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痛恨失败的特朗普会取消中期选举吗？

图片来源：亚历克斯·布兰登/美联社

特朗普总统痛恨失败。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期选举中，特朗普已经反复警告我们，他将竭尽全力阻止国会选举演变成共和党惨败的局面。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因素，但当你赢得总统大选时，你并不会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在年初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道。他声称自己的总统任期如此成功，以至于“仔细想想，我们甚至不应该举行选举。”

特朗普的这番言论与他反复宣称的无限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完全一致。

2020年3月：“我有权做很多人们甚至都不知道的事情。”

2025年8月：“我有权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2026年1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特朗普被问及：“您认为您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会受到任何制约吗？如果想阻止您，有什么可以阻止您吗？”特朗普回答说：“是的，有一件事。那就是我自己的道德准则。我自己的良知。这是唯一能阻止我的东西，这很好。”

特朗普是一位总统，他痛恨失败，以至于在2021年1月6日挑起了国会山的骚乱。他还扩大了联邦联合反恐特遣部队的职权范围，使其能够调查、逮捕和起诉参与“国内恐怖主义”的个人，并创建了一个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国内恐怖主义部门来处理这些案件。

他是一位主张国家控制州级选举的总统，一位监督扣押选票和联邦政府试图获取投票机和选民名单的总统，一位掏空本应确保选举过程公平公正的机构并解雇其工作人员的总统。

这位总统如今面临着11月惨败的可能。共和党预计将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而民主党夺取参议院的可能性已达50%甚至更高。

向来直言不讳的特朗普在2月3日白宫的法案签署仪式上明确表达了他的意图：

“看看那些正在浮出水面的事实。选举舞弊，舞弊横行。看看底特律。看看宾夕法尼亚。看看费城。再去看看亚特兰大。看看那些地方……选举中存在着可怕的腐败，联邦政府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联邦政府应该介入。”

特朗普声称，各州“是联邦政府的代理人，负责计票。如果他们不能合法、公正地计票，那就应该由其他人来接手。”

还有其他因素表明，特朗普此举意在阻止败选。首当其冲的是特朗普去年9月25日发布的第7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

该备忘录实际上授权司法部、财政部、国税局和其他联邦机构将左翼团体贴上“国内恐怖组织”的标签，并指示司法部“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对其提起诉讼。

备忘录声称，“近年来，美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暗杀和其他政治暴力事件急剧增加”。在特朗普看来，这些事件完全与左翼有关。他只字未提右翼极端主义暴力：

推动这些暴力行为的共同点包括反美、反资本主义和反基督教；支持推翻美国政府；在移民、种族和性别问题上持极端主义立场；以及对持有美国传统家庭、宗教和道德观念的人抱有敌意。

该备忘录呼吁联合反恐特遣部队“调查、起诉并打击从事政治暴力和恐吓行为的实体和个人，这些行为旨在压制合法的政治活动或阻碍法治”。

此外，还有其他危险信号。

一种可能性是，如果特朗普在选举前几天援引“单一行政权理论”（该理论赋予总统不受限制地控制行政部门的权力）来扰乱选举进程，而该理论本身存在宪法争议，那么最高法院的大多数大法官可能会犹豫是否阻止他。

另一种可能性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共和党多数派将继续对特朗普保持被动顺从，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其可能违宪的行为。

特朗普构成的威胁令布伦南中心和“捍卫我们的共和国”（Keep Our Republic）的专家以及研究特朗普实际权力和其宣称权力的学者感到不安。

研究这些权力的两位杰出学者分别是“捍卫我们的共和国”的创始人乔尔·麦克利里和布伦南中心自由与国家安全项目的高级主任伊丽莎白·戈伊廷。他们中的一些人（但并非全部）关注的是总统紧急行动文件的秘密制定过程，这些文件后来被称为“PEAD”。

