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位前高级成员,在近年曾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在冷战时期敢把导弹架到土耳其古巴,敢在全球任何角落伸手,却对中国的军事崛起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忌惮的距离?
他的回答没有提航母数量,也没有对比导弹射程,而是说了三个名字:钱学森、黄旭华、钱三强。他说,这三个人让中国直接从“大国”变成“强国”,美国没办法用旧的方式看待中国了。
钱学森被念到的时候,在场没有人意外。1935年他坐船横渡太平洋去美国学航空工程的时候,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二十年后美国人直言其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
他在加州理工跟着冯·卡门搞火箭,二战结束被派去德国审讯纳粹火箭专家,回美国之后亲手帮美军搭建了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骨架。1955年他绕了半个地球被软禁五年才回到中国,带回来的不是图纸,是一整套导弹和火箭的技术路线。
外国人一直追问,中国人靠什么在1960年把第一枚导弹打上天?1966年让核弹头装上导弹飞过戈壁滩?1970年把东方红一号送进轨道?钱学森1956年提交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是答案。
那本书规划了从东风一号到长征系列的几乎全部底层框架。从此亚洲大陆上空有了一条美国人必须重新计算的弹道路径,这条路径的起点画在北京西郊,终点至今还在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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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黄旭华也选择了另一条艰难的路:核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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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南海极限深潜试验,艇长两百多米的核潜艇要压到设计极限深度测,稍有焊缝或阀门失效就会像长尾鲨号一样碎成几截压在海底。
黄旭华那年六十二岁,他是总师,本应在岸上,结果他第一个踩梯子下艇,跟海军官兵一起沉到深海,由此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亲自参加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
钱三强更像是给所有中国人补了一课。他是搞原子核物理的科班出身,在巴黎居里实验室待过十年,1948年回国之后没有一个人一头扎进实验室,而是把王淦昌调去搞点火装置,把邓稼先摁在理论设计组,把朱光亚架到总体协调上,把整个中国核武器人才拼图一块块拼了起来。
以至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美国人翻遍了所有情报资料也没想明白一件事——为什么中国能在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和图纸的极端条件下,三年之内从零到一、第七年又跨到氢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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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给了中国导弹,黄旭华让这些导弹能从水下打出去,钱三强让导弹弹头具备毁灭性当量。这三个人不是在帮军队做加法,而是在帮国家做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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