亲儿子，她生的是个丫头。”

“那可不，养个外姓的小子，将来长大了还不是要回李家去，桂花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嘛。”

“你说她图啥呢？”

“谁知道呢，也许是……嘿嘿。”

那声“嘿嘿”里藏着的东西，像一团黏糊糊的污泥，让人浑身不舒服。

我加快了脚步，低着头走过去，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可有些话你假装没听见，它还是在你的脑子里扎下了根，像一根刺，时不时地扎你一下。

宋桂花显然也听到了那些闲话。她的应对方式很简单——不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照常下地，照常喂猪，照常去镇上卖菜。她在村里走动的时候，腰板挺得比谁都直，下巴抬得比谁都高，看人的目光又冷又硬，像两块冰。

可我从一些细节里知道，那些闲话不是没有伤到她。

有一天傍晚，她从菜园子回来，眼眶微微泛红。我以为是风吹的，没在意。后来小姑娘偷偷告诉我，她妈在菜园子里哭了好一会儿，用袖子擦眼泪的时候把脸上的灰都蹭花了。

她哭，不是因为承受不住那些闲话，而是因为村里有人去学校找老师告状，说宋桂花家里住了一个外姓的男孩，跟她的女儿同处一个屋檐下，“不合适”。

告状的人是王秃子的老婆，就是王军的妈。她还特意强调了一句：“一个寡妇家里住着个半大小子，传出去对孩子的名声不好。”

对谁的名声不好？对小姑娘的名声不好。

这话说的，好像我是什么洪水猛兽似的。

宋桂花从镇上回来那天晚上，坐在灶台边一动不动地发了好长时间的呆。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明明灭灭的，把她的表情照得忽明忽暗。

小姑娘已经睡了，堂屋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那么坐在矮凳上，安静地等着。

她忽然开口了：“你老师今天来找我了。”

我心里一紧：“老师？哪个老师？”

“你们班主任，姓周的那个。”

“周老师？他来找你干啥？”

宋桂花没说话，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周老师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其实就一句话：桂花婶，学校有规定，学生必须跟法定监护人同住。李建设是孩子的父亲，你这边最好跟李家协商一下，把孩子送回去。

我看着那张纸条，手指微微发抖。

“我不是你法定监护人。”宋桂花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不像她，“所以你在法律上，还是你爹的儿子，还是要回李家去。”

“我不回去。”我说。

“你不回去也得回去，这是规矩。”

“我不认那个规矩。”

“你认不认有什么用？人家学校不认你，你连学都上不了。”

我攥着那张纸条，指节发白。

宋桂花看了我好一会儿，忽然叹了一口气。她很少叹气，这大概是我到她家以来第一次听她叹气。

“你爹这个人……”她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用词，“他不是坏人。”

我没说话。

“他就是窝囊。”她终于把那个词说出来了，“窝囊了一辈子。你妈死得早，他一个大男人拉扯你本来就难，后来娶了刘桂兰，人家带着儿子过来，他总得顾全大局。”

“顾全大局？”我忍不住了，“我算什么？”

宋桂花被我这句话噎了一下。

她沉默了很久。

“你算他的儿子。”她最后说，“可他也不是不想要你，他就是……”

“就是什么？”

她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只是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行了，明天我去找你们周老师说说，先把学上了再说。至于你爹那边……”

她没说完，转身去了里屋。

我坐在灶房的矮凳上，灶膛里的火渐渐熄了，只剩下一堆暗红色的余烬，一点一点地暗下去。

第二天，宋桂花去学校找了周老师。

她怎么说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天放学的时候，周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坐在那把吱吱呀呀的藤椅上，抽了好几口烟才开口。

“李建设还是你爹。”周老师说，“这是改不了的事实。”

我站着没动。

“宋桂花这个人，我了解。”周老师弹了弹烟灰，“她是个好人，可她毕竟不是你的法定监护人。你要是长期住在她家，很多事情都不好办。学籍、户籍、以后升学考试，这些都要你爹出面。”

“周老师，我爹他——”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周老师打断了我，“你跟我说这些没用，你得跟政府说，跟法院说。你爹没有放弃抚养权，你就还是他的人。”

我从办公室出来，在操场上站了一会儿。

四月的风吹过来，带着槐花的甜味。操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几个篮球架子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

我没有直接回宋桂花家，而是在村外的小河边坐了很久。

河水哗哗地流着，清澈见底，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和游来游去的小鱼。对岸的麦田已经泛黄了，再过一个月就该收割了。

我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的儿子？

从血缘上说，我是李建设的儿子，这一点永远改变不了。可从感情上说，从生活上说，从每一天的吃穿用度上说，我是宋桂花的。

可法律不认感情。

这个世界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

我看着河水发了好久的呆，直到太阳落山，直到远处传来宋桂花扯着嗓子喊我的声音。

“李建设家的小子——回家吃饭了——”

她的声音又大又亮，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出去老远。

我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朝那个声音传来的方向走了过去。

吃饭的时候，宋桂花给我夹了一筷子咸菜，忽然来了一句：“你别想那么多，先把书读好，其他的事慢慢来。”

“嗯。”我应了一声。

“你爹那人我也算看透了，他不是不要你，他就是没那个胆子跟刘桂兰翻脸。你要是能考上县里的初中、高中，以后去外头念大学，就不用看你爹和你后妈的脸色了。”

宋桂花说这话的时候，筷子在碗沿上磕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别的事情都交给我。”

她说“交给我”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笃定得不像话，好像天底下没有她摆不平的事情。