麦克利里在一系列电子邮件中描述了他的发现和担忧，其中许多邮件附有他撰写的报告。在4月23日题为《政府连续性、总统紧急行动文件与行政紧急权力的演变》的报告中，麦克利里写道，总统“拥有公众、大多数国会议员以及联邦司法机构中相当一部分人几乎不了解的紧急权力。这些权力——编纂于机密的总统紧急行动文件中”——允许

一人暂停基本宪法权利、拘留平民、没收财产、实施戒严令并审查通信。

这些权力只需总统签署即可生效。无需事先获得国会批准。启动前无需法院审查。国会也没有任何法律机制可以限制或终止这些权力。

总统紧急行动文件（PEAD）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设立的，旨在应对核战争可能造成的混乱。但麦克利里写道，“总统可以制定的PEAD数量、涉及的主题以及所主张的权力范围，在法律、宪法或程序上均无任何限制。”

布伦南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PEAD的历史和潜在用途。

我请戈伊滕解释一下国家紧急状态声明和PEAD之间的区别。她通过电子邮件回复道：

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会启动137项不同法律条款中包含的法定权力。总统紧急行动文件（PEAD）是为应对特定类型的紧急情况而准备的行政命令、指令或通告草案，用于实施一项或多项紧急权力。

它所实施的紧急权力可以是法定权力，也可以是总统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力——或者总统声称享有的权力。这些命令/指令/通告草案通常附有法律分析，以证明其所要实施的行动的合理性。

使用PEAD的限制是否小于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限制？

戈伊廷：

这要视情况而定。有些紧急行政命令实际上会涉及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限制是相同的：国会可以投票表决一项终止国家紧急状态声明的决议。这是一个非常薄弱的限制，因为国会必须获得足以推翻总统否决的绝对多数票。

除了国会的行动之外，戈伊廷继续说道：

法院也可以起到制衡作用。无论是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还是根据紧急行政命令行使紧急权力，只要政府的行为似乎违反宪法或国会通过的法律，任何受其不利影响的人均可提起诉讼以挑战政府的行为。

尽管在两种情况下，法院可能都不愿质疑总统关于紧急情况存在的认定，但它们在审查为应对紧急情况而采取的行动是否获得法律授权方面，则会毫不犹豫。

尽管总统紧急行动指令（PEAD）的保密性引发了那些对特朗普政府持谨慎态度的人的怀疑，但我之前提到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7号》（NSPM-7）则引发了具体的担忧。

正如麦克利里所说：

NSPM-7又有所不同。它是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而非行政命令，后者需要刊登在《联邦公报》上。总统备忘录与行政命令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但透明度较低。

NSPM-7没有引用任何法规或宪法条款。它只是指示司法部长和其他联邦官员在总统声称的授权下，开展一些工作——编制一份秘密名单、调查相关组织、认定国内恐怖组织。联邦法律中并没有“国内恐怖组织”这一法定类别。国会并未创设这项指定权力；总统只是行使了这项权力。而约束机制的差异正是危险所在。

麦克利里认为，就NSPM-7备忘录而言，

其约束机制可以说是三者中最糟糕的，因为它明目张胆地运作，却游离于任何法律框架之外。与国家紧急状态声明不同，它并未启动明确的法定权力——它行使的是法律未赋予的权力。与紧急状态声明不同，它无需等待灾难性事件的触发——它已经开始运作。

在麦克利里看来，该备忘录

既具备紧急状态声明所缺乏的即时性（它现在就生效，无需等待危机），又具备国家紧急状态所缺乏的法律约束力（没有法律框架、没有公开声明、没有终止机制）。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的系统：NSPM-7日常运作，构建基础设施并制定目标清单。国家紧急状态声明提供了一种升级机制——在法律的保护下扩大行政权力。而总统行政命令则位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随时准备在宪法秩序本身被中止时启动。每一层都为下一层奠定基础。

在4月29日发表于《华盛顿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紧急计划：总统正准备挑战2026年中期选举。国家仍可采取行动保护民众》中，曾任美国利比亚问题特使、克林顿总统时期负责国际执法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乔纳森·维纳描述了以下一种假设性的事件发展过程。

