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写过武侠小说，初看有古龙的风格，细看又有金庸的风格

1961年初春，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室里，一位年轻工作人员捧着《倚天屠龙记》如痴如醉。周恩来走近，笑问：“写得可好？”对方忙不迭点头。总理轻轻翻了几页，说了句：“好看，就像当年我在南开写的那个故事。”一句话把在场人都镇住了——原来，忙碌如他，曾写过武侠小说。

时针拨回48年前。1913年8月，15岁的周恩来从淮安赴津，考入南开学校。这所新式学堂既学英数，也讲《孟子》，更鼓励学生自办社团。足球队、戏剧社、诗歌会，百花齐放。正是在这里，青年周恩来最爱钻进图书馆，一堆翻阅新出版的《武侠世界》《新小说》。

那时的天津码头林立，报摊上常有《霍元甲真传》《江湖奇侠传》之类的连载小册子，一本两文钱，印着铅字油墨味。武侠热潮扑面而来，街坊茶楼里津腔评书此起彼伏，小小周恩来如饥似渴地听，回校便挥笔涌泉。

南开校长张伯苓鼓励学生“知中国而后能为中国”，可光读书还不够。周恩来喜欢拳脚，也仰慕民族英雄，便跟随形意名家韩慕侠打熬功夫。晨曦微露，河边石板路上，少年影子拉得老长，拳风猎猎，拳脚之间透着蓬勃锐气。

校园里忽而传来消息：创办学生刊物《敬业》，请同学们投稿。周恩来想，写点什么最能激醒同龄人的血性？于是，他取笔名“飞飞”，开笔就是武侠长篇《巾帼英雄》。主角洪飞影，江湖行走，刀口舔血，扶弱锄强。

小说第一回写到雨夜荒郊。天色未明，寒鸦乱啼，一名少年驭马疾驰，后有青衣女子与龙钟老仆相随。短短百余字，就勾出凄清氛围，轻灵处似古龙的断句，婉转处又像后世金庸的写景。南开学生在图书馆门口排队，只为抢到最新的油印本。

天津《益世报》主编也看上了这部作品，想高价买断连载权。南开新剧社更打算把洪飞影搬上话剧舞台。周末的教室灯火通明，同学们分角色念台词，有人拍着桌子喊：“飞飞，你这女侠下回怎样解困？”周恩来笑而不答：“且听下回分解。”

就在热潮将起的当口，1915年5月，日本逼迫北洋政府签下《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条款一经披露，京津五城哗然。南开的晨钟暮鼓似也沉了几分。周恩来抬头看校门口那块“敬业乐群”的石碑，沉默良久，提笔给《巾帼英雄》写下“暂缓后记”，然后把全部精力转向街头。

6月中旬，天津法租界的道路上，黑压压的学生队伍高呼口号，横幅上写着“拒绝卖国条约”。领头的正是身着长衫的周恩来。他事先练就的形意步法派上用场，队伍被宪兵驱散，他穿巷钻胡同，带着同伴脱离包围。游行归来，他们抬手摘下袁世凯亲题的“慰廷堂”匾额，当场砸碎。

有人悄声问：“小说真的不写了？”周恩来摇头：“笔下江湖固好，国若不存，何来快意恩仇？”那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当立之年，当效万人之师。”《巾帼英雄》遂成绝响，仅存两期。

遗稿虽短，却可见作者锋芒。人物登场不过百来行，已排布三重暗线：清廷余孽、外侮势力、江湖门派的义愤。更难得是女侠的形象：敢爱敢恨，不让须眉，显见创作者早就将“男女平权”埋进情节。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这是相当破格的视野。

多年后，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南京特务大搜上海。周恩来临危不乱，短短半小时梳起发髻、粉面黛眉，披上棉布旗袍，从巡捕房眼皮底下走过。熟练的身段，源自当年戏剧社反串女角的功力，也算是《巾帼英雄》的一缕余晖。

解放后，不少文艺工作者想请总理重谈那部未竟之书。周恩来总是一笑置之，说自己早已“搁笔改行”，写不出江湖的缠绵，却愿意为人民的柴米油盐誊一生。文档里还能见到几页手稿，旧纸泛黄，墨迹遒劲，仍可闻到少年气。

有人揣测，如果那部作品续完，也许中国武侠史会多出一位重量级作者。但史无如果。写作的手，被历史按在更急迫的卷宗上。自此以后，周恩来的文字，多是电文、报告、函件、作诗寥寥，却字字关乎江山社稷，再无刀光剑影。

如今市面上流传的《巾帼英雄》残稿，仅一万二千余字，收藏在天津市档案馆。学者细读后发现，词采与章法与当时流行的侠义公案不同，更注重群像与家国大义，远非单纯舞刀弄剑。这与他后来提出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遥相呼应，倒也自成一系。

不难想见，如果当年没有那场风雨，也许“飞飞”会成为报刊连载的常客；但民族危亡面前，少年选择放下笔，举起炬火。武侠未竟，而真正的侠义，却以另一种方式在历史上落了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