可她摆不平的事情很多。

比如钱。

五月底的时候，学校要收下学期的书本费，一个人十二块八。宋桂花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抽屉和罐子，只凑出了七块三毛钱。她把那些钢镚儿和毛票在桌子上数了三遍，每一遍都是七块三。

她把钱收起来，说：“没事，过两天我去镇上把鸡蛋卖了就够了。”

她养了八只母鸡，每天能捡四五个蛋。鸡蛋攒上一礼拜，能卖个两三块钱。

可书本费要的是现钱，鸡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攒够的。

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我爬起来，从窗户缝往外看，看见宋桂花摸黑在灶房里忙活。她生火，和面，烙了一大摞饼子，用包袱包好了塞进背篓里。

然后她推着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出了门。

车后座上绑着两大筐东西，一筐是鸡蛋，一筐是她凌晨烙的饼。她推着车子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车身歪歪扭扭的，筐子晃晃悠悠的，随时都要掉下来似的。

她是要去镇上赶早市。

从我们村到镇上，十二里路，骑自行车要四十多分钟。她不会骑自行车——或者说她骑得不好，歪歪扭扭的，还不如推着走快。所以她每次去镇上都是推着车去，推着车回，一个来回将近四个小时。

那天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背篓里的饼子卖完了，鸡蛋也卖完了。她坐在门槛上，把兜里的钱一张一张地捋平，数了又数。

十六块二毛。

她把我的书本费留出来，剩下的钱买了二斤盐、一包洗衣粉和一小袋红糖。红糖是给小姑娘买的，她爱喝红糖水。

她对谁都是一样的，一碗水端平。

可我知道，那一碗水，她端得多辛苦。

第五章 和解

六月，麦子黄了。

宋桂花的三亩地在村南边的河滩上，土质不算好，沙性大，保水保肥的能力差，但今年雨水足，麦子长得还算可以。她看着那片金黄的麦田，难得露出了笑脸：“今年能打千把斤麦子，够吃一年的了。”

麦收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村里家家户户都抢收，劳动力多的人家，全家老小齐上阵，几天就能把麦子割完。宋桂花家只有她一个劳动力，我虽然能帮着干点活，但毕竟只有十二岁，力气有限，能干的也就是把割倒的麦子抱到地头、往车上装这些轻省活。

割麦子是个重活，弯着腰一干就是一天，腰酸背痛不说，麦芒扎在胳膊上、脖子上，又痒又疼，汗一流上去，那滋味跟受刑似的。

宋桂花割麦子的速度不比任何一个男人慢。她弯腰挥镰刀的动作行云流水，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排排麦子在她手下齐刷刷地倒下去，码得整整齐齐。她从早上五点多一直干到天黑，中午饭就坐在地头就着凉水啃两个馒头，歇不到半小时又接着干。

我帮她抱麦铺子，一趟一趟地往返于麦垄和地头之间。麦芒扎得我胳膊上全是一道道的红印子，又痒又疼。我咬着牙不吭声，不想让她觉得我是个累赘。

割完麦子还要打场、扬场、晾晒，一道工序都不能少。宋桂花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帮着翻麦子、装袋子。那段时间我们娘儿仨从早忙到晚，累得连话都懒得说。

小姑娘也帮不上什么忙，就蹲在地头的树荫下，用麦秆编蚂蚱玩。她编的蚂蚱还挺像那么回事，活灵活现的，我跟她一人一个，揣在兜里。

麦子收完那天傍晚，天气突然变了。

西边的天上涌起一大片乌云，黑压压的，像一座山从那边压过来。风也起来了，吹得地里的麦茬哗哗响。

宋桂花正在场院上晾最后一批麦子，看见天变了，脸色一下子白了。

“坏了，要下暴雨！”

她疯了似的往场院上跑，我跟在后头。场院上晒着大概七八百斤麦子，还没干透，要是被雨浇了，这一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我们娘儿俩手忙脚乱地往麻袋里装麦子。我撑袋子，她往里灌，灌满一袋就扎上口搬到一边。可雨来得太快了，我们才装了一半多，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

“快！”宋桂花一边喊一边加快了速度，手被麻袋磨破了，血珠子渗出来，她也不管。

雨越下越大，倾盆似的往下倒。剩下的麦子来不及装了，宋桂花把一块大塑料布盖在上面，四角用石头压住。等我们忙完，两个人已经淋成了落汤鸡。

我们躲在场院边上的一棵大柳树下，浑身湿透了，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衣服贴在身上，冷得直哆嗦。

宋桂花喘着粗气，看着那堆被塑料布盖住的麦子，忽然笑了。

“还好，保住了一大半。”

她笑起来的样子，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平时的她，眉头总是微微皱着，嘴唇抿得紧紧的，像一把拉满了的弓。可这一刻，雨水冲刷掉了她脸上所有的伪装和防备，露出了底下的那张脸——年轻，甚至可以说是好看的脸。

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嘴唇虽然干裂但轮廓分明。二十八岁的女人，本来应该是最好看的年纪，可她的脸上已经有了岁月和辛劳刻下的痕迹。

那些闲话说得没错，她确实好看。可好看的皮囊在这个穷村子里，换不来一顿饱饭，换不来一个安稳的日子。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家，小姑娘已经把饭做好了——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一盘腌萝卜。她一个人在家，怕生火，糊糊是凉的，萝卜是生的。

宋桂花看了一眼那一桌“饭菜”，没说什么，蹲下来抱住女儿，亲了亲她的额头。

小姑娘说：“妈，我今天自己洗的衣服。”