维纳写道：“这种情况很可能始于特朗普宣布选举结果被操纵，就像他过去所做的那样。”随后听命于他的联邦当局将“要求在结果最终确定前对其展开调查”。

特朗普随后可能“呼吁国会领导层按宣布结果无效的方式行事，敦促众议院议长基于共和党多数席位组织议会，并鼓励参议院采取类似行动，敦促其无视联邦政府仍在审查的任何选区。”

针对特朗普行动的抗议将为他提供行使专制权力的新机会。特朗普随后将

指示司法部长将有组织的示威活动视为有组织的政治暴力。他可以指示联邦调查局和联合反恐特遣部队查明组织者，追踪资金来源，并调查与外国势力的任何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真实的还是被指控的。

联邦特工随后将实施逮捕。无论是否发生暴力事件，他们都会在抗议活动中逮捕个人。

维纳指出，为了进行大规模逮捕，“目前最大的拘留设施由国土安全部运营，特别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该机构拥有一支庞大的准军事部队和一个遍布全国的设施网络。”

与此同时，维纳指出，总统可以接管通信系统，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社交媒体平台和通信基础设施”；扣押财产；并冻结银行账户。

“这些行动可以在一开始就广泛实施，在法院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决之前，在任何形式的司法审查之前，”维纳说。

换句话说，时间对特朗普有利，国会和法院很可能反应迟缓，甚至可能默许特朗普实际上取消选举。

麦克利里进一步阐述了维纳的建议，即国土安全部的拘留设施可能被用来关押抗议者：“2025财年预算拨款450亿美元用于移民执法，其中包括383亿美元用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设施建设——比上一财年增加了265%。”

麦克利里认为，这笔资金远远超过了该部门的实际需求，引发了“这种规模是否与其既定目标相称”的质疑。麦克利里指出，如此巨额的预算意味着：

政府计划在未经听证的情况下进行法外遣返——这需要紧急授权来绕过正当程序保护；或者

所建设的基础设施，其目的或规模已超出单纯移民执法所能正当化的范围。

麦克利里认为，他的分析比阴谋论更有说服力：

我们并非指控存在秘密协调，而是观察到公开的趋同。每一项法令都是公开颁布的。它们的综合效果——大规模拘留、将政治反对派定性为恐怖主义以及对结社行为提起刑事诉讼——在美国法律中，除战时外，并无先例。

法院会介入吗？

最高法院对特朗普的特殊尊重是亚利桑那大学法学教授沙莱夫·加德·罗伊斯曼（Shalev Gad Roisman）2025年4月发表的论文《专属权力时代的特朗普总统》的主题。该论文指出：

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具决定性的理论创新在于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深信不疑。近年来，最高法院采纳了一种极其宽泛的观点，认为总统拥有不受国会约束的“专属”权力。特朗普政府如今正在展现，如果真的按照最高法院的指示行事，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罗伊斯曼继续说道：“特朗普第二任期行使行政权力的方式在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他补充道：

“我认为罗伯茨领导的最高法院从未计划过，甚至从未考虑过将自身的三权分立原则推向如此极端的地步。但是，尽管特朗普政府正努力建立的完全行政控制体制可能超出了最高法院的预见，但未必超出了其所作出的裁决。”

我最初向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学家肯尼斯·梅耶提出这个问题时，他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主要从技术层面探讨了总统权力。几天后，他补充写道：

我未能准确表达的是，特朗普是如何摧毁了我们长期以来认为能够有效约束总统极端主义的界限和保障措施的。

他行事仿佛自己的意志即法律，政府及其一切皆归他所有，而所有人应效忠的对象也应是他本人，而非宪法、法律或公共利益。

梅耶总结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并非正常现象，它对宪政和民主治理原则具有极大的腐蚀性，而且极其危险。”

作者： Thomas B. Edsal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05/opinion/trump-midterm-elections-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