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给胡适洗白了，看看他的所作所为，连好友鲁迅都开始讨厌他了

1922年初夏，北京铁狮子胡同的电话铃声忽然急促响起。胡适放下手里的《孟子》，疑惑地拿起听筒，一个稚嫩而得意的声音说：“胡博士，猜猜我是哪个？”两三句揶揄之后，对方自报家门——“我是宣统！”一句戏谑，却像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池面，自此搅动起胡适与鲁迅之间原本和谐的涟漪。

时间往回拨五年。1917年，正在美国康奈尔苦读的胡适把《文学改良刍议》寄给《新青年》，在北京引起不小的回响。同一年底，他接到蔡元培邀请，飘洋过海返国，到北大讲学。第二年春天，鲁迅用白话写出《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五月号。胡适给这篇小说写来热情的短评，称作“中国产生新文学的曙光”，两人相见恨晚，其乐融融。

那段时间里，他们频繁往来。鲁迅送来《域外小说集》，胡适连夜通读，兴奋得合不上眼；胡适批评“孝道压人”，鲁迅紧接着抡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助拳。北大未名湖畔的月夜，常见两人并肩而行，讨论文字改革、妇女解放，甚至争论古籍校勘的细枝末节。酒过三巡，鲁迅常拍着胡适肩膀半真半假地说：“胡博士，你那一口安徽腔念英文，太怪，好学得很！”屋里哄笑一片，情谊看似牢不可破。

然而，那个来自紫禁城的电话令局势生变。胡适按捺不住好奇，数日后果真赴约进宫。面对恭敬迎客的溥仪，他不自觉升起一种“沧海变桑田”的恍惚，事后写信给庄士敦：“我在最后一代皇帝前占一席位，内心颇感动。”信件被媒体披露，舆论哗然。“新文化领袖竟存帝制情结？”街头巷尾热议，连茶楼说书人都拿此当段子。

批评声中最刺耳的，要算鲁迅的冷嘲。“皇帝请客，革新派踊跃赴宴，这算不算开倒车？”鲁迅在《坟外编》里暗刺道。朋友的笔锋比陌生人的指责更让人难堪，胡适却未正面回应，只在报上撂下一句“十七岁少年求谈心，天下何其少温情”，自觉颇有洒脱意味。旁人却看得明白：他对清室怀旧，对权力保持暧昧。

随后事端接踵而至。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溥仪被逐出宫。胡适联署电文，斥此举“失信于天下”。在动荡的北方，契约精神听上去像空洞说教，激进青年却把他当成帝制辩护士。北大校园里出现讽刺漫画：戴圆框眼镜的“胡博士”高举“遵约”旗帜，身后是泪眼婆娑的少年皇帝。鲁迅见了，冷笑一句：“有些人专爱叫别人别谈政治，自己却坐在交椅上裁判天下。”

分歧不仅在政见。对日问题尤显尖锐。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后，胡适在日记里写下“我民族外交有转机”之语，被后来者翻出；1931年“九一八”爆发，他又主张“中日各撤兵以免激化”。鲁迅怒不可遏，挥笔写出《“友邦惊诧”论》：“满洲被侵，占领者称友邦，何其大度！胡博士可谓日本帝国主义的智囊。”这篇檄文传遍书摊，小市民未必读得全懂，却记住一句：鲁迅骂胡适。

思想姿态差异更为根本。胡适推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寄望“渐进改良”；鲁迅则深信“铁屋”之内先要惊雷震颤，反抗比缓谈更要紧。胡适乐于跟官府往来，热衷外交酒会，幻想自上而下的升级；鲁迅却把笔锋转向工厂胡同，替愚弱者呐喊。两条路愈走愈远，再难交汇。

到1933年后，矛盾公开化。胡适在《独立评论》称“文学家应超乎政治”，鲁迅讥笑“这是要我们自阉，供人观赏”。北京书市所售《新月》《语丝》屡屡隔空对擂，一纸笔谈，火药味儿四溢。曾经的共鸣，如今只剩彼此刺耳的回声。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并非没有贡献。他考订《水经注》、提倡“整理国故”，在学术方法论上确有开拓。然而，当年的捧场者发现：这位学者最锋利的剑，常常不指向帝王专制，而指向那些在暗巷中呻吟的底层子民。人们不能理解，也不愿原谅。

1938年，胡适赴美任驻美大使，满怀期待能为中国筹款、筹械。结果三年下来，空手而归，倒是得了几纸荣誉博士证书。重庆报纸暗讽：“博士是多了，飞机却一架没见。”流亡海外的鲁迅已病逝，但他早年的一句评语仍在人们耳畔回响：“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高龄的胡适选择前往台湾，自此天涯。鲁迅的作品却在大陆版印成册，一版再版。鲁迅的骨灰葬在万国公墓，碑文是“人民艺术家”；胡适则在台北南港落叶归土。两人曾共赴风雨，如今却以截然相反的身影写在了历史的两极。

回到那道“谁更牛”的网络问题。有人说，“胡适最牛，因为他到死后还有人替他洗白。”这话带着调侃，却也折射现实：时代早已给出答案。鲁迅的锋芒、愤激、讽刺，像一把冷刀，切开陈旧的壳；胡适的温和、调停、观望，则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笔墨留痕，世情如潮。两位旧友的分道扬镳是个复杂的历史注脚。有人敬佩胡适的学贯中西，有人敬仰鲁迅的铁血文章；有人说宽容者得以长寿，也有人说倔强者与时代同生共死。究竟谁更“牛”，每个人自有秤砣。但若要论“洗白”，还是先掂量那匹岁月老账，看清楚胡适留下的斑驳脚印，再决定该不该擦拭。