宋桂花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背过身去，假装擤鼻涕，把眼泪擦掉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堂屋的麦草铺上，听着外面的雨声，好久都没有睡着。

我在想一个问题——我留在宋桂花家，到底是帮了她，还是拖累了她？

如果没有我，她只需要养活自己和女儿两个人，压力会小很多。她的鸡蛋和烙饼不用多卖一份，她的棉裤不用多做一条，她的书本费不用多交一份。

她完全可以不管我。

她为什么要管我？

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无数遍，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她心好。可“心好”这两个字，说起来轻飘飘的，做起来却是实打实的付出和牺牲。

我翻了个身，被子蒙住头，闷闷地想：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跟宋桂花说，我不去学校了。

她正在灶台边搅糊糊，手里的勺子一下子停了。

“你说啥？”

“我说我不去上学了。”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我看见她握着勺子的手在微微发抖。

“为啥？”

“家里忙，我在家帮你干活。”

“你帮我干活？”她的声音忽然尖锐了起来，“你一个十二岁的娃，你能帮我干啥？你能替我割麦子？你能替我扬场？你能替我去跟那些嚼舌根的人打架？”

“我能喂猪、劈柴、扯猪草——”

“喂猪劈柴扯猪草，这些事我自己不会干？我养你是为了让你给我喂猪劈柴的？”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尖，把小姑娘吓得端着碗躲到了墙角。

“我供你读书，是让你以后能考上大学，能走出这个破村子，能过上好日子！不是让你在家喂猪劈柴的！”

“可我不想你那么辛苦——”

“我辛不辛苦是我的事！”她的声音忽然哽住了。

灶房里安静了。

只有锅里的糊糊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宋桂花背对着我站了好一会儿，肩膀微微耸动着。她使劲吸了一下鼻子，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

“你听好了。”她的声音哑了，可语气还是硬的，“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种地、喂猪、给人缝缝补补，这辈子出不了这个村了。可你还小，你还有机会。你要是因为帮我干活把学耽误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站在灶房门口，鼻子酸得厉害。

“书，你必须读。”她一字一句地说，“读到哪我供到哪，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我也供你。”

小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蹭到了我身边，拉了拉我的衣角，小声说：“哥，你就去上学吧，不然妈会生气的。”

我看着宋桂花，她站在那里，腰板挺得笔直，眼神又硬又亮，像两颗烧红的钉子。

“婶。”我说，“我以后一定考上大学。”

“嗯。”

“我以后挣了钱，第一个给你花。”

“嗯。”

“我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她没有再“嗯”了。

她转过身去搅糊糊，声音闷闷的：“先把糊糊喝了，凉了不好喝。”

我端起碗，一口一口地喝那碗玉米面糊糊。

糊糊很稀，可我喝出了这辈子最浓的滋味。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说过不上学的话。

我比以前更用功了。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借着灶膛里的火光背课文、做算术题。放学回来先干活，干完活再写作业，写到很晚很晚。宋桂花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堂屋的煤油灯还亮着，就过来骂一句：“几点了还不睡！”骂完了又去给我倒杯热水放在旁边。

那年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名。

成绩单发下来的那天，我一路跑着回家，手里的成绩单被风吹得哗哗响。到了家门口，宋桂花正在院子里喂鸡，我把成绩单往她面前一递。

她接过去看了看，眉头皱了一下。

“咋了？”我心里一紧。

“你这字写得……”她嘀咕了一句，然后把成绩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嘴角一点一点地翘起来，最后忍不住笑了。

她那个笑啊，跟六月的麦田一样，金灿灿的。

她把成绩单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上衣口袋里，拍了拍。

“走，今天吃肉。”

她骑着那辆歪歪扭扭的自行车去了镇上，买回来一根猪尾巴，一块猪血，还有一小块五花肉。她把五花肉切成薄片，用葱花和姜丝爆锅，炒了一大盘子。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肉。

小姑娘吃得满嘴流油，一边吃一边含混不清地说：“妈，以后哥每次都考第一名，你是不是每次都买肉？”

宋桂花在她后脑勺上轻拍了一下：“想得美。”

可她说完自己就笑了。

那是我到宋桂花家以后，她笑得最多的一天。

第六章 暴风雨前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到了暑假。

七月的村子，热得像蒸笼。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叫得人心烦意乱。田里的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青纱帐似的密不透风，走进去不出五步，浑身就湿透了。

宋桂花不闲着。地里的活干完了，她又开始琢磨着挣点钱。她从镇上接了一批糊火柴盒的活，一厘钱一个，糊一千个才一块钱。她坐在堂屋里，把裁好的纸片一张张地糊成火柴盒，动作快得惊人，一天的功夫能糊四五百个。

我跟着她一起糊，两个人一天能糊将近一千个，挣一块钱。

一块钱，在那个年代，够买两斤盐，或者一斤煤油，或者三斤豆腐。

我们就这样一个火柴盒一分一厘地攒钱，攒开学后的书本费，攒冬天的棉衣钱，攒一切需要花钱的地方。

可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

七月中旬的一天，宋桂花在菜园子里摘菜的时候摔了一跤，小腿磕在一块石头上，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血流如注。我用自行车驮着她去了镇卫生院，缝了七针，光是医药费就花了十八块钱。

那十八块钱，我们糊了两个星期的火柴盒才挣回来。

宋桂花躺在床上养伤的那几天，家里的活全落在了我身上。喂猪、喂鸡、做饭、洗衣服、打扫院子，一样都不能少。我以前看着她干这些活，觉得也就那样，不觉得有多累。等我自己上手了才知道，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活计，每一样都不是轻松的。

光是挑水这一项，就够我受的。

村里的水井在村东头，离宋桂花家大约三百米。我每次挑两半桶水，晃晃悠悠地走，走一路洒一路，到家就只剩小半桶了。我要来回挑五六趟才能把水缸装满。

小姑娘跟在我后面，拿着一只小铁桶帮我抬水。她力气小，一次只能抬小半桶，可她从不喊累，走一步晃一步，晃晃悠悠地跟在我后头。

“哥，”她忽然问我，“你以后会一直住在我们家吗？”

我想了想，说：“会的。”

“那以后我妈老了，你会养她吗？”

“会的。”

“那你会养我吗？”

“也会的。”

“真的？”

“真的。”

她满意地笑了，露出那排豁了口的牙齿。

八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夏天，变得更加不太平。

那天下午，我爹李建设来了。

他站在宋桂花家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汗衫，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脸上被太阳晒得黑红黑红的。他手里提着一袋东西，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也没有喊人。

是我先看见他的。

我从灶房端着一盆水出来，要倒进院子里的水缸，一抬头就看见了他。

他站在院门外，隔着一道矮矮的土墙，看着我。

那目光很复杂，里面有愧疚，有尴尬，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端着盆子，愣在那里。

宋桂花从灶房里探出头来，看见了我爹，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冷了。

“你来干啥？”

我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把手里那袋东西举了举，放在院墙上。

“这是……桂兰让我拿来的，几件旧衣裳，还有半袋白面。”

“不要。”宋桂花干脆利落地吐出两个字。

“桂花婶——”

“我说了不要。”

我爹站在那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他的手放在那袋东西上，没有收回去，也没有再往前推。

气氛僵住了。

小姑娘从屋里跑出来，好奇地看看我爹，又看看宋桂花，最后把目光落在我身上。

“哥，他是谁呀？”

我没有回答。

我爹看了小姑娘一眼，又看了看我，嘴唇哆嗦了几下，终于说出了一句话：“小子，跟爹回去吧。”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激起了千层浪。

宋桂花从灶房里冲出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院门口，双手叉腰，瞪着我的父亲。

“李建设你说啥？”

“我说让他跟我回去。”我爹的声音有些发虚，但语气是坚定的，“他是我儿子，理应由我养。”

“由你养？”宋桂花冷笑了一声，“你养了他五年，差点没把他养死。大年三十晚上把他赶出去的是谁？让他住柴房的是谁？纵容刘桂兰打他骂他的又是谁？”

我爹的脸涨得通红。

“桂花婶，那是以前的事了，我现在——”

“你现在怎么了？你现在突然良心发现了？还是刘桂兰发了善心让你来接人的？”

我爹没有说话。

宋桂花盯着他看了几秒钟，忽然冷笑了一声，笑得比刚才更冷，更尖锐。

“我猜着了，是不是你们家那边有人在背后议论，说自己的儿子不养，让一个寡妇养着，传出去丢人？”

我爹的身体微微震了一下。

宋桂花猜得没错。

村里关于这件事的议论越来越多了，不光是说宋桂花的闲话，也开始说我爹的话。“亲儿子让寡妇养着，这当爹的也好意思”之类的闲话传到了我爹耳朵里，他面子上挂不住了。

再加上刘桂兰那边的态度也有了变化——她不是想让儿子回去，她是想让这件事早点有个了断，免得闲话越传越难听，影响她自己的名声。

所以就有了今天这一出。

“李建设，我跟你说。”宋桂花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沉得像暴风雨前的闷雷，“你儿子在我家住了大半年，吃我的穿我的，我没跟你要过一分钱。我不跟你要钱，不是因为我傻，是因为我觉得值得。这孩子懂事，学习好，将来有出息。我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他身上了，你现在来要人要回去，门都没有。”

我爹的脸色变了。

“桂花婶，这是我家的事——”

“你家的事？”宋桂花打断了他，声音陡然拔高，“大年三十晚上你怎么不说这是你家的事？孩子差点冻死你怎么不说这是你家的事？他被刘桂兰打得浑身是伤你怎么不说这是你家的事？”

她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发颤：“你看看这孩子，他瘦成啥样了？他在你家的时候，吃的啥穿的啥住的啥，你自己心里没点数？你现在来接他，行，你今天要是能拍着胸脯说一句，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他受一点委屈，绝对不让他挨饿受冻，你今天就把他带走。”

她盯着我爹的眼睛：“你说。”

我爹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你说啊！”她的声音撕裂了，像一块布被猛地扯开。

我爹没有说。

沉默了很久。

久到夕阳西沉，久到院子里的鸡都回窝了。

我爹始终没有说出那句话。

最后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多到十二岁的我看不懂。他转身走了，脚步缓慢而沉重，草帽后沿被风吹得翻起来，露出他花白的鬓角。

他刚满三十五岁，鬓角已经白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走远，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

他不是不爱我。

他只是太懦弱。

懦弱到连爱自己的儿子都不敢。

宋桂花站在院门口，看着那条空荡荡的路，好久没有动。

晚风从河滩上吹过来，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吹得她额前的碎发飘来飘去。

她忽然伸出手，拉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很大，骨节突出，指腹上是厚厚的老茧，像砂纸一样粗糙。可那只手握着我，很紧，很稳，像一根钉进地里的桩子，暴风雨来了也吹不倒。

“别怕。”她说，“有我在。”

我说不出话来，只能用力地回握她的手。

小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过来，抱住了我的腿，仰着脸看着我。

“哥，你别走。”

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

“我不走。”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想不通。

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人可以对自己的孩子这么狠心？为什么有人可以对不是自己的孩子这么好？

我想不通，但我知道答案。

答案不是对与错、好与坏这么简单的。

这世上的人，有些人生来就带着刺，有些人天生就柔软。有些人的爱是挂在嘴上的，有些人的爱是埋在心里的。有些人会说好听的话，做不好看的事。有些人一句好听话都说不出来，可做的事，件件都让人想哭。

宋桂花就是后面那种人。

她这辈子大概都没跟谁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可她在除夕夜的风雪里，把一个冻僵的孩子背回了家。

她这辈子大概也没跟谁说过“我对你好”这种话，可她把新棉裤、新棉袄、热乎饭、暖被窝，一样一样地给了一个跟她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

这个女人的爱，从来不是用嘴说的。

是用命扛的。

第七章 祸不单行

八月底，眼看就要开学了，宋桂花却病倒了。

其实她的身体早就有预兆了。收麦子那阵子她就老是咳嗽，我以为是累的，没太在意。后来她咳嗽得越来越厉害，有时候咳得弯下腰去，脸涨得通红，半天喘不上来气。

我让她去看看大夫，她总说没事，就是嗓子有点痒，喝点热水就好了。

可我知道不是嗓子痒那么简单。有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听见她屋里传来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咳出来似的。她使劲捂着嘴，大概是不想吵醒我和小姑娘。

直到开学前第三天，她从菜园子回来时一头栽倒在了院子里。

那天下午特别热，热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在灶房里烧水，忽然听见院子里“咚”的一声闷响，紧接着是小姑娘撕心裂肺的哭喊。

“妈——妈你怎么了——”

我扔下烧火棍冲出去，看见宋桂花躺在院子当中，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发紫。她的一只手还攥着几根葱，另一只手搭在心口上，手指痉挛般地蜷曲着。

小姑娘跪在她旁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的脑子嗡地一下炸开了。

我冲过去蹲下来，伸手去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她又开始咳嗽了，这次咳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

我一下子慌了神。

十二岁的孩子，面对这种情况，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去叫人来帮忙，可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迈都迈不动。我想喊人，可嗓子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

就在这时候，隔壁的杨奶奶听见了小姑娘的哭声，从墙头上探过头来看了一眼，脸色立刻变了。

“老天爷！桂花这是咋了？”

她小脚跑不快，扯着嗓子喊她儿子。杨奶奶的儿子杨大军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听见他娘喊，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一看宋桂花的样子，二话不说就把她背了起来。

“快，送卫生院！”

我跟在后面跑，小姑娘跑不动，我回头一把将她抱起来，拼命地追。杨大军的步子大，我抱着个人根本追不上，只能咬着牙跑，跑得肺都要炸了。

到了卫生院，大夫一检查，说是急性肺炎，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太虚，抵抗力差，才病得这么重。

“得住院。”大夫说，“至少要住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住院费加上药费，大夫初步算了一下，至少要六十块钱。

六十块钱，对宋桂花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她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不到二十块，开学还要给我交书本费，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杨大军垫了三块钱的急诊费，可住院的钱他也没法垫，他自己家也不宽裕。

我站在卫生院走廊上，怀里抱着小姑娘，浑身发抖。

不是害怕，是急。

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我不敢让它掉下来。小姑娘已经哭得够厉害了，我不能在她面前哭。

“哥，妈会不会死？”小姑娘仰着脸问我，眼泪把脸上的灰冲出了两道白印子。

“不会。”我说，“妈不会死的。”

可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然后把小姑娘放在长椅上，让她坐着等我。我转身跑了出去。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也许能借到钱。

村子最东头住着一户人家，户主姓孙，叫孙德茂，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打工的人。他在广州的建筑工地上干了七八年，攒了些钱，前年回村翻修了房子，红砖大瓦房，在整个村里显得格外气派。

孙德茂这个人，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他回村以后不怎么跟村里人来往，嫌村里人穷，嫌村里人土。可每逢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该随的礼金一分不少，该帮的忙也从来不推。

他跟宋桂花没什么交情，但宋桂花的男人活着的时候，跟孙德茂一起在广州打过两年工，算是有一点情分在。

我跑到孙德茂家门口，喘得说不出话来。

孙德茂正在院子里乘凉，一把竹椅，一壶茶，手里摇着蒲扇。看见我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他皱了皱眉。

“你是……桂花婶家那个小子？”

“孙叔，”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桂花婶病了，在卫生院，要住院，要六十块钱——”

孙德茂手里的蒲扇停了一下。

“桂花婶病得不轻，大夫说要住院，我家没钱，孙叔你能不能借我六十块？我以后还你，一定还你，我——”

我说得语无伦次，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啪嗒啪嗒地掉下来。

孙德茂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

他放下蒲扇，站起来，走进屋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沓钱，十块一张的，一共六张。

他递给我，没说借，也没说不借，只说了一句：“你婶子是个好人。”

我接过钱，朝他鞠了一个躬，转身就跑。

跑到卫生院的时候，宋桂花已经住进了病房。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三张病床，只有中间那张躺着人，另外两张空着。她躺在白色的床单上，手上扎着吊针，脸色还是那么白，白得吓人。

她看见我进来，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虚弱。

“钱……哪来的？”

“借的。”我说。

“跟谁借的？”

“孙德茂。”

她的眉头皱了一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把要说的话全堵了回去。

小姑娘趴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她没有力气抬手去擦眼泪，只能任由那些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白色的枕巾上，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子。

我站在床边，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她，心像被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

这个女人，半个月前还在麦田里挥着镰刀，一天割两亩麦子不歇气。这个女人，一个礼拜前还在院子里抡着斧头劈柴，劈出的柴火比男人劈的都齐整。这个女人，三天前还在灶台边给我烙葱花饼，烙得满屋子都是香味。

现在她躺在这张惨白的病床上，连咳嗽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我蹲下来，把脸埋进床单里，肩膀一耸一耸地抖。

她没有说话，但她的手从床单上伸过来，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慢慢地、慢慢地摸着我的头。

那只手还是热的。

宋桂花住院的那一个礼拜，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漫长的七天。

白天我回家干活，喂猪喂鸡，做饭洗衣服，把能干的活都干完，然后带着小姑娘去卫生院看她。晚上我就睡在卫生院走廊的长椅上，把小姑娘搂在怀里，让她靠着我睡。走廊里蚊子多，一晚上咬得浑身是包，可我根本顾不上。

杨奶奶帮了大忙。她每天帮我去菜园子浇水，帮我喂鸡，还时不时地送些吃的过来。她嘴上不说什么好听的话，可做的每一件事都暖到人心窝子里。

“你婶子这个人啊，”杨奶奶有一天在菜园子里帮我浇菜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命苦。”

我没说话，等着她往下说。

“她爹娘死得早，她是她姑养大的。后来嫁到我们村来，她男人对她倒是好，就是没福气，没几年就死了。她公婆心狠，男人死了没几个月就把她分出来了，除了那三间土坯房和那台缝纫机，啥都没给她留下。”

杨奶奶浇完一瓢水，直起腰来擦了擦汗。

“她一个人带着个奶娃娃，日子怎么过？可她就这么硬撑过来了，谁都不求，谁都不靠。你说她泼辣，那不是她天生的，是被逼出来的。一个女人，没有男人撑腰，要是不凶一点，谁都能来踩你一脚。”

杨奶奶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她对你，是真的好。不是做给人看的那种好，是打心眼里把你当自家人了。你可不能辜负她。”

“我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杨奶奶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一个人愿意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那得有多大的心。她不是为了图你什么，她就是觉得你可怜，觉得你不该受那个罪。”

杨奶奶的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后来经历过很多事，见过很多人，才真正明白她说的是对的。

这世上有些善良，不是聪明，不是算计，不是投资——就是单纯的，看不得人间疾苦。

宋桂花出院那天是九月初的一个傍晚，天气已经不那么热了，早晚有了点凉意。

我去卫生院接她，她瘦了一大圈，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陷，那件灰蓝色的棉袄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

可她看到我的第一句话不是“我好了”，而是：“你的书本费交了吗？”

“交了。”我骗她说。

她看了我一眼，似乎不太相信。

“真的交了。”我又说了一遍，然后赶紧岔开话题，“婶，我炖了鸡汤，回家就能喝。”

我确实炖了鸡汤。那只下蛋最多的大芦花母鸡，我犹豫了好几天，最终还是把它杀了。小姑娘心疼得直掉眼泪，说那只鸡是她的好朋友。我跟她说，妈病了，需要补身体，等你好了妈再养一只。她想了想，抹了把眼泪，帮我烧水拔鸡毛。

那碗鸡汤，我放了姜片和几颗红枣，炖了一整个下午，炖得骨酥肉烂，汤浓得像奶。

宋桂花喝了一口，没说话。又喝了一口，还是没说话。

她一口气把那碗鸡汤喝完了，然后把碗放在床头柜上，闭上了眼睛。

我以为她累了，端着碗准备出去。

“小子。”她忽然叫我。

我回过头。

她闭着眼睛，声音很轻很轻，像一阵风就能吹散。

“等以后你有出息了，别忘了孙叔家的恩。”

“不会的。”

“也别忘了杨奶奶。”

“不会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别恨你爹。”

我没有回答。

我端着碗站在门口，夕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瘦削的脸上，照在她干裂的嘴唇上，照在她眼皮上细细密密的皱纹上。

二十八岁的女人，老了。

被我，被生活，被这操蛋的世道，熬老的。

第八章 转机

宋桂花出院以后，身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从早忙到晚了，体力明显跟不上了，干一会儿活就要歇一会儿。她的咳嗽还是没好利索，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咳上好一阵子，咳得满脸通红，眼泪都出来了。

可她不肯闲着。地里的活干不动了，她就开始在家里接更多的针线活。缝纫机从早响到晚，嗒嗒嗒嗒的声音像机关枪一样，从日出打到日落，打到深夜。

她的手艺好，做出来的东西针脚细密匀称，方圆十里的人都来找她做活。后来连镇上的一家裁缝铺子都开始给她派活了，让她在家里加工半成品，按件计酬，一件能挣几毛钱。

她开始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

我劝她多休息，她不听。我说你身体还没好，她说没事，踩缝纫机又不费力气。可那台老旧的缝纫机，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踩得动，她踩一天下来，腿都是肿的。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什么都做不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更用功地读书。

那年秋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全乡的统考，我考了全乡第三名。这个成绩在村里炸开了锅，因为村里从来没有人在全乡统考中进过前十，更别说第三了。

周老师专门来宋桂花家报喜，站在院子里，当着宋桂花的面，把她狠狠地表扬了一通。

“桂花婶，你家这孩子是个读书的料，你可得好好培养他，以后考个中专或者师范，那就端上铁饭碗了。”

宋桂花站在灶房门口，围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她听了周老师的话，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嗯，我知道。”

可周老师走了以后，我偷偷看见她站在灶台边，对着那锅馒头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浅，浅到几乎看不见，可那是发自内心的、不含任何杂质的笑。

她开心，不是因为虚荣，不是因为面上有光，而是因为她看到了希望。

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希望。

那个希望就是她说的那句话——“你以后考上大学了，也算我没白养你一场。”

她养我，不是做善事，是在赌。

赌一把大的。

赌我将来能有出息，赌我将来能过上好日子，赌她所有的付出和牺牲最终都能得到一个交代。

这个赌注太大了，大到她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日子磕磕绊绊地过着，转眼又到了年底。

腊月二十三，小年。

宋桂花这天破例没有干活，一大早就开始忙活过年的事。扫尘、祭灶、蒸年糕、炸麻花，院子里弥漫着油炸食品的香味，连空气都是甜的。

小姑娘高兴得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手里举着一串刚出锅的麻花，像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

我帮宋桂花打下手，劈柴、烧火、揉面，忙得不亦乐乎。

到了下午，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忽然听见院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愣住了。

是我爹。

他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子，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这次他没有站在院门外犹豫，而是直接走了进来。

宋桂花从灶房里出来，看见我爹，脸色不冷不热。

“又来了？”

“桂花婶，过年了，我给孩子送点东西。”他把蛇皮袋子放在地上，“一件棉袄，一双棉鞋，还有点儿花生瓜子。”

宋桂花看了一眼那个袋子，沉默了几秒钟。

“放下吧。”

我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宋桂花这次这么好说话。他站在那里，搓了搓手，脸上露出一种不太自然的笑容。

“桂花婶，上次我跟你说的事，你再考虑考虑——”

“李建设。”宋桂花打断了他，“今天是小年，我不想吵架。你要是来送东西的，放下东西就走；你要是来说别的事，那你就别说了。”

我爹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转过身准备走，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小子，过年好。”

他说完就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斧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那一声“过年好”，让我的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酸酸的，涩涩的。

小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蹭到了我身边，拉了拉我的衣角。

“哥，他真是你爹呀？”

“嗯。”

“那他为什么不要你？”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宋桂花在灶房里听见了，出来替我说了一句：“他不是不要你哥，他是没办法。”

“没办法是什么意思？”

“没办法就是……”宋桂花想了想，找了一个最能让孩子听懂的说法，“就是他想做的事，他做不了。”

小姑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跑去玩了。

宋桂花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回了灶房。

我知道那一眼的意思。

她是想问我：“你恨你爹吗？”

可她没有问出口，因为她知道答案。

恨不恨的，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意义了。日子总要往前过，人总要往前看。

恨一个人太累了，她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恨，也不希望我有。

除夕夜，宋桂花做了一桌子菜。

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炒鸡蛋、炸花生米、凉拌萝卜丝，还有一大盘饺子。饺子是白菜猪肉馅的，面是她亲手和的，皮薄馅大，煮熟了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个元宝。

我们三个人围坐在方桌前，头顶是一盏十五瓦的灯泡，昏黄的光把整个屋子照得暖洋洋的。

小姑娘先动了筷子，夹了一个饺子塞进嘴里，烫得直吸气，却舍不得吐出来。

宋桂花难得地倒了半杯白酒，端着杯子抿了一口，辣得直皱眉。

“小子，”她忽然叫我，“你也喝一口？”

我愣了一下。她从来不让我沾酒。

“过年了，破个例。”她把杯子递过来。

我接过杯子，抿了一小口。辣，从舌尖一直辣到胃里，像吞了一把火。

小姑娘看着我被辣得龇牙咧嘴的样子，拍着手笑。

宋桂花也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形。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我们仨，像真正的一家人。

不是血缘上的一家人，是命运上的一家人。

被生活揉搓在一起的三个人，在这个贫穷的村子里，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围着一盏昏黄的灯，吃着一顿简单的年夜饭，笑得那么开心。

我端起杯子里剩下的那点酒，看着宋桂花。

“婶，我敬你。”

“敬我啥？”

“敬你在草垛里把我刨出来。”

她的手抖了一下。

杯子里的酒跟着晃了晃，洒了几滴在她的手指上。

她没有说话，端起酒杯，一仰头，干了。

放下杯子的时候，她的眼眶红红的。

“行了，吃饭。”她的声音有点哑。

我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饺子。

白菜猪肉馅的饺子，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那年冬天，我十三岁了。

过了年，我就该读初中了。

第九章 出路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还没出正月，河滩上的柳树就开始冒绿芽了，田埂上的荠菜也开了花，白白的小花碎碎的，像撒了一地的星星。

宋桂花在菜园子里忙活的时候，忽然跟我说了一件事。

“县一中要提前招一批农村学生，你们周老师前几天跟我提了一嘴，说你的成绩够得上，可以去试试。”

县一中。

那是我们全县最好的中学，每年考上中专和师范的学生，有一大半都出自那所学校。十里八乡的家长，挤破头都想把孩子往里面送。

可那所学校在县城，离我们村四十多里地。

要是考上了，就得住校。

宋桂花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说今天中午吃什么一样平常。可我听得出来，她在试探我的意思。

“你想不想去？”她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想去，当然想去。县一中是最好的学校，去了那里，意味着离我考上大学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可去了那里，就意味着要离开这个家。

离开她。

“你小子别想那么多。”她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你只管好好学习，别的不用你操心。住宿费、伙食费这些，我自有办法。”

她说“自有办法”的时候，语气笃定得不像话，好像那些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

可我知道那些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她一个农村妇女，没有什么来钱的门路，靠的就是那台缝纫机和那一亩三分地。

去县一中读书，一年下来少说要几百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几百块钱，在那个年代，对宋桂花来说，是一笔不敢想象的数目。

“我再想想。”我说。

“想什么想？”她急了，“这么好的机会，你还想什么？你难道想在村子里待一辈子？”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去考。”她拍板了，不容置疑，“考上就去，考不上拉倒，又不是多大的事。”

她嘴上说“不是多大的事”，可我知道，这件事对她来说，比什么都大。

去考的那天，宋桂花特意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蓝布裤子，白的确良衬衫，是她用缝纫机赶了两个晚上做出来的。她做好以后让我穿上，上下打量了一番，满意地点了点头。

“行了，像个学生样了。”

她去镇上坐车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走了。小姑娘还在睡觉，她亲了亲女儿的额头，然后背着书包出了门。我送她到村口，天边刚露出一线鱼肚白，田野上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婶，你回去吧。”我说。

“我看着你走。”

我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她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在脑后，风把她的碎发吹得飘来飘去。

那一刻的她，看起来是那么渺小，可又那么高大。

我转过身，大步流星地往前走，没有再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不想走了。

考试很顺利。

县一中的校园比我们村小学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红砖楼房，水泥操场，还有一间藏书几千册的图书室。我走在校园里，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什么都觉得新鲜。

笔试考了两天，考语文、数学、自然三科。我自我感觉考得不错，尤其是数学，最后一道附加题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做出来了。

考完试回到家，宋桂花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我回来，她头都没抬，一边抖床单一边问：“考得咋样？”

“还行。”

“还行是多行？”

“我觉得能考上。”

她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抖床单。

“嗯，那这几天好好歇歇，等成绩。”

成绩出来的那天，我正在地里锄草。周老师骑着自行车从学校赶来，车还没停稳就开始喊：“考上啦！考上啦！全乡第三名，全县第二十名！”

我愣在地里，手里的锄头差点掉在地上。

周老师跳下车，一把抱住我，使劲拍我的后背：“小子，你给咱们村争光了！县一中全县招一百二十个人，你考上了！”

那天晚上，宋桂花又破例喝了酒。

还是那种最便宜的白酒，还是只倒了半杯，还是一仰头就干了。

她喝完之后，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嘴角挂着一丝笑意。

“我就知道。”她喃喃地说，“我就知道你行。”

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

灯光照在她脸上，明明灭灭的。她的两鬓已经有白头发了，才二十九岁的人，看起来像四十多岁。

她的手上又添了新的伤疤，是被缝纫机的针扎的。她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是被熬夜熬的。她的腰已经不像刚认识她时那么直了，是被日子压的。

可她的眼睛里，那团火还在烧。

那团火从前是烧给她的男人看的，后来是烧给她女儿看的，现在是烧给我看的。

“婶。”我说。

“嗯。”

“等我以后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盖一栋大房子，红砖大瓦房，比孙德茂家的还气派。”

她笑了。

“等我以后挣了钱，给你买最好的衣裳，给你买金戒指，比刘桂兰那个还大。”

她笑得更大声了。

“等我以后挣了钱，你就不用再踩那台缝纫机了，你就天天在家享福，啥都不用干。”

她的笑声忽然停了。

她低下头，用袖子在脸上擦了一把。

“你小子，”她的声音闷闷的，“别光说好听的了，先把书读好再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说。

“我知道。”她说。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眶红红的，可她在笑。

那是宋桂花这辈子，笑得最好看的一次。

开学那天，宋桂花送我去镇上坐车。

她把我的行李塞得满满当当的，棉被、褥子、换洗衣服、一罐咸菜、一袋炒面、二十个煮鸡蛋，鼓鼓囊囊一大包，比我还重。

“到了学校好好吃饭，别省钱。”她嘱咐道。

“嗯。”

“冷了知道加衣服，别着凉。”

“嗯。”

“跟同学搞好关系，别跟人打架。”

“嗯。”

“还有，”她顿了顿，“要是有人欺负你，就给我写信，我去县城找你。”

我笑了：“婶，我又不是去打仗。”

“在哪儿都一样，谁要是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她的表情很认真，不像在开玩笑。

长途车来了，我背上行李，上了车。

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从窗户往外看。

宋桂花站在路边，手里还攥着一个布袋子，里面是她给我做的两双新鞋。她忘了给我了。

车开动了。

“婶，鞋！”我喊了一声。

她愣了一下，然后追了两步。

她没有把鞋扔上来，而是站在路边，看着车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她的手慢慢垂下去了。

她的身影在灰尘和晨光中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地平线上。

我坐在车上，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了下来。

我是一个男孩子，我已经快十三岁了，我不想哭。

可我的眼泪止不住。

不是因为舍不得。

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这一走，就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身上背着的，不光是我自己的梦想，还有她全部的希望。

到县城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铁架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室友们都在聊天，说着家里的情况，说着父母的职业。

轮到我时，我说：“我家是农村的，我妈……”

我顿了一下。

“我妈在家种地。”

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宋桂花的脸。浓眉大眼，颧骨高耸，嘴唇干裂，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形。

她没有生过我，没有养过我小时候，没有给我喂过一口奶。

可她给了我一个家。

如果有人问我，你妈是谁？

我会说，我妈叫宋桂花。

她是个寡妇，没文化，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可她是我这辈子